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代理學大師程顥，在陝西長安西側的鄠縣（約今天的尚村）做主簿時，寫了一首〈春日偶成〉：

雲淡風輕近午天，傍花隨柳過前川。

時人不識余心樂，將謂偷閒學少年。

此詩前兩句，紀錄了那次去溪邊郊遊的「事」，其中還包括了「人」（我）、「時」（近午）、「地」（前川）、「物」（淡雲輕風、紅花綠柳及粼粼春波）。此外，還記錄了途中的動作（或說經路）：「傍花隨柳」。十四個字，寫出了一幅內容豐富多彩多姿的遊春圖，也可見作者用字精準、經濟之一斑了。

第三、四兩句，是作者對這次春遊的自我認知與辯解。作者之所以有此預防性的自解，乃因自己主掌一方文教，且平日對己對人的道德標準要求都較高。正因有此特殊背景，當然就有「一言一行，動見觀瞻」的警惕。然而，就在這春光無限好，正該愛惜寸陰，勤奮努力工作的時候，他卻放下一切正當工作，「傍花隨柳」地去快樂逍遙。這種行徑，看在別人眼裡，難免不會對自己的人格、操守產生懷疑。由於有此「做賊心虛」的畏懼，所以就來了這兩句替自己解圍的詩。這是字面的解讀，勉可成立。但若把「時人不識」四字來透視一下，便不禁會問：「那些『事』是『時人不識』的呢？而「時人」又是指那些人呢？」

要解答這兩個問題，得回到北宋時代去。在華正書局編印的《中國文學發展史》和《中國文學批評史》兩書中，我們看到了北宋自真宗、仁宗的休養生息，到徽宗時代，一百餘年間，中原未受干戈之亂，工商發達，社會經濟高度繁榮，朝野一片熙熙歡慶之餘，都酖於宴樂享受，逐奢競華。詩人詞客之流，更是狎妓酣歌風流放浪，過著依紅偎翠淺斟低唱的享樂生活。在文風方面，前有西崑體的流風波蕩，後有柳永、晏殊等人，或流連歌樓舞榭，或醉於上流社會的佳會宴遊。其間雖有歐陽修等六大家（八大家除韓愈、柳宗元）倡導古文運動，但繼承了周敦頤「文以載道」之說的程顥、程頤兩兄弟，把「道」和「性理」放在最高處，人與自然應合為一體，就反對載道之文的藝術化。他們認為載道的車子（文）不宜給它藝術的裝潢，否則，所載的道將會被那種美所蒙蔽、破壞，道就變成美飾的附庸了。至此，就不難理解他詩中的「時人」是指的那些人了。

因此，他的「雲淡風輕」、「花紅柳綠」是「自然」也是心境。而「傍花隨柳」是和「自然」合而為一，不是「時人」的「依紅偎翠」了。故從這個角度來欣賞，則此詩三、四兩句的意涵，就不純是因「憂讒畏譏」所作的辯解，而是話中有話了。如果再讀他的〈偶成〉：「閒來無事不從容，睡覺東窗日已紅。萬物靜觀皆自得，四時佳興與人同。道通天地有形外，思入風雲變態中。富貴不淫貧賤樂，男兒到此是豪雄。」，便更能理解他的「余心樂」的真諦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