俄國大文豪托爾斯泰在其名著「安娜．卡列尼娜」（ANNA KARENINA）中寫下經典名句：幸福的家庭都相似，不幸的家庭各有各的不幸。我的公婆婚姻應該是屬於後者吧。
我的公婆各生於中國大陸的浙江省和湖南省，民國38年國共內戰，因緣際會之下，兩人都到了廣州，因而認識；當時公公在軍需廠工作，在內戰危急之際，必須隨軍隊來臺，認識已半年的婆婆，在公公搭最後一班船前一個小時趕到，希望隨公公來台，因此他倆在國難期間，必須先在海南島成婚，方能以軍眷身分來臺灣定居，次年生下第一個孩子--我的先生，其後，陸續生下三位小姑和一位小叔。
來臺後，公婆居住在臺中，後公公轉任公職；當時因臺北的教育機會較多，婆婆為了孩子的教育，經懇求請調，全家搬到臺北。後來，婆婆因為小孩多了，為維持家計，在住家前面開了雜貨鋪；根據婆婆的說法，當年的雜貨鋪生意很好，每月的營業額都高過公公的月俸，使得三位小姑可以上私立的高中（職）或五專，小叔也可以上私立大學。
我和先生結婚12年後，公公作古；和婆婆，在她離世前，相處了35年。結婚時，婆婆已收掉了雜貨鋪，口齒清晰的婆婆，閒談往事時，總會提到雜貨鋪的一些往事，如某人賒帳不還，某人到店裡鬧事等等情節，惟與公公的感情始終有些撲朔迷離，公公曾言，如果不是他，婆婆不可能來到臺灣，言下之意，仿如他是婆婆的恩人；婆婆則在喝酒時，藉機吐露心事，說公公不疼惜她、假鳳虛凰一番等等，總令我這個媳婦十分納悶。
民國76年7月15日臺灣解除近40年的戒嚴，海峽兩岸開始恢復常態，之後公公即不時請託在台親朋好友，返回故鄉時打聽對岸的親人故舊。
我是長媳，或許公公信任我；經過二年多打探消息的某一天，公公拿了一封信給我看，才知當年來臺時，公公已和故鄉的夏小姐論及婚嫁，這封信是夏女士的回信。原來四十餘年前，公公和夏小姐是同鄉、同學和同事，志趣相投，進而相戀，惟長輩認為夏小姐生肖屬虎（大公公一歲），公公生肖屬兔，有所遲疑，因而擱置了婚事。
當年二人在故鄉的愛戀之情，都以書信往來，三年間積累了深厚的情愫；四十五年後開始互通，也多以書信傳達思念之情。依據公公所遺留的三大紅色卷宗信件，可以看出他把服務公職四十餘年的經驗，應用在兩人的通信上。他將自己寄出的影印信函稱為雁去、夏女士的來信稱為來鴻，雁去來鴻均依時間先後順序編目存檔。他與夏女士的通信，直至離世前約四年期間，雁去55封，來鴻44封。雁去來鴻每一封短約四、五百字，長約二、三千字；以當時郵遞的時間言，每一封信約須一週至十天左右，可以說兩人平均約二週即互通一封信，顯示兩人之間通信相當地頻繁，也可以看出兩岸阻隔前後的書信往返，文字扮演著兩人的精神出口和慰藉，當渴望接獲回信時，夏女士還戲稱之為「精神債」。
公公想方設法找到夏女士後，二位在海峽兩岸各自嫁娶，有了後代，年齡均逾一甲子的公婆輩，雖然已逾談情說愛的年紀，但感情的線路再通，積累了多年的思念，卻恍若年輕人般盡情傾訴。
民國79年3月30日，由公公雁去第一封信：他先表達唐突之意，惟知道伊人的音訊時，欣喜若狂、雀躍不止，思潮澎湃難息，又恐去函不便，但夜闌人靜，繞室難安，且自忖他（她）們的感情如陽春白雪，此情可證天日，故一吐衷曲：除介紹自1944年後跟隨父母自故鄉赴南京、到廣州，再到臺灣的過程與結婚後的家人現況。當晚他不知不覺地書至天亮、騰陽正露後才人倦方歇。夏女士於4月下旬來鴻，公公稱如獲至寶；而夏女士對於闊別數十年，隔海彼岸寄來熟悉筆跡的信函，亦感到萬分高興，信中寫到：心潮澎湃，浮想翩翩青年同伴，同時也介紹她1948年遵從父命結婚，其後至杭州教書，1979年退休。她形容自己：半輩子風風雨雨，經歷不少波折，一言難盡；甚至興起：漫長的45年呀！許多話要對你說，又不知從何說起的感嘆。在夏女士第七封信（1990年9月），提到「風雨波折」的部分情形，係她與公公失聯、失戀，而與其先生的結合，因相識時間短，受形勢所逼與家庭之壓力，脾氣變差，惟先生有修養、待人誠懇，有了兒子以後，才慢慢改善；第十二封信（1991年1月)，再加描述「風雨與波折」，包括先生肺疾住院9年，最後切去一葉左肺；文革時，知識分子須與工農結合，她當過工人、做過農民，五味俱嚐，人也折磨得失去生活信心，但艱苦的生活，使得她的意志鍛鍊得更為堅強。這些波折、打擊、經驗和意志的鍛鍊也顯示在其後的書信上，夏女士不斷扮演朋友、分析師和導師的角色。
公公在存放雁去來鴻第一卷檔案夾的首頁，夾上一張他所書寫韋莊「浣溪沙」、晏殊「蝶戀花」、柳永「鳳棲梧」的詞牌箋，其中較為人所熟知的「夜夜相思更漏殘，傷心明月憑欄干」「昨夜西風凋碧樹，獨上高樓，望盡天涯路」「衣帶漸寬終不悔，為伊消得人憔悴」，道出他的相思與深情。在公公雁去的第四八封信（民國82年6月）中提到「您（指夏女士）是我生命中最重要的盼、最長的念、最大的喜，也是最深的痛與苦」，由此看來，公公喜歡聽「明月千里寄相思」等老歌，喜歡看紅樓夢、電影「金玉盟」、「魂斷藍橋」歡悲淒美的愛情故事，其來有自。我曾經聽到先生提起他的童年往事：只要是明月之夜，其父親就會在庭院以二胡，如泣如訴拉奏「明月千里寄相思」等老歌，可以看出公公和婆婆結婚以來，夏小姐始終存在公公的心中。
　　民國八十年代，兩岸初開放，受惠於臺灣經濟奇蹟，當其時臺灣人民的經濟與生活高於大陸百姓，返鄉探親之際，大都會帶禮物贈送親友，公公亦不例外。他曾託親友贈送夏女士兒孫美金、保健食品、隨身聽等，夏女士也回贈當時浙省有名藝術家的字畫、土產等；進而在當年五月，重新和夏女士通信後年餘，同與婆婆前往探視岳母、姨妹，經廣州、南昌之際，前往杭州會見夏女士全家。依據公公返臺雁去的第廿五封信（民國80年5月），其中一段：我倆相識相知於當年，分離遠隔關山，已歷四十餘年，此番重逢於異鄉，老年相聚，實亦有生以來初次面對晤談，年輕時身影，仍尚縈繞腦海，人世滄桑，歲月無情，逼令我倆白髮相見；感謝您親至車站接待，是日甫出車站，乍見之時，悲喜交集，心頭跌宕難已，一時話不能講，淚亦不敢流，鼻酸喉結，相對無語辛酸萬千，許久始出聲。此情此景，至今思之仍覺惘然！顯見公公的純情，仍難忘懷初戀的情人。依據婆婆的描述，當時他（她）們會面時，公公一時語塞，而夏女士已非當年美麗的少女，她穿著類似中山裝的衣褲，後來在樓外樓聚餐後，遊西湖時，不知為何，她還不告而別，自行先回家，讓大家一直找她（夏女士在其後書信〈來鴻第十七封信，1991年6月〉解釋，因碼頭排隊回湖濱的人山人海，頭發暈，只好先擠上船回家，之後，她也承認自己失禮了）。顯然經過歲月的梭運，現實會產生變化，然而記憶經過時間的轉化卻因模糊而美化；公公對於夏女士的印象，恐怕還一直停留在四十餘年前初識之時的美好印象！
（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