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文人」這個標籤，一直在中文系圈子裡面流通使用，較少聽聞其他人文學科的學生自稱為「歷史人」、「華文人」、「英美人」、「台文人」、「哲學人」、「教育人」。面對這樣的現狀，想進一步談談中文系本身存在的價值與意義，尤其中文系以及它的親戚、鄰居們大多隸屬「沒有什麼用」的科系。「當人們提到所謂『無用的主修』，他們說的通常是英文或哲學之類的領域，那些領域很少有垂直相關的職業。我不相信世上有什麼無用的主修。像這些我們在課堂上學到的技能，最終往往都會用在不同的領域。」（《沒定性是種優勢：獻給還不知道未來要做什麼的人，2018年）大學是追求知識的殿堂，師生擺盪在象牙塔與世俗就業兩端之間，一放手之後將落於何處，也沒有人真正扛得起天命、負得起責任。
1977年林文月（1933-）教授發表一篇抒情性的宣言，「我想中文系的人最重要的任務是在傳遞我們的傳統文化--從各個角度和立場，小心翼翼地承擔我們的古典文學的保護者，甚至於發揚者。……雖說『文化復興』是全民眾的事情，但在這一方面，中文系的人理當更責無旁貸。」林教授又曰：「任何一個國家都沒有理由不珍惜其傳統古典，因為傳統古典是民族血脈之所稟承，也是民族自尊之所依託，故每一個國家的大學裏都有他們的『國文系』或『國學科』，以維護其傳統古典於不墜不滅。」筆者整理以上文字，再行提出三點思考：
（一）中文人應當承擔古典文學的保護者、發揚者云云的說法，彰顯林教授純粹的一份關愛。只不過誠如魯迅（1881-1936）曰：「我有一位朋友說得好：『要我們保存國粹，也須國粹能保存我們。』保存我們，的確是第一義。只要問他有無保存我們的力量，不管他是否國粹。」（《熱風》〈隨感錄三十五〉）倘若僅側重於保護、發揚，未盡圓滿。
（二）林教授提及「文化復興」這個詞彙，反映林教授身處時代的侷限，這個侷限是一個「史觀」問題。最早國民黨官方敘事就強調著「鴉片戰爭」（1840-1842）以後一百年為中國的「衰世」，正因為如此林教授才要「文化復興」。追根究柢，將1840-1940視為「衰世」的說法，才能符合統治的利益。事實上，「對中國人民來說，1840年代至1940年代這一百多年絕對不僅僅意味著失敗和恥辱。對於秦漢式政體的統治菁英及盲目跟從他們的僕從來說，這一百年的確是個漫長的、充滿了失敗和屈辱的世紀。但是這期間的無數偉大實驗和全面進步，同樣深刻地重塑了中國的形貌。歐亞大陸東部的各族人民離開了日益虛有其表的中華世界秩序；中國理所當然地重新崛起，成為西發里亞體系下國際社會的一個重要成員。」（王飛凌《中華秩序：中原、世界帝國與中國力量的本質》2018年）這一百年的帳本上面，忽略國學、中文系受到外來西方學術思潮的影響、助益，使其本身迎來自己的高峰。舉凡清末民初時期大師輩出，魯迅、胡適（1891-1962）光焰萬丈，今人頗厭其餘。
　 （三）第三點與第一點息息相關，後文將一併審視。林教授指出每個國家都有自己的「國文系」、「國學系」，這個說法確實如此，若將中文系拆開檢視，包含：文學、哲學、史籍，每一項都能夠單獨成為科系，冠之以「中國」，正是要讓每一個單項的範疇都能在同一個「中國平台」上相互碰撞、互相學習，藉此突顯「中國」兩字。即使是今日，絕大部份國家教育的教育觀念，還是以國家利益為考量，從來不是以個人為優先。「教育的根本目的往往扭曲成一種自上而下灌輸的幻想。國家教育的目的鮮少是增進學術研究和創造知識，反而是在培養出聽話服從的公民，忠於國家，有可能促成經濟增長，並接受最新意識形態的洗腦。……左派的政治人物往往強調要增加經費，右派則著重在課程和教學方法的改革。但雙方都同意教育是以國家利益為考量，不是以個人為優先。對個人產生的任何可能影響都是次要的，都在國家之後。不要問你的國家的學校能為你做什麼……」馬特‧瑞德利（Matt Ridley）《無所不在的演化：如何以廣義的演化論建立真正科學的世界觀》，2016年）。
　 （四）解嚴（1987年）以後還要再過好幾年，臺灣才俱備言論自由，人們檢討、省思，當然將矛頭指向著過往「政治正確」、「依附黨國」權力位階生存的中文系。這樣的想法從來沒有停歇，往後每一次課綱的編審都形成中國本體與台灣本體的對抗。……原本躲在保護傘底下，悠哉度日、舞文弄墨的「中國」文學系驟然要接納民主化、自由化、本土化以及實務化等的挑戰。一時之間彷彿失去任何的庇護，呈現節節敗退的趨勢。
管仁健（1963-）先生在1996年在《中華日報》的一篇文章〈中文人甘苦談〉指出：「其實中文系這科系會日薄西山，說穿了原因也很簡單，一言以蔽之，那就是－－窮。窮了後酸，酸了後迂、迂了後腐、腐了後怪。一旦窮、酸、迂、腐、怪五毒齊發，中文人也就翻身無望了。」言語之間，已經不復對於所謂「中國傳統文化」的尊敬。批判的方式當然還是太抽象了點，五毒之首的「窮」，具體是指什麼，大概指很難賺錢，這種「人文科系沒有用處（實指：不能賺錢）」的說法當然不是臺灣自己才會發生的事情，其他西方國家也有這種情況。這點確實是中文系為人詬病的一項因素，只不過這點不能算是中文系特有的問題，就業上比起中文系更弱勢的系所大有人在。附帶一提，這些就業弱勢的系所大多於人文學科。只不過人文教育有時候提供給學生的，往往比較是接近「心法」的東西，中文系同樣也有助於學生培養「心法」。畢竟，「唯有廣泛接觸各種知識和思考方法，深入研究周遭環境的本質，懂得如何解決問題，才有機會去發掘自己最有興趣的東西、將來要投身於何種工作，這便是人文教育的治學核心。人文教育傳授給學生的是學會學習和熱愛學習，而不是教學生學習怎麼工作。這是一場思想上的冒險，也是在培養學生基本的智識技能，讓他們做好準備，繼續在接下來的人生當中追求別的志趣，無論他們在新方向上是否受過相關的正式訓練都能游刃有餘。這些基本的技能包括了批判思考、閱讀理解、邏輯分析、論證、清晰且有力的溝通能力，也都是在為學生做好進入職場的準備。」史考特‧哈特利（Scott Hartley）（《書呆與阿宅：理工科技力+人文洞察力，為科技產業發掘市場需求，解決全球議題》，2018年）。
管文缺漏了究竟中文系具體該怎麼改革的問題，未免可惜。不過他還是俏皮的提出中文系的幾個優勢：「首先，中文系買書可以便宜點。」「其次，文學這東西還真好玩，進可當學術唬人，退可做消遣欺己。」「最後，雖然前人的經驗是『天涯何處無芳草、老婆何必班上找』但不管怎麼說，近水樓台先得月，日久自然會生情。」以上，也不確定他老兄是否在挖苦人。這些優勢或許很實實在在，只是較難登大雅之堂。新的時代來臨，中文系存在的價值與意義顯然還需要出現新的論述。
2015年顏訥在標題很犀利的〈中文系成為一句髒話：從國文課綱微調談起〉中，有一段話真讓讀中文系的人哭笑不得：「最近唐捐在與楊佳嫻精彩可期的對談〈文學相對論／唐捐VS.楊佳嫻（五之一）讀中文系的人〉中，也提及文學意義上的中文系被當成閨秀、封閉、傳統的負面形容詞使用。當然，誠如唐捐所言，這樣的指稱雖然觸及中文學科某些核心問題，卻也有以部分代全體的現象，例如，我自己在求學歷程中所受的中文系教育就很少有守舊、排他的氛圍，這當然也呈現了中文系內部的異質性。然而，在一系列討論中，中文系與古典文學給許多人一種守舊、退步的印象卻已經逐漸成為事實，甚至幾乎要變成一句罵人的髒話。」顏訥學姊的學士班、碩士班是在還沒有合校的國立東華大學中文系，那個風氣真的是較沒有什麼守舊、排他的氛圍，相當可惜的一段往事。
只是很遺憾的，無論怎麼跟社會解釋，一種守舊、退步的標籤似乎黏著牢牢的，似乎中文系就是本該如此，是否系所內部的異質性不足所導致。
（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