族譜是一種奇特的文字，它把一個活過一輩子的人，壓縮成幾個字：名、諱、生卒、葬某山某向。浯陽開基祖陳達在譜上不過寥寥數行，一整座島的文明開端、一個家族一千一百二十年的悲歡，就這樣被壓進了紙頁的縫隙裡。
我讀族譜、聘了兩位中文碩士班研究生助理幫我找史料，和五叔篤龍、三弟慶逸、小妹嘉甄合作撰寫了陽翟村史。過程中發現，村史與族譜留得住人事物，卻守不住散佚的情感。它們記得誰在哪一年中了進士，卻記不得一個十六歲的少年渡海來到金門島的那夜，心裡的不安和懼怕；記不得一個守寡五十餘年的婦人，在井邊打了大半生井水時，手心裡的溫度。於是我想到寫小說，寫一本長篇歷史小說《浯陽》。
第一個念頭，是替金門補一段空白。金門的文史，明清兩代尚稱豐富，宋代卻幾近沉默，而那正是陽翟陳氏在這座島上生根、鑿井、闢鹽場、起造祠堂、科甲連登的年代。我也希望金門能以「開基」而非「前線」的面目被看見。在戰地記憶之前，這座島已有千年的書院燈火。我為自己立了一條寫法規矩：凡族譜與史傳有載的生卒、官職、進士年份、遺囑文字，都直接引用，這是骨架；骨架之間的空白，氣味、聲音、或一句沒說出口的話，才交給文學想像去填補。史實給小說信實，虛構給歷史體溫。
動筆之後，最先回來的是那個十六歲的少年。家譜只有一句：「年方十六……奏鎮同安浯洲鹽場。」我反覆自問：我們這一代的十六歲，可曾被給予這樣的行動機會？我們是否也為下一代的十六歲，期待同樣的拓荒膽識？地理的拓荒在今日也許已不可能，但文明的拓荒仍有無限機會。於是我讓開基祖陳達重新在福州的風裡站了一次，帶著父親交付的端硯、「守素」舊筆與一包河南陽翟村的祖土渡海。祖土是根，筆硯是文脈，「守素」是本心。
傳統氏族文化中，女性大多連名字都沒有，她們只是某某之女、某某之妻、某某之母。族譜中，六世祖繼室蔡氏已是極少數的例外：她二十一歲喪夫，孀居五十三年，析產立五恆房、起造大宗祠，立下「祖井二口，永為汲水之地，不得私自障截」的遺囑，把一個瀕臨離散的家族重新固結在一起，後世子孫尊她為「興族女豪傑」。然而即便如此，她至今仍未能在自己親手蓋起的祠堂神主牌位上，擁有一個屬於自己的名分。我寫《浯陽》的一個私心，就是要為蔡氏這樣「沒有名字」的女性，在紙上立一塊遲來的神主。
小說裡還有一個軸線，萌芽得更早。二十歲那年，我獨自投入一場二十一天的金門野外地質調查，用身體認識這座島，第一次真切地感覺到，金門不只是一塊供人們生存、發展的地理載體，它還是另一個與人共生共感的生命體。那份對環境倫理的震動，後來成了《浯陽》的另一條命脈：我要寫的不只是一個家族，而是人與土地的相生與相剋。我寫先民如何依賴這片山海，又如何在不自覺中一步步耗損它，直到沙壓了田、埋了溪。
但更深的動力，來自一種我不太願意說出口的預感。我這一代，也許是末代的掃墓人，末代的宗祠祭祀人，末代的族譜撰寫者。清明、冬至掃墓祭祖的隊伍一年比一年短，牌位前上香的手一年比一年老。有時我站在祠堂裡，會生出一種近乎撰寫墓誌銘的悲壯感，彷彿我不是在寫一個家族的榮耀故事，而是在替一個即將散去的千年情感與記憶，刻下最後一行字。
然而寫著寫著，我在小說裡認出了自己真正想說的話。《浯陽》寫的其實只是一件事：人如何在一片正在被風沙抹去的土地上，一次又一次地，把名字重新刻下來。太武山的林子禿了，田地溪流終究會「被沙壓迷失」，族譜會被遺忘，情感卻可以在故事裡被重新喚醒。傳下去的從來不是原本的話語，而是被下一代重新講述的敘事。
我或許真是末代的掃墓人。但也許還有一個孩子，因為讀了這個故事，願意在清明冬至的隊伍裡多站一會，回頭問一句：「我們是從哪裡來的？」這是我寫下這本十二萬字小說的理由，也是我，作為陳達的三十一世孫，能為這座島、為這個家族，留下的一盞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