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年來，中外小說的寫作有越來越走向技術化的傾向，一九九六年，美國著名的《哈波》（Harper's）雜誌刊登了一篇佛蘭詹（Jonathan Franzen）的文章〈夢想的機遇：影像年代寫小說的理由〉（Perchance to Dream：In An Age of Images, A Reason to Write Novels），批評美國小說與社會、人性背道而馳，後現代小說當道。幾年前，張大春也在《聯合文學》發表文章，談論何以好看的小說越來越可遇不可求。

的確，在沒有電影、電視劇的年代，人們對故事的需求靠著閱讀小說來滿足，電影的聲光影像又有文字達不到的炫麗刺激，開啟人們視覺、聽覺上的無限可能，好看的小說，似乎已難與電影競爭，遑論那些學院式的嚴肅小說？小說如果有存在的理由，那是因為文字仍然有一種想像之美，《紅樓夢》中林黛玉、薛寶釵在每個讀者心中都有不同的想像，但拍成電影電視，不管誰來主演，都會和讀者的想像有所差距。小說也有影視做不到的描寫、敘述功能，尤其是敘述者在評論或作心理描寫時，影視語言（鏡頭）便不及文字能克竟其功。影音時代，小說仍有存在的空間，但不可否認，我們越來越難讀到像艾柯（Emberto Eco）《玫瑰的名字》（The Name of the Rose）、昆德拉（milam Kundera）《生命中不能承受之輕》（The Unbearable Lightness of Being）、格林（Graham Greene）《愛情的盡頭》（The End of the Affair）、布朗（Dan Brown）《達文西密碼》（The Da Vinci Code）之類的好看小說，小說成為作家競技遊戲的結果，是使小說只成為學院中批評課程操作批評理論的文本。

後現代小說最典型的代表作是英國作家符敖思（John Fowles）《法國中尉的女人》（The French Lieutenant's Woman,1969），在書中，敘述者諧擬一百年前維多利亞小說的技巧，描寫一個叫莎拉（Sarah）的女子，在海邊等候她法國中尉的情人，村中人皆視她為法國中尉的情婦，惡名在外，也使男主角查爾斯不敢愛她。查爾斯最後發現，原來所謂中尉情婦只是障眼法，莎拉竟是處女之身。在小說接近尾聲的第五十五章開始，敘述者說他是活在二十世紀的人，就得寫出符合現代生活的小說，於是他拿出一個錢幣投擲，來決定小說的結尾，這部小說因此有了三個不同結局。因為在小說中，作者化身的敘述者具體與他的讀者來討論小說的結局、情節種種，因此這類的小說便被稱為後設小說（metafiction），意即關於小說的小說。

後設小說的名著還有意大利作家卡爾維諾（Italo Carvino）的《如果在冬夜，一個旅人》（If on a Winter's Night, A Traveller），也是一部關於小說的小說，這部書由框架故事和嵌入小說兩部份組成，讀者在閱讀一個故事，正入港之際，敘述者卻說，書頁裝訂錯誤。你的閱讀因而中斷，被迫轉入另一篇小說，如此反覆再三，前後共有十部不同的嵌入小說。

總之，後設小說質疑小說寫實的可能，大玩文字遊戲，力邀讀者介入小說寫作，又以自我指涉（self-reflexity）在小說中議論小說寫作。八十年代以後，台灣作家張大春、黃凡、林燿德等都曾著力於後設小說的實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