教育是立國的根本，就理論而言，理應由政府統籌辦理，以統一的教育方針，促進建國理想之實現。然金門地瘠民貧，自清中葉以來，以迄二十世紀的四○年代，政府財源困窘，學校經費皆由地方自籌居多，而地方財源端賴鄉僑捐助。近代以來，金門教育現代化之開端，實與華僑有密切的關係。
首就金門傳統教育的變革而言，金門向有「海濱鄒魯」的稱譽，是一個人文薈萃的島嶼，即注重文化，也就注重教育的地方。南宋時期就出現了第一間書院，即燕南書院。到了元代，繼起者有浯洲書院，而至清代則有金山和浯江書院的出現，這些書院都是傳統教育的一環。
傳統教育與科舉制度密不可分。在皇權時代，政治與教育是不分的，教育是國家追求政治長治久安的手段。所謂「風俗之原，由於教化。學校之設，所以明倫……若不講詩書、明禮義，何以正人心而善風俗也？」就教育動機而言，士子在書院求學主要是應舉入仕，求取功名富貴。教育內容偏重於倫理化的意涵，即所謂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的聖賢之言。
傳統教育除了書院之外，還有社學、義學和私塾。《清史稿．選舉志》云：「社學，鄉置一區，擇文行優者充社師，免其差徭，量給廩餼。凡近鄉子弟十二歲以上令入學。」舊志載，金門最早社學有湖山社學（在十七都）、平林社學（在十八都）和丹砂社學（在十九都），《滄浯瑣錄》認為宋時創社，惟言清初已廢無存。至於毀於何時？因何而毀？史則未載。個人以為應是毀於明清鼎革，遷界之禍，當時界外的村落田舍，悉被毀棄，乃至造成教育之浩劫。至清代，金門的社學只有後浦社學和浦邊社學。
義學和社學最大的不同在於它招收「孤寒子弟」為主，通常不收束脩，甚至還發給一些學習用品。康熙五十二年（1713），下令「各省州縣令多立義學，延請名師，聚集孤寒生童，勵志讀書。」其後，雍正元年（1733年），又諭令「各直省現任官員自立生祠書院，令改為義學，延師授徒，以廣文教。」清廷一再下傳聖諭，福建各府州縣也多遵旨辦理，金門雖尚未立縣，但派有縣丞理政，所以在乾隆四年也設立義學，義學設在後浦丞署西，規模不大，此即是浯江書院的前身。義學雖然是官方倡導，但基本上是紳商籌辦。義學通常是啟蒙識字的場所，但也兼授一些詩賦、策論和經解，甚至也招收弱冠以上的應試童生，也可能因此之故，加上地方財源有限，義學和書院最後合而為一，而成為浯江書院。
傳統教育中，數量最多的當數私塾。緣因讀書人日積月累，但仕途狹窄，未能登科入仕的占絕大多數，尤其家無恒產的貧寒士子，最終只好以教讀作為謀生的途徑，所以師資來源不虞匱乏。而許多商家大戶，經營事業有成之後，基於「商而優則仕」，冀望子弟能走入仕途，於是紛紛籌建書齋，延聘名師授課，所以金門有許多村社很早就有書齋的設置，以前水頭為例，前清時代，可考的書齋就有八處之多，分別是「下界仔書房」、「古書房」、「四維堂」、「怡齋」、「懋齋」、「卓齋」、「酉堂」和「題塔書齋」。授課的對象均是黃氏各房的子弟。
私塾制度，從辦館形式，有塾師自行設館的，有的家長請塾師到府授課的。有的是數家合請一師，或一村一族集體延聘一師教讀。私塾沒有專用的校舍，通常設於祠堂或廟宇，或借用私人房宅、廳堂或自家房舍。例如水頭在書齋衰微後，由各族姓，以一村之力，集資延聘名師到村授課，於外武廟作為上課地點。四埔的私塾，設在下埔下，老師是學生的家長集資聘請的。古寧頭村塾，設在南山「李氏大祖祠」。只要能繳得起束脩者，即可前來上學，不限以某姓某房的子弟。
然而到了清季，傳統教育因受政治、社會環境的劇烈變動而有大幅度的變革。特別是中日甲午之戰，清廷戰敗，維新派大聲疾呼，必須變法維新，廢科舉，興學校，改革政務，於是有康梁的變法。在「百日維新」中，光緒帝採納維新派的改革建言，開始新式學堂的籌辦。戊戌變法雖被慈禧太后所推翻，但民智已開，清廷不得不順乎潮流，實行新政，公布一系列學堂章程，建立較為完善的學校教育制度。
次就新式教育的興辦而言，新式學堂的興辦，主要得力於中央的推動，1898年（光緒24年）清廷首次下令改書院為新式學堂。1901年（光緒27年），清廷再次詔令建新式學堂。民國成立後，1912年，教育部又相繼頒布了〈普遍教育暫行辦法〉〈普通教育暫行課程標準〉〈小學校令〉，要求全國小學都應按上述文件精神辦理。1918年，在「五四運動」的推動下，福建省教育廳對初等教育採取一系列的改革措施，改文言文為白話文，加強國語教學，舉辦小學教員檢定，整頓師資。1922年，福建省開始執行「新學制」。
所謂的「新學制」係指二十世紀二○年代以後的新式教育內容，其顯著的特色有 ：一、為了將語言統一及掃除文盲，國語及識字是當時的重點課程。二、算術亦是課程的另一重點，尤其在二○年代以後，許多移民跟隨著父執輩前往海外或通商口岸做生意，因此買賣所需的算術知識，亦為僑辦小學所重視的。三、不同於傳統書院教育以知識教育為主，僑辦小學強調了生活教育及社會服務，體育強身的教育，以及美學教育的美術形藝課程等新式教育。四、課外旅行的教學，不僅參觀一些著名景點，同時加入其他僑辦學校的訪問，以增廣見聞等。而這些內容都有別於傳統科舉取士的經史之學。
金門在官方和地方勢力的合力推動之下，新式學堂理應「勢如破竹」「遍地開花」；相對的，私塾在國民政府的打壓之下，理應「日見衰敗」，甚至「消聲匿跡」。然而，事實並非如此，金門的私塾在20世紀的20-40年代仍然方興未艾。從許多訪談調查資料可以反應這一事實，例如1921出生吳厝村的吳永波說：「小時候讀過六年的私塾」。1908出生西埔頭村王珠盤說：「我十一歲啟蒙，父母送我到私塾讀書，私塾設在祠堂裏……同時受教的約有三、四十人……。」1921出生官路邊村的陳永果說：「我讀過一、二年私塾，地點在古丘的祖厝，不過一本《三字經》都還沒讀完就輟學了。」1924出生安岐村吳天降說：「我九歲啟蒙，讀過幾年私塾，那時候私塾設在村裏的祠堂……學生約有二、三十人…。」1925出生中堡村楊琦濤說：「那時村裏設有私塾，私塾設在一座民房，教授的內容主要是一些三字經、四書五經、賬務及尺牘（內含秋水軒）等。全村約有一、二十人上課……。」1927出生東堡村楊忠河說：「我受過三年的私塾教育…。」1928出生安岐村吳五全說：「我1928年出生，世居金門的安岐村，家父務農……我讀過一年私塾……。」1930出生歐厝村的歐陽金章說：「日據時期，後浦設有公學，學校還教授日文；鄉下大部分的村莊均未設立學校，想讀書只能讀私塾。我讀過幾年的私塾，私塾的教材主要是《三字經》，教學方式主要是背誦……。」1930出生東洲村陳瑞規說：「我讀過三年私塾，私塾是由校董會籌設的，私塾設在宮廟旁邊的一間房子，這間房子名叫識覺寺……當時同時上課的學生約有二、三十人……。」1932出生湖下村楊金柱說：「我讀書是在日據時期開始，那時金門的學校大都廢棄，只剩下後浦和瓊林還有學校……至於其他的村莊學校全部停辦，如果還有人想讀書，就只能讀私塾了，當時私塾和學校最大的不同是讀漢文。我從七、八歲開始讀，讀到十五、六歲，大約讀了六、七年……那時候讀書就必須自己出錢，學生的人數亦時多時少，從三、四十人到五、六十人不等。」1932出生頂埔下村李金煉說：「我的啟蒙教育是在日據時期，那時我們村莊沒有小學，我讀的是私塾，老師是私人自己聘請的，我前後讀了四、五年的私塾。」1932出生後埔村陳增堅說：「日據末期我開始讀私塾，那時的年紀大約是虛歲十歲……那時一般私塾的學生從十數人到數十人不等……我讀過的私塾有好幾間……也讀過夜間的私塾，最早讀過的夜間私塾在埔邊，老師是小金門人，同班的學生才十多人。」 1933出生歐厝村的歐陽金山說：「日據時期，學校停辦，想讀書，只有上私塾。」1934出生東沙村的王振富說：「我讀過一年的私塾。」1936年出生於庵前村的洪宏成說：「我在七歲（以登記者為准）開始讀書，當時讀的是私塾……學生總數約有三、四十人……。」
國民政府全力推動新學堂，但何以私塾未顯頹勢，而且仍興盛不衰，有部分原因是合格的師資難尋。私塾和新制學校最大的差別，在於私塾用方言教學，而新制學校用國語教學。歐厝村的歐陽金章說：
日本投降後，中央來接收，學校紛紛恢復了，本村因華僑資助設立一所私立小學，當時村裏族長聘請了一位海澄縣的同宗，「歐陽」校長兼老師，「歐陽」校長又找來了一位老師。當時一年級至六年級都有設，全校約百餘人，東沙、泗湖和小西門的學童也都來本村讀（編者：縣志未載，待查）。我們那班才二十多人，從私塾轉到小學，我起初無法調適，私塾用閩南語讀漢字，小學用國語發音，歐陽老師教我們ㄅㄆㄇㄈ等注音符號，但一時轉不過來，例如「學」字用閩南語發音讀和用國語發音讀「ㄒㄩㄝˊ」就不同，所以起初頗覺困擾，但過一陣子，很快的適應了……。
然而，更重要的因素是財源問題。合格的師資，必須提高薪資，專用的校舍，統一的課桌椅，在在需要巨額的財政支持。然而金門地瘠人貧，財源難尋，財政籌措困難，即使是公立的第一間新學堂││縣立小學堂，也難以為繼。金門縣志載：
縣立小學堂：在後浦西門，光緒三十年冬，縣丞李受祿籌設學堂，詳請由興泉永道延年，諭給紳董楊都試、林乃斌、許維舟，會同辦理，議就浯江書院改設小學堂一所，以書院有租息及新籌豬捐各款，充作經費，遂於翌年春開辦，由書院董事輪年經理。最終因縣丞任輕，不負學務專責，敷衍數年，迄無成績。
「敷衍數年，迄無成績。」事實上，應該是財政籌措的困難，經費支絀，以致無法大幅改革，正如「巧婦難為無米之炊」。再觀察民初縣署編列的教育經費，「初等教育補助銀元1137元6角」，以縣境轄地之廣，卻只編列曲曲的1130餘元，真是「杯水車薪」，因欠缺財源，所以迄1947年，金門都已普遍實施新學制，但某些學校事實上與私塾相差無幾。1935出生後盤山村王英川：
我十二歲才開始讀小學，那時的小學是村中的長老籌措的，校址設在王氏宗祠，經費來自募款。課桌椅須自備，大都用櫥頭，有二個抽屜，在祠堂內排三列桌子。那時全校約有四、五十人，合為一班上課，老師只有一人。老師聘自本縣的大嶝島，老師薪資是校董會負責發給，老師睡在宗祠內的一間廂房，三餐由學生輪流煮飯，老師除寒暑假外很少回家。
由此可見，辦學的績效在於師資，辦學良窳在於財政，財源的充裕與否決定學校的前途與走向，金門現代化的學校之財源則端賴華僑的捐贈。
一、新校舍的籌建
因縣政府欠缺豐沛的財源，新學堂的籌建和運行，都只能「就地籌捐」。其中最重要的就是鄉僑的捐助和僑匯的「批捐」。首先，就新校舍的籌建來說，金門現有早期籌建的新學堂，如金門公學、滄湖學校、古岡學校、金水小學、珠山小學、睿友學校等等，全是靠僑胞捐助的，才得以興建完成。
1．金門公學：初為集美學校金門校友會所創辦，假文厝內作臨時校舍，後經海外僑胞捐建校舍一幢，在浯江書院西，即今中正國小校址。捐建之校舍似是印尼鄉僑集資，「由馮啟明之倡募興建」。
2．滄湖學校：係滄湖保旅外鄉親共同發起的，包括陳芳窗、陳芳歲、陳期宰、陳慶廷、陳溢貢、陳溢插、陳慶雲等人，其設校緣由可從新加坡《新國民日報》的公告得知，〈籌辦金門滄湖堡滄湖學校募捐緣起〉云：
值此二十世紀天演競爭之時代，苟無智識，何能生存？苟無學問，何生智識？故欲提倡教育非廣設學校不為功。蓋學校者，教育之基礎也。由此觀之，教育之關係於學問智識豈淺鮮哉！同人等僑居南洋，目睹吾僑對於熱心公益，提倡教育，莫不爭先恐後，踴躍輸將，是以不揣棉力，議設滄湖學校於金門滄湖堡中，以期教育普及，人才輩出，直接可以造福桑梓，間接足以保衛國家，庶幾無負國民之天職。……甫出募捐，巨資立集，足見好善之心人有同情，從此則滄湖堡之滄湖學校成立可期，然後同人亦可告於無憾矣！惟是草創伊始，需款尤巨，集腋成裘，是又不得不望諸吾鄉僑之群策群力也。想我同鄉諸君平日急公好義，慷慨為懷，定必大解善囊樂為贊助也，是為啟。
籌備會設臨時財政部，陳芳窗、陳芳歲負責簽押，陳期宰負責掌印。第一批的捐助者中，最大的捐助者為陳芳窗，他捐銀一萬二千元，其他的捐款人，有陳芳歲捐銀六千元，陳期宰捐銀五千元，陳慶廷捐銀三千元，陳溢貢捐銀二千元，陳溢插捐銀二千元，陳慶雲捐銀二千元……等。以上九條共銀三萬五千元。後來興建洋樓一棟，建校完成後，滄湖保的學童受益，受惠的村社有湖前、山外、塔後、後園、新頭、林兜等村莊。
3．古岡學校：古崗小學成立於1925年，初利用「董氏宗祠」及借用外圍民房上課。新校舍係旅外鄉僑集資匯回興建的。建校經費主要來自南洋，當初負責到南洋募款的有董應慶、董應彬等人，據耆老云，捐獻最多者為董春坡、董允耀等人。建校時，村裏的壯丁都要義務勞動擔任小工。學校落成啟用於1929年，新校舍完工後，命名為「古岡學校」。「古岡學校」應該是古賢保第一所新式的小學，近年來文史工作者和報社記者爭先報導金水小學，推為全金第一所新式小學，事實上根據當時的刊物記載，「古岡學校」新校舍的落成顯然早於金水小學，1928年珠山《顯影》有如下的報導：
古崗鄉於三年前（即1925年）開辦學校，因尋得里人協力籌措，晚近開校精神極形可觀，月來新校且將浮現……聞該新校建築之所以能若是快捷者，多尤其僑外同鄉於幾月間湊捐五六千元寄回。又建築工程，且由全鄉男丁每名各擔負十工……。
而該文係1928年撰寫，從〈月來新校且將浮現〉，可以推斷新校舍應完工於1928-1929年間，落成啟用的時間可能是1929年。又據1928年《顯影》〈月來新校且將浮現〉云：
古賢全堡自古崗學校捷足先蓋新校後，鄰近設有學校之鄉，亦盡齊皆耀耀「躍躍」欲試。金城起手籌備，珠山籌備無成，獨金水人人踴躍，即果見不落人後，在里一倡，僑胞齊和，不數月立得頭績，近且在測劃校舍地址矣。似此進行之快捷，即不久間，金水新校，又將巍巍矗立，與古崗新校形成遙遙相對矣，盛哉。
由上所述，不難辨識古崗學校與金水小學新校舍的落成先後。只是古崗學校疏於宣傳，遂被流失的歲月所淹沒，而無聞於現今的社會。
4．金水小學：1921年，水頭成立「新制小學」，校名「金門縣第二區私立金水小學」，學校設在頂界「黃氏大宗祠堂」。後來學生人數日增，空間漸感不足。1931年，旅居印尼的水頭鄉僑創議興建新校舍。校舍籌建由旅印尼峇里巴板的黃嘉平出任主席，旅居勿佬的黃獻量則返鄉主持購料和請工匠，水頭村長老負責購買建校用地。僑居達拉幹的黃延協對校舍籌建過程如是說：
水頭村莊的居民，有感於教育的重要性，而且原來用黃氏家廟作為校舍，也因為學生人數日增加而顯得空間不足，所以發動向南洋鄉僑募款，由峇里巴板的黃嘉平出任籌備會主席，並由旅居巫荖（勿佬）埠的黃獻量主持購料及雇工，且由（祖父）黃獻量代表華僑界回金門主持興建事宜，因此阿公在蓋校舍到落成的這一段時間，是常常回金門的。
至於學校藍圖，則由卸任的老校長唐逢祥繪製，匠師由同安大師傅和本地工匠組成。本村村丁十六歲以上者，作公工六天。整個工程計耗資白銀二萬餘元，於1932年落成，同年11月12日舉行落成典禮，演出話劇和游藝活動，邀請全島各校長前往參觀，堪稱一時之盛。
5．睿友學校：位於後山（碧山）村，係由陳睿友捐資興建的學校。陳睿友係金門後山陳氏第十八世，幼隨舅父李牌（山西村人）赴南洋，在新加坡開設東盛商號，睿友則在店內學習，初以苦心謀生，克勤克儉，後轉習商業，以勤勞熱誠見稱，漸著商譽；嗣後開設金和美商號，經營木材，生意蒸蒸日上，因而致富。1934年陳睿友辭世，子孫繼承其志，提撥銀元二萬元，委托陳德幸返鄉全權籌建睿友學校，1936年學校峻工，招收碧山及鄰村兒童就讀，概免學雜費。
6．珠山小學：1936年間，村民以珠小借用宗祠，下書房上課，因光線欠佳、容量不足，而有集資興建新式學校的構想，在薛崇武登高一呼下，各方倡議建校之聲四起，蔚為地方大事，獲得菲島華僑的熱烈響應，如薛仲馨獨捐一百元，約值當時國幣五十萬元。1936年成立「珠小校舍建築委員會」，擇地著手興建，因逢抗戰軍興而中斷。抗戰勝利後，建校之議再起，1948年正式動工興建。1949年，珠山新校舍落成，計耗資時幣二萬美元。
7．古寧小學：1948年李朝木、李增填、李炳忠等發起興建古寧小學大廈。該校舍後來毀於1949年的戰火。
8．嶝江小學：位於大、小嶝，1928年由旅馬來西亞華僑鄭友蘭捐資興建。鄭友蘭，大嶝田墘人，幼失怙恃，貧困幾不能自存，年三十尚無能力結婚，後浮海南渡，初為怙俚，後勤勉營商，經十餘年居積百萬。深感失學之苦，失志興學，1924年返鄉，於內人村購地十餘畝，構築校舍，充實教具設備，名為澄江小學。學子達三百餘人，後由縣府接辦改為嶝山公學。
9．私立金中中學
至於中學部分，最早成立者是私立金中中學。抗戰勝利，旅菲宿務僑領林策勳，首倡捐款復興私立金中中學，建新校舍；邑僑均熱烈響應，捐建校舍四棟。林克凱獨捐大禮堂一座，為紀念其先人，因名鈞齡堂。
二、運行經費的捐助
學校運作除校舍之外，最主要的是校長和師資的聘請，課桌椅的購置，教材和教具的充實，在在需要經費，但在「地方貧瘠，無款可籌」的狀況下，很多的地方都需要鄉僑的捐助，才能順暢籌設運行。對於家鄉的學校籌設，邑僑莫不踴躍捐輸，如民初王清之之傾力籌辦六甲小學，六甲者係指今之金沙鎮洋山、劉澳、呂厝、斗門、何厝、塘頭及長福裏等村社。又如1913年設在南山「李氏大祖祠」的古寧小學，係由村塾改設，當時李森佑獨捐三千銀圓作開辦費。李森佑何許人也，係印尼華僑，所以縣志有云：「李神佑之獨力創設古寧小學」。金門公學和商業學校，1925年各派代表往新加坡募捐教育經費，在會館呼籲之下，獲蔡嘉種、董春坡、陳景蘭等諸董事大力資助，成果甚豐。滄江第一小學，係由旅星陳芳歲、陳芳窗、陳期宰及滄湖保旅星鄉親籌資興建的，「學童一律免費入學，其貧苦者 ，除供書籍文具外，間更贈以服裝。」小金門西林小學，係由林春水籌資興建，位於小金門東林村。林春水，字綠波，烈嶼東林鄉人，1866年生，弱冠渡星，經營航業，適逢第一次世界大戰，船運歐洲，業務大振，返金倡辦西林小學，供東林、西路、西宅三鄉學童受業，1930年政府改編為縣立第二小學。私立庵前小學的開辦也是得力於華僑。洪宏成說：
日本投降後，金門各地紛紛成立學校，學制歸於統一，本村也成立一所私立小學，稱「私立庵前小學」。校址就在陳氏家廟，學校經費募自華僑，小部分來自僑匯的「批捐」。課桌椅由「校董會」統一購置，和現在學生的課桌椅相差無幾。
私立歐厝小學亦由華僑資助而開辦。歐陽金章說：
日本投降後，中央來接收，學校紛紛恢復了，本村因華僑資助設立一所私立小學……當時一年級至六年級都有設，全校約百餘人，東沙、泗湖和小西門的學童也都來本村讀。
珠山小學，成立於1917年，它完全是由鄉僑的僑匯維持的。其籌款的方式有二：其一，珠山鄉民旅外僑民匯回之僑匯，珠山小學董事會每百元抽取十元，作為辦學經費。其二，珠小組織有一個「校友會」，在僑居地設置聯絡人，負責向各地校友募款，每位校友按能力認捐款項。
金水小學，峇里巴板的鄉僑除建校之外，還以建校餘款購買地皮和興建二十餘間店舖，全數租予金僑使用，租金所得供作金水學校經費。1928年《顯影》〈行將近近相對〉一文有如下記載：
又聞水頭僑外之人，此次除努力建築鼓吹外，近且決在南洋之適當商埠港口，開設一規模極大之金水商店，暫以所存之學校基金充作資本，而以逐年所得盈利抽幾成作該校之常年費用，計振興兩垂永久。
至於古崗學校的常年運作經費，除本鄉賣赤菜自籌的經費外，部分來源即是僑匯的「批捐」（從僑匯中抽百分之幾）的收入。此外，還有董允耀設立的「基金會」收息支應。當時董允耀以妻（洪井）和自己的名義成立「洪董教育基金會」，1939年董允耀以「洪董教育基金會」的名義於鼓浪嶼購置二層樓店屋、嶼光戲院、洋樓，並透過房產之租金所得，納入「洪董教育基金會」產業部管理。並將基金利息部分所得撥入古崗學校，作為經常運作經費。1946年董允耀亡故時，村民及學生非常感念他的德澤，董朝來回憶說：「董允耀過世後，鄉民感念其對於家鄉之貢獻，全村村民紛紛前來送葬與協助。同學並唱著古崗學校蔣以杰老師為紀念董允耀所編寫之歌曲。」
1946年設立的後豐港的「金豐小學」，亦是僑辦小學。《金門縣後豐志》如是載：
1946年林分先生僑旅新加坡致富，匯款與堂兄林爾唱先生辦學校，於洪氏宗祠為學堂，校名「金豐小學」，聘蔡清泉先生為校長，學生三十餘名，分五個年級，同在中落廳堂上課。林分之子甘仲先生返鄉，於祖厝埕前廣場建球場，讀書運動，學生甚為慶幸。
至於中學部分，私立金中中學校舍由華僑捐建外，運作經費亦由旅菲鄉僑籌措。當時宿務金門同鄉會復四出募集基金，得菲幣二萬餘元，在宿務購地建築樓屋二棟，月收租金寄回作金中經常費。迨金中由縣政府接辦始行停匯，將款積存中興、交通二銀行生息。
其次是1950年在沙美成立的私立金東中學，亦是由華僑捐助而成立的，《浮生憶略》載：
（1950）秋夏間，金沙鎮長張榮強先生暨諸地仕紳，去函呼籲菲律賓商僑領，為培育地方青年，免因時局危難而失學，乃毅然發起捐資，委由張榮強先生在沙美創辦「金門縣『私』立金東中學」。
總之， 1950年代之前，金門地方財政困難，金門新式教育的興辦，不論新校舍的籌建或是運行經費的捐助，多賴鄉僑的支持，才能順暢運行。故稱「金門華僑是金門教育現代化的推手」亦無不可。晚近金門高等學府相繼建立，特別是國立金門大學的設立，軟硬體的充實，亦賴僑界如楊忠禮、黃進益、張允中、蔡其雍、呂冰霖、李永貞、林明泰、方水金…等的踴躍捐輸，讓學校逐步趕上國際大學的水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