這次降伏張禮，雖費了鄭成功一番工夫，但又能添一處根據地，收編兩三千人與糧草，對於鄭軍在潮州的前景也算跨出不錯的一步；但接下來的發展，卻是鄭成功始料未及。據楊英記載，駐在揭陽縣的鄭鴻逵得知達濠埔已平定，張禮請降，於是致書來賀，稱要和鄭成功面會機宜，「並借張禮一觀」。對這附帶的事項，鄭成功不疑有他。十二月十四鄭軍移師入揭陽縣，鄭成功便帶張禮往見鄭鴻逵。在與鄭成功討論過對鄰近不服勢力的處置之道後，鄭鴻逵便要張禮留下來，以便擺布他——「從征實錄」記載：「時定幕陳四明家屬被張禮所掠，陳請殺之；隨沉之水，致書謂『禮酒醉沒海』，藩（鄭成功）悔曰：『吾送去差矣。人必謂吾假手，後將何以招亡納叛而使投降？定國待人何□□□（此處闕文三字）！』」

由楊英的記載來看，鄭鴻逵誘使鄭成功將張禮「送上門來」，並進而將張禮置之於死，是出於陳四明的請求。陳四明對張禮被殺、自己大仇得報一事，當然知情（或許鄭鴻逵就是當著陳四明面前「處置」張禮的）。但「紀年」內絲毫不提這一段，原因無他：幹了這件事，使鄭軍在廣東的發展蒙上陰影，也造成鄭鴻逵、鄭成功叔姪間的嫌隙。

以張禮的罪過來說，聚眾劫財擄人，若將之依律典刑、治死亦不為過；但他既已向鄭成功投降，則在「殺降不祥」的古老慣例下，起碼鄭成功得保障其生命安全。但張禮卻是不明不白死在鄭鴻逵手裡，消息傳出，廣東地方的割據土豪必會認為是鄭成功不欲留下張禮，不但「吃掉」張禮的人馬、進而又假手於叔叔殺掉張禮，自己圖個乾淨；這種看法一旦形成，日後鄭成功要「勸降」都不會有人相信了。鄭成功本無意取張禮性命，但「殺降」的惡名卻得由他來扛，無怪乎他為之氣惱。對張禮之死將造成鄭成功不悅這一點，鄭鴻逵不卜可知；他之所以敢把已歸降鄭成功的張禮弄死，想來是佔了叔姪尊卑之分，鄭成功即便老大不高興也不好為此和他破臉，頂多私底下叨唸幾句罷了。由鄭鴻逵唬弄姪兒也要將張禮除掉的作法來看，他確乎是很器重陳四明，才會甘冒不諱也要為其出這口惡氣。而在陳四明遭劫後次年、即永曆四年之年初，鄭鴻逵還更疏請授陳四明「贊畫副總兵」之職（這固是因鄭鴻逵重其才具，但或也有「補償」的成分在內；若陳四明不是隨鄭鴻逵遠出潮州、又想把家眷搬來，就不會遭到打劫）。能得見重若此，陳四明當是銘感五內，但他卻不將鄭鴻逵為其討回公道之事記載下來，原因便是「不好說」——為個人仇恨而影響大局，畢竟不值得說嘴。而以陳四明之吏才，又豈會不知張禮之死，將會對鄭成功經略廣東的打算造成何種影響？陳四明對張禮的仇恨，之所以會深到定要他「拿命來」，恐非僅因家財損失；陳四明的妻子莊氏曾落入張禮之手，這班海盜可不是什麼紳士君子，也不會尊重女性。莊氏雖趁夜僥倖脫逃，但夫婦間只怕很難再親睦相處如前；即便陳四明不願為此再責難妻子，但世情閒言就足以使倆人面臨極大的壓力。劫案後的次年二月末，莊氏便投水而死；雖陳四明所記是稱當日因正值自己生辰、整天辦公沒吃飯加上回家後又沒人伺候，激怒下「語不擇音」才導致妻子尋短，但其中不曾明言處，有不足為外人道矣。莊氏會挑在丈夫生辰如此怠慢，絕非疏忽，而是蓄意以此激其惡言相向，為她接下來的自戕製造一個「正當化」的理由；由另一方面來說，也是其顧全夫君面子的苦心。瞠對如此結局，陳四明之愴痛可想見，其低調由來有自。

在張禮遭殺之後，接下來的半年多，鄭軍方面在廣東的進展並不順利，屢逢頑強抵抗。不消說，這是張禮之死起的不良效應；既然歸降都不見得能保住老命，眾土豪勢力當然寧可戰場上見個高下，也不任人宰割。而這樁討回公道之舉，在筆者認為，其實也反過來影響了日後陳四明自身的進退考量——當鄭鴻逵還活著的時候，陳四明受其庇蔭，沒人能去動他。但當鄭鴻逵在永曆十一年身故後，鄭成功方面派人來找陳四明要其繼續效力（在「紀年」中謂是遭「脅聘」，頗有被邀赴「鴻門宴」的味道。），陳四明的態度便顯得很消極，一再「病告在家」；甚至在永曆十五年年末，因其辭卻之意不被接受，陳四明只得把自己給餓到形銷骨立，就怕來催他上路的差人懷疑他不是真病。陳四明在鄭鴻逵死後不願轉事鄭成功，筆者認為原因有兩個：一是他不能確定鄭成功會不會翻「舊帳」、把早些年在潮州發展受挫的事拿他來出氣。另一個原因則是張禮雖早已被殺，但當年他投降時被收編到鄭成功麾下的老部屬中，恐怕還不乏其親信甚至親屬仍在，且思量要為張禮報仇；若給這班人曉得了張禮之死是出於陳四明的主意，那陳四明在鄭成功幕下的日子，恐將面臨「明槍暗箭」的危機，不知何時怎麼死的都不知道。有這兩項顧慮，難怪陳四明曾有三個月之久，「每日只以米湯一二盞啖口救命」，想盡辦法就是不要去，因一去了就可能老命不保。而到了永曆十六年（康熙元年）年初，「脅聘」又上門了，這時陳四明已計無所出，最後經「揣力度勢」（筆者按：約當同時，鄭成功正因鄭經與乳母私通生子而勃然大怒，下令要斬鄭經，但諸將卻不肯奉命，鄭軍陣營內一時發生領導危機。這諒必使陳四明認為南明勢力前途黯淡，已非效力的好去處。），為保己身和日後發展，也只得去向施琅「輸誠」了——陳四明求鄭鴻逵報仇出氣之舉，雖有其充足理由，但國難之刻快意一時，又於事何補？然欺凌受侮、求一公道，凡有血性者又豈能免？亂世中人處事立身，難！難！難！

在前開詩篇、載記之外，還有一項據傳是陳四明所遺之物，筆者對其來由略有揣測，或可備一說。在「金門宗族文化」第二期第一一八頁，陳怡情先生為陳四明「紀年」所作「本文背景說明」的末段，提到在碧山陳四明故居正廳前方的花台基座有一方形巨石，四面有刻字，據鄉人傳說係陳四明日常用來舉重、鍛鍊體魄用的石塊。今年八月三日，陳怡情先生發表於「浯江副刊」之「明朝碧山陳甫毓家族傳說故事—苦父灣與陳四明」一文中，再度提及此石，但對其來歷之說則有所不同；陳先生此文中稱：「明朝天啟年間，金門時遭倭寇侵擾，人財損失慘重，四明當時年少，但有大志，日後欲保衛鄉土，及稍長，即僱人用一塊方形大石頭，上鑿洗臉盆，下側四方各鐫一字〈望．高．孕．秀〉，以勵志而自勉。余釋之是要先洗清面目，然後，望有、高舉、孕生、秀士之意也。」——關於此石用途的說法，有健身器材和洗臉盆兩種之不同。筆者認為，前一種說法可能不大。首先：古代雖有石製舉重器械，但這塊方形大石和一般「石鎖」的型制相差太大，用之以鍛練膂力必然極不稱手，況且這個用途與其上所刻四字也看不出有何關聯；再者，陳四明於「紀年」中自謂七歲就塾、十九頗有志於學，並不曾提到自己有欲以武弁為晉身之階，似無特以此為健身方式的理由。至於第二種說法：此石上有凹槽，作為盥洗用具或有可能；可是，將如此粗重之物置於屋內當洗臉臺，似又不合一般居家擺設的情形。基於陳怡情先生稱此石係位在「正廳前方的花台基座」，筆者認為，這塊石頭原本應是件「花器」、用來擺花盆的臺座。至於上刻之四字，「孕秀」當與「毓秀」同義，形容可孕育特出人、物之優良環境；「望高」二字則是名詞，據道光間刊本「廈門志」卷二載，在廈門島西南角即有一座「望高山」，以其高可望遠而得名，係當地一景。筆者揣測：這塊刻有「望高孕秀」四字大石之原主，當年諒是往遊廈門島時，在望高山上採得某種奇花異草抑或適於作為盆景培育之小樹，方為其特製一石臺擺放，並鐫字以誌。石上凹槽，乃為擺放花盆而鑿。至於此石原來的物主是誰，因其本身未提供充足線索，是否即是「陳四明」，還未可為定論。筆者之蠡測，謹供陳怡情先生參考。

在最後，筆者還有一點淺見，是關於「紀年」一文的文義註解。「紀年」中陳四明五十五歲紀事的末段，有如下之語：「余自從提督（筆者按：指施琅）進京後，即杜門掃軌，欲效先人灌園故事，何意今日再為馮婦，○為時勢所逼，誦北山移文之章，愧何可言。」對這段話中的「北山移文」四字，王先正老師註解為：「本山原指詩經小雅篇名，〈北山序〉：『北山，大夫刺幽王也。役使不均，己勞於從事，而不得終養其父母焉。』在此指任官辛苦。移文指檄文或公文。」（筆者按：王老師註解的開頭兩字本當是「北山」，「本山」諒係手民之誤。）對於陳四明原本的文義所指，筆者的看法與王老師不同：「北山移文」四字不必分而論之、「北山」也不是指詩經篇名（王老師可能是被「之章」二字誤導了，才會想到詩經上去）；「北山移文」也者，即是南北朝時的南齊人孔稚珪所寫的一篇文章之名。孔稚珪作此文，是為諷刺與他同時代的周顒：其人本在北山（即南京之北的鍾山）建草堂隱居，裝出一副高士模樣，可是一旦以清名博得徵召起用，便迫不及待跑去海鹽縣作官；後來在他將上京入覲的途中，又要順道往北山一遊，好像還很眷戀山林生活似地。對於這種走「終南捷徑」的假隱士，孔稚珪很看不下去，於是便假「鍾山之英，草堂之靈」的口吻寫下這篇文章，揭露周顒的前後不一。陳四明之所以會「誦北山移文之章，愧何可言」，從「紀年」中的自道來看，是緣於他自施琅進京後，本有意回歸田園，結果卻還是重作馮婦、又當了海澄總鎮馬化麟的幕僚，並接受其贈予的「靴帽袍儀」；起初的決心，在出仕受見重的好機會下又給打消，是以感到慚愧——然筆者覺得，陳四明雖稱出仕是「為時勢所逼」，但他心中其實是感到自豪的：若非其能力獲得肯定，施琅豈會把他列入向馬化麟推薦用人的名單、甚至在馬化麟蒞任後還特意來信強調陳四明之「老成練達，忠厚誠懇，文理精深」、要馬對他青眼相看？

觀「紀年」中的自道，在陳四明四十二歲之時，鄭鴻逵去世了，那時他便曾有「從此欲焚筆硯而侶樵漁」的念頭；可是幾年後，陳四明還是去了施琅軍前「輸誠」。其「退隱」之心，原就不是第一次打消了。且容筆者以小人之心，度君子之腹：在「紀年」中陳四明欲脫離案牘生涯的「宣言」，是不能太過當認真看的——他作不到、也不欲如此。作不到是因為他乃一家之主，有「食指百餘」待哺，一個無甚恆產積蓄的書生若再失去薪俸，全家豈不是得喝西北風？光靠「侶樵漁」，是養不活一家子的。至於筆者謂其「不欲如此」，只要看陳四明樂道自己幕僚生涯中歷次受褒受見重的經歷便可知：身負吏才、希冀盡展的他，豈會甘願就此撒手，將自己的抱負與本領給輕輕拋卻了？

在陳四明的一生中，「仕」與「不仕」，以及出仕的對象，主導了其心理走向與行止；要不要「事二姓」，在他身處的年代，也是許多士人同樣得面臨的抉擇。雖說「國家興亡，匹夫有責」，但當國家已無能庇一匹夫之時，個人除了為自己打算，還能如何？「紀年」中所揭露的，不僅是可資為南明歷史的參考資料，也是亂世中的一個士人處在夾縫中冀求生存的記錄——他活下來了，但這中間承受過的種種痛苦辛酸，豈是筆墨紙面所能描寫得盡呢。（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