隨著病毒擴散速度與傳染規模的急遽上升，COVID-19（新冠肺炎）在世界各地除了直接對於生命健康的危害，更為複雜難解的則是疫病下，各種持續封城或管制等防疫措施，嚴重抑制了經濟社會的生產力，並且，消費規模也大幅度萎縮，僅能維持基本的生活所需甚至更低，因此，這次傳染病同時重創經濟的供給面與消費面，以至於世界各國，一方面要面對COVID-19無情的攻擊而疲於奔命，另一方面還要防止經濟停滯持續惡化。但很不幸地，病毒擴散之後救疫情或救經濟的選擇，卻成了病死或餓死的兩難，對任何身陷COVID-19泥淖的國家全都進退維谷。
經歷了諸多努力與代價，台灣很幸運的度過疫情第一波的危機，面對後疫情時代的全新局面，啟動防疫新生活運動，既然傳染病有效防制，振興經濟即成為首要目標，振興三倍券就是在如此背景下登場，而成為街頭巷尾的話題。
關於振興券振興經濟的效果，是國民所得會計帳的應用，由於一國總所得等於該國各經濟部門支出的加總，即民間的消費支出、廠商的投資支出、政府的公共支出與對外部門的貿易餘額，以上各部門的支出增加，都會帶動整體所得成長，此即經濟成長。而由於所得成長又會誘發更多的消費、投資與政府支出，進而使得整體所得又再增加，如此反覆作用，造成國民所得呈倍數增加的乘數效果，而乘數效果的大小，則與社會大眾的邊際消費傾向有關，如果以整體社會的邊際消費傾向0.8（即所得每增加100元將因而增加80元的消費支出）估算，乘數效果是五倍，因此，若整體消費支出增加百億，則國民所得將因而增加五百億。台灣屬於小型開放經濟體系，過去高度仰賴對外貿易，但受COVID-19的影響，國際經貿嚴重蕭條萎縮，勢必藉由提振國內經濟的復甦，為疫情下的台灣經濟困境解套，而當中最關鍵的當屬國內民間消費的表現，這也是此次振興券發行的初衷，進而決定其實施的成效。
因此，振興券設計成以支出一千元買入三千元現金抵用券，所以又稱振興三倍券，但這並非是三倍的乘數效果，而是社會大眾可消費所得一變三的倍數，這種情形下，由於心理帳戶的所得擴張，將增加消費的誘因；並因為振興券不是免費贈與，而是以千元購入，將可避免2009年發行消費券時，只是將政府的錢移轉成社會大眾的錢，社會大眾不需任何支出，即能以3600元的消費券取代原本就預定的支出，因為這樣的替代效果，使得刺激（新增）消費微乎其微，此次振興券不再無償贈與正是避免重蹈覆轍。就振興券而言，至少讓每位使用人先增加千元的消費，並且由於各行業的廠商，為了吸引振興券使用的商機而祭出諸多優惠，對消費規模有推波助瀾的作用。而各地方政府與政府個別部門加碼發行專屬振興券，亦為促進消費動能增添更多柴火，有助整體經濟更加活絡。
然而，不能否認振興券發行還有一些疑慮，例如，由於購買振興券手續可能太過繁雜，因而降低購買意願；或者，難以避免轉售換取現金之弊，凡此皆有可能讓預設擴張消費的效果大打折扣。但振興券是基於自由意願認購，確實有人可以選擇不參與，而這是少數，因為消費大眾是理性的，當發現振興券所能增加的效益不小於增加的成本，購買振興券的行為就會成真；而轉售振興券的行為，則是將手中的可消費金額以多換少，這除了違反一般人的理性，尚須承擔法律的風險，常人沒有如此行徑的誘因。
不論是全國的振興三倍券，或是金門的1+1振興券，只要有助振興經濟，都是好券；至於，國民所得會計帳與乘數效果如何，就交給專家去煩惱，對普羅大眾升斗小民而言，放心消費就對了，用消費振興經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