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朽日前參觀文化局，只見文化局大廳左右兩側懸掛右邊「立修齊志」，左邊「讀聖賢書」，經過仔細研讀，「立修齊志」，出自中庸修身、齊家、治國的句子，而又將治國的治字改為音同字不同的「志」字，是掐頭去尾，只要中間，一篇好好文章，經過這一改，就好像是黃牛鋸了角，牛不像牛，馬不像馬，原文的骨髓精華，喪失殆盡，是一個不具創意拼湊之作。

「讀聖賢書」，可以變化人格氣質，禮教規範人的行為道德，，教導人們三剛五常，天地君親，家庭和睦，社會祥和，一般平民百姓，安於現實，作亂犯上者，鮮矣，乃造就了國泰民安，所以，「讀聖賢書」，有其時代背景的需求。

「讀聖賢書」，在實用上有其侷限，例如：法院的判決書、檢察官的起訴書，這些都是讀聖賢書的執筆者，用文言文寫出來的文字，看得懂的人不多，所以一代文聖胡適先生提倡白話文，不是不要「讀聖賢書」，為了文化歷史的傳承，只能作為文科專門學術研究之用，人類已經進入太空時代，我們還在讀四書五經之乎者也，未免有點不合時宜。

我國傳統對聯文化，懸掛中堂右左兩側文字，是為對聯，而其文字內容，相互對襯，還有平仄，最重要的，右邊文字有先行的定律，例如：「讀聖賢書」在右，「立修齊志」在左，雖不完美，尚能接受，如果，「立修齊志」在右，謬矣，那就是教導世人，先行「立修齊志」，而後再「讀聖賢書」，你想，一個沒有讀過書的人，如何懂得及實行「立修齊志」，豈不是趕鴨子上架，對牛彈琴，所以，「讀聖賢書」在先(右)，「立修齊志」在後(左)，能說不是嗎？

去年我曾寫過一封信給文化局長，提醒此事，結果石沈大海，沒有下文。是非對錯，總該有個訓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