佛教心靈既判異於基督教，何以又懷有另一種似乎更深沈的懺悔意識呢？一言以括之，那是因為佛教心靈更博厚也更深沈。佛教曰「同體大悲，無緣大慈」，即如儒家講仁愛，佛教講尤有過之的慈悲；儒家以直報怨，佛教則以德報怨，怨親平等；儒家講存天理，滅人欲，此欲僅止於過度的私欲，而佛教則更絕決地全然去之，無絲毫妥協處。

甲午戰敗後，約莫半世紀過去，另一驚撼中國人心靈的文化大革命又發生了，文化大革命對近代的中國人心靈而言，無疑是次大檢驗，因其墮喪人性，摧折綱常，人率獸食人的酷烈怛傷，何止千百倍於戰敗屈辱或禮教吃人的疚責悔恨？這裡要追問的是，犯下這樣自我摧傷的罪業後，中國人可曾悲懺痛悔過？倘使有的話，它又是以什麼作為最終的依歸？

我們不妨以近代中國一位重要的文人，即去年（二○○五年）甫過世的巴金談起。

巴金過世後，海峽兩岸悼念、月旦的文字不斷，其中有一個論題出現了正反兩邊各異的評價，或仍以正向偏多的評語是，在巴金八、九十年的創作生涯裡，幾部皇皇鉅構如愛情三部曲，激流三部曲、憩園、火等作品，或竟不如日後那薄薄幾冊札記體的《隨想錄》和《再思錄》來得有價值。後者的引人矚目，也不過就是巴金反覆再三在札記裡提出的「講真話」三字而已。講真話是做人或做為一個作家的基本條件，如今卻成為足堪讚譽的理由，為什麼？

這要從那個時代背景及發生在巴金身上的某些遭遇談起。而第一個指標性的事件或是五○年代的反胡風運動。胡風向來能說敢言，共產黨執政不久，也即在一九五四年，他呈送了洋洋灑灑三十萬字報告書予黨中央委員會，明說暗喻地反對毛澤東那架在作家頸上五把刀子的文藝綱領，埋下了不久後遭批鬥並逮捕下獄的禍根。這年年底，他又密集發表兩次演講，不留情面地批判周揚和何其芳，引來周揚集團的反擊，直到隔年五月，敗下陣來的胡風被捕，並送進秦城監獄。

在蕭乾、馮雪峰、夏衍等文友遭難時，巴金都展現其風骨力挺，但不知為何，在胡風事件中，巴金的表現讓人失望，他既沒說真話，也沒選擇說假話，相反的，他選擇了和胡風劃清界線，事實上，即是加入迫害者的一方。四十年後，他承認了自己的懦弱，在《隨想錄》第五集第一百五十則〈懷念胡風〉裡公開表白了對胡風的疚責之意。只是，他這份悔疚自責恐怕不夠真誠而絕決。在《隨想錄》第六十七則裡，他懷念豐子愷先生，為自己未能在「百花齊放」運動維護友人感到悔恨。但他卻也立刻說：「其實我也不能苛求自己，」他把責任推給外在的壓力：「那個時候好像有一種強大的壓力把我僅有的一點獨立思考也摧毀了。」很顯然的，巴金的反省是為德不卒的，或者說，他的省思還談不上懺悔的層次，頂多只是「講真話」——那是在札記裡他一再強調的用語，他甚至把這些札記的集子題曰《隨想錄》或《再思錄》，而不彷效奧古斯丁、謬塞、托爾斯泰、魯騷等開宗明義地直接以「懺悔錄」命題。

即便只是講真話也不容易，邁入暮年，已德高望重的巴金承認自己為此感到苦惱。更何況講真話只不過是懺悔的必要條件呢。我還可以舉出一例，反證出即使只在這懺悔的「前置作業」階段，我們中國人都沒能達到，遑論那種更深沈的懺悔意識？這個舉證見隨想錄第三集《真話集》等七十九則〈三論講真話〉一文。巴金說，他寫自許要講真話的隨想錄後，有位「有名的雜文家」朋友來信說：

「對於自己過去信以為真的假話，我是不願認帳的，我勸你也不必為此折磨自己。至於有些違心之論，自己有時也很難過………我在回想，只怪我自己當時沒有勇氣，應當自劾。………今後誰能保證自己不再寫這類文章呢？………我卻不敢開支票。」

這番坦白赤裸裸暴露出近代中國知識份子心靈的枯索及敗壞。這種現象確是集體性的、民族性的，所以足以稱之為整個中國人的不幸。或者用一種反推回去的說法是，由於欠缺諸如基督教的罪及救贖觀，和佛教深沈的慈悲心，中國人竟連講真話都不可得，遑論那什麼懺悔心呢？

中國人既無贖罪性的懺悔意識，亦無以有情眾生之業為己業而欲擔荷之的悲懺心，我們有的是德性良知及因其缺如而帶來的羞恥心——而這些都僅止於現世，縱深不足，「人心惟危，道心惟微」，發生在巴金個人身上以及文化大革命那種率獸食人的慘劇，終於讓作為良知者的作家巴金也棄守了，他在文革期間受的那種苦，我們不忍苛責，但許多實情真象，也不能不明說。

我們或未必一定要向基督教或佛教心靈來借柴添火，但賈寶玉最後之剃度出世，的確只能以佛家的「空其心性」意義來詮釋才好，也才圓滿。整部紅樓夢是寶玉悔其自性穢濁之罪業的歷程。「一切有為法，如夢幻泡影。」賈寶玉的穎悟應得自佛家，咎其自性悔其自性的懺悔賈寶玉有，而巴金沒有；巴金有的僅止於知恥及羞愧。（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