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新加坡，華族人口雖占多數，日常生活卻不只一種聲音。同一座島上，各有移民故事、祖先與神明，也各有未必能被外人立即理解的習俗與信仰。然而，不同族群的相遇，讓跨文化的交融與對話多了可能。有時無須長篇大論；轉入小巷，一塊舊牌、一座小廟，就能讓我們對「自己人」的想像，悄悄鬆動。
實龍崗路（Serangoon Road）一帶、蒙士頓巷（Moonstone Lane）17D號的萬里港福德祠，便藏著這樣一段往事。這座主祀福德正神（大伯公）的小廟，捐建者不是華人，而是印度裔的峇朱成（Bachu Singh）。新加坡國家檔案館的照片編目與廟內捐建牌，都記下了捐建日期：1957年7月23日。
峇朱成在1920年代從印度北部移民來到新加坡經商、置產，本身信奉印度教（興都教）。一位印度教徒，為何替大伯公蓋廟？答案藏在地方口耳相傳的故事裡。
2020年，新加坡《聯合早報》訪問協助打理福德祠的林姓志工。據他轉述早年廟祝沈先生的說法，峇朱成曾因購地不順，聽人勸說向大伯公祈求，待交易談成，便出資建廟還願。廟成之後，交給沈先生，也就是沈春發的父親照料，地方上因而稱它「沈春發廟」。捐建者的姓名留在牌上，沈家的名字留在人們口中。一座廟的身世，就這樣牽起了不同族群的神緣。
經過幾番轉述，故事的細節未必都能還原；然而，今日廟宇仍在，紅底黑字的捐建牌也仍在。比起追問神明是否顯靈，更讓人駐足的是，一位印度商人願意把感謝化成遮風擋雨的屋宇，讓另一群人有了持續祭拜的所在。紅牌嵌在牆上，華文及英文的黑字略顯樸拙。但它平實地記下捐建者的姓名與日期，沒有華麗的頌辭，卻已足以讓後來的人讀見一段跨越族群的往事。
捐建牌的中文仍書寫「民國四十六年」紀年，英文則記下1957年7月23日。這個我們熟悉的紀年，留在當時仍屬英國殖民地的新加坡廟宇裡。漂洋過海的，除了人與神明，還有記錄時間的方法。一位印度移民的名字，就這樣被寫進華人的日曆。
更有意思的是，牌上將祭祀文本中常見的「弟子」寫成「治子」。「弟」與「治」在閩南語中音近，或許是循音借字的痕跡。與其急著認定是錯字，不妨先聽聽字背後的聲音：一個印度姓名，藉著華人祭祀的稱謂，站到大伯公面前。這聲「治子」／「弟子」未必意味改宗，自然流露了敬畏之心，也讓陌生的信仰有了可以親近的距離。
峇朱成對不同信仰的敬意，也留在同一條巷子的另一處。據The Straits Times（《海峽時報》）報導，他在49號興建貨倉時，保留了土地上一位穆斯林女子的墓，並加建有窗、覆紅瓦的小屋加以遮護。對開發商而言，那是可以利用的土地；但他沒有讓地契上的所有權，抹去先來者安息的位置。
一邊是華人的神，一邊是穆斯林的亡者。不必信奉同一部經典，也能為他人的敬畏留下遮風避雨的物質空間。我想，峇朱成沒有打算將不同宗教揉成同一種信仰：廟還是廟，墓仍是墓，差異不必消失，也能各有安頓之所。我們無須把這位商人寫成聖人。求地、經商、還願，本有切身的祈願；然而，從為自己謀生謀利，到替他者留下位置，中間畢竟多邁出了好幾步。
把目光移回臺灣本島與金門，這段往事便不只是南洋奇聞。金門有漫長的出洋記憶，祖輩曾渡海謀生，在陌生土地上尋求容身之地。隨著我們人口結構的改變，今天面對來到我們身邊的異鄉人（新移民、外勞或其他），是否也記得，祖輩那一代人初抵他鄉時的忐忑與期待？
當我們習慣精算自身利益（這社會愈來愈多精緻的利己主義者），是否仍願意想想，自己的選擇會如何影響他人與公共生活？開發土地之前，可曾問過那裡安放著誰的思念；享用眼前的資源或收割現在的好處時，可曾感念前人打下的基礎，也想過為後來者留下什麼；遇見陌生文化或不同想法，又是否願意停下腳步，聽一聽對方的聲音？文明，或許就藏在這些微小的自問自答裡，這比一句抽象的「多元包容」，更有溫度。
今日，峇朱成的名字或許漸被淡忘，萬里港福德祠裡的大伯公，卻仍以慈祥的目光望著這座現代城市。當年，一位印度商人「為他者的神，留下一方天地」；那份精神，至今餘音未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