這是第一次，我們對金門現代文學創作精英及其代表文本，作全面性的收錄及論述。
收錄小說、散文、詩，等三種體裁作家作品。對象是住在台金兩地的當代金門籍作家，長期投入文學志業，且質量累積相當程度者：
文學選集就是一個文學史的斷代 ( 史 )，而無可諱言的，文學史都是相當程度的知識霸權，因此我們務必謙虛敬謹，隨時反躬自省，隨時接受各方的批評及指正。
金門自古以來科第輩出，並以文章自重，文人每多別集、吟草等詩的吟誦唱和。南宋丘葵《釣磯集》，明朝素有「文章許鍾斗」、「沖秀高華、兼收陶謝」美譽的許獬詩文，晚明蔡守愚《百一齋詩》、蔡獻臣《清白堂稿》、蔡復一詩「出入漢、魏、唐、宋間」，盧若騰《島噫詩》，清林樹梅「多奇氣」、「悲壯蒼鬱」的詩等等，無一不是浪浪蒼蒼、文采奐然。即如盧若騰，方今諸多大陸及台灣文學史冊，在追述台灣文學源流，都有所著墨。1921年連橫的《台灣詩乘》就對盧氏生平及作品作了研究，廈門大學台灣文化研究所朱雙一的《閩台文學的文化親緣》稱盧作品為鄉土文學。葉石濤《台灣文學史》溯源台灣傳統文學的播種和移植，除了先拈出沈光文，接著就提到盧若騰。其他學者亦不乏稱盧為社會寫實詩人，或稱其為台灣遺民文學、海洋文學之先驅者。
唯傳統舊文學的典型已遠，五四以降的白話新文學，則必須自國軍撤台駐金後，一群軍中作家如洛夫、管管、朱西甯、葉珊、謝白雲、文曉村等人，及地方報、地方刊物、文藝營的書寫帶動下，自五十年代後，本地青年開始從事文學創作，金門現代文學這才真正滋芽抽苗。洪乾祐、陳文慶、楊天平、黃振良、陳長慶、黃長福、林媽肴、黃龍泉、牧羊女、陳亞馨、翁國紅、顏生龍、張國禎、洪春柳、張岳、陳長佳、陳思為、陳秀端、唐蕙韻、趙惠芬、黃珍珍等人陸續展嶄頭角。李福井、許水富、吳承明、黃克全、李子恆、張國治、楊樹清、洪騂、吳鈞堯、翁國鈞、洪玉芬、張姿慧……等人踵武其後、加入筆陣，金門作家名號，始稍見波光微瀾。
文學史的書寫隱含著四種思考取向：國家霸權意識形態、歷史傳統史觀、知識精英新文學思潮，以及民間俗文學文化。即如台灣文學史有無意間邊緣化斐然成章的馬華文學，國家霸權意識形態及歷史傳統史觀使然也。這是政治地緣關係的宿命。即如馬華文學如此，金門文學亦然。
時下顯學「後殖民主義」此一語境，正好牽涉到文化霸權的議題，作家身處於中心/邊緣的夾縫裡，該如何應對？大陸學者陶東風在其《社會轉型與當代知識分子》書中，有一章節論及後殖民主義的誤區，他認為大陸知識份子應該面對國際和國內兩條戰線，不僅止於要抵抗外來的文化壓迫，謀求民族知識份子的獨立自主，也更要對內爭取知識份子自己的獨立自主。對於這兩條戰線，頗值得再予申其寓意。所謂「外來的文化壓迫」者，西方文化殖民不能僅止於指陳其強勢的文化運作，卻必須對其現代性溯本追源，現代性的本質──啟蒙精神，就是進步及擴張，霍本海默、阿多諾合寫的《啟蒙辯證法》對此早已有所批判。資本主義與科學邏輯合流的現代性無限擴張，終將自食惡果。文化的擴張，無非也是被這份現代性夾帶、或竟是被挾持罷了。而對內，作家自覺必須具有的獨立自主，在彼岸中國大陸，其實就是指民主及自由人權的獨立自主。在此岸，應該另有指涉；在我們這裡，知識份子、作家要對抗的應該是某些官僚偏頗的意識形態，以及庸俗、扭曲的現實世俗價值。
我們暫且撇開這些文學外圍因素不談，來看文學寫作的核心問題之一：我們為誰而寫？存在主義者沙特在其《文學論》一書中對此有值得借鏡的見解。他認為作家必須為喚醒那些被埋沒的自由而寫，這種自由就是人們藉以解放自己的精神性及其活動。而具體的說，作家應該為他同時代的人而寫作。換言之，他不應該為抽象性而寫。由於時代相同的經歷，作家在描寫時代時，也是在描寫自己，反之，在描寫自己時，也是在描寫時代。文學抒情主觀性和客觀表現性事實上是泯合了。
島鄉的作家，我們只須自問：我們有沒為眼下這一時代而寫？政治及世俗的現實有沒有讓我們扭曲變形、甚至屈服、沉淪向下？至於其他，如：金門文學有沒融入台灣文學，甚至整個中國文學主流？或被棄擲於邊疆？我們則似乎可以一笑置之，暫不旁顧。
金門作家亟須體認自己的積弱，並自我奮發圖強者，或更有下列諸多事項：
其一，不可諱言的，在長期軍事戰地政務管制下，有形無形的意識形態主導及其影響，造成本地作家思想的僵化、荒蕪，以及精神格局的蹇促。因此，我們在文學創作過程中，須逐漸建立相關個人與群體之間的哲學思考。有哲學性作基礎，精神的體魄才能健全，作品的格局及力量才能宏闊、莊嚴且強韌。連帶的，才能形塑、創造出殊相、共相兼具、具鮮活生命的文學人物形象。
其二，文學主要在表現，我們必須重視、容忍、鼓勵文體的營造及開發，因為每一種敘事文體無非就是一種獨特的生命形式，作家與文體的契合是難以言喻的，但作家與文學的價值端肇乎此。
據說史蒂文生這麼說過：「年輕詩人是神祇。」但他緊接著又說：「老詩人是流浪者。」他的原意應該是，時下每一次新的書寫或閱讀，都修正、改寫、創造新的文學史。問題是，年輕詩人在文學史裡的每一刻，都要立刻老去，成為另一個老詩人。
前後作家彼此的關係，或許用後結構主義的互文性 ( intertextuality ) 觀念來理解，會更明晰，互文性一言以蔽之，即任何一篇作品，都沒有所謂封閉、獨立的存在；它的意義、表現，既受到之前自己及其他人作品的影響，日後也將影響到其他任何作品，同時，也將接受後繼者的改造。換言之，所有的作品會互相潛伏、修正、重複及滲透。這是一種相互對話的聯結關係。柯勒著有《符號的追索》一書，他明白指出，閱讀某一作品勢必涉及其他作品。朱麗亞‧克里斯蒂娃對互文性講的更透徹，她說「任何文本都處在若干文本的交匯處，都是對這些文本的重讀、更新、濃縮、移位和深化。從某種意義上講，一個文本的價值在於它對其他文本的整合和摧毀作用。……任何文本都是對另一個文本的吸收和改編……人們至少可以從中讀出另一個文本。」
文學史裡的作家，新舊意義既不斷更替，地位也隨之衍變，因此作家文本的意涵指涉既不那麼確認不移，作家名位高下也就不那麼重要。
此刻，我們唯有義無反顧，秉筆直書就對了，創作是因也是果，是生命及文化的活源。讓我們大步更向前行，大無畏地榮耀這座文采如蓬蓬遠春的浯島仙洲。
金門現代文學夾在中國大陸文學和台灣文學之間，或讓人有種無所依頓之感，但我們有沒想到？若干年前，詹宏志曾以台灣文學為邊緣文學，這當然是以中國為中心的看法，如今看來，他的憂心是沒有必要的。兩岸政治情勢的演變，使得台灣作家更加無所旁顧地振筆疾書，創作出一篇篇動人的作品。馬華文學的例子同樣顯示出：量變即質變。我們的創作，無論質量都沒有達到相當的成績嗎？是的。而從另一個角度看，當然缺乏論述也是個因素。所以，金門作家的當務之急，無非是作為根基的創作，質量要加強，以及著眼由創作衍生的論述。
且讓我們孜孜不倦奮力創作，並開始啟動對金門作家必要的論述，藉由這樣的論述，我們更能自我惕勵、受到鼓舞。並且確信，在時間及歷史面前，最後的勝利將屬於文學及每個創作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