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何為文學？」在大學開「寫作課」，及至「文學講評」時，學生最會問的定是這問題！甚連之前參與「小說、散文評審」時，有位同仁竟開玩笑說：「咱們玩了一輩子文學，那位仁兄可一言以蔽之？」對此，我通常會引義大利劇作家（Carlo Gozzi）的故事：他曾宣佈，世界上只能有三十六種劇情。德國的（Schiller）不信，想要突破這說法，結果還是服輸了。直到法國的（Georges Polti）引證了一千部戲劇，兩百部詩歌小說，猶然重申此說。而在技巧上，且以歐洲傳奇的「垂直透視」為例，這種以意義的掩映重疊為中心，不重邏輯次序與水平連接的筆法，較之於左傳敘事的境界，毫不遜色。
小說如此，但散文？西方文學以詩、戲劇及小說為主，其中雖也曾出現一些謀篇圓融，辭藻華茂的散文，但能傳世的是十分脆弱的。以英國為例，除了培根（Francis Bacon）、蘭姆（Charles Lamb）等少數大家外，誠可謂寥若晨星。易言之，西方文學以象徵虛構為其藝術之神髓，無論歷史、哲學、文學等都以辭達為目的，往往厚實而不雅，欠缺藝術的丰采，誠如楊牧所謂「有筆而無文」也，可見作為文學之要件是何其嚴謹。
凡此均已直指作為一項文類，是有其條件的：文學是八大藝術之一，端在於形式與精神的表現，即所謂的「形神論」。從曹丕「文以氣為主」後，似乎文學的精神表現，始終凌駕於形式。古文運動的「文以載道」說，即是力主文學之「神」，今之所謂「主題」也；但唐宋八大家，無一不是手握健筆，充分掌握各種形式的技巧與藝術，此即是文學之「形」，也就是表現的「技巧」。
雖如此，並非表示毫無章法的「一堆字」，也可登文學殿堂。對此課題，顯者如《文心雕龍》的「六觀」；曹丕的「典論文」；乃至桐城派的「因聲求氣」等。且歷代大家，對立意結構的掌控；詞章文采的駕馭，無不大筆如椽，充分發揮了各種寫作的法門。
　意以為，一篇動人的文學，必定是篇具有真、善、美，令人縈迴的文學。作者所要呈現的正是心靈中這種真情、悲憫、感動的縈迴美。透過文字之美；情節之美；意象之美，在流寂時空中，與讀者產生一種宿世巧遇的呼應，激盪出真、善、美的感動，這才是文學！
　因此真不是科學上的真，更不是對與錯的論述，而是真性情。因而「明月樓高休獨倚，酒入愁腸，化作相思淚。」非但無礙於「居廟堂之高則憂其民」的胸襟，更流露出范仲淹的真性情。
　而善非但不是道德上的善，更不是為政治服務的文宣，而是一種普世價值的悲憫承擔！如同米勒的名畫「拾穗」，畫中那種「不可摘盡葡萄園的果子，也不可拾取葡萄園所掉的果子，要留給窮人」的悲憫意象，誰能否認不正是它最感人的意象？
　當然美也不是外觀上的美，更不是色相上的美，而是那縷飄逸於文字間的感動美。透過謀篇、雅詞、律動之美，跨越時空，牽動內心深處那股宿世相逢的意境：「惟江上之清風，與山間之明月，耳得之而為聲，目遇之而成色。」這股天地與我為知己的感動，這就是美！
　因而，文學貴在以真情筆寫世事蒼桑；以悲憫承擔悲歡歲月；以感動呼應天上人間，此方是文學之論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