談到新文學，似乎就與五四分不開；尤其是散文。其實，在我國，散文的地位是遠遠超越西方的，不僅是源遠流長，一脈相沿；且能古今互通，新舊交融。 從最古老的甲骨文、殷商文告、金石銘文乃至唐宋八大家的古文，到新文學以後白話文所書寫出來的文章、札記、書信等皆屬之。
可以說，我國自有文字開始，廣義的散文就已經存在，且極具文學素質。而《尚書》應該是我國第一部散文集子。尤其古人濡墨信筆時，皆是集「文」「筆」兩種特徵而情馳神縱之，通過藝術的渲染，舍形忘影而成文。
然而傳統文章，每有重載道而輕性靈，專推敲而忽淋漓，是以早在文學革命以前，顧炎武即有時代文學之倡議。其後譚嗣同以詩界革命，黃遵義以我手寫我口呼應之，時勢所趨，終有民國六年風起雲湧的新文學運動。更使得中國散文史邁入一個嶄新的代，不少作家在從事創作同時，也在不斷總結經驗，吸收外國理論。
最早探討革新者可推胡適、錢玄同、傅斯年等為先驅。但他們重視語言的樸實美，卻無意中忽略了深邃美，且對散文的特性亦界定不清。直到郁達夫才對現代散文的特徵作一總述。他指出：現代散文最主要的特徵，是作家勇於流露自己的性靈於作品中；其次是不但題材擴大，對語言的運用更是無限廣泛；第三個特徵則是人性、社會性與大自然的調和，所謂「一粒砂子見世界，半瓣花上說人情」的境界。
但讓散文在文學史上狂飆者，當推五四運動。五四是我國文學史上大解放的時期。其主要運動有三：反對載「封建之道」、「代聖人立言」的古文，力倡寫實求真，表現真性情的白話散文。即周作人所謂的「美文」、王統照稱之能「使人閱之自生美感」文學。
此種類似於法國十八世紀文壇史上有名的新舊之爭，雖說新舊兩派對於文學史實，並非獨到精確：諸如林圩反對「引車賣漿之徒」的「土話」，殊不知詩三百未嘗不是布衣紅塵之俚語；而胡適引但丁(Dante)來支持他的白話運動，卻不明但丁在「論俚語」(De Vulgari Eloquentia)一書中，所力主的「宮詞」、「詞藻」等，竟是胡適所力棄的，寧非弔詭。
然而白話運動已排山倒海而來，其截斷眾流的影響，又豈僅是對散文的激盪而已；其次是將傳統寬廣的散文概念，推向於文學領域，所謂文學的散文；最後是大量吸收歐日等理論。如魯迅即反覆申說他所以寫作雜文，是為了對舊中國進行毫不留情的批評，而批准的精神正是日本文藝評論家川白村《出了象牙塔》書中的名言，可見影響之深。
然而，說來弔詭，五四以來的所謂新文學運動，其所洋溢著的反古典主義，通俗語彙的當令，心靈意識的動盪，個人性靈的重視，乃至革命思潮的澎湃等特質，儘管頗似德國十八世紀文壇，在韓德(Herder)倡導下的狂飆運動，但其結果及影響，則恐非五四諸人當初所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