屋子旁的玉蘭花，是高中畢業那年，母親親手栽植的，年底我回鄉過年，母親說：明年就有玉蘭花開了。母親那一臉笑意，彷彿就把新栽植的玉蘭花，看成自己小孩一般的神采。
對於玉蘭花我是熟悉的，在記憶初始，奶奶總是帶著五歲左右的我，到泉伯母家幫她整理頭髮，最後把又多又長的髮絲盤成圓髻，並且別上一支漂亮的，閃著金光的髮簪。
戒嚴時期的那個年代，泉伯父家境是很好的。有著寬敞的燕尾四合院，有著村裡最多的田產，有落番發展的長子，有旅台經商的三兒子，還有陪著他們一起生活的二兒子昌哥，條件優渥，十足的大戶人家。
陪奶奶去泉伯父家是我上學前一段開心的經歷。泉伯母的年紀與奶奶相仿，他們家開著小店，每次過去，慈善和藹的泉伯母總會從糖罐裡拿些東西給我，有時候是糖果，有時候是蜜餞；在四合院的角落裡，有著一棵高聳巨大的玉蘭花樹，開花的季節，陪奶奶過去幫他盤髮時，泉伯母總會拿些新摘的花給我，嗅了嗅後，把它放在上衣口袋，讓撲鼻的花香陪我一整天；當然，有些時候，也會把它放在加了水透明的小玻璃杯裡，聽說這樣花朵比較不會枯萎。後來奶奶的身體變差，沒能去幫泉伯母盤髮了，我也少了糖果蜜餞跟玉蘭花，再後來奶奶離世，1966年冬天，她55歲。
我已經忘了玉蘭花旁的石板塊是什麼時候開始堆放的，出門在外的時日裡，每次返鄉，總看到玉蘭花越長越高，花越開越多，與此同時，角落旁的石板塊也越堆越多，越堆越高，彼此較勁一般的；我看著這些約莫四尺長，一尺寬，半尺厚的石板塊，表面都經過細細打磨，光滑且平整，該有近百塊的數量吧，估算重量也有四五噸的樣子。
「想著蓋房子用的，」母親說：「你父親一輩子的心血，都搭在這些石板塊上面了。」村裡的贊南哥是出了名的石匠，打石功力，在遠近都有相當的口碑，也是跟父親談得來的長輩；常常我都能看到他的身影，到家裡找父親泡茶聊天，或討論些什麼，當然也偶而會一起玩個小牌消遣；彼時，老家還沒重建，破舊的三合院，座北朝南橫立著，他們就在大廳昏暗的燈光下聊著，我則一旁的寫著功課。「贊南哥前腳打好一塊石板，你父親後腳就拿錢去搬回來。」母親平淡的說著，我卻感受到他話裡的那份無奈。
家是極平凡的農戶，打記憶起，父母親每天除了忙著農活之外，就是養些豬牛雞鴨的家畜；奶奶身子不好，上小學前就常常看著她在醫院與家裡來回，我更深刻的記得，幾次垂危的奶奶，被抬到廳旁的木板床後，又悠悠醒轉的過往；而爺爺留給我的印象，除了製犁的手藝之外，就剩下喝酒了；爺爺偶而會拿個五角錢，要我去村裡的雜貨店打碗五加皮或紅露酒，可以的話，最好也帶點油炸花生回家。有次喝了酒的爺爺，頭下腳上的抱著長我三歲的二姐，這些往事在我懂事時，還常常是鄰里的談資。不過，爺爺好酒並非一無所擭，母親幾次笑著說：爺爺好酒，外祖父也是，兩人一起喝上幾杯，杯盞交錯之間，母親就這麼年紀輕輕的嫁了過來。
奶奶離世半年後，爺爺也走了，父親向城裡的親戚借貸了一萬元，幫他們辦的後事，後來母親也會提起，說爺爺奶奶出殯時，身為長子長孫的我捧著斗哭得傷心難過；而父母親含莘茹苦，折騰了整整十年，才把一萬元的借貸清償完成。
爺爺奶奶生養了五個小孩，一男四女，父親排行老二。跟爺爺一樣，也是他們那一輩家裡單傳的男丁，聽母親說：爺爺一直想把二姐送養給別人，在母親堅持反對下，才結束這段抗爭；嗣後的十三年裡，母親又前前後後的生了三男一女，包含長子的我，六個小孩加上年幼的小姑，食口浩繁的現實包袱，就這麼結結實實壓在他們身上；母親初嫁時，小姑媽還是五六歲的幼齡，爺爺奶奶過世後，父母親對小姑媽來說，雖名兄嫂，卻情同父母，即便今日，年過古稀的小姑媽，對母親依然十分的敬重。
我懂事以來，父親就一直扛著家裡沉重的經濟責任，莊稼上的勞動，從高粱玉米到韭菜冬瓜，不是忙著澆水，便是忙著施肥，也常常在深夜裡去碼頭搬卸水泥，無非希望給妻小有個溫飽；而母親呢，一樣的成天在田裡忙活，更需要料理所有的家務，照顧好我們，跟十幾頭豬和一群雞鴨。長期以來，經濟上都是父親操持決定的，也很少拿錢給母親家用，每當年節或爺爺奶奶忌日的時候，總會看到母親抓隻雞或提一籃雞蛋，去城裡換點拜拜的東西回來。我的童年也一樣在田裡打滾，小學時期，不是跟在母親姐姐的屁股後面，撿拾父親剛犁翻過的地瓜，就是幫忙去菜田裡拔草，再長大一些，父親將把犁的工作交給我，跟在犁後面撿拾作物的，加上了年紀漸長的弟弟。
小學到國中的階段，我並不喜歡放假，漫長的暑假裡，趕上的正是莊稼收成的季節，不管高粱玉米或小麥，都爭先恐後的進入搶收期，成天裡頂著太陽，戴著斗笠的忙著，大約是我暑假裡最主要的生活了；而在週六週日的時候，父親總會收割一擔又一擔的韭菜，帶回家讓我們整理，把枯死黃爛的部分取掉，對年幼的我來說，似乎怎麼也整理不完似的，然後在夜裡三點多，陪著他把韭菜裝載上手推車，一路推到南門市場去販賣，父親偶而會在賣完韭菜後，帶上我吃上一碗熱騰騰的廣東粥，或一根油條當做獎賞。
家裡養著豬，不上學的日子裡，我總是隨著母親推著手推車，越過太文山穿過北門，到酒廠搶購酒糟，僧多粥少，剛出爐的酒糟一推出來販售，大家都蜂擁一般的搶著，即便被熱騰騰的燙著，也一點都不退縮；末了，我跟母親推著搶購來的酒糟沿途而返，推上南門往北門的坡道，多半已汗流浹背，而從山上回村裡時，那條陡峭的坡道，手推車常常不受控的一路衝行，煞不住腳的險象環生，讓人膽顫心驚。
母豬生仔了，父親總要我留在豬圈裡看著，把剛產下的豬仔移到邊一些的地方，深怕母豬又要躺下生產時，壓到新生的小豬仔，直到整個生產過程結束。
國二那年一個平常的傍晚，我跟父親在田裡挑水澆菜，裝滿水的鐵桶，因為繩子斷裂，倏然砸在地上，父親放下擔具向我跑來，劈頭的問：桶子砸爛了沒？長久以來，我一直在想，父親問的為什麼不是我受傷了沒，而是心疼兩只鐵桶呢？我安慰著自己，或許窮吧，捨不得擔具重新置辦的費用。
雖然現實生活如此艱困，對於小孩的教育父母親倒是沒有耽誤，國中三年級註冊時，父親要我去二姑媽家拿錢，說借了錢讓我繳費上學，我蹬完單車，在二姑媽家等她取錢的同時，湧著一份無可名狀的心情，包含著隱隱的，些微的自卑，就如同我一直知道，父親長年在銀行與農會之間來回借貸，而我一點也幫不上一般；高中畢業赴台那年，母親也將借來的旅費，細心縫在我內褲裡的暗袋，擔心丟失的謹慎模樣，而這一切都是四五十年前的往事了，對我卻如同昨日一般，在眼前晃動。
家裡的生活是我高中時逐漸改善的，大姐商科畢業後先在親戚家的店裡服務，後來轉到軍中播音站工作，二姐也遠赴台灣在廠裡上班，他們都會定時的拿錢回家，減輕父母的壓力。（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