疫情所造成的去全球化、邊境封鎖等現象，大概會是未來歷史學家對於2020年的描述之一。但在過去，檢疫隔離也常見於20世紀初移民潮時代。新加坡早期移民的「禁龜嶼」，就是這樣一種共同記憶。
龜嶼（Kusu island）是位於新加坡島南5.6公里的一個小島，面積約8.5公頃。關於龜嶼的傳說相當多，在1977年11月11日《星洲日報》提到兩種說法：這個海島由一隻巨龜變成的，祂曾經拯救一艘失事船上的水手；另一為島上曾住著一位馬來人及一位華人，他們和睦相處，到死後埋葬在那兒。島上兩個小山丘分立著兩座廟宇，一為福山宮（大伯公廟、奉祀福德正神及觀音菩薩）及拿督公廟（原是馬來人紀念拿督賽逸．阿都拉曼而建的墓）；拿督公廟旁有一株送子樹，祈求者掛上石頭以求子，掛上扇子則是求女。每年農曆9月，新加坡本地、甚至遠自馬來半島、印尼、汶萊的華人信眾會到這座1百多年歷史的大伯公廟參拜，也經常有人前往拿督公廟祈求發財，信眾會求一條黃布帶，綁在手上，祈求辟邪護身，以及健康、長壽、平安、行運、旺財。（有趣的是，現在拿督公廟幫人祈福者為印度族的廟公，他誦經時夾雜著福建話及馬來語）。
在1970年代，龜嶼大伯公廟農曆9月會有10萬多人登島祭拜，最高峰曾達20萬人，香火十分鼎盛。這也使得原本是兩個小島、面積僅1.2公頃的龜嶼，政府逐年填海造陸，在1977年已擴充到7.3公頃，今日成為達8.5公頃的宗教旅遊勝地。
事實上，龜嶼大伯公信仰的盛行，與華人移民歷史有關。根據已故浯江公會主席洪天送的訪談，在20世紀的英殖民時期，多數閩南移民自廈門坐船來到新加坡，抵達後視情況不能立即登新加坡本島，而是隔離到龜嶼西側的聖約翰島（華人稱棋樟山，St. John's Island）之檢疫站一週，觀察是否有傳染病或鴉片癮等問題，確認通過之後，繳納叻幣5元（1930年代）才能入境本島。而龜嶼近在眼前，檢疫觀察期結束後，舢舨會先將新客帶往龜嶼大伯公廟祭拜，祈求南洋生活得以順利平安。華人將這樣的隔離叫做「禁龜嶼」。我曾訪問任職於傑出鄉僑方耀明先生所經營的新加坡河遊船私人有限公司的方進來，他說1950年代南來的金門家眷被隔離的時候，駕著舢舨的金門僑民，因思念著父母或妻兒，常常在傍晚時分繞著棋樟山呼喊著家人的名字，而久別重逢的場景是隔著海岸及船隻兩頭的眼淚，這是多麼遙遠的距離啊。
應該是來到新天地的感恩，華人移民們對於龜嶼的大伯公廟非常崇敬。不論是早期的直落亞逸盆地渡頭或後期的紅燈碼頭，農曆9月清晨5時開始，在渡頭已有舢舨可以前往龜嶼。當月，每間金門人的駁船業估俚間運作方式不太一樣。一般上，估俚間會提供油錢津貼與膳食給船主（船夫），收入則歸估俚間所有。一部分做慈善，一部分留做鄉團社務運作之用。甚至在抗戰期間還提供祖國抗日籌賑基金之需。在1938年10月19日《南洋商報》報導：紅燈碼頭的汽船聯合航行，並捐出一日所得給籌賑會，共達叻幣1,300餘元；嗣後每月每人又撥出一日所得，捐資不下2,000元。海外華人從地緣鄉土的情懷，因抗日戰爭而擴大到國族的情感，連經濟較為弱勢的勞動階層也不例外。獨立建國之後，義航作為公益義舉，金門為主的鄉團奉獻社會的精神，值得敬佩。
現在，龜嶼不只是大伯公參拜而已，而是新加坡人的後花園之一，有許多觀光客登島旅遊，平時交通上有兩家渡輪公司，其中一家是新加坡島嶼渡輪私人公司，執行長是年輕有為的方逸洋，他是金門第三代，也是方耀明先生的公子。克紹箕裘之外，引入更多創新經營手法，真是英雄出少年。今年新冠肺炎肆虐，新加坡政府在疫情期間只允許方逸洋經營的一家公司營運，兼顧了風俗民情的需要。
昔日新加坡河、龜嶼的故事已經不復存在。但這些共同記憶，應該被記錄下來，它不僅屬於金門移民社群，也應是新加坡國家歷史的一部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