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應該留下當年李瑞騰老師，親自校閱的論文稿，可惜沒能順利找到。二十一世紀初，我萌發回金門定居想法，該做什麼工作完全沒有譜，只能自己勾勒藍圖：如果我擁有碩士學位再加上讓人難以忽略金門書寫，或能為大學錄用，給我機會作育金門文學人才。
我未免托大了，我自己都需要別人教育，哪來資格教育他人，但一個理想畢竟存下了，果斷報考研究所，邊工作邊讀書，因為作息匆促，一個後遺症是腸胃常抽痛，還好畢業後，經過調養終於漸漸復原。
李瑞騰是我完夢的重要的拼圖。我在藝文界畢竟廝混數年，中生代學者當然也夠格指導，但年紀接近難免尷尬，幾經思考後想到李瑞騰。我委實才輕言拙，不懂得遍數李老師善學問，邀請的理由竟然是，「李老師，您已經指導葉連鵬寫澎湖，何妨再把金門帶上？」我這是離島「買一送一」概念，但李老師何其忙碌，他會接受「送一」，很可能知道我走投無路，而他這一生都在當別人的靠山，不如也讓我靠靠。
我甚至並未當面邀約，只就電話徵詢。當時我已不年輕，行事還是莽撞。一個原因是相識多年，他妻子楊錦郁喊我弟弟、公子李時雍喊我老師，然後我再敬稱李瑞騰老師，我跟李家可謂「關係混亂」。
我尋覓論文，是因為李老師批示過的論文初稿，除了指出論述不足，還校出不少錯字，完全可以當作文獻留存。當時我誤以為金門文學與台灣文學，在思潮上，必然也是反共文藝、現代主義以迄後現代，哪知戰地政務割裂金門生活以及文學發展。我跟李老師報告後，始有後來論文中的戰地神話、新中原神話等，有別台灣本島的文學潮流。李老師給我最大的彈性，並不時刺一下、推一下，讓我自己思考論文何去何從。
二○一六年四月，我辦理小說《孿生》發表會，李老師讀得深入，為我小說《孿生》作序時便指出，「我認為吳鈞堯真正想寫的是先前他曾在《荒言》和《熱地圖》中都提及的兩個夭折的哥哥……要寫兩位幾無生命史可言，但又影響全家至深且鉅的夭折哥哥，吳鈞堯就必須寫自身，寫父母，從家庭寫到家族」。這是我寫《孿生》的核心，只是李老師比當事人更看得清楚。
二○一九年冬天，我已經畢業多年，且湊巧剛始寫詩，對於詩法結構、意象營造等，「不得不」感到興趣。說「不得不」，肇因「吳鈞堯寫詩」這事不能成為笑話。我在久未翻閱的詩書刊中，找著李瑞騰老師關於現代詩演變與詮釋的專著，才訝然想起，初識李瑞騰的淵藪，該在中國青年寫作協會的文藝營課程。
當年李瑞騰瘦削，襯衫紮進褲頭後，還能挪出兩指空隙，多年後每次見李老師，總要驚訝他的臉形與青年無異。匆匆數年又過，我竟已五十開外，已來到李瑞騰當年指導我的年歲，卻還是一副欠教育的樣子，而李老師瀕臨七十，桃李滿天下，依然精神飽滿，說話鏗鏘有力。
因為疫情，李老師停辦慶生多年，不然每一年八月初，與李老師門生聚會，不僅有趣，並且眾多優秀學者齊聚。想起與李老師多次討論論文，知曉桃李滿天下的關鍵，在不讓學生滿溢，必須知道哪裡不足，而我除了斟滿酒以外，便一無是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