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九四四年，「我的朋友胡適之」已卸任駐美大使，那一年他到紐約，遇見了一群可與大談中國文史之學的「少年人」，包括正在哈佛大學攻讀的楊聯陞與周一良等後起之秀。六月二十一日，胡適寫信給楊聯陞，希望將來山河重光、北大復興之後，周、楊二君都能到北大這個「貧而樂」的學校去教書。

胡適的信並沒得到預期的結果，因為周、楊兩人早一步就被預定了。胡適因是於六月二十九日的日記中寫了一首詩：「喜見新黃到嫩絲，懸知濃綠傍堤垂，雖然不是家園柳，一樣風流繫我思。」所謂「不是家園柳」，因為周一良出身燕京大學，楊聯陞來自水木清華，這兩位少年人的老師其實是陳寅恪先生，而周、楊二人後來也都成為中國史學的名家。

胡適一生名滿天下，拜在夫子門下的，又何其多也。二戰後，胡適真的回國當了北大校長，我想，即便胡適無法享受到「深慶得人」的喜悅，那「慧眼識英雄」的一點安慰卻也是不缺的。然而，深思這整個歷程，真正讓人感慨系之的，卻是胡適「雖然不是家園柳，一樣風流繫我思」的愛才與惜才之心；那樣確乎不可拔的真正大師風範，不知今日若干汲汲營營於「座主門生」或其他見不得人的關係之學界，又有何感觸？

也許，是受到中國優良傳統中以讀書人風骨自期之遺毒，我一直相信，即便另類來詮釋「人本」，也當是「以人才為本」，而不是以奴才為本。放在這個天秤上面，真正的大師們，他們識人用人的大氣、豁達、嚴謹，不惟經得起檢驗，更益發凸顯其難能可貴。

再舉陳寅恪為例吧，當年他寫信給傅斯年，極力推薦梁任公的學生張蔭麟，說「張君為清華近年學生品學俱佳者中之第一人，弟嘗謂庚子賠款之成績，或即在此人之身也。」身為國學院的導師，他心中自有一把尺。因此，對於自己的學生朱延豐是否推薦出洋，陳寅恪同樣實事求是，不偏袒自己的學生，反而推薦和自己無毫無瓜葛的邵循正出國留學。陳寅恪寫信給當時的梅貽琦校長，坦蕩地說：「朱君不派出洋事，當日教授會議時弟首先發表只宜派邵君一人……苟朱君可以使弟發生出洋必要之信念者，必已堅持力爭無疑也。」

想來，這種就算是自己的門生，也不肯徇私而至枉尺直尋的學者，這種即便不是自己的愛徒，也要拚命「為國」、「為校」舉才的態度，才配稱為大丈夫！當然，我並不是說，老師提拔自己的學生就一定是錯的。只是「內舉不避親，外舉不避仇」，凡涉及公共的領域與公眾的利益，尤其是學術界、教育界，總要有一個客觀公正的衡量標準，不能始終停留在只為一身謀、為一家謀、為一姓謀，而忘了「私欲」之外還有「公理」，忘了大買土地等待學校升格土地增值的「現實」之外，還有推賢進士、死也不肯把人才來埋沒掉的「理想」。

教育是百年大計，最近幾年來，卻亂象叢出，以高等教育來說，有些人蓋學校，並不是效法什麼山東武訓的精神，而只是為了炒地皮、開學店、販賣高學歷的文憑；有些人巧設學系、招降納叛，也並沒有什麼開山取銅、築造人才礦脈的願景，只是為了據地稱王、或等而下之藏污納垢罷了！嗚呼，「士大夫之無恥，是謂國恥」，這樣的黌宮，真值得我們延頸企盼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