天津，古稱津門，在戰略上，是北平（今稱「北京」）通往海路之口岸要衝兼重要外圍據點，天津失，海路隨之切斷，唇亡齒寒，一葉落而知秋，北平再無死守之籌碼可言。作家王鼎鈞在其回憶錄之三的《關山奪路》書中對天津戰役有較多之描述，作者當時已從憲兵轉到後勤單位任軍需官，也是在這場戰役後被俘，雖說被共軍押送和集中監視，但從沒忘記自己是（或者準備是）一個作家，趕緊趁機會觀察新事物，其對勝利的一方解放軍形象的描寫尤其刻畫入微。
他說東北解放軍入關，國軍的古長城防線並沒有發生什麼大作用，現代的戰爭從對日抗戰始，該防線幾流於象徵性的屏障，國軍僵化的戰略戰術一廂情願認為共軍必循清軍努爾哈赤當年的鐵騎兵從錦西走廊抵山海關「叩關」，所以沿著錦州至山海關布署重兵防衛，企圖阻敵入關，事實上林彪所統帥的東北大軍晝伏夜出，兵分多路不怕艱難險阻紛紛從多點翻山越嶺穿過長城，然後迅速悄悄抵達天津外圍鄉間聚落觀察目標天津動態，蒐集情報以策必勝之謀，作者觀察到此時的天津城內照常歌舞昇平之象，嫁娶的婚宴還在飯店酒樓大宴賓客暢飲行令不醉不歸，只見各家銀行高級職員們依然一派西裝革履瀟灑從容風頭猶健，套句作家常用形容語，不就是儼然一片「歲月靜好」太平景象？殊不知天翻地覆的戰爭災難將至也（這不就是「忘戰必危」的最佳寫照嗎？）逮共軍摸清守城狀況「北防守兵力較強」「南防禦工事較固」門路，首先掀掉外圍據點，此時天津城已然成了剝掉橘子皮的橘子頓成囊中之物再也插翅難飛，也就自然而然的被一舉突破防守之致命脆弱部，將之「解放」！
我們從歷史檔案照片中曾看到共軍在東北戰役中擄獲的國軍戰車前導下，一鍋端下了守城司令曾向蔣大元帥拍胸脯保證絕對是「銅牆鐵壁固若金湯」的天津城，這種短暫的速戰速決之結局（史載：共軍經29小時激戰，全殲國軍第62軍、第86軍2個軍10個師13萬人），令人怵目驚心。
作者注意到那些勝利進城的「解放戰士」並不魁梧健壯，個個臉色憔悴，嘴唇皸裂，雙手赤紅，還一度擔心他們生凍瘡呢（由此可以了解：我們並不是敗在「威武之師」「虎狼之師」的手裏。猶記之前的東北戰役初起，國共雙方初試鋒芒，歷史檔案照片不也告訴我們：孫立人所統帥的新一軍開赴東北，那個才叫「軍容壯盛」「王師風範」呢）。作者還注意到共軍有人光著頭，大概是戰鬥中失去了帽子，倒是沒人伸手來摘俘虜的皮帽子，很難得！又說共軍嚴冬裡沒穿大衣，腰間紮著寬大的布帶，想是為了禦寒。裝備陳舊，多是民間用手工縫製，土布的顏色單調，軍容灰暗，特別提到共軍只有腰間插著一雙布鞋嶄新，就聯想到「兵貴神速」，共軍一晝夜可以急行兩百華里，直覺認為鞋子就是他們最重要的裝備有以致之。說「國軍宿營的時候，照例派人四出偵察，報告說百里之內並無敵蹤，於是放心睡覺，誰知拂曉時分已陷入解放軍重重包圍，神通就在這雙布鞋」。作者還觀察入微指出：「個別看，解放軍哪裡是雄師？何以集體表現席捲江山？當時被俘的國軍軍官陷入沉思，沒有答案」。
俘虜們在與大隊解放軍同行的機會裏，作者刻意放慢腳步，一再用眼睛的餘光打量共軍，發覺他們的基本教練簡單馬虎，肩上的步槍東倒西歪，而內戰初啟，雙方尚未接觸的各自整軍經武階段，國軍還在搞不合時宜的基本教練當下，共軍可能已在精練戰技戰術。作者也終於看到土八路們的槍械，那時，共軍用「小米加上步槍」打敗國軍的飛機大砲，已經成為流行的口號。作者親歷解放軍管理俘虜覺得還算和善寬鬆，伙食也不壞，一天兩餐，菜裡有肉。又追憶在俘虜營過陰曆年（一九四九年一月二十九日，歲次己丑），說「團政委登台訓話，我用我的一隻眼睛努力看他，希望看得清、記得牢。他的氣質複雜，我當時用三句成語概括記下：文質彬彬，威風凜凜，陰氣沉沉。我被俘以後見到的解放軍人，跟我在抗戰時期見到的共產黨人完全不同，後者比較陰沉。有人解釋，中共陰沉是由於俄共陰沉，俄共陰沉是由於氣候嚴寒。有人作另一種解釋，中共陰沉是因為他們捨身革命，生活在逮捕和屠殺的陰影之下，因而培養出特殊的氣質。還有一說，中共黨員長期浸潤在唯物辯證之中，而唯物辯證法是一種陰術」。如果讀者諸君對這樣的形象描述還不是很有概念的話，不妨上網去看看中華人民共和國所謂「開國十大元帥」圖片檔當有領會。
以上特別擇其要者篩出作者留心觀察的敘事功力片段與讀者們分享，再三梳理研讀該回憶錄，涉及到對國共兩黨的評價，他沒有站在預設的黨派立場上說話，而是對歷史負責，從長遠來講能夠滋養民族精神，卻不能為眼下對岸的宣傳加分，但這樣的著作能在大陸出版，意味著對岸已有了包容不同聲音的底氣，我們樂見其體現了文化的自信，見微知著，讀者不難從中體悟。乃鼎公「以臨場敘事的姿態，提供了百年中國現代史最獨特的個人經驗、世紀塵煙在作品中沉澱後的寧名嘆息，大道若簡的人類智慧及在場散文的高端筆意」-大陸頒獎給他的評委會授講詞中如是說，吾人欣見大陸引進這樣高水平的臺灣文學巨作，不啻為大陸讀者見識臺灣文學「崛起的山梁」提供了便利，內地出版之後，對普通讀者、專業研究人員，都是喜訊。
我還特別注意到作者特別引述資料凸顯兩岸對俘虜的政策與做法，畢竟他是國軍天津戰敗被俘的顯例，嗣後伺機逃出，隨軍撤退抵台後，也深受（我政府）其害（如下述），說共軍「內戰第一年，六十萬俘虜參軍，第二年，七十萬俘虜參軍。濟南十萬俘虜，或參軍，或勞動生產，一個不放。中共佔有東北全境後決定釋放俘虜，而我恰恰在這個時候被俘，硬仗已經打完，俘虜太多，無處消耗，索性由他們投奔國民黨，國民黨既要照顧他們，又要防範他們，雙方必然產生矛盾，他們縱然抗拒洗腦，多多少少仍然要受一點影響，他們不知不覺會把影響帶到國府統治的地區，成為活性的『病灶』」。世事總是如此，而事實確又是如此衍化，千千萬萬小人物的命運繫於大人物一念之間。他深有感觸指出：「必須說，中共這一著高明！國軍退守台灣，大陸失敗的教訓深刻難忘，萬事防諜當先，盡力布置一個無菌室，那千千萬萬『匪區來歸官兵』跟有潔癖的人吃一鍋飯，難免動輒得咎，軍政機構疑人也要用，用人也要疑，額外消耗了多少元氣」（經查作者1949年隨國民政府退守來臺，先後任職中國廣播公司編審組組長以及該公司節目製作組組長、中國電視公司編審組組長、正中書局編審、幼獅文化事業公司主編等等，不就是「黨國一家」年代裡的黨營事業機構嗎？遞查其於1950年代進入中國廣播公司之後，因拒絕加入中國國民黨，揆其書中自述資料又敘及曾於1949年初在天津戰役被解放軍俘虜一段時日逃出，也就可能被安全部門刻意湊成因果關係，一度遭懷疑是匪諜乃成必然，其結果就是長期被跟監，為了生命的安全與乎生活的支撐，所以其早期作品的審慎「淨化」模式乃不得不然也）。（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