來自家鄉的女詩人歐陽柏燕，出乎意料的選擇夏天伊始，在家鄉推出一百多幅有著豐富色澤的畫作與詩文，驚鴻乍現，嚇壞了像我這樣依恃著影像色彩為生的視覺工作者。她邀請我替畫展設計文宣，正好前些時日甫參加了詩人管管饒富童趣的詩畫展，詩人且在現場如痴如醉的誦讀他一篇篇童話般的詩作，認真投入的情緒，截然不同於五月中旬他在弦先生的新書發表會裡，嘶啞放聲的狂狷。好像這個時期的藝術家們，個個都得能文能繪、左手寫詩右手畫畫，風華盡出。原來在藝術創作的疆域裡，人人都胸懷筆墨，有時得用文字舒懷、有時則須藉彩墨宣洩，所以才有這一方藝術創作的天空，讓百家綻放，讓眾人陶醉。

她的畫裡色層豐沃、繽紛而纖膩，我感覺出有些詩的語言藏匿其間。一系列以家鄉為主題的作品，讓我讀來分外感動，我說「讀」，是因為我確實在畫裡閱讀到一些細微的訊息，應該是描述像我們這一代，遊離在島嶼外圍的時間多過於置身島內的遊牧族心事。觸感特別濃厚，關於已經消逝的那些記憶。此外，歐陽的畫作裡隱約有著些許詩人特有的神經質地的敏感，像夏卡爾。我特別鍾情於「童話發芽了」這一系列遠離地心引力的異想世界，那裡有著無憂的空間與色相，可以神遊的疆界，叫人嚮往。

連想到色彩，梅雨方歇，我接獲通知正趕往台北國際會議中心，參加一個叫做「紅外套」的大型同學會，是一次相隔將近三十年之久的聚會。觸目驚心的「紅」，現在想起，仍有餘悸。

那是一九七七年，國中剛畢業，一心想望著遙不可及的美麗台灣，我的美術啟蒙老師許水富鼓勵我們幾位愛畫圖的同學，朝往美工科發展。徘徊在未竟的學業與可以專心創作的美麗遐想，內心其實掙扎不已。除了說服自己，必須放棄正規的高中、大學教育之道，還得說服對我們一向殷切冀盼的導師翁炳賜先生，更難以說服的是父母親；如何讓他們理解，放棄普通高中，去念一所每天就只是畫畫的職業學校。

在短暫的暑假裡，許老師和師母密集的幫我們練習素描的基礎訓練。然後戰戰兢兢的進去那所看來毫不起眼、卻競爭激烈的美工專門學校。十六歲，從清貧純樸的島鄉一路踏進繁複雜沓的大台北，特別是學校設在人口密集的永和秀朗路，坦白說，沒有任何美好的印象，我甚至還盤算著如何在正式開學之前，改變自己有些動搖的念頭。

那學校卻在那年，給了我們一次永遠不能遺忘的驚訝─一件褚紅色的鮮豔外套配上鐵灰色的西裝褲。聽說是學長們為了替學校塑造新的形象，以強調藝術氣質而慎重設計的校服。一九七七年，在民風仍保守的那年代，幾乎所有學校一律是卡其制服、深藍外套，可以想見一件紅艷艷的西裝外套是如何沈重而難以承受啊！要面對擠公車時的異樣眼光、要擔心不能有任何奇思異想、不能行為偏差稍有越軌，否則任何的檢舉投訴都直接無誤地指向紅外套。約莫是在一個月後，我們才能坦然的披上紅色外套，正視自己的處境。之前，幾乎人人都是「提」著外套去上學。

褚紅外套的時代，為青澀的那時期記錄了深刻難忘的回憶，就算在漫長的三十載之後，記憶仍然鮮明。早期的絨布料子材質不佳，褚紅色的外套耐不住一年的風雨，便退盡風華，活像一匹垂頭喪氣沒了精神的窗簾布。因此第二年學校修改了布的材質，唯色彩仍是飽滿的褚紅色，我們的燈心絨布紅衣便成為絕無僅有的歷史。無視於退色的滄桑，畢業那年，每人都在五彩繽紛，沾滿了油畫、炭筆、水彩殘跡的外套上塗鴉留念。

寬敞舒適的國際會議廳裡，闊別三十年的陌生與疑惑都寫在每一張模糊的輪廓，怎能不變？一生只能有過一次的三十年之別吧，誰能確定還有下一回的三十年之聚呢？想起有一回，在市立第二殯儀館替一位英年早逝的詩人朋友告別時，作家林文義戲謔：過了四十歲啊，久未謀面的老朋友，恐怕越來越多機會要在此相見囉！短暫的一個下午，重拾失去音訊的昔時同窗舊友，彷如一段脫序的影片，有人發福、有人意氣風發、還有八十好幾的老畫家師長，他說心情特好，在現場揮毫贈墨，人人有份，為聚會留下美麗的記憶。

一回，在樹清兄的書屋裡，乍見一冊《我的姊姊張愛玲》，直覺是我年輕時經手設計過的封面，後來仔細端詳，才發覺出版社已經改變，唯封面的色彩記憶猶新。約莫是一九八○年代吧，那時我服務於中國時報系，作家季季女士參與了這本書的撰寫。為了封面的設計，苦思許久，張愛玲的弟弟張子靜提供了一幅墨線描繪的畫像，偏向漫畫式的造型，很難與印象裡的張式風情有所串連，季季後來給了我一個提議，她說張愛玲曾經在文字裡提及她偏愛「蔥青」與「桃紅」，不妨就著這兩個顏色去琢磨構想。那封面之讓我印象深刻，就在於蔥的「青」與豔麗的「桃紅」實在是極端的不妥協，無論如何難以並置一起，我猜想應該是字辭上的意境之美吧，或者畢竟我不是張愛玲，當然無從知悉她偏愛這組色彩搭配的真正緣由。這個封面雖然換了出版社，整個結構與色彩仍維持著原先的設計，蔥青仍緊密的扣著桃紅，一絲絲縫隙都沒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