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戰功彪炳的武將李光顯和邱良功傳奇故事   唐朝德宗年間，朝廷於閩南設五處牧馬區；古稱「浯洲」的金門小島，就是其中之一，牧馬侯陳淵帶蔡、許、翁、李、張、黃、王、呂、劉、洪、林、蕭等十二姓前來墾牧，生聚蕃衍，迄今已有一千二百多年的歷史。 其間，先民歷經朱子教化，人文薈萃，明、清兩代科甲聯登，出將輔相，許許多多的傳奇故事，靠著口耳相傳，一代傳過一代；然而，隨著歲月更迭，年長者，日漸凋零；年輕的，為生活遠走他鄉，屬於金門的民間故事，漸為人們所淡忘。 儘管，很多旅外鄉親回到浯島，常往往會到處瀏覽一番，但是，普遍來去匆匆，了不起拍幾張照片留念，有誰會去多花心思，探索「古龍頭」村，為什麼變成「古寧頭」，還分南山和北山？為什麼「古崗村」有大古崗、小古崗之分？「官裡」到底是出了什麼官？而「官路邊」村又曾有什麼大官經常路過？……？尤其，小徑村現在明明是金門島上幾條主要道路的交匯點，為什麼不叫「大徑」呢？ 其實，二百多年前，小徑就名為「大徑」，是金門島上較早開發的村落之一；鼎盛時期，全村有近千「口灶」，範圍東起魯王墓、西至中蘭橋、北鄰  國父銅像，整個太武山南麓盡是民宅；然而，為什麼隨著歲月的遞嬗，「大徑村」卻變成「小徑村」呢？ 民國八十年冬，有機會在小徑村，訪問到村中高齡九十四歲，已當了太祖的居民──王金來老先生，說起「大徑變小徑」的故事，王老先生不勝唏噓，搖頭嘆息不已！ 或許，走過一個世紀歲月的王老先生，臉龐佈滿風霜鏤刻的皺紋，特別是視力衰退，天寒怕冷，很少下床走動，但是，當他燃起一根紙煙，卻立即神采飛揚，記憶猶新地娓娓道來，一切好像昨天才發生似的，聽來令人彷彿走進時光隧道，置身於二百年前的「大徑村」中……。 話說清高宗乾隆二十年間，大徑村的許氏人家，育有一對女兒。大女兒出閣的時候，正門門楣上突然長出二株靈芝，恰似「靈芝獻瑞」，為婚事平添無限喜氣，全家大小興奮不已！但是，所謂「內行人看門道，外行人看熱鬧」，看得懂門道的人，私下認為大事不妙：「靈芝長在門外，尤其是枝葉向外，將來福蔭不在許氏本家，將隨女兒出嫁至婿家！」 果然，許氏人家二個女兒先後出閣，分別嫁到古寧頭北山的李家、和金城的邱家。乾隆二十二年，嫁到古寧頭李家的大女兒，回到大徑村娘家，生了一個男丁，取名李光顯；同樣地，十一年後的乾隆三十三年，嫁到金城的二女兒，也同樣回到大徑娘家，也生下一男丁，取名邱良功。而這兩個男丁，不是普通的凡夫俗子，他倆緝捕海盜戰功彪炳，都曾叱吒風雲，在金門歷史上留下不朽的一頁！ 先說李光顯，雖出生在大徑村母舅家，但成長在古寧頭村，農忙時常下田幫忙耕種，也常下海捕魚或採蚵。因此，經常挑著農畜產品或魚貝海鮮，到金城市街販售；當時，他的長兄李光輝在縣城裡當兵，軍營就位於今金城莒光路和中興路交叉口的「陳氏家廟」前。 經常，李光顯把農產或海鮮賣完之後，便順道到軍營裡探望哥哥，久而久之，與軍營裡的士兵混得很熟，由於他長得碩健魁梧、孔武有力，軍營裡的兵士們常邀他比賽摔角，而每一次，李光顯都輕輕鬆鬆把對手撂倒在地，因身手不凡，「摔」遍整個軍營無敵手，消息傳進軍營長官的耳朵裡，特予召見鼓勵入伍。 於是，李光顯在二十二歲那年，毅然棄農從軍，正式和哥哥一起當兵吃糧，從最低階的水兵幹起。 因為，李光顯自幼在古寧頭海邊打滾討生活，懂得觀天象與計算潮汐、以及揚帆操舟之要領。當時，海盜猖獗，劫掠商旅，其中，以「漳州大盜」蔡牽及其餘黨最為囂張跋扈，橫行於閩、浙、粵海面劫船越貨，公然封鎖航道收取「出洋稅」，負責緝捕的官兵束手無策。 李光顯加入水兵行伍之後，經常自告奮勇操舟出海巡哨，屢建奇功，深獲長官及朝廷所器重，官職直線上升，嘉慶十六年奉派出任浙江提督，五年後的嘉慶二十一年，又奉派出任廣東提督。 值得一書的是，李光顯在其三十四年軍旅生涯之中，曾駐紮過金門、澎湖、福建、浙江、廣東等東南海疆，參與緝捕海盜戰役無數，先後擒賊七百二十餘人，擄獲賊船四十五艘，功績卓著；更因李提督嫉惡如仇，且身手矯健，神勇無比，每次出海均擺出「一夫當關，萬夫莫敵」之勢，讓海盜聞風喪膽，因而海上舟楫順暢，商賈人人額手稱慶，時任兩廣總督阮元，還曾特頒「海邦著績」匾額，以表彰其功勳。 李光顯的故居，位於古寧頭北山村的入口處左側數十公尺處，係一幢「三進落」單脊燕尾的閩南傳統建築，是李光顯與其兄李光輝、及弟弟李光寬合力建造；由於李提督為官清廉，畢生所得不足蓋一幢官第豪宅，主要建材為花崗石與磚瓦，外觀至為樸實，與一般民宅並無差異，比較特別的是，其屋後立有花崗石鐫刻用以鎮煞的「泰山石敢當」五字，其造型與規模，堪稱全島最壯觀，引人矚目。 然而，因李光顯曾任廣東水師提督，所以，鄉人均稱李光顯的故居為「提督衙」；又因李提督功績卓著，死後獲朝廷誥贈為「振威將軍」，所以，也稱「振威第」；獲列為國家三級古蹟保護，成為島上重要旅遊景點之一。 所謂「無獨有偶！」比李光顯晚十一年出生的表弟邱良功，出生三十五天後，其父邱志仁便不幸與世長辭了，由寡母許氏獨力撫育成人。幼年時的邱良功，家貧生活困頓，母子相依為命，陶鑄成他克勤克儉，奮力向上的大無畏精神。 然而，邱良功自幼聰明機智、膽識過人，長大後追隨表哥李光顯投身軍旅，由於驍勇善戰，鎮守閩、浙海域，從外委、把總、千總、守備、游擊、參將、副將、總兵，曾多次追盜剿賊越過台灣海峽，嘉慶十四年，獲朝廷拔擢晉升為浙江提督。 根據金門縣史記載：嘉慶十四年八月，邱良功出洋圍剿「漳州大盜」蔡牽，時值日暮黃昏，邱良功恐蔡牽趁夜幕低垂遁逃，奮勇急攻，以自己所駕的快艇小船，逼近蔡牽綠桅大船，雙方陷入生死纏鬥，當時颶風怒吼、濁浪排空，戰況慘烈，邱良功左股遭賊刺傷，仍然負傷擂鼓，毫不退懼。 最後，蔡牽彈丸用盡，企圖撞船與追緝官兵同歸於盡，幸隨後閩師王得祿率援軍趕到，適時加入圍攻，蔡牽彈盡援絕，眼看即將束手就擒，只好破船自沉，橫行於閩、浙、粵三省水域近二十年的盜匪，終告消滅；經此戰役，邱良功受封「三等男爵，照例承襲」，也就是三代子孫可以繼承爵位。 邱良功獲朝廷封爵顯貴之後，因為人謙恭、為政清廉，尤其是事母至孝，仁宗皇帝知悉他的身世之後，為表彰其母守節撫孤教子有方，特於金門最繁華的街道，賜建「欽旌節孝」貞節牌坊一座。 「欽旌節孝」坊，位於今金城莒光路觀音亭旁，是目前台灣地區規模最大、且保存最完整的牌坊，也是金門唯一的「國家一級古蹟」，被譽為「台閩第一坊」，成為蒞金訪客必遊之處，也是金城鎮的文化地標。 綜觀整座牌坊，為四柱三間三層花崗石材結構，柱子底下分別有四對雄、雌石獅，牌坊頂端，則有「聖旨」牌與石獅，牌坊正面與背面，均鐫刻著表彰邱母節孝事蹟的楹聯。其中，以浙江定海及黃嚴總鎮李光顯與謝恩詔所拜贈：「三十五日遺孤，在昔身肩教養；二十八年苦節，於今澤沛雲礽」，短短二十四個字，彰顯邱母一生志節，教子有功，足可為鄉梓楷模，感人肺腑！ 同時，仁宗皇帝也知聞邱家故居十分簡陋，另賜贈雕龍聖旨石二塊，高約六十公分、寬八十五公分，預備改建「爵府」擺置在府第門前。 邱良功的故居，位於今金城浯江街二十七號，低矮且狹小，既然「奉旨」要在原地改建「爵府」，房屋格局當然要放大，需要倍蓰的土地，於是，籌建之初，邱家央人向四鄰洽購房地，因為，邱提督為人謙恭、為官清廉，且事母至孝，為鄉里所景仰，許多鄰人看在「邱大人」非常有誠意，也沒有仗勢欺人，反而願以加倍的銀兩，向鄰人商議購地，因此，大部份的鄰居都十分合作，紛紛將已有的房地出讓，北起北帝廟，東到「叢青軒」許獬的故居，也就是今「金門鎮總兵署」、西至今中興路，幾乎想買的房地都很順利買下，只差其中一塊蔡姓人家的宅地，約莫只有一個「櫸頭」大，卻一直不肯出售。邱提督曾親自到蔡家拜訪商議，願以白銀鋪滿那塊宅地商購，可惜，仍未讓蔡姓鄰人動心，堅持不肯出售宅地。（上）

　星期六孩子就讀的學校，舉辦慶祝母親節活動，在慶祝的過程中，老師帶領學生們起立，向坐在後面的媽媽們唱《母親像月亮一樣》這首歌，我特別注視我那就讀低年級的兒子，唱得無精打彩，手語動作有氣無力，好像早上沒吃飽似的，昨晚沒睡好的樣子！表演完畢，主持人要求學生拿親手製作的卡片送給媽媽。學生們拿著卡片循著各自熟悉的「奶味」找媽媽，我等了許久，兒子拿著卡片心不甘情不願的說：「媽麻，給你！」在後頭的女兒遞上卡片，怯怯的說：「媽麻，母親節快樂！」我接過卡片對著兩個孩子笑著問：「那句話有那麼難說嗎？」兒子嘿嘿嘴角咧開，硬邦邦的擠出：「媽媽，母親節快樂！」話說完，趕緊扭頭跑開了！   　晚上，吃完飯，先生提醒我打個電話回廈門娘家，跟母親說母親節快樂。我猶豫了一下，尋思要如何說，還真有點難為情。不過，我還是撥通電話，電話的那頭傳來我熟悉的聲音：「喂！」「喂！阿母，阿…妳吃飽沒？」要講的那五個字卻卡在喉嚨裡，我心裡暗笑自己，早上還問孩子有那麼困難嗎？當下的我不也如此！「你是阿圓，吃飽了，那你吃飽沒？」話筒傳來阿母回答的聲音。「我吃飽了，阿…那個…阿母，母親節快樂！」卡在喉嚨裡底的五個字終於說出來，如釋重擔，臉頰卻一陣陣燥熱。「哈哈哈，快樂、快樂，今天又是母親節喔！那年去金門，還讓你破費請吃蛋糕！」母親開心的說。   　那年母親吃到有生以來的第一次生日蛋糕，我依稀記得，那天的下午，我騎機車到蛋糕店取回蛋糕，放在冰箱，兒子一直問我，什麼時候要切蛋糕，我安撫兒子一定要等先生回來，一起幫外婆慶祝母親節，一旁的母親見狀，要我先切給孩子吃，但我還是堅持到先生回來。先生回來，我從冰箱拿出蛋糕，點上蠟燭，我鄭重其事對著孩子和先生說：「這是媽媽第一次為生我養我的阿母過母親節，我要祝我的阿母母親節快樂！」說到最後我語帶哽咽，眼眶盈滿淚水，心中百味雜陳，但是我理智克制自己的情緒，要求大家跟母親說：「母親節快樂！」祝福完畢，吹蠟燭，切蛋糕，吃蛋糕，孩子大快朵頤，我卻瞥見母親偷偷拭著眼角的淚水。事後，母親對我說：「這輩子能讓你慶祝母親節，已心滿意足，無它求，只望你們一家快樂和睦！」　　 　那兩個星期，母親每天一大早，就拿著我們全家換洗的衣物，在洗衣板上刷刷刷的清洗，我每次都心疼的說：「阿母，你不要如此辛苦，衣物丟洗衣機清洗就好了！」「閑閑無代誌做，洗衣當運動，筋骨才不酸痛。」母親一邊搓洗衣物一邊回答。我在廚房煮菜時，母親一會兒幫我洗菜，一會兒幫我切菜，一會兒拿碗盤。餐桌上，母親像個童養媳般，只夾著青菜配飯吃，我又說：「阿母，不要只吃菜，魚肉也要夾些吃！自己的女兒，還要如此客氣嗎？」「嘿嘿，牙齒不好，咬不動！明天煮點稀飯，買點醬瓜蘿蔔乾，我喜歡吃那個。」母親淡淡的說。用餐完畢，母親又搶著收拾碗筷到廚房刷洗，理由是吃飽坐著想睡覺。後來，我的鄰居對我說：「阿圓，自己的母親就是不一樣！」我非常認同她的觀點。　　 　直到要回廈門前幾天，我一再挽留，母親才說：「金門的東西都很貴，一餐要數百元，女婿那點薪水，要養你母子也要養你當家（婆婆），再加上我這『人客』，會添加你的負擔。原本想，阿母又黑又瘦，不成人樣，怕讓你丟臉，你小妹說，現在不來，他日你小弟結婚生小孩就更難！」聽母親一席話，我為之鼻酸。我知道向母親這等傳統婦女，在她的心中子和女是有別的，女兒嫁出去猶如潑出去的水，和兒子不同，母親吃兒子是理所當然，吃女兒如「白吃的人客」，我一直認為母親是開明的長者，不想母親也有這等世俗之見！「阿母，俗話說，『母無嫌子醜，子無嫌母窮』，你想太多了！」我心痛的說。    　母親的童年是在兩岸的烽火歲月中度過，在躲單打雙不打的砲聲中，吃著地瓜、地瓜葉、牛皮菜，有一餐沒一餐的日子，長大成人。在文革期間嫁給當時最紅的軍人-當兵的父親，響應毛主席的號召，避免鋪張浪費，舉行集體婚禮。那年村子共有十對新人結婚，當時的他們，胸帶紅花，手捧毛主席的像框，在村子遊行，後頭的文工團為他們敲鑼打鼓以示祝福，這是母親最幸福的記憶！婚後，父親回到千里之外的武漢上班，母親則和父親的父母兄弟姐妹住在一起，母親為家中的長媳，翁姑、小叔、小姑一家八九人的衣物、粗活全由她一人扛下。  　日後，母親陸續生下我們姊弟三人，精明細算的阿嬤，就開始分家，買個爐灶，一隻鍋、十個碗和十雙筷子，讓母親另起爐灶，自立門戶，而一年一度只在春節回鄉探親的父親，也鮮少帶錢回來。家中的家計就靠母親當鹽工，換取微薄的薪水養活我們。改革開放後，母親也做一點小買賣貼家用，後因不善經營而收攤。那時身為長女的我，是母親得力的助手。之後的母親做過工地小工、清潔工，直至現在，母親還在門口的菜園裡栽種經濟作物，自產自銷。  　花甲之年的母親，看起來比實際的年齡還老，花白髮絲佈滿她的鬢角，歲月在額頭上劃下一道道的痕跡，眼角密密的魚尾紋，黑瘦的臉龐，瘦弱的身子，像樹皮的雙手，蹣跚的步履，猶如風中的殘燭，母親真的老了！  　母親用青春和雙手、流血汗換來兒女的成長，父親的退休金和店租足夠她在花甲之年含飴弄孫，頤養天年，只是小弟沒有固定的收入，還得這把年紀如此勞累！為人母的女兒我，心中縱有萬分不捨，也是有心無力！女兒我就靠女婿那份薪資，精打細算，每月付婆婆的女傭費，家中日常消費和打點人情世故。我只能在例行的電話中關心問候，勞作少一點，身子保重一點！  　睡覺之前，兒子說，他覺得母親節不一定要送禮物。我想追問，但兒子已睡著。今晚的電話，那年蛋糕的滋味又讓母親的齒頰留香。那天晚上，我做了一個夢，我提著一盒蛋糕搭船抵達和平碼頭時，看到等候我的母親，高興的揮舞手中蛋糕說：「阿母，母親節快樂！」

  感覺才剛過完年不久，可日曆上鮮明地寫著「五月」這個數字。五月給我的第一聯想是「母親節」快到了，第二聯想是一年快過去一半了。   可我的思緒仍停留在二月二十日這天，我的時間凍僵在二月二十日這天。這天地情景已然深深地、狠狠地烙印在我底心版上，在我生命中再也永遠無法抹滅、忘懷。   猶記二月十七日，剛過完元宵節不久且已拜祭過婆婆忌日的大姐偕姐夫再度赴台探望已氣切仍住院地母親。我原想大姐先去陪伴一陣子後我再去接班，這樣母親就可天天看到女兒了。 之前幾年也曾與大姐差不多時間赴台，又差不多時間先後回金。去台時母親很開心，她老人家同時可看到兩個女兒，可回金時母親很失落，她同時又要與兩個女兒分離兩地。後來，我們姐妹錯開時間，輪流來回往返，盡量讓在台的母親身旁有個她知心、貼心地女兒承歡膝下，可以陪她聊天，陪她上醫院，烹煮些她老人家喜歡吃的食物。   從我懂事開始，就感受到母親在整個家中舉足輕重地地位。母親一直用她源源不絕地愛來灌溉、維護著這個家，母親對家庭的付出是全然無悔無私地，母親是家中地盤石，母親是家中地精神支柱，父親和我們七個孩子都信服著母親，母親在我們心中之「至高無上」的地位是無庸置疑的。   母親的待人處事，母親的言行風範不止在我們家有著崇高的地位，在親朋好友、鄰里間更獲得嘉譽與尊敬，任誰都知道「圓嫂」的聲名。       隨著年齡地增長，隨著母親把我當知心好友般地盡情與我傾訴、閒聊她人生中所曾經歷過地種種情事，所有地心情與感受。我總認真而專注地聽著母親娓娓道來地故事，母親溫柔地聲音配合著她生動地描述，總讓我彷彿跟隨母親進入那過往地時光隧道，親自參與了她那時空背景地生活。   我開始慢慢解讀母親，瞭解母親。也能深刻地感受到母親生命中地所有地感觸、所有地悲喜感覺。雖然有時母親故事一再重複，但這更讓我牢牢記住母親所有地一切。   母親在金門時日子過得是很開心地，除了有我們姐妹善體親心地時常探望、陪伴外，更有親朋好友、鄰居們的和氣相待。母親生活恬適，如魚得水般地悠遊自在。     可我從來沒想過父母親會在台渡過晚年的，更從來沒想過如果要見我最尊敬又親愛的母親一面，得「拋夫棄子」搭乘飛機專程前往。之前父母親在金，我是天天回娘家的，無論是走路、坐腳踏車或騎乘機車，都可隨時前往看看母親的，而如今卻與親愛的母親相隔千里。又因為不想浪費來回昂貴地機票，因為不忍將回金時母親落寞地眼神，因此，每次到台，少則半月，多則一個月、一個月半，甚而兩個月才回金，回自己最熟悉的窩。也非常感謝老公，他寬容地氣度成全了我為人子女地孝心。   我總認為為人子女者都要「把握當下、及時盡孝、善體親心」。趁父母親還健在地時候，在能力範圍內多多陪伴，那才是老人家最感窩心最需要的。人到老年，一切世事都已看淡，一切金錢與物質享受也不再那麼重要，人到老年，圖的只是親情的溫暖與溫馨地陪伴罷了。   平心而論，我們兄弟姐妹以及媳婦、女婿們對父母親都滿孝順的，處處以父母親為尊。因為我們不想「樹欲靜而風不止，子欲養而親不待」地憾事發生，我們更奉行著「生前一粒米，勝過死後拜豬頭」地俗諺來盡力盡孝。   二月十八日下午，大姐急來電告知說：「醫生說媽媽情況很不樂觀，妳與娜妹趕緊來台…。」乍聽此言，我眼淚早已撲簌簌滾滾而下。放下聽筒馬上訂了兩個機位後再電告娜妹一起相偕前往。   惡耗來得有點突然，超乎我們想像，讓我們措手不及。我與大姐回金過年時，母親雖氣切，但神智清醒，醒時精神很好，兩眼炯炯有神，握著我們的手，張口不斷地說話，似在交代我們一些該做該注意地事項。之前地插管急救與現在地氣切，徒讓母親能開口說而無法發聲，我們再也「聽不到」母親親口發出地任何一句話，只能努力地看著唇形一陣「瞎猜」。可當一再猜錯時，母親搖搖頭，眼神無奈地有點生氣了起來，心中一定說我們這些個「笨孩子」，竟都看不懂她在「說」什麼。   我們想，母親要說地無非就是那些事了。母親早在一年前就不斷地交代著「後事」，也不斷地替我們這些都各自成家的「孩子們」打預防針，常常囑咐我們說，如果有一天她「時間到了」走了之後，要我們不要難過、悲傷，人生最終點的旅程就是往生這一站了，一切都是自然定律，不要傷心不捨。母親更「千交代、萬叮嚀」地說，如果有一天她忽然之間昏倒了、昏迷不醒了，千萬千萬不要給她「送醫」，千萬千萬不要給她做任何地「急救」，就讓她在毫無痛苦、不知不覺中跟隨佛祖前往「天堂」去吧。   可俗話說「人算不如天算」。當佛祖「毫無預警」地要來接引母親到西方時，我們因為「不忍、不捨」，忘了母親之前地殷殷交代。我們「強留」最親愛的母親繼續在人間，而當我們眼睜睜地看著母親受苦時，我們都很矛盾、自責，內心極為痛苦煎熬。我們不知道我們做的是對？還是不對？到底是盡孝？還是不孝？   雖然我們回金了，但仍每天電話詢問、關切母親情況。當母親轉到普通病房時，大哥與添弟也積極安排母親出院後將住到振興醫院附設地安養中心，那裡有收「氣切和洗腎」地病患。我們也期望母親能奇蹟出現，能發出聲音說話，我們原想以母親堅毅地軔性，應是可再撐一陣日子的。不想事有變化，如今母親竟病危在即。   二月十九日地夜晚有霧，濃濃地霧把夜晚妝點得朦朦朧朧，一片迷離。我在三樓點香時頻頻向菩薩、諸神祈求，祈求明日霧散雲開，讓我得以和娜妹順利赴台，千萬切莫斷了我姐妹倆與危急地母親相見的「最後一面」啊！   二月二十日星期五，下午兩點地飛機，我在車上前往機場地路途中，想著母親，不自覺地又掉下了淚，我喃喃地說著：「媽，您不要走，您不要走，您一定要等等我啊。」老公安慰著我說：「放心吧，媽媽一定會等妳們的。」   課業繁忙地娜妹直接由學校乘坐機車趕來機場，思及母親，我們心情沉重，相對無言。上飛機時，紅著眼眶，悲傷地心讓我又哭了起來。飛行途中，心裡不斷地禱告著，祈求菩薩、諸神讓我們得以見母親最後一面啊！這是一趟哀痛與淚水交織地旅程，我心似箭，恨不得馬上飛奔到親愛的母親眼前、身旁。我深自後悔、自責著為什麼過完年後沒馬上到台陪伴母親。母親已是風中蠟燭，禍福難斷，而我竟天真地以為母親可以一直這樣地維持著好精神。（上）

四月二十二日是世界地球日，在台灣，也有許多響應的活動、宣導。那麼，地球的概念是什麼？有多大、多遠、多少人？看著新聞報導，我和姑婆聊著「地球」。她說：「地球真是一個尚介笑虧的所在。」那麼多地方，怎麼沒有一粒山、一片海是同款的。「尚笑虧」的是，沒有一模一樣的人。 姑婆指著照片，說那些去過的地方，每一「位」（指地方）有每一「位」的趣味。她蹲在土耳其的市集裡、戴著草笠在湄南河的船上、又在峇里島試拖曳傘。她說，奇怪，五十歲的時候都不會怕、六十歲的時候還想去好多地方、七十歲登上玉山，還搭了愛之船去北極。現在八十多歲，膝蓋不好，沒法走遠了，但還是會坐在電視機前，看著discovery、遊覽世界。 那是她的地球，照片中的、回憶裡的、電視上的。 我的地球是，課本上的，教室裡的。以前不知道山啊、海啊是多麼重要的天然屏界，也不知道有「鄰國」這回事，我以為一塊地方就是一個國家，很多塊、很多塊加起來就是世界。小時候，總是自顧自的猜測和以為，對地球完全沒概念，各種相對性的遠近大小空間真是錯得離譜，但心中的地球，就像一面大拼圖，用一點記憶、一點傳聞、一點想像，拼湊著。 後來為了考試，開始背些歷史、地理，也開始「現實的」去認識地球。看老師在黑板上抖動粉筆，劃著彎彎曲曲的國界，說這是大陸、這是美國。小小的孩子哪裡懂，壓根沒想過會走進這些「抖抖的線」，更不用說，要使用別的語言。直到年級高一點，老師秀出地球儀，指出屬於台灣的一個點，我才驚覺到，原來台灣只是「一顆球裡的小小一點」。因為瞭解，讓我們更想瞭解。所以我走出個點，開始旅行，陸陸續續的，去了一些「想像中」和「現實裡」的地方。如果沒有離開台灣，我真不知道世界這麼大，不知道生活的紛然萬象，不知道有人終日趕著羊，有人住在草堆上。也才知道，原來這才是地球。 地球是，一個充滿驚奇、充滿冒險的遊樂場；是一部無奇不有、無所不包的大百科；你可以放心大膽的去試、去闖，因為無論走得多遠，都會在這個地球上，這裡就是我們的家，永遠的家。但或許，無法永遠。因為地球急遽暖化，以及人類的過度開發，世界上許多景點即將消失：威尼斯將於四十年後沈入海底、亞馬遜河的雨林約在十年後殆盡。南北極更因溫室效應而導致冰帽化，許多特殊生態中的動物，藍鯨、海豹、企鵝、北極熊等，都將失去家園。這是地球嗎？因為我們無知的、貪婪的，想營造出最適於人居的「家」，卻殘忍的、蠻橫的，剝奪了動、植物們的「家」。 地球是一個和平共生的天堂，這麼美麗的地方，我們不能，就這麼失去它。地球上的美好，有一些，是姑婆講給我聽的；有一些，是我自己體會的；還有更多，是子子孫孫們，所傳頌的。

「你的問題，我也想過，想了很久。」聶恆吸了兩口菸，嚴肅地說：「胡風把我看成兄弟一樣。我的轉變，胡風只有苦笑、搖頭，他說不出一句話。李彥，你還年輕，不懂。一個領導人，應該有幾個諍友，敢於在他面前講話的人。斯大林殺人如麻，作家法捷耶夫在他面前還喝酒發牢騷，法捷耶夫經常跟斯大林抬槓、辯論，甚至吵架！胡風上三十萬言書，為的改革文藝創作問題，這有啥罪？胡風的罪是過份天真了。毛主席的修養，比不上斯大林元帥啊。」   聶恆說，斯大林的文學修養相當高，他的文學觀點比較深刻，中國歷代的政治領導人，還沒有人比過他。過去蘇聯作協討論為斯大林寫傳記，讓法捷耶夫執筆，法捷耶夫公開拒絕。他的理由是一個藝術家如果內心想著他寫出來的東西，斯大林會不會喜歡，就無法動筆。 　　法捷耶夫當上作協總書記，一次在會上提出提高稿酬問題，斯大林說：「這個問題上次討論過了，不必再提了。」法捷耶夫認為解決得不合理，應該重新討論。最後終於得到了斯大林的同意。 　　在一九五○年度斯大林文學獎評審會上，斯大林提出女作家科普佳耶娃的長篇小說《伊萬‧伊萬諾維奇》寫得好，應該獲獎。法捷耶夫說：「不好」，兩人發生爭論。法捷耶夫說，「我是小說家，您寫過小說麼？」斯大林還是堅持己見，最後法捷耶夫無可奈何地說：「那就隨你的便吧。」 　　斯大林雖然拘捕清洗了無數作家，他卻非常重視文學的社會主義方向。他把作家稱為「人類靈魂的工程師」。 　　陽泰電影公司時常送來劇本，囑我修改，限期完成。所謂修改，即是將電影商品化，引起觀眾興趣。聶恆配到眷舍，遷居士林以後，我已失去了指點迷津的導師，遇到寫作上的難題，只有靠打電話向他請益了。

  一是地主老財、黨國出身背景，而且和嫡系官僚集團有歷史的淵源； 　　二是基督教徒，辦公桌前擺一本《聖經》，偶爾為了讓層峰知道，也抽空到教堂去打盹兒，閉目養神； 　　三是多說歌功頌德的話，多寫歌功頌德文章，效法大清國的和珅，哄得乾隆爺樂得闔不攏嘴，鈔票撈得匯到美國和瑞士，三輩兒孫吃穿不愁。 　　在夜闌人靜，我和聶恆喝著清茶，吸著香菸，聊起心底的話，其味無窮。聶老誇獎我的電影文學劇本，寫得不錯。把宋江和「白衣秀士」王倫，從語言和作風具體區別開來，這是成功的地方。他提起周揚的夫人蘇靈揚給胡喬木取了一個綽號，叫作「白衣秀士」王倫，這證明從延安時代起，胡喬木跟周揚就有矛盾，發生矛盾與鬥爭。為什麼，知識份子一看就明白，胡喬木為了霸佔文藝領導權，不願意周揚進入領導核心。聶恆說：「國民黨的領導核心，也有白衣秀士王倫這種自私小氣的人物，什麼黃埔同學會，藍衣社，你不是嫡系出身，休想進來。孫中山為什麼是偉大的政治家，他的天下為公思想，團結了全國的菁英和廣大革命群眾。宋江進了梁山泊，幹掉了白衣秀士王倫，才招徠了五湖四海的草莽人物、英雄豪傑，豎起了替天行道的旗幟。」 　　聶恆讚揚曾國藩比袁世凱會用人，敢於放手用新人、年輕人，這是他能打敗太平軍的原因。老袁只相信小站練兵時期的幾個心腹，他統率的北洋軍，並統一不了全國。這是自私、小氣、不會用人、不敢用人的下場。 　　聶恆說，胡風被批成反革命份子，是毛澤東封建思想的具體表現。這不必扯得太遠，扯得太多，聶恆堅定地說：「毛主席一手辦的。」他思索這件冤案三晝夜，最後下定決心，不再蹚混水，今生今世，算他倒了楣啦。他沉然地吸菸，熱淚盈腮。我抽出兩張紙巾，給他拭淚。我勸慰他：在二十世紀的中國，倒楣的知識份子何止千萬？想想別人，您應該知足了！這句話果然有效，他不再悲痛了。 　　「胡風記得您嗎？如果你的政治轉變，傳到他的耳朵裡，他是讚揚你還是責備你？」

  紅塵之間約定俗成的看法，有時彷似千層枷鎖牢不可破。 同事之間喜歡喝茶品茗者不在少數，但是幾乎每一個人心中曾經都有疑問，究竟上班時間以泡茶專用的茶具沖泡品飲，並與人分享，到底適不適合？ 這個問題，將近二十年來也一直在我的腦海裡潛藏盤旋。 之前服務單位一位私交甚篤的茶友，個性十分溫和，做事總是一板一眼、非常謹慎。 他愛茶成癡，已經到了終日無時不可無茶的地步，尤其獨鍾高品質的台灣高山茶，但是在他上班的地方完全尋探不出一絲絲身為茶人的線索。他的辦公桌整理得井然有序，除了正在承辦的公文卷夾外，也只擺放了一個非常不起眼的馬克杯，據他私底下告知，他也知道馬克杯不適合泡茶，因為再好再清香的茶葉也禁不起一而再再而三的重複浸泡，不只無法享受專屬於台灣高山茶的淡雅卓絕清香，甚至導致茶湯變苦變澀，完全失去了身為茶人品茗的尊嚴與樂趣。 其實，現在我也面臨跟他一樣的處境。 但是我的做法有些許不同，最大差別在於除了上班時間用一般的馬克杯泡茶外，中午休息時間，我便將抽屜輕輕打開，把茶席專用的桌布攤開鋪墊在辦公桌上，然後陸續擺妥紫砂小壺、壺承、茶海、渣方、杯托、品茗杯、聞香杯及茶巾等專用品茗器具，一應俱全。 然後，展開所謂的「午休茶席」。 唯一美中不足的是，這種茶人浪漫的奢侈只有我一人能獨自享用，稍覺有些遺憾，但是換成另外一種角度去想，當全世界的人都在滾滾紅塵裡汲汲輾轉，只有我沉醉浸淫在茶席他界的氛圍裡，不也是一種稀有的幸福，更顯得珍貴。 午休時間結束，我小心翼翼把所有的泡茶器具收妥，放進抽屜，辦公桌上只剩下那個毫不起眼的馬克杯，在偌大的辦公桌上顯的有一丁點的孤單與寂寞。「心隨境轉，境由心造」…… 喝茶，應是一種意念、態度與觀想，只要你願意隨時都可以歡歡喜喜一親茶的芳澤，殷殷墜入茶道世界寧靜美麗的國度。

  以人具領一先天染識的罪性，致使佛教連帶生起一份免於淪墮六塗的防衛機制，即懺悔意識。懺悔意識，或說懺悔觀，在整個佛教的教育體制中，因此作用大矣，即懺悔可用來滌清、解除人的苦業。而這和佛教的原始根本教義「緣起性空」則又息息相關。 佛教先認定人具罪性，然後卻再以此「罪性本空」，其禮懺文秉持的就是這樣的脈絡： 「復應思維如是罪性但從虛妄顛倒心起，無有真實而可得者，本唯空寂。」 「空」即緣起法，即無自性，這和中國人喜以性為實為常為真的思考大相逕庭。性空與緣起二者名異實同，換言之，正是因緣的生滅、罪性為空，才使懺悔得以滌除人的罪障的。龍樹菩薩《中論‧觀四諦品》的：「以有空義故，一切法得成」、「若諸法不空，無作罪福者。」、「汝破一切法，諸因緣空義」、「若無有空者，未得不應得；亦無斷煩惱，亦無苦盡事。」為佛教的懺悔觀緣何而生、如何可能，給了明確的理論依據。            佛教對於人能夠以懺悔除罪障，之能以自心空智泯除染識，是頗具勇猛的精進的。上述「緣起性空」是為佛教三大思想體系的「中觀」﹝空宗﹞，而另一較貼近中國人心性的「真常」﹝性宗﹞，其主要依據經典之一是《勝鬘經》。《勝鬘經》空義隱覆真實章第九，勝鬘夫人即對佛說： 「世尊！有二種如來藏空智。世尊！空如來藏，若離，若脫，若異一切煩惱藏。不空如來藏，過於恆沙不離、不脫、不異、不思議佛法。」           空如來藏是指菩提，是說從無始以來，雖為一切煩惱所纏縛，但不因此與煩腦合一。而不空如來藏強調的是功德，指如來藏具足過恆沙不思議功德法。《不增不減經》也有相近說法：「如來所說法，過於恆沙不離不脫不思議不思議佛法如來智慧功德。」空如來藏智強調的是在纏，不空如來藏智強調的是出纏，而不論在纏或出纏，莫不都隱含著吾人的如來藏﹝如來藏與真如、佛性、實相、菩提等等都是實質而異名﹞是不染塵的，即使染了塵，有了煩惱罪業，也隨時可以把這份罪業罪障化泯掉，而悟、懺悔，即是各自所經由的途徑。            屬天台宗典籍、唐朝荊溪湛然大師口述的《十不二門》有言：「一者色心不二門，二者內外不二門，三者修性不二門，四者因果不二門，五者染淨不二門，六者依正不二門，七者自它不二門，八者三業不二門，九者權實不二門，十者受任潤不二門。」這十種不二門無非都是關涉一心的止觀之學。湛然說：「惑唯在心」，但卻也能「滅唯在心」我們隨意試舉其中的「染淨不二門」來作詮釋。湛然這樣論述：  「若識無始則法性為無明，故可了今無明即法性。法性之以無明編造諸法，名之為染；無明之與法性遍應眾緣，號之為淨。波溼無殊。清濁雖即由緣。而濁成本有，濁雖本有而全體是清。以二波理通舉體是用。故三千因果具名緣起，迷悟緣起不離剎那，剎那性常緣起理一，一理之內而分淨穢。」      　    意即染淨皆出自一心，此一心即為空性，而空性既能成立染淨諸法，也能泯除之，罪業即懺悔莫不也是如此。所以湛然說「亡淨穢故以空以中，仍由空中轉染為淨，由了染淨空中自亡。」            又，《刪定止觀》卷下，有所謂觀煩惱境者，此經卷談煩惱罪苦怎麼辨相、明因緣、明治異、修止觀。以對治法言，大小乘各殊益，以大乘言「大乘說所治，非對非兼等，名第一義治，如阿伽陀藥能治眾病，空無生中誰惱誰病治。」意即若悟煩惱罪苦為空性，則一悟當下病苦即除。天台雖是真常性宗，但此止觀法門依然追循了此佛教諸宗派共法的「緣起性空」諦理。 又即如天三祖智顗的《摩訶止觀》，開喻我們如何觀惡修法： 「佛說貪欲即是道者，佛見機宜，知一種眾生底下福薄，決不能於善中修道，若任其罪，流轉無已，另於貪欲修習止觀。」   佛所謂「貪欲即是道者」﹝《刪定止觀》卷下亦引「無行經云，貪欲即是道」﹞時即亦建立在一實相，即空性，的根本義理。因空性，故緣起，因緣起，故亦能緣滅，懺悔法便也建基於此。天台宗止觀之法於所觀立十境為十法界，其中第二的「煩惱法界」亦即指涉及此。天台另有除染歸淨的止觀法門，究其實都是懺悔法門。其重點雖落在方法論，然而其背後無一不在在本乎佛教共法的「緣起性空」。如《六法妙門》、《四念處》、《觀心論》、《法界次地初門》、《維摩詰經三觀玄義》等等都是。             佛教又一大小乘共法的「三解脫門」：「空解脫門，無願解脫門，無相解脫門」又何嘗不是一種懺悔止觀法門？三解脫門又稱為三三昧，又稱為三空觀門。顧名思義，此法門也和空性有關。我們在許多佛典如《俱舍論》、《大乘義章》、《顯揚聖教論》、《大涅槃經》都曾說到此解脫門。《大般若波羅蜜多經》卷第四百七十二，具壽善現和佛有這麼一段對話：              「『云何菩薩摩訶薩能學如是三解脫門？』佛告善現：菩薩摩訶薩行深般若波羅蜜多時，如實知色界色界自性空，乃至法界法界自性空。外處自性不可得故。善現，是為菩薩摩訶薩能學如是三解脫門，亦能學色處乃至法處。」  再直接從佛教的懺悔方法看 ，即如《六組壇經》裏有一〈懺悔品〉，說六祖惠能傳授的是「無相懺悔」，所謂的無相懺悔其實就是一種自性懺悔，故此品卷末頌曰：「但向心中除罪緣，各自性中真懺悔」。自性、實相、無相、空諸名數，在佛教義理中也是詞異同的。之前說大乘經唯有一法印證之，那就是「諸法實相」，又稱「一實法相」，而實相即空相，懺悔此有為法亦然為空相。《法苑珠林》這部類書收錄一〈懺悔篇‧洗懺部第六〉，有偈：「若欲懺悔者，端坐念實相，眾罪如霜露，慧日能消除。」《普賢觀經》亦有此一佛說偈文。《禮懺文》也如是語：「復應思惟如是罪性但從虛妄顛倒心來，無有真實而可得者，本唯空寂。」《景德傳燈錄》在卷前先敘七佛本事因緣時，一再以偈文表明心境諸法皆為空幻，如第一佛毗婆尸佛即偈曰：「……幻人心識本來無，罪福皆空無所住。」第三佛毗舍浮佛偈曰：「……前境若無心亦無，罪福如幻起亦滅。」又，天台宗智顗《摩訶止觀》卷七也有言：「先知逆順十心而繫緣實相，是第一懺。」佛教通用於大小乘，也通用於僧俗眾的懺法共計兩類三種。兩類是事懺和理懺，三種是事懺中又分為二的作法懺和取相懺，加上屬於理懺的無生懺。所謂作法懺是按戒規作法，在佛菩薩前說罪悔過。取相懺是在佛前日夜六時誦十重四十八輕戒，若見到佛來摩頂或種種瑞光，便得滅罪。無生懺則是正心端坐，觀照諸法空寂而無生之理。 從上述這些佛教之化行便可窺初其中端倪：何以佛教自漢明帝遣使求法，譯出《四十二章經》至今，近兩千年之久，懺悔意識終究猶未能真正沁透進中國人內在肺腑，要在佛教基本核心教理──那以萬法的本源、構成為「緣起」，為「性空」的說法，和中國人視本體為一實在的思考相違逆。儒家以一本體貫通天人，曰道，曰滅，曰理氣、太虛、太極，曰心，或皆可接受，但就是不能將之視為一空洞冥玄的虛無。佛教的「性空」必須和「緣起」併稱，亦即佛教的「空」既是「滅」法也是「生」法（緣起法）然而這點中國人心智較難理解。熊十力《原儒》下卷〈原內聖第四〉引易贊乾元：「元者，善之長也。」從這裏即可證原始儒家承接的本體論及人性論都和釋氏法教大異其趣。 我們依此可以下一定論：即使晚明清初許多文人出現了強烈的悔罪意識，因此有了「訟過法」、「省過會」這樣的祈向及組織，但究其實，仍不足以形塑成一民族性心靈。以劉宗周的慎獨主敬及靜坐法為例，依舊賡續的是孔門的敬誠之學。儒家雖說採由上而下相貫通的「內在超越」思孟系統，但不免弔詭且難以否認的是，漢代之後時際走的卻是其荀子所傳由下而上的「分殊」之學，亦即其內在「分殊」面重於思孟的超越「理一」面──若依宋明理學語彙，是「道問學」﹝即分殊、內在、個體﹞重於「尊德性」﹝即理一、超越、整體﹞的──劉宗周的靜坐訟過，係由內在，即個體分殊去用功，不管怎樣，仍屬儒學功夫，﹝他於自或不自覺中，欲綰合釋儒，溥會孟荀，但看來都未見大成﹞也正由於儒家重內在過於超越，是對人過分有信心，致令對那高懸的「理一」﹝人格化即成為上帝或神﹞無法有真正的尊崇及敬畏，對人性陰暗面的察照也無法鞭辟入裏，連帶的，也使得我們對佛教那份罪業的懺悔意識不能有真正的證會及領受。 每一個民族都有自我人格坎陷（self-negation）的的方式，（所謂self-negation即類似里格爾正反合的唯心辯證法，即依一障礙為踏板，藉以取得躍進的力量）既無懺悔觀，或並不足惜，我們或更應正視且深化自己固有那反求諸己的「恥的文化」及「憂患意識」。牟宗三在其《中國哲學的特質》裏說： 「中國人的憂患意識絕不是生於人的苦罪，它的引發是一個正面的道德意識、是德之不修，學之不講，是一種責任感。由之而引生的是敬、敬德、明德與天命等等的觀念。」 我們不妨這樣說，佛教是由「罪」到「懺悔」的，而儒家的中國人有的則是由「恥」到「憂患意識」。 猶記得五一二四川強震，多所校舍倒塌，上萬無辜師生慘死，官員貪腐，建商偷工減料，為眾所撻伐。據報載，由於內疚學生枉死，四川省教育廳副巡視員林強，因此請辭了奧運傳遞聖火火炬手的任務。「學校倒塌是個社會事件，全社會都有責任，但教育系統責任最大，我做為教育行政官員，有一份負罪感。」林強接受《南方週報》訪問時說：「我是個罪人，我應向那些冤死的孩子，向他們的親人、向社會負荊請罪，應該向他們下跪道歉，而不應該披上榮譽的長袍。但我沒有別的辦法贖罪，只好用轉讓火炬手來自我救贖。」而事實上，這位官員誤用語彙了。林強的心性體證僅止於知恥及反求諸己，並未及於罪性的悔懺。前者，這份屬於華夏民族自有的知恥文化或竟不如佛教的懺罪文化來得深劇，不過，然果真痛切儆省，循此一己方寸靈知予以滌盪，棄小人而成君子，終登聖賢，於倫理亦堪稱足矣。巴金的「說真話」果然也僅止於知恥，而未遑及懺悔之境。發生在他以及當時許多中國知識分子身上的悲劇，端在於他們都淪墮了儒家的慚恥文化精神；基督教以攀仰上帝贖罪自救，佛教以懺悔自性，儒家則以知恥下的自我超越及反求諸己。自我內在超越及反求諸己的極致，便是禮記孔子開居所謂的「內恕孔悲」的精神，往內推，即肯定人有一上承於天的內在超越性，前面所說的宋明理學家如劉宗周的「慎獨」之學，無非便是從其上承於〈中庸〉的這種「天命」而來。徐復觀在其〈中庸的地位問題〉一文中對此有很清楚的說明﹝《中國思想史論集》，台灣學生書局，民國六十四年版﹞「天命」是在更早於〈中庸〉前的儒家傳統說法，而〈中庸〉拈出的「慎獨」，徐復觀說，「天命」是由「慎獨」的「獨」所轉出來的，其意思應是，「獨」是本體，而「慎獨」是功夫，是方法論。劉宗周《劉子全書》卷五〈經學宗要〉語：「獨即天命之性所藏精處，而慎獨即盡性之學。」，又同書卷八〈中庸首章說〉有：「獨之外，別無本體，慎獨之外，別無工夫」，再者同書卷十二〈會錄〉說：「獨者，物之本，而慎獨者，格之始事也。」凡此吋慎獨的體用關係皆縷列得很清楚。劉宗周學生陳確詮釋：「獨者，本心之謂，良知是也。」劉宗周思欲擺脫陽明心學的羈縻，晚年拈出慎獨之學要在對心學流弊的矯正，以是慎獨說偏重其「慎」字的工夫修養。這無疑是對的，也反映出其溯源於儒家《禮記》中〈大學〉、〈中庸〉終己治人、內聖外王的倫理致用。 而慎獨到某一「人心唯危，道心唯微」地步，悔過是不可或免的，即便前面說慎獨歸溯於儒家心法，但劉宗周的靜坐悔過、訟過法──前也曾提及，亦染有釋氏形跡，其實也始終未能逸脫出陽明心學。事實上，自東漢、魏晉，宋明一路以來，三教濡會的時代川流裏，或陽釋陰儒，或陰釋陽儒，佛教對中國心靈的浸潤影響已昭然若揭。若說宋明理學的心性論是和佛教的心、識法門相互發明的也不為過。即如劉宗周《心論》：「只此一心，散為萬化，萬化復歸一心。」王陽明《傳習錄》：「心之本體，無所不該。」凡此莫非和佛教大乘彼真如清淨心緣起的如來藏系教理相借枝或相犄伏（如《華嚴經》、《理趣般若經》、《勝鬘經》、《佛性論》《犬乘起信論》等典籍）。 宋明新儒學的心性論與佛教的真如清淨心與如來藏系統若合符節，但在「罪」的論題上到底便顯扞格難諧，儒家的「罪」、「惡」、「過」心性認識，既然和他者不同，其悔過去惡法自然也就別出機杼，此悔過機杼即既以罪惡為人格缺陷，那麼就以反求諸己之內省來對治之。何僅止於大陸四、五十年代的階級鬥爭，依唐君毅的體驗及觀察，中國當代知識分子竟已喪失了儒家傳統文化當中這種反求諸己，即責已不責人的基本精神。責人而不責己，無非就是只把理性向外推而不往內用。推到最後，竟至於逼人自我清算的境地。方今之計，巴金若效基督教之悔罪，那麼跪下伏服向上帝，若依佛教之自性懺悔，那麼知此法之當體即空，罪性立消而無須再有破執。但巴金之於胡風，卻始終未見上述兩種罪懺悔過。巴金到底還是個本土道地的中國儒者，有的是儒家的慚恥心。是的，巴金或唯有也唯須，訴之於儒家本有的、對一己愧恥心生起後以深切的儆省，讓自己通體為一份「內恕孔悲」的精神所充滿，由寬恕自己推及於寬恕別人，就這樣追踵於古人，以中國人原本固有、獨特的悔過法來消彌人際彼此間的過和惡，而不遑外求，如此或便已足夠。             ﹝三法印和一法印，一般人以此分別大小乘。印順在其《法印經略說》一書，對此有不同看法，並引龍樹菩薩的《大智度論》作證。又說《法印經》已有明喻：「空性如是，諸法亦然，是名法印。」然諸佛證悟內容：「此法印者，即是三解脫門。」則又是三法印矣。印順的說法應是，《法略經》開示我們，約一切聖者証入說，是空性，稱為﹝一﹞法印。約證入空性﹝法印﹞而能得解脫的法門後，稱為三解脫門。二者只是說明上的偏重，本質並無差別。        （四之四）

我仍懷念400年前唐吉訶德 刺來的那槍 我未受傷也未閃躲 仍以當年姿態挺立 在時代尖端，向風宣戰 用我薄薄的臂膀 或許就會感動隱在人群裡的塞萬提斯 讓唐氏再度騎馬提槍 過來 400年來 我等待唐吉訶德刺來 一槍諷刺的姿態未變 如今我仍站在時代尖端 搖動著已化成了矛的臂膀 向海上刮來的風宣戰

此外，李卓吾（李贄）亦有個己主體意志和負罪感覺醒的強烈表現；明末清初的二曲先生（李顒1627～1705）不也曾標舉出其反身悔過之學？《宋明理學史》（候外廬編，1997，北京，人民出版社）即說李顒的理學思想特色可賅括為「躬行實踐」、「改過自新」二語。閩中鄭重曾為晚年李顒的《二曲集》作序，說他「尤以悔過自新一語為學者入德之門，建瓴挈綱，發矇起聵。」果真如此，誰能輕責以吾國民不具、不知一懺思悔意？我們思考、扒梳這個議題的理路或可分兩個層次，其一，先秦原始儒家和有新儒家之稱的宋明理學質貌己見出入，後者的心性論頗受佛教浸濡，不妨說，心性論議題的宋明理學實已揉雜了佛儒道三學。其二，儒家領會的省過、悔罪和釋氏的懺悔或不僅止於責己程度的深淺，而在其本質的差異。即以上述劉宗周「訟過法」為例，就不難窺見儒釋二教相遇，搏合與扞格難入處。首先劉宗周題曰「訟過」而非「訟罪」，二者差別可知。緊接在後，他又載列三則「改過說」。「過」、「改過」、「省過」都是儒家語，佛家的說法則是「罪」、「懺罪」。至於其所附會於佛教處亦隨手可拾，如其靜坐法與坐禪仿同。「妄緣」、「真來面目」皆為佛教常見詞彙。﹝「太虛」則是道教語﹞「改過說二」一則曰：「人心自真而之妄，非有妄也，但自明而之暗耳，暗則成妄。」這種說法無疑係撿擇自佛教宇宙現象論﹝緣起論﹞中的真如緣起或華嚴宗的法界緣起。又「訟過法」裏說的「靜而存養，動而省察」，固然不離儒家「求放心」的存養功夫，然而恐怕也難說沒有受到佛教止觀法門的影響。先秦原始儒家首重的應是實際生活的倫理和政治，﹝見胡適《中國古代哲學史》﹞《大學》和《中庸》成書時期稍有改變，在心性方法論上有較深的著墨，直到孟子才更建立起個人主體的內在超越性。但即便孟子的心性論是先驗性的，他仍然又把這份內在道德性往外推，即所謂的「內聖外王」之學。職是，我們想必可以下著定論，即早期儒家提倡的心性論，仍主要是以社會群體存在為基礎的心性論。直言之，儒家的心性論仍推倫理為重，個人的存在價值意義必須落實在倫常中，存心養性，蹈仁履義，成為君子，及於至聖至賢。而君子的負面即為小人，小人唯寡廉鮮恥，唯廉恥之闕如。因此儒家是以知恥與否相責勸的，不妨這樣說，儒家的慚恥心和佛教的懺悔意識，一別於內外，二別於深淺。晚期儒家的宋明理學，有些學者欲以懺悔取代慚恥，無疑已察覺到二者的差別，故亟欲吸納某些佛教義理及行儀。李卓吾、劉宗周、李顒等人都是最好的見證個例。 懺悔意識的確並非以儒家心靈為主流的中國人所原有。佛教自東漢傳入中土後，與華夏文明相遇而濡會辨證，從「格義」、「言意之辨」到「三教合一」，以是懺悔意識也寖假而入，成為中國人心靈結構的某一部分。釋，儒、道三教合一與否此一議題，明朝一代尤爭執不休，近時學者錢新祖在其英文著作《焦竑：晚明新儒學的重構》（1986年，紐約，哥倫比亞大學出版）一書，以為明末三教合一「合教的理路」（syncretic logic）已經改變，亦即三教並非三足鼎立，而是它們據有一個實體的全部（the integrity of a single  entity），並可以互為解說，相互闌明。對此我們或應該另作此更細部的釐清理解，即三教合一要皆在「理」、「氣」、「心」、「性」這些題旨，標舉「懺悔」一旨，除了李卓吾外，幾無著眼。而李卓吾的悔過之學及其罪感之深巨，在其髮妻黃宜人捨世、其他親人也陸續喪離後而祝髮出家的他，其懺悔意識無疑是襲自佛教的，此其一；其二，以「懺悔」一題言，前曾提及，此詞彙是梵漢二字合譯，懺為梵語，悔是漢語，古人說寫幾乎都有「悔」而無「懺」字，此不妨再舉二例，一者如明末清初李顒標舉其心性修養宗旨的著作，書題《悔過自新說》，再者如唐朝韓愈的〈行箴〉文：「行與義乖，言與法違，後雖無害，汝可以悔，行也無邪，言也無頗，死而不死，汝悔而何，宜悔而休，汝惡曷瘳，宜休而悔，汝善安在，悔不可追，思而斯得，汝則弗思。」﹝《評註古文辭類（下）》，民68年，台北，華正書局，第1459頁﹞箴文從頭到尾都只有「悔」而無「懺」。相對比於佛教經典或用複合詞的「懺悔」，或單用「懺」而幾無單用「悔」字者，便可略窺出其中端倪。即如《慈悲水懺法》、《法華三昧懺》、《淨土懺》、《梁皇寶懺》、《藥師懺》等等，皆直名之曰「懺」。法寶經文中也是這般，即如《大通方廣懺悔罪莊嚴成佛經》：「本自實無罪，為諸眾生故，懺悔四重禁。」 直言之，儒家的「悔過自新」是一心性修養之學，著眼在人倫敦和關係的修護；而佛教的「懺悔」則偏重於其個己罪性染業的滅除。嚴格地說，二者幾乎是南轅北轍，理路殊不相類。所以勢必很難真正搏合為一體。試舉以前述李顒的「悔過自新之學」來看，李顒其學雖本於儒家諸典籍，如《易經》之象，巽上震下的益卦﹝象曰：風雷益。君子以見善則遷，有過則改。﹞；《書經》的不吝改過；《詩經》的天命維新；《禮記》的陶苑規矩；《論語》的過則毋憚改；《大學》的苟日新，又日新；《中庸》的慎其獨等等義理。惟在其悔過自新的方法論，即其靜坐功工夫，便如同劉宗周「訟過法」裏的靜坐，係襲取自佛教的禪座。李顒說屏絕「旁騖紛營」，才能「超悟」，無疑便見禪宗光影。他以心性修養到了極致，則「悔之又悔，以至於無過之可悔，新而又新，以極於日新之不巳。庶幾仰不愧天，俯不祚人，日不愧影，夜不愧衾，在乾坤為肖子，在宇宙為完人。今日在名教為聖賢，將來在溟漠為神明。豈不快哉？」此番談話和佛教《涅槃經》無常偈下半偈「生滅滅己，寂滅為樂」的精神若合符節。更精確的思考理路或應作如是解：儒家與佛教遇合，吸收了對方部分義理，然而其基本中心思想仍固守住儒家陣營，並無改變。歷代以來學人對﹝釋﹞佛儒二家濡會結果，究是「陽儒陰釋」，抑「陽釋陰儒」所見每有出入，我個人偏向認同後者，即以中國人心靈主幹仍以儒為主，而以佛﹝釋氏之學﹞為輔，我所持根據主要有二：一者原始﹝小乘﹞佛教的基本核心教義「三法印」﹝諸行無常、諸法無我、涅槃寂靜﹞的「緣起」思想，北傳中國演衍為大乘佛教的天台、華嚴、禪宗諸宗派後，有了一大轉變，即轉為「一實相印」﹝空性、真如、佛性、如來藏心﹞，這種轉變即由無本體論的「緣起觀」一變為具體思想濃厚的一實相觀，這無非是中國儒家心靈壓過佛教心靈的一種強烈彰顯；二者，集心學之大成的陽明學說，一般人詬責其為病禪之學，然王陽明拈出「良知」以代替二程、朱熹等人的「心、性」之說時，無疑就是把受到佛禪浸染的宋朝理學拉歸思孟系統的心性論系統。而即使稍前我們以劉宗周知慎獨說受佛教染浸頗深，但也只是就其方法論﹝靜坐﹞而言。其慎獨之學究竟可歸溯於《大學》、《中庸》及《易》諸經。劉宗周自己對此也有自覺的闡發。劉宗周提出的「慎獨」、「敬誠」此二學說都是溯源而取借自《大學》、《中庸》等早期儒門典籍，再作一創造性的解讀罷了。《人譜類記》書中拈出的「訟過法」無非就是一種至精微、平實處泯滅體用之別的慎獨與誠敬學問。一般說來，劉宗周的思想屢變，其學術體系較為複雜而矛盾，他既辟佛，既譴責陽明心學末流「良知之說，鮮有不流於禪者」，亟思以慎獨、主敬等「孔門心法」拯溺之，然而其慎獨、主敬之學和陽明心學的致良知之學，其實並無多大殊異。考諸劉宗周對「心」、「良知」等人性及本體論的見解，在其整個理學體系中，每見扞格難偕，其認識論也飄忽莫定，時而唯心，時而唯物，其學術遷衍在此無法一一贅述。可以確定的是，劉宗周在當時盛談玄虛、遍天下皆禪學的時代背景下，亦未能逃脫佛教義理的董陶。前引《人譜類記》訟過法一節文字，便隨處可見佛教意象及思路，如「罪」、「妄緣」、「本來真面目」等等皆是。此亦不再贅言。 原始儒家時代，中國人固無類如佛教那因「罪」而帶來的「懺悔」觀，那麼，晚明理學，尤其是其中心學一脈，都說已近禪，濡染上諸多佛教義理，但頗堪令人玩味的是，其中佛教的懺悔一題，中國人卻依然未能照單全收。陳獻章、王畿、李顒、李贄、劉宗周諸人的慎獨、悔罪、訟過法，明末清初許多儒門中人依賴朋輩來互相攻錯的「省過會」，顯然都並不足為憑。究諸此種懺悔意識何以始終未能於華夏中土落地生根，化作中華民族性血脈實體的一部分？答案其實很簡單，即國人並無宗教性歸約的「罪」的意識，性惡觀也未能行成主流。 「罪」在國人心目中屬法律名詞，如《後漢書》裏管子說：「有功而不能賞，有罪而不能誅，若是而能治人者，未之有也。」蕭統〈制法則贊〉一文：「惟斯法則，信為四時，嚴此刑政，刑輕罪疑，霜威以振，民不敢欺。」等等都是。中國人早先是用「咎」的字眼，即「咎」的觀念先在「罪」之前，易經中隨處可見的「休咎」、「咎」一詞是最好的例子；「咎」字意既是災禍，也是過失。又如東漢的鎮墓文中，有這樣的字句：「立制牡厲，辟除土咎，欲令禍殃不行。」辟除土咎，意即消除原來的災禍、罪惡。總之，「罪」的觀念在中國，原沒有佛教那種宗教心性論意義，「罪」原先或為法律用語如前面引例者，或是一般的「過失、過錯」意，如張載《正蒙‧有德篇十二》：「歸罪為尤，罪己為悔，『言寡尤』者，不以言得罪於人也。」其中的「罪」字即是「過失」義。《古今圖書集成》祥異典第六卷〈鹽鐵論〉：「駟馬不馴，御者之過也，百姓不治，有司之罪也。」這裏的「罪」字兼含一般用語義和法律刑責義。 後來，佛教意義的「罪」的觀念多少漸漸染浸到中國人心裏，或更精確地說，是只浸潤到「生活層次」，終竟並未及於心靈深處的彼一「生命層次」。「罪」、「懺」觀得自佛教並影響中國社會的例證，即如城隍祭、東嶽帝祭時，有首掛紙枷，作伏罪姿態、隨神駕行列，也有所謂懺悔上疏狀，上面寫： 「弟子某某某因于今季以來身體坎坷，運限有乖，命內深滯天羅、地網、喪門、白虎、天空、吊客、流字、大歲，恭請靈安尊王作主，庇祐元辰光采，命運亨通，大命堅固，身體安康，許願本年某月某日某時起開放枷鎖，永求靈安尊王代為消改罪懲，自此懺悔，力行善事，祈求多福，永保迪吉。」 但這樣的悔罪，到底是佛、道二教揉雜，中外思維參半的。 依中土習俗，人病厄是自然陰陽、星宿運轉不調和而出現的惡靈所為，而罪福觀及其連帶而來的因果報應、懲治罪惡亦是佛教經典傳入後才染有；不妨再強調一次：雖有此染，但終竟未能真正深入國人心靈、化入穿不可拔的生命情意結。我認為，卻只停留在世俗生活秩序的層面而已。直言之，吾國人終究不能全然接受彼種以「罪」的染識為人所必有之業的思路，連帶此罪業而來的懺悔意識，不能說是付之闕如，卻應該說是膚淺無根的。再者，儒家心智系統雖也有過「神道設教」的傾向及發展，但「設教」此一偏於「人」的理性成份的昇陽，終究蓋過「神道」的層面。從儒家這種歸趨可以看出，中國人對佛教義理的接受是選擇性的，是有所保留的，是有其程度的之深淺的。儒家終竟以個己心性良知作為道德性的「內在超越」的依據。詩經尚書裏的「天、帝」還存有意志天，人格神的意含，隨後便漸轉為形上實體的「天命、天道」觀念，直到〈中庸〉提出「天命之謂性，率性之謂道」時，便決定了儒家思想的中心，落在「天人相貫通」之道，而其真正的重心是在具人性正面意涵的人身上。 基督教的心性論是由外部作超越，佛教則較複雜，其雖亦有神祇，但大體言，佛教以「即心即佛」，即「自性佛」，所以，其心性論毋寧是較接近儒家的﹝所以宋明儒學向佛教借火不是沒來由的﹞。即佛教以自性為佛的觀念和中國人上接於天命的良知良能，之有一內在超越的思路接榫了起來。 然而在人之心性中有「惡」的此一議題，佛教和中國人終究意見有了相乖左，終成中國人心性論主流的儒家思孟這一系統，嚴格地說，是不以人的本性具先驗之惡的﹝見《中國人性論史。先秦篇》徐復觀著，上海三聯書店﹞但人世之惡行劣跡到底舉目或見，這又該作何解釋呢？依孟子言，此一者來自耳目之欲，一者來自後天社會環境： 「耳目之官不思，而蔽於物；物交物，則引之而己矣。」（《孟子‧告子，上》 「富歲子弟多賴，兇歲子弟多暴，非天之降才殊也，其所以陷其心者然也。」（《孟子‧告子，上》 引言前一段的所謂「耳目之官不思」，究是指德性心或知性心，語焉不詳，引致日後宋明儒的疑懼而爭擾不休，即便如此，此心也是要交接於物才能生惡的，至少不能說是先天具惡的。相對的，與儒家人性之「惡」的觀念相垺的「罪」，在佛教典籍中隨處可見，佛教的「罪」的觀念，確切地說，應是「罪業」或「罪苦」。佛教的罪是先天而具的，佛陀初轉法輪時即說四聖諦和十二緣起。四聖諦的第一諦即「苦諦」，十二緣起的初起便是「無明」，無明是日後人生死輪迴的第一因，職是，佛教經文中「罪」、「罪業」、「罪降」、「罪緣」、「罪苦」、「罪相」諸如此類的字眼便每不乏見。《地藏菩薩本願經‧如來讚歎品第六》且明白宣喻：「南閻浮提眾生，舉止動念，無不是業，無不是罪。」依印順法師言，漢譯的佛典凡稱揚如來名號及功德的，都和懺悔有關。 （四之三）

   聶恆激動地吟誦胡風的長詩〈時間開始了‧歡樂頌〉： 　　我發現天地變色了 　　我的眼睛充滿了光輝 　　我的眼睛充滿了彩色 　　千千萬萬朵的花 　　在祖國大地上開了出來 　　……… 　　那晚，聶恆激動地說：「當初我被捕之後，決心為黨犧牲。老李，作為一個唯物主義者，生和死看得一樣，我根本不在乎生死；但是，我看了胡風的冤案，心裡發生翻天覆地的變化！毛主席根本不愛護知識份子，他也不瞭解知識份子，他跟雍正、乾隆爺是一丘之貉……我決心跟他們劃清了界線。胡風的話沒有錯，文藝可以為政治服務，卻不能為政策而服務……」。 　　那時，海峽對岸掀起史無前例的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各省市區的城鎮鄉村，被紅衛兵搞得雞犬不寧。我們只從報紙上看見片面消息，卻對這場政治運動茫然不曉。聶恆在報紙副刊發表的文藝鬥爭內幕，最受知識份子歡迎。當時，從美國回台定居的林語堂為了好奇心，特定囑報館將聶恆邀來談話。聶恆回家向我談起此事，他苦笑著：「想不到這些名流對文藝這麼陌生，他連周揚都不知道，怎麼懂得工農兵文藝？叼著煙斗跟人討論問題，像地主老財一樣。」 　　我聽了捂嘴偷笑。聶老也是少見多怪。住在南港中研院的胡適院長，有一次約馬克思經濟學家鄭學稼餐敘、談話，胡院長開門見山就問：「你懂得英文嗎？」鄭教授是中央大學出身，他答自己可以用英、日、荷文看書、談話。難怪民國初年梁任公在清華大學發牢騷說：「這個政府早晚有一天亡在英美留學生手裡！」 　「對啊，讓人家趕到這個蕞爾小島，豈不是英美留學生的功勞麼？」聶老感慨地說。 　　李鹿、簡珍在宜蘭結婚，我特地邀請聶老作證婚人。他欣然前往，這是我引為無限光榮的事。 　　聶恆雖然因胡風事件引起對中共不滿，但他內心卻依舊藐視政府的用人政策。他常說，你們的層峰是「欺軟怕硬」，凡是吃喝嫖賭、昏庸無能，只要是馴服的工具，一定昇官發財；但是有才華智慧、有個性、有反對意見的幹部，你們最高當局就懷疑、害怕，認為是共產黨派來的奸細。在你們陣營有三種人可以出人頭地：

 蘭兒已去威斯康辛大學攻讀博士學位。唯一的憾事，蘭兒給石菊花的信件，前後兩封完全退了回來。世事多變，白雲蒼狗，看起來她可能離開故鄉多年了。   鄰居有位聶姓學者，他也患高血壓症，時常一起去醫院拿藥，清晨一起散步。他的文學素養高，日久天長，他成了我的文學導師，忘年之交。那時，我在社區圖書館作管理員，他則每日搭乘公用巴士上班。直到兩年過後，才知道他是調查局的研究委員。 　　上世紀五十年代初期，聶恆便被派到台北，擔任經濟組長，專門蒐集台灣省有關生產資源、經濟建設情況、計劃，作調查研究彙報大陸。這只是我的片面瞭解而已。起初，聶恆帶著年輕妻子、牙牙作語的女兒住在永和鎮，附近一家私立中學教高中國文作掩護。當時，情治機構大力撲滅間諜工作，據說為了逮捕聶恆，費了九牛二虎之力，動員了不少對經濟、文學具有修養的幹員，最終才在永和鎮拘捕了他。 　　聶恆外表溫和，內心卻非常堅強、勇敢。 　　將近一年時光，他拒不招供，絕不投降。 　　幹員對待高級知識份子，非常禮遇。每日供給高級菸酒和飲料，供他享用。但是，他毫不動搖。幹員瞭解他鍾愛女兒，每週抱來和他會面，他只是淡然微笑而已。一日，聶恆提出要求，他在軟禁期間，沒有報紙可看，感到寂寞。他要情治機構每天給他兩種最新的中共報紙，供他閱讀。 　　「什麼報紙？」   「《人民日報》、《光明日報》。」 　　當日，幹員便將剛從香港購的報紙拿來，並且把半年內陳舊的《人民日報》、《光明日報》一併帶來給他。聶恆喜出望外，打開報紙一看，他幾乎不相信自己的眼睛。《人民日報》發表作家胡風被公安部逮捕，夫人梅志同時以「胡風集團骨幹份子」一起被捕。逮捕時，公安人員對其全家進行了搜查，抄去信件、報刊、文稿、書籍，以及刊物《七月》、《希望》和《七月詩叢》，連精裝本的《別林斯基選集》也被抄走。聶恆看了心驚肉跳，繼續翻閱下面的有關逮捕胡風的「編者按語」： 　　對於像胡風份子這樣一種偽裝擁護共產黨而實際反對共產黨，偽裝擁護人民而實 際反對人民，偽裝擁護革命而實際反對革命的人，我們應該提高警惕，不要被他們　　永遠欺騙下去。像胡風或類似胡風的這種號稱的偽裝的份子當然是少數，但是危害卻甚大，他們可以鑽進我們的黨內、軍內、國家機關內……做出許多壞事來。   聶恆看過胡風被捕的新聞，心理上發生巨大的變化。在砲火硝煙的抗日時期，文藝青年聶恆曾協助胡風編刊物，校對稿件，《希望》、《七月》都參加過，因此他對胡風懷有崇敬的歷史感情。他對我說：「我看了報紙，嚇了一跳，胡風是堅決擁護共產黨的，他怎麼會反共呢！笑話！」聶恆在北平局部和平前夕，到了解放區，出席第一屆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十月一日，胡風站在天安門城樓觀禮台上，聽了毛澤東主席的洪鐘般的聲音莊嚴地向全世界宣告：「全世界四分之一的中國人民從此站起來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