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末民初是中國歷史上變動最劇烈的時代，梁啟超以為這是中國「三千年來未有之變局」。在此之前，東周末年雖然群雄並起，諸侯交戰，但那也是中國思想史上百家爭鳴的年代，奠定了豐富多元的中華文化。其後五胡亂華、佛教東來、蒙古南下、清兵入關，最終都融入華族文化之中，中華文化優異地位並未受到動搖。唯清末西方文化的入侵卻非如此，列強以船堅砲利的優勢，打開了天朝的門戶，連帶的擊垮了中華民族的自信心，西潮一時風起雲湧，學習西方以求富國強兵成了危急存亡之秋救國圖存的不二法門。於是知識分子及有志青年紛紛負笈東洋、西洋，留學成了近百年來的一種時代風氣，留學生也確為各行各業的中流砥柱。民國以來的領袖人物，更絕大多數屬留學生，這些人往往動見觀瞻，一言一行蔚為風潮。但在那個新舊交替、中西制衡的時代，我們往往看到這些民國人物言行上的不一、思想上的矛盾，試看魯迅、胡適、郁達夫等人，莫不如是。

民國人物大都在傳統文化的教養與氛圍下長大，青年時期出國學習西方新知，看到西方的文明進步，回顧自己老朽衰敗的祖國，因之把一切落後歸咎於中華文化的因循保守，形成了思想史家林毓生所謂「全面反傳統」的心理。在今天看來，這種心裡當然有些盲目，因為將傳統連根拔除，文化生命即無以依附，傳統只能轉化為新生力量，不能否定，面對中西文化衝突時，更重要的是適應與同化，而不是全面西化。但對於西學人物而言，全面反傳統卻是痛苦而艱鉅的工程，要知道這些人大都是舊學深厚，飽讀詩書，全面反傳統等於要他們自廢武功，把好不容易學得、最拿手的學問技藝丟到茅坑。即以白話文運動而言，張揚白話文的諸君子如胡適都是嫻於國學，舊詩詞典麗的能手，而白話文卻是全新的實驗，要從頭摸索，對他們並非易事。我們重讀五四一代的白話文，大多詰屈聱牙，可見文學革命開創之不易。

在思想上民國人物不免新舊衝突、左右矛盾，在言行上又何嘗不然，即以婚姻一事而言，胡適、魯迅、郁達夫皆維持一個傳統的婚姻，卻又大談其新式的自由戀愛。

胡適在留學之初即在母親安排下與讀書不多的江冬秀訂下婚約，後來在美國認識了康乃爾大學的名門閨秀韋蓮司女士，兩人書信往來，問學論事，情愫漸生，但胡適終不敢違逆母命，解除與江冬秀的婚約。

魯迅在一九○二年赴日留學，四年後奉母命返國與朱安結婚，但第二天即搬出新房，終身與朱安僅維持夫妻名分。一九二○年，魯迅任教北京高等師範學校，和學生許廣平熱戀，後來更在上海共賦同居，生下兒子周海嬰。

郁達夫一九一三年東渡日本，也是在四年後奉母命回國與同鄉孫荃訂婚、結婚。一九二七年，郁達夫在上海友人孫百剛家認識了王映霞，從此拋家棄子，成就了一段毀家紀事。

這些民國人物長於傳統，又都是寡母養大，在孝道的考量下不忍違逆母命，所以接受傳統婚姻，但因受到新思潮個人意識覺醒的刺激，所以追求實現自我的自由戀愛，其言行的矛盾與不一，若是衡諸時代因素，吾人又何忍苛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