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３７個玩笑：楊國棋
楊國棋，湖南武崗人，四十七年在金門退役，娶當地兩度喪夫婦人魏氏為妻，以挑糞等苦力撫養一家六口。其幼子即為知名報導文學作家楊樹清。楊國棋八十九年病逝台北中興醫院。

那來接引的輓歌半點兒也不咆哮
忘川前的另一種河流，溫柔
但迅如奔星，在千萬分之一剎那滑過

右眼剛栽下桃樹一株
左眼已桃林綿延而去千里
在一枚凝視著你的瞳目，你把自己望見
殊美的笑語如梭，穿過你身子
你的身子再穿過笑聲
織成一方錦繡

而在世界這頭
你卻只是遁走成一則眾人傳說的
大漠孤煙直
這首詩寫的對象是楊樹清尊翁楊國棋，在《兩百個玩笑》詩集裡比較特別的一點是用偏正向喜劇感的筆調寫。這首詩的原意是這樣的：我想和整本集子裡偏悲劇的語調作某種平衡。在長庚醫院，我見過那時已無法言語的楊國棋先生。我俯瞰著他，感到他勞苦的一生來到終點。那時候我應該還是用悲憫其坎坷人生的心境來凝視著他的，沿續著這心境我寫下一首，寫完後我總感到哪裡不對勁，最後我重寫成了上面這一首。我用較正向的眼界來審視楊國棋這位老兵，我覺得他因為無愧於心、盡了自己的本分，所以在某一時刻，他會感到此生美好而值得。所以我才寫下為全詩定調的第一、二段詩句：「那來接引的輓歌半點兒也不咆哮/忘川前的另一種河流，溫柔/但迅如奔星，在千萬分之一剎那滑過/右眼剛栽下桃樹一株/左眼已桃林綿延而去千里/在一枚凝視著你的瞳目，你把自己望見/殊美的笑語如梭，穿過你身子/你的身子再穿過笑聲織成一方錦繡。」也就是說，我第一遍寫得太悲太怨太苦，第二遍能捨能喜能得了，原來的「李樹」也改為「桃樹」，不過我這時仍為那句「你卻是遁走成一則眾人傳說的／大漠孤煙直」裡的「傳說」是否改成「口中」或「眼中」費思量；有一回我與文友相聚，菩提和楊樹清都在場。「傳說！」菩提一句話幫我拍板了：「傳說好！大漠孤煙直寫得好！」
第２００個玩笑：金沐雲
　 金沐雲，陜西寶雞人，七十九歲，民國三十八年偕妻子從南京、江西、福建、廣東，一路南逃，半途妻子走失。他於來台後另娶，然終忘不了元配妻子，七十七年後，幾次回大陸循當年逃亡路線重走一遍。

杜鵑不信東風追喚不回
你則不信那個青春殘酷的故事
雖然誰也早就提過
且魔力的神話和什麼信仰都拯救不了你
你卻說步上岔路的夫妻並不是你們
那年冬天的一根薔薇的刺還留在指尖
彷彿提醒你，記住
薔薇的美，但要忘掉薔薇
被我安排在全書之末的這首詩，是有其用意的。詩的主角是家姊夫的父親的故事，他作過台灣前省政府主席陳大慶的秘書，從大陸逃到台灣時，認識了後來的妻子，他心中始終有一根刺，那就是前妻。「那年冬天的一根薔薇的刺還留在指尖」我這樣模擬著。但我勸這些老兵要勇敢走出命運及傷痛，「要記住薔薇的美，但要忘掉薔薇」。這是從根本斬斷的對生命的大開解。
我是四年級生，八二三砲戰後來台又住在內壢居廣一村，除了居廣一村，那附近環繞著篤行五村、自立新村等好幾個眷村，朝夕相處，耳濡目染下，我對老兵文學情有獨鍾，從七○年代到最近，橫跨四十年之久，始終念念不忘這類素材及議題，即如前年底（2020年12月30日）我還在聯合報副刊專欄【七步微論集】寫了一篇短文〈老兵文學遺珠〉，這篇小文重點是講兩位被遺漏的老兵文學作家，即蔣勳和三毛。我認為這兩人都只憑一篇散文便足以獨占鰲頭。我在文中說：「蔣勳是憑〈四郎探母〉，寫他年輕時在官校遇見的某老兵，蔣勳問他姓名，老兵連連笑說名字「不重要！不重要！」隱埋著民國老兵時代及個人的悲劇。因國軍早年有抓壯丁及冒名頂替陋習，被抓的壯丁隨時代、命運凌遲及流轉，往往沒有真實身分，難怪那名老兵說名字不重要。蔣勳〈四郎探母〉劇力萬鈞，較之張拓蕪的「代馬輸卒」系列尤有過之。三毛則是憑其〈吹兵〉一文，〈吹兵〉寫一個炊事兵對三毛小女孩那投射性的父愛，卻遭人誣陷為變態，寫盡老兵親情失落下那深沉的悲哀，三毛此文筆鋒足可力奪群英。」
即使不少文壇名家也在書寫、也在關注老兵文學，但老兵文學--眷村文學應包含在這區塊--和之前的大兵文學或說反共文學，都先後一樣地在台灣文學史上遭遇到一種不上不下的尷尬景境。
依歷史時空，大兵文學在先，老兵文學在後。大兵文學和老兵文學可以依歷史時空區分先後立論，但也不妨總體性作一通稱。而「大兵文學」應該是「反共文學」、「懷鄉文學」、「戰鬥文學」的另一種別稱，只是日後在文學史上漸漸被「反共文學」一詞所取代。這些用語各有其喻意，但我們這裡只取其最大公約數的「反共文學」。反共文學出現的歷史時段，盛行期約莫落在民國四十到五十年代，那是一個國府撤守來台、兩岸仍大小戰役不斷、對共產黨席捲大陸餘悸猶存的年代。局勢所迫，國府官方多方鼓勵、宣揚反共的思想教育，文學被賦予了這方面的特定任務，此其一；其二，隨軍撤退來台的大陸籍作家深受骨肉分離、背井離鄉苦難，不免心懷故鄉。綜合上述兩者，以軍中及大陸各省籍為主，如尼洛、司馬中原、段彩華、朱西甯………等大批作家，開始從事一連串反共與懷鄉文學的創作。陳紀瀅的《荻村傳》、《華夏八年》、張愛玲的《秧歌》、《赤地之戀》、潘人木的《蓮漪表妹》、鄧克保的《異域》、王藍的《藍與黑》、姜貴的《旋風》等等都可歸屬在內，都是當年的代表名著。
這些文學著作，儘管有一部份確是佼佼者，張愛玲的《秧歌》、《赤地之戀》、司馬中原的《荒原》、朱西寧的《鐵漿》、姜貴的《旋風》等等都通過時代及文學的考驗而留存下來，但很不幸的，大部分苦難血汗之作卻漸漸被時代、社會給拋忘了。用許多作家的文學術語感嘆是，只有議題或概念而未能形諸典律，在文學史上被政治及某種社會意識型態給輕忽，竟無法佔據一重要位置。
我痛切思考這其中隱幽，認為主要原因受下面兩點影響：
其一，反共文學和現代主義文學在台灣文壇出現時代有部分時間互相重疊，一般認為反共文學在1950年代初期到1960年代中期，現代主義風潮在台灣文壇的高峰則落在1950年代中期至1970年代，相對於50年代台灣文壇賦予其政治任務的高音--反共文學，現代主義文學顯然更具時代風潮與文學純粹性，反共文學受其歷史任務的侷限的終結而漸落下風。或有論家說反共文學與現代主義文學存在著一種共生、依存狀態，是一種亂世或說末世光景的的一體兩面。
其二，反共文學較具政治、戡亂性質的階段性任務不免有著公式化弊端，甚至說虛假性，終竟使其自我反對致盛極而衰。所以說，在台灣的現代主義文學，主要應該是對反共文學的反動、亟思在精神心靈上另覓出路。（日後，許多昔日曾經寫下許多反共文學的作家也逐漸自我揚棄，甚至噤聲不提這段時期的文本。稍後，我們不妨試舉當年軍中反共文學作家之一的朱西甯為例）
2005 年《東華漢學》第3期，江寶釵〈重省五○年代臺灣文學史的詮釋問題/一個奠基於「場域」的思考〉一文對此有詳實且正反雙方評價的剖析，文中舉隱地《近二十年短篇小說選集編目》劃1949年到1955年為反共文學的第一階段，文學的荒原時期。第二階段係1956年到1960年是文學從荒寂進入繁榮的過渡期，都以反共意識為主軸。就反共文學持肯定面立說的論者以劉心皇、周錦、司徒衛、公孫嬿、張素貞等人為主，而日後齊邦媛尤為稱揚，她說：「光復後十年間，臺灣文壇上質量最豐收的是被稱為『懷鄉文學』的作品。古往今來人類對家鄉和往事的懷戀一直是文學的主要題材。……它們（小說）各自以相當完整的結構，比較超然的態度，由不同的角度，不同的文字風格記錄 甚至分析了那個多苦多難、血淚交迸的時代。」她在民國78年7月26、27日聯合副刊上發表〈反共懷鄉文學是傷痕文學的序曲〉，此文末特別提及台灣的反共懷鄉文學中的拔根之痛，歷史意義之大，勝過大陸的傷痕文學。
（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