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世以來，金門海外移民眾多，跨境流動的社群促成各個層面的社會文化變遷。
有關金門人海外僑居的記載散見於地方史料。《金門華僑志》指出明代隆慶、萬曆（1567-1620）之後已有川走南洋之例。亦有一些族譜記載17世紀中葉以降的出洋紀錄，可一窺當年的海外活動。此外，近年來我從田野調查掌握了近代以前海外金門人足跡，如馬六甲三寶山上發現7座金門人的墓，其中最早為1772年陳坑陳巽謀之墓；在日本長崎，1628年由泉漳船主所興建的福濟寺，做為閩南為主的船員、匠人安葬之所；1945年在戰爭摧毀下，僅存290座墓碑，其中可確定祖籍者，金門人有84座，數量居冠。這些線索說明了在鴉片戰爭之前，金門人已往來於東南亞、東北亞等港口城市。
1842年《南京條約》後廈門開港，一水之隔的金門進一步連結到東亞貿易網絡。此後，一直到1949年之前，金門有四次主要的海外移民潮。首先是1860年《北京條約》開放華工出洋合法化，出洋客不需再背負「背棄祖宗廬墓」的棄民身分，同時經濟困頓使得閩南人積極向海外謀生。第二次南渡潮在1912-1929年間，當時南洋相對於中國，商業發達、治安良好、往來便利，吸引了大批青壯人口外出。第三次移民潮是1937-1945年的中日戰爭期間，青年不願成為日軍軍伕，逃至南洋投靠親戚友人者比比皆是，本地俗稱「走日本手」。第四次則是1945-1949年間，因治安敗壞、盜賊四起，加上國民政府自南方省縣抽丁（徵兵）調往北方支援國共戰爭，致使僑民不願返鄉或本地壯丁進一步外逃。也就是說，前二次的僑居主要是經濟因素，後二次的遷徙則為戰亂與政治之故。當然，也有1954年九三砲戰、1958年八二三砲戰期間被接往東南亞的僑民。
僑居地則遍及東南亞諸邦，如新加坡、馬來半島、北婆羅洲、印尼、菲律賓、越南、泰國、緬甸等地的主要港口城市，東北亞的日本長崎、神戶也聚集了一部分的金門鄉僑，香港亦然。當然，許多案例是同鄉陸續前往同一地點、從事同類工作、互助團結的「連鎖式移民」（chain migration）模式。出洋人數超過本地人口數，顯見金門是一個向外移民的社會。其中，海外金僑最為集中、人數最多的地方為新加坡。
之所以是新加坡，主要是政策因素。1819年，任英國蘇門答臘明古連（Bencoolen）總督的萊佛士爵士（Sir Thomas Stamford Raffles）取得新加坡島，1826年再與檳榔嶼、馬六甲合組海峽殖民地（Strait Settlements）。新加坡以重商主義的自由貿易政策，逐漸成為區域貿易的中心，並吸引了華人（以閩、潮、廣、瓊、客五大幫群為主）、印度人移民的到來。
從目前的研究看來，至少在1870年代，已有為數不少的金門人僑居新加坡。其中，一部分的商人於1876年正式建立「浯江孚濟廟」（金門會館前身），一部分的勞動者（又稱估俚、苦力，coolies）則在新加坡河沿岸成立至少34個鄉團，並合組「金浯江」（浯江公會前身）。
我在2007至2010年間，花了不少時間進行新加坡金門人社群的研究，花了一整年的時間撰寫成《星洲浯民：新加坡金門人的宗鄉會館》（2010）一書，並由金門縣文化局出版。這本書在國內外學術界引起很大的重視，不過，由於政府出版品的行銷通路有限，文化局亦無特別地推廣，本地知道這本書的人反而不多，實屬可惜。
僑鄉研究是閩南文化研究、建築史學研究、文化遺產保護的核心學科，自我期許為閩南文化重鎮，並積極申請世界文化遺產的金門，應該投注更多的重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