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記九三砲戰後那段採訪的日子

　　民國四十三年九月十一日，我背負簡單行囊來到金門，那時候我是軍聞社記者。到金門的主要任務是奉派接替在金門已呆了兩年多的同事劉俊三採訪戰地新聞。其實，這並不是我首次踏上金門的土地，幾個月前，我還曾隨新聞局記者團到這裡採訪青年學生暑期軍中服務的情形，撰寫過一些年輕學生們在戰地的生活和工作情景。那時候的金門雖然與台灣因交通不便，看起來似乎很遙遠，但前線平靜，並沒有想像中那樣荒漠而緊張。街頭雖然遍佈穿軍裝的阿兵哥，但神情悠閒，聞不出什麼火藥味道。但這次來到金門，氣氛完全不同，主要是一週多前──九月三日，對岸共軍突然向金門動砲擊，成群的大小砲彈集中轟向大小金門間的碼頭，單單水頭一地落下的砲彈，在短短兩三小時中，估計已經超過兩萬發。經過戰火洗禮的金門，這時候已完全改變了模樣，舊街上的行人不僅稀少，偶然走過的軍人，也改變了裝扮他們過去只戴軍便帽的頭頂，不單己改為鋼盔，而且每個人隨身攜帶著槍枝武器，準備隨時作戰。老百姓為恐砲彈傷及，多數都蹲在家裡加強挖地洞避難。從後方來到此地的人，一下飛機，就可以毫不費力的感受到戰爭的壓迫感。

軍聞社是隸屬於總政戰部的一個新聞單位，到前線去工作，當然有很多與老百姓單位不同的便利。第一件感到方便的，就是吃住的問題。坦白說：這一點要感謝劉俊三兄過去兩年多的「耕耘」。就體制來說，軍聞社是屬於國防部總政戰部，但在金防部卻並沒有編制。總政戰部的人到金門公幹，雖然可以憑一紙「命令」去要求金防部政戰部協助，但人生地不熟，總得大費一番週折。劉俊三兄與我，三十九年初同時以流亡學生身分考入軍聞社，我因為有一張國立大學的畢業證書，被核為同少校，他只有大學肄業資格，被核為同上尉。之後我一度離開軍聞社，劉則考入政工幹校研究班一期受訓。劉兄畢業後調回軍聞社工作，由軍文改為正式軍官，階級不變。也正由於這層關係，使他在金門能有很多同學，長官照顧，生活起居都安排得很妥貼。我既然是來接替他的工作，這些，當然順理成章就「前人植樹，後人遮涼」了。

其實，我接受俊三兄的物什甚多，除了食宿的安排外，他還留給我一頂鋼盔，一枝向金防部借用的卡賓槍，一百發子彈，和一具軍用電話。前文說過，俊三兄是受過嚴格軍事養成教育的軍人，我這個掛金光閃閃一朵梅花的同少校，其實只是一個活老百姓。不要說卡賓槍怎樣拆卸，擦拭都一竅不通，也從沒有用卡賓槍開過一槍，擊發過一彈。但老實說，我對暫時擁有這枝槍，都興奮極了。第一，我可以揹著它到處游走，像別的阿兵哥一樣，顯示自己很威風。第二、每次金門被砲擊時，我總是扛這枝槍到外面去察看、採訪。其實這也只是一種下意識動作，自己給自己壯壯膽罷了。

我在金門先後採訪了八十天，住就住在后埔域區的一棟舊式祠堂中。嚴格來講，是在政戰部心戰指揮所「掛單」。心指新主任周昭星中校是湖南衡陽人，待人誠懇，與我特別有緣，看到我對槍如此興趣濃厚，特別將他的配槍0.45借給我，勸我外出時不必扛既長又不雅觀的卡賓槍而配帶0.45手槍較好。從那時起，我的裝扮開始有新改進──將軍常服束之高閣，改穿軍便服，並且頭頂鋼盔，身掛腰包，腳蹬軍用豬皮快靴，儼然是一個前線的戰鬥員了。

就一個戰地記者來說，我並不負責真正戰鬥的責任。老實說如果真遇到敵人空降或強行登陸時，不要說我不會打仗，必然礙手礙腳妨礙別人，其實也不可能有時間真正去參加戰鬥。我之所以刻意這身打扮，無非是好奇，好玩，利於去和別的軍事單位打交道，採訪罷了。

來到前線，一切都很新鮮，開始幾天，到處去拜碼頭，去瞭解當地情形，每天都有新奇的事事物物進入腦海。好在我的軍聞社記者生涯已不止一天，平常也常在軍中走動訪問，因之，幾天後，我已大致進入狀況，可以正式擔當必須承擔的工作任務了。

就採訪的專業而言，有千百個採訪方式，只是萬變不離其宗，不管用什麼方式，目的都是為了取得最正確的新聞發佈出去。俊三兄因個人人脈關係，採訪輕鬆愉快，前線一有些微動靜，不要說自有熱心的同學長官通風報訊，即使沒有，只需在房間裡搖幾個電話，新聞也就手到擒來。我既沒有他那樣豐厚的人脈，又人生地不熟，既有的工作關係都要重新建立起來。

其實，金門是一戰地，情況單純，只消與防衛部的相關單位打好交道就不會有大問題。大體來說，我平日接觸的對象，司令部方面以政戰部為主，作戰單位以第八軍為對象，偶然也直接去找司令官。那時的司令官是劉玉章將軍，平時他表情木訥，一臉殺氣，很少與外人打交道。其實，他生性純樸，做人誠摯，但做事嚴守分際，是非分明。尤其彼此熟悉之後，講話風趣，絲毫不擺架子。外界對他的評語很多是牽強附會，以訛傳訛，而他本人並不在意。在金門，他的軍務繁忙，每次去見他，總有一些人以各種方式擋駕。這當然對劉司令官是一種保護，但對我則是一種傷害。若干年後，劉司令官調離了金門，擔任台灣警備總司令，那時我已任職中華日報副總編輯，兼台北市編輯人協會理事主席。那時警總政戰部主任剛好是我大學的學長甯俊興將軍，凡是警總要與報界，尤其編輯人員打交道的，他們總是先透過我作聯繫的橋樑。因此，彼此接觸較多，常常「無話不談」。

有一次，劉老總摸著他的大光頭問我：「你知不知道人家在背後叫我劉光頭？」他甚至問我：「你想不想知道我這個劉光頭是怎樣來的？我為什麼會以這個光頭為榮？」為此，他還特別邀我在某一個清晨到淡水高爾夫球場專誠去聽他報告「光頭的由來」，順便欣賞他的小白球球藝。那次的「約會」，我帶了攝影記者同行，結果寫了好幾千字的專訪，分上下兩篇圖文並茂的刊登在中華日報。之後每次遇到劉將軍談到金門的情景，他總是點頭沉思，好像勾了他深沉的回憶。

到金門戰地採訪的那段日子，大體而言，是既刺激又多彩多姿的。前後雖然沒有後方那種熱鬧繁華，甚至燈紅酒綠，但卻別饒情趣，是後方民眾很難體察得到的。但剛去不久，在工作上卻曾遭遇了一些挫折。說起來，這項挫折可能是一些觀念上的差異，或者是本位主義的落差。

我在請纓赴金門之前，曾先向社方及總政戰部請示，問怎樣做才能做好戰地採訪工作，他們都要求我凡事該儘量與當地政戰部聯繫合作。到達金門後，我第一個拜訪的對象，當然是金防部政戰部主任尹殿甲上校。尹上校是山東人，滿嘴魯南口音，說話直接了當，任事明快果斷，但看起來動作略有些「粗線條」。我去拜訪他，他乾脆了當的告訴我：以前劉記者發出去的新聞稿，都要先送給他簽字，希望我蕭規曹隨照章辦理。按照規定，戰地新聞發佈，「權」確在當地的政戰部，我雖然代表的是其上級的總政戰部，但為表尊重，仍願配合。只不過，幾天下來都出現了問題。原來我每天發到台北的稿件，第二天見報都會成為中央社專電。我到發報電台去查詢，才發現凡是譯發的電稿，每次都有人騰寫一遍發給中央社採用。再深入調查，才發現金防部政戰部第二科（宣傳科）一個姓謝的中尉新聞官竟是主其事者，他這樣做，是因為他拿了中央社的津貼，做中央社駐金門的「代表」。我找他理論，他理壯氣雄，表示是經過尹主任授權。我去找尹主任抗議，他不僅不表歉意，還認為是為了「統一發佈」。這個理由，我當然難以接受，於是急電台北總社報告實況，並堅決表示，如果情況不能改善，我就拒絕工作，請求准許回台。

兩天後，社方回電，要我安心工作，說明社方已透過總政戰部命令尹主任，今後軍聞社稿件，不必由金防部政戰部簽字，可以逕發台北，同時會下令將謝中尉調赴三軍大學政戰部去當攝影官。

就這件事論，我是打了一場漂亮勝仗，不但爭得了裡子，也顧到了面子。最有趣的是，經過這一役，尹主任和我的距離反而拉得很近，所謂不打不相識，彼此竟成為好朋友。以後凡是政戰部有什麼有活動，或是有後方或外國貴賓到訪，他第一個通知的，總是我這個和他別過苗頭的「彭記者」。記得有一次美軍太平洋總部的心戰專家露易絲女博士由總政戰部美籍華裔顧問楊帝澤中校陪同到金門訪問，順便察看能如何加強對大陸共軍的心戰。當時金防部的馬山喊話站，擴音設備老舊，效果不佳，而且常被對岸砲擊損毀，尹主任內心是希望盟總能在器材方面予以大力支援，問我有何良方妙計，能夠達成願望。我建議他在邀請這位洋妞前行實地察看時，伺機提出，事前且可先與楊顧問溝通、請求。露易絲、楊帝澤抵金之日，尹主任特別邀我同去機場接機，並且陪伴前往馬山參觀。

楊帝澤是華裔美國軍官，國語並不十分靈光，但廣東話卻相當流利。這就一位滿口魯南腔調的尹主任來說，與之溝通可就相當吃力。幸虧我這個「局外人」會說廣東話，也能講幾句洋經邦英語，於是我便臨時客串起她（他）們的傳譯。

就馬山之行來說，我和主任、或者金防部都有所獲。以我而言，能有尹主任及楊顧問等一道訪視這個金門最大的心戰喊話站，聽取其詳細的簡報，對這個它戰據點的過去、現在及末來遠景都能有所瞭解，對往後的工作有很大的幫助。尹主任則由於我的方言協助和從旁「打邊鼓」，不但使他與楊顧問之間的溝通順暢，也使得美國女心戰博士能澈底瞭解馬山喊話站的真正需求。不久，盟總由東京送來一套九組喇叭相連的巨型擴音器及其他器材，大大的增進了馬山的心戰喊話功能，加強了前線的戰力。

尹主任是一位直腸漢子，口無遮欄，常常想到什麼就說什麼。有一天下午，他突然派遣駕駛兵到心指所接我，直奔離后埔不遠的沙美村。當我到達時，發現軍民雜處屋內坐了很多人，尹主任正面對聽眾侃侃致詞。我剛坐落椅子，就有人送給我一張新聞參考資料，上面寫的是：「金門軍樂園沙美分園正式揭幕啟用，尹主任殿甲上校親自主持……」，再聽尹主任講話的內容，完全是如何安定軍心，如何照顧阿兵哥的心理，生理生活，全篇有如在上學校的生理、心理衛生課。致詞完畢，他在轟轟然的掌聲中步下講台與我握手，臉上充滿了有成就感的緣色直接問我，我講得怎麼樣？」我遲疑了一下，先讚美他講詞內容豐富，但坦白告訴他，這個新聞稿歉難照發。當時他一陣愕然，迫不及待問我什麼原因。我說：這個新聞在民間的傳媒也許會加刊用，但軍聞社卻不能發稿。因為軍樂園雖然是包給民間經營，女服務生全都是來自民間的特種行業，且自行簽約，絕無勉強和強迫，而經營也算合理，但軍方卻不願承擔搞軍娼之類的黑鍋，是以曾指示軍聞單位不得報導或介紹。

尹主任聽完我的話，露出了失望之色，臉上也出現尷尬的表情，緩緩向我點頭示意，最後留我在沙美陪他參加當晚舉辦的慶祝餐會了事。

其實，尹主任的感性還不止此，有一次，香港有一個勞軍團到金門來，團長由早年的北平小姐李麗擔任，副團長是老牌小生白雲掛名，勞軍團抵達之日，由司令官出面宴請，席間尹主任即席邀請團員們透過擴音系統向前線官兵致意，兼獻唱歌曲。也許他已不勝酒力，言詞有些打結。剛好團中又有兩位女團員姓畢，一位叫畢寶琳，另一位叫畢寶瓊。他在介紹時特別說明「團中有兩位畢大姐。」但感到不妥，立刻又改口為「一位畢大姐，一位畢小姐……」但名字弄不清楚，一會說畢大姐是某某，一會又說畢小姐是某某。說者非常認真，聽者則樂不可支，一時傳為了前線佳話。

尹主任出身山東望族，家世很好，他的太太當時在台北建國中學擔任教職，教的是體育。尹主任每次回台度假，都會邀請一些老友與其夫人餐敘，我因與他在金門有一段「香火之緣」，是以也常為成其座上客。

（未完待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