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是五四運動一百週年，姑暫不論其歷史定位，僅看外媒續有專文探討，乃至如新加坡總理李顯龍等，也發文表示，五四運動所代表之新文化運動、社會覺醒、愛國精神，對新加坡之效應等，可知其深遠之影響。反倒是台灣，甚連有心參選大位者，全皆靜悄無聲。唯獨張善政、賴清德二位前行政院長，稍有言及，卻意有所指。看在風雨書聲之士者眼裡，心情豈是「幾度滄桑逐逝波，風雲奇氣半消磨」可言！
不可諱言，五四當年啟蒙者，雖說深烙科學與民主之烙印；但不無情緒性地反傳統，對西方之學術源流，也僅止於常識層面之認知。然而，正如史學泰斗余英時老師之切論：近三十年來，台灣傲人之民主發展，應是緣於五四運動之脈！但曾幾何時，對應於台大校長任命案、江宜樺到台大演講被橫擾案等，事後各方之處理態度，種種學術服膺政治，遺忘五四精神之舉措，又豈是長嘆三聲而已！
而對岸？際此五四百年時刻，中共在肯定之餘，卻順勢藉五四之「愛國精神」，鼓吹愛國、愛黨，要求青年學生「聽黨話、跟黨走」；正如同漠視系唐統，接漢緒，國脈依存之中華民國一樣，專橫無知，誠不知看在當年以「德先先」、「賽先生」為傲之五四啟蒙者眼裡，何止是啼笑皆非可慨！
風簷展書讀，古道照顏色。時艱！不正是任重道遠之良機？當年胡適先生所倡不畏權勢；不昧流俗之靈烏精神，不但是五四之核心價值，更是發揚五四精神之所在！然，傳道待何人？意以為，當是本於傳統，面向世界，所謂新儒家者；而平台？或可藉不受官方制約之書院也！
「新儒家」者何？是指新文化運動以來，一些學者鑑於全盤西化之思潮，已大肆曲解傳統，他們堅信傳統之儒家文化、人文思想等，仍有其永恆價值。因而如何會通中西哲學，兼及現代化，應是志者力承時艱之重任，此即世所稱之新儒家也！
　　1958年，張君勱、唐君毅、牟宗三、徐復觀諸君子，聯署發表「為中國文化敬告世界人士宣言」，強調「心性之學」，是堂奧中國文化之基礎。他們與方東美、馮友蘭、熊十力、梁漱溟諸先生，遂有新儒學八大家之美稱，彼等均有其力承時艱之使命感。尤者，早在1949年前後，唐君毅、錢穆等新儒家，因時勢動盪而寄寓香港，並創「新亞書院」，被視為宋代書院文化之延續。
「書院」？是一種跨越官方框架之教育體系，為志者私人講學、化育、傳道之學堂。一般認為，唐玄宗置麗正書院，為我國書院之濫觴，此後盛行於宋、明。傳統有所謂嶽麓、白鹿洞、應天、嵩陽四大書院，皆有其傳世之儒學佳話！
環顧世道，「不聞烈士歌，但見諂佞人！」掩卷之餘，豈僅有何處招士魂之嘆！意以為，或能寄志於力承時艱之新儒家；傳道於跨越制約之書院！也只有賴此淨土，或能重振不溺富貴，不畏權勢之風骨，進而化育出琴心劍膽，以天下為己任之士。正如歷史學家霍夫施塔特（Richarc Hofstadter）所言的，在所學、所思基礎上，發展出一種對國家、社會、文化之關切感；一種近乎宗教之使命感。也只有如此，方足以誌五四百年紀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