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談中國人的「懺悔意識」

　 課堂上，劉再復再次重敘《罪與文學》裡的話，即他把賈寶玉比喻成基督式的人物，是一個懺悔和救贖的過程。在課後發問時，我又提出一己愚見，我竊以為將寶玉喻指成基督恐怕不甚恰當。說賈寶玉來世一遭是「還債」，可說是具基督教懺悔及罪的「救贖」則不可。因「還債」是在倫理道德的前提下而說的，「救贖」則是在「罪」的前提下而說。而基督教的「原罪」其本義並非在人倫道德的闕如，卻是在背離了上帝。其次，我提醒到，我們中國人的深層人性結構裡恐怕並沒有「懺悔」這東西。劉再復想了一下，說：「是沒有。」其實在《罪與文學》的第八章〈新文化運動中的懺悔意識〉裡，就有這樣的一段借鑑於梁啟超《自由書‧國權與民權》而歸結出的認知：「帶有罪感的懺悔意識的產生是近代的事情。一八九五年中國在甲午海戰中被自己所看不起的『蕞爾小邦』日本打敗，便產生了巨大的恥辱感，同時，也就產生了『自悟其罪，自悔其罪』的懺悔意識。」依我揣想，甲午之後敗北後，中國人產生了恥辱感是有的，浸潤而成懺悔意識則未必。因緣於外在職責的是恥辱，緣於內在悲悟的才是懺悔。何況曹雪芹成書紅樓夢在中日甲午海戰之前，怎麼又會有帶有罪感的懺悔意識呢？

懺悔意識原非中華民族心靈所固有。「懺悔」一詞，源自南來佛教。確切細分，懺是梵語，悔才是華夏中土之言。懺原為懺摩（ksamayati）之略，意為請他人忍恕我。悔原名提舍那矣Csayati或Desanakaraniya）意為陳露己之罪過。佛教當然也有罪的觀念，唯佛教之罪大別於基督教之罪，佛教的罪每與「業」字並說，即說「罪業」。業，即為前世積累餘存至今世的餘習，正所謂「業不重不生娑婆」，人是帶業帶罪與生俱來的，這也算是一種原罪，但這罪卻是自造的，與他者，與任何神無關。若欲除罪，也和他者無關。《六祖壇經》即有一品為懺悔品。壇經的懺悔，依方法，是一種無相懺悔，依本質，是一種自性懺悔，是要從自己內在心性入手以消除罪業。所以說：「自性若除即是懺。」「但向心中除罪緣，各自性中真懺悔。」

賈寶玉果真有基督教或佛教意涵下的懺悔意識？我看是沒有的。在紅樓夢第七回裡宴寧府寶玉會秦鐘，寶玉那份如有所失的癡想，不過是自慚形穢的羞愧罷了，《俞平伯說紅樓夢》認定一名《情僧錄》的紅樓夢是情場懺悔而作，寶玉亦是因情場懺悔而出家，所見亦平淺。寶玉的出家，假如以傷懺咎悔為前提，那紅樓夢一書的境界便不高，其出家必得視之為自性由染轉淨，由識轉智的證悟境界才有深義。

現回頭再來談中國人那令人慨歎的懺悔意識的闕如。劉再復前引述梁啟超《自由書‧國權與民權》言述，以為國人因感甲午戰敗而自此有了「自悟其罪，自悔其罪」的懺悔意識。究其實，「自悟其罪，自悔其罪」應指十八世紀末的法國民眾以及民治維新時的日人，係梁氏藉以激勵國人自省奮起，以伸張民權和國權。劉再復說自此產生了懺悔意識，或恐有過度引申之嫌。甲午戰敗，國人對於中國居然敗給東瀛一蕞爾小國的確深引為恥，這是恥辱感，離懺悔意識尚有差距。前者是感覺遭羞辱後的反應，後者是一種更深層的心性的悲悟；前者每只是一種集體性的自我譴責，後者才具有更內在的靈魂維度及自我超越。

甲午戰敗，確是中華民族自我儆省、自我提昇的一個契機。此後五四運動，多少思想界領袖群倫的名流，除梁啟超外，周作人、張東蓀、梁漱溟、陳獨秀、魯迅等人都起而大聲疾呼。魯迅尤其是個指標性的人物，魯迅在此相關議題——恥辱感，或懺悔意識，或罪感—的重要性，端在於他的深廣度；或者該說這是以深為廣的。魯迅在《狂人日記》中譴責國人共同背負著一個「人吃人」的罪孽。這人吃人，我亦吃人的習性浸淫已久，意隱隱然宛如一個民族共有的原罪。

魯迅儘管把罪往自己、往中國人身上攬，但他始終未能在內在主體激發或建構出一種諸如基督教或佛教更深沈的懺悔意識。原因其實很簡單，我們中國人內在道德的主體性有別於西方和佛教。我們沒有上帝，沒有背離、沒有原罪，也沒有具輪迴義的罪業，自然也就沒有帶罪感的懺悔。究其實，中國人和相當於上帝的天的關係並非由上而下，卻是平等的。從春秋之世人本的發皇，到孟子確立人的內在道德性，隱含著天與天齊的意涵。乃至宋明新儒學諸大儒如張橫渠的「為天地立心」，朱熹的天人合一，程頤的天人一理，周敦頤的人道之仁義配於天道之陽陰，天人無二道，統一於生成之理。凡此在在喻示著人之性靈的高揚與明善，絕無卑屈其下的陰暗。職是，中國人並無因負罪而帶來的懺咎，我們懷的是因背離人倫道德或淪喪了道德主體性而有的羞恥感而已。

（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