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這確實是一件很麻煩的事。當年我同表哥到新加坡的時候，曾經跟我老婆說，一旦賺到修葺古厝的錢就回家，想不到一出來就是好幾年。聽說我表哥全家都搬到大陸去發展了，而現在大陸又跟台灣敵對，兩邊隨時都會打仗，想寄錢回金門奉養我舅父母已是不可能，兩位老人家現在不知怎樣了？僅短短的幾年間，變化實在太大了。」   「你準備回家修葺古厝的錢賺到了沒有？」沙瑪好奇地問。   「我之前寄回家的錢，如果我老婆省吃儉用的話，修葺古厝絕對沒有問題。而且我身邊也存了不少，將來如果全數帶回去，雖然成不了富翁，也不能蓋洋樓，但對往後的生活會有很大的幫助。」烏番叔說。   「有些唐山人出來久了，回不去或不想回去，所以在這裡另組家庭的人也很多。」   「各人的看法不同，這種事有時候很難講。」   「不管是你們金門人或是我們印尼人，雖然人性有善惡之分，但人卻只有一種。」   「不錯，人多數是凡人而非聖人。」   「當你回不了唐山時，你有沒有想過要在這裡另組家庭？」（一一四）

  生肖屬虎，人亦龍騰虎躍，無畏討海人的浮沉人生，從牽罟網魚中，日積月累成財富，老來輕鬆過生活……。   民國二十七年出生、生肖屬虎的陳福來，九歲不見父，他已天庭去作古。而大兄與他亦無手足之緣分，家中連失兩男丁，母親心傷也心急，終日如熱鍋的螞蟻。民間多秘訣，討房新婦來改運，將來家有嬰兒才能平安地長大。   放網與收網，牽罟與抓魚，每個討海人的生活都一樣，每天搖櫓出航去，地瓜吃一餐，粗飽果腹為一天，才二十歲的年紀，陳福來即跟著他人出海去「討趁」。清晨出航，傍晚回鄉，海上風浪大，有了風車帆布輕鬆許多，在位於南海附近的海域間，無論紅花、鰻魚、鮸魚，總是滿載而歸喜上眉梢。每每回到新頭村莊，挑魚出去賣，分紅時刻，船東多一份，其餘大家來均分。閒時，每當登陸艇在新頭搶灘，中金馬獎的充員兵即上岸等待分發，他們承受二十餘小時的海上顛簸，勢必飢腸轆轆，於是村民紛紛賣起了蚵仔麵線，陳福來也是其中一員，這種小本多利的小吃，也為他帶來一筆額外的收入。   海上多顛簸，暈船不快活，有時則空船回家心頭煩。二十四歲要娶妻的陳福來，向他人借了二兩黃金作為「娶某本」，也結束了三年與海為伍的日子。婚後，妻子在村莊經營撞球店，並兼營洗軍服和修改軍服。想當年村子裡有好幾十個單位的駐軍，每天軍服就洗到手軟，但也因此為家庭賺進了不少收入。陳福來則為了人生的另一個規劃到新市經營豬肉攤生意。當時豬肉攤只有十幾家有營業執照，每到鄉下購豬，以豬籠隔開，自己做記號，當時政府沒有限制豬隻的宰殺量，各憑本事去買豬，自己刺血自己殺豬，先用手推車把豬體載回攤位剝骨，然後再處理豬頭與內臟。天一亮，阿兵哥在市場穿梭來回，他擁有固定的幾個單位，再加上攤位的零售，讓他免煩惱豬肉的銷售問題。而明天要宰幾隻豬，今天先到稅捐處繳稅金，做一個道道地地的好國民。   育有六名子女的陳福來，原本想將肉攤交給孩子接手，但年輕人有自己的規劃，他遂將經營多年的肉攤結束，轉而再從事老本行整船出航。一艘三十幾噸的大船，既能近海、亦能遠洋，船員十幾人，一旦捕魚回鄉，經過漁會的監督在漁港拍賣，約莫十天即可領錢，遵循往例，船份留下，餘則船員均分。而在小船部分，他亦買了兩艘，光投資大小船隻就花了數百萬元，如沒有之前勤奮賺錢，今天哪有能力再投資。   十幾年前，大陸漁民因生活艱困，在半海賣魚，但他們不要新台幣，需求民生物資，陳福來常帶去雨傘、雨鞋、飲料、日用品……等等，以物易物，對岸的經濟能快速地起飛，我方漁民也幫了不少忙。   兩名兒子事業有成，夫妻卸下了重擔，陳福來不再出海捕魚，妻子也不用再縫補軍衣，在十幾名內外孫的圍繞下，他每年出國玩好幾趟，走出金門到對岸，昔日苦，今日多享福。   村子曾經買秤來磅豬，養豬人家每賣一頭豬，起初收三十元，而後上漲五十元，積少成多，有了六千五百元作經費，曾任第一屆新頭陳氏宗親會理事長的陳福來，在有限的經費下，需要調度時，則先向蘇王爺商借，有借有還、再借不難。宗親會沒住址，就設在宗祠裡，每次聚會，家戶出錢出力共襄盛舉，尤其是娶某作新婚，輪流作頭，清明一桌、冬至兩桌，昔日作頭之人在自家處理，如今由宗親會負責，統一到宗祠辦理，省卻了不少麻煩。   萬事起頭難，第一屆做得成功，接下去的傳承則不艱難，屬虎的陳福來安慰地看到新頭未來的遠景。曾獲選多項模範的他，在漁港興建媽祖宮時，慨捐數十萬，感謝神明當年出海捕魚讓他平安又賺錢……。

  用乾竹葉和細竹片編製成的斗笠，輕巧又透氣，大舅父戴上它可以遮陽光，下雨天，穿上雨衣，斗笠就成雨帽，斗笠不分男女老少，都可以戴的，因為很早以前，斗笠就是以那種單一的形式流傳下來，頂多女農夫，在斗笠上面再綁著花巾，而增添一些美麗的色彩而已。   大舅父的斗笠已經戴了半年多，竹葉有些都翹了起來，而且有一股臭汗味，但是大舅父到田裡都戴著它，大舅父似乎把斗笠當第二生命，夏天，在樹下休息時，就拿起斗笠扇著風，也是一種舒解身心勞累的方法。小雨中，斗笠也能幫大舅父擋住雨水，繼續田裡的工作，在大太陽下，斗笠更能幫大舅父遮住炙熱的陽光，沒風的田裡，大舅父就拿起斗笠扇著風，輕巧的斗笠也能產生不少的清風。   斗笠底部是圓形，上面是金字塔空心形，所以戴起來輕盈又涼爽，戴新的斗笠還有竹葉淡淡的芬香味，好像吃粽子的味道，因為都是竹葉的產品，而包粽子的竹葉是經過煮過，比較有竹葉的清香味道，而斗笠則是，在太陽下曝曬，或在風雨中淋漓，但是竹葉都保有堅忍的性質！也不失去它淡淡的芬香味。   大舅父回家時，都把斗笠掛在客廳的牆壁上，大舅父三合院白石灰糊的土角壁，又漆上了土黃色，和斗笠顏色差不多，本來大舅父年輕時白皙的皮膚，幾十年在陽光下耕作，已經被曝曬的成土黃色，所以大舅父回到家時，身體跟斗笠、牆壁，幾乎是同一顏色，但是大舅父那是付出了多少辛苦，流出了多少汗水，而把白皙的皮膚，曝曬成土黃色的顏色，想起來是使人感佩的。尤其斗笠用舊了，可以換新的，但是大舅父年紀愈來愈老，身體逐漸的退化，病痛也跟著而來，卻無法恢復年輕勇壯的時候，這是讓人覺得感傷的……。

煙飛嵐飄疑無蹤，  雲深且抱春意濃。 天香牡丹花富貴， 一顰竟使山朦朧。

  每個人的遭遇並非相同，當不幸降臨在別人身上，我們理應當成為一位絕佳聽眾並適時給予他人鼓勵，實際上，發生在生活卻恰恰相反，有沒有想過為何身邊的人越來越少將自己的心事分享給你聽呢？大多數的人用主觀的想法去詮釋，毫不保留的說著假設語氣，大言不慚的分析自己的解決方式，但這也不能怪誰，畢竟也不曾深刻體會，但真正痛苦的人，無非就是千萬種分法困擾著他們內心，我們可以針對事情說出自己的看法與感想，但別自認為可以很容易的化開它，無關痛癢的言論只會造成當事人的負擔。   情侶間常受到一些感情的傷害，有些人能一笑置之，但有的卻走不出來最後甚至傷害自己，既然無法解開他們內心的結，就沒資格去批評別人的作為，事後才帶著正義的面具四處說大道理，這未免也太多此一舉了吧！與其長篇大論講些看似有意義的話，何不去試想當時多給他們一些力量，或許能挽回一線生機。   還記得大學的時候，某位同性友人在網路上暗示性毀謗我，當下我憤怒至極，甚至想要跟她斷絕一切關係，有人不解我的過意不去，無法體諒我內心的傷害，無法感同身受的人總是無辜又天真，慷慨的笑說可以原諒，卻不了解我內心又豈會為了一些文字而傷心，我看重並珍視這位朋友，卻沒有想到她為了異姓與我畫清界線，又給我致命一擊，人總是單純看著以前和現在的表面差別，妄想著可以當個媒介帶領我們回到最初的樣子，但有些東西發酵後，還能復原嗎？當時有人毫無顧忌說「錯過了她，或許無法找到志同道合的朋友。」我沉默，無語感襲向我內心，但我不想據理力爭的辯論，因為對方根本沒有站在我的立場，多說無益反而更使自己疲累，原本希望我們復合的心意卻無法讓我領悟，有些話不能輕易斷言，否則好的心意別人也未必感受到。   人長大之後很常覺得自己是孤單，漸漸的身邊的人都離我們而去，在異鄉奮鬥也好、海外念書也罷或者逝去，「我們好像愈成長就愈懷念曾經的日子，愈長大就愈害怕長大。」在時間的流轉中，腦中浮過每張臉孔，既和藹又溫暖，眷戀著以前美好，「在時間的洪流中，我們總是要長大的」，無論遭受怎樣的困境、受到多大的創傷，時間能沖刷傷悲，若能將傷悲壓在土裡，使它變成一片平坦，靜靜走過曾經的憂傷，偶爾內心不免會感慨，其實我們不知不覺的在成長，學會自己剷平路上的坑疤以及石堆，並從容走過。

  「天嘯老闆他心裡清楚，當初你們一起從新加坡來，經過幾年的相處，所以深知你的為人，才敢把這個重擔交給你。可是他既然不回來，又覺得你可靠，理應讓你來當老闆才對。」沙瑪認真地說。   「讓我這個沒讀幾年書的金門人來當老闆，未免太抬舉我了。」烏番叔笑著說。   「我是說實話，整個公司的運作你比誰都清楚，因為你有實際的經驗。對船長，你以小老弟的姿態尊重他的專業；對漁工，你採取的是軟硬兼施的要求，所以才能夠得到他們的支持。亦可說你在為人處世方面有獨到之處。」沙瑪誠摯地說。   「不，妳過獎了，我只是善盡天嘯老闆賦予我的職責而已。」烏番叔謙虛地說。   「你有沒有寄信回金門？」沙瑪改變話題問。   「自從印尼政府和中華民國政府斷交後，想寄錢回家也不得其門而入，所以很久沒有家鄉的消息了。」烏番叔坦誠地說。   「你沒有寄錢回家，那你老婆怎麼過活？」沙瑪關心地問。   「只能靠耕種了。」烏番叔無奈地，「而且我們金門土地貧瘠，即使勤於耕種，也得靠老天爺下雨才有收成。之前我曾經寫好金門的地址，請天嘯老闆從新加坡代匯美金二十塊回家，但不知是忘了，還是有其他因素，始終沒有給我消息。」   「既然政府限制那麼多，那你將來怎麼回去？」沙瑪關心地問。（一一三）

    若再秉此思維來反思洪騂「真愛重，不夸飾」之論，相言必有一席感慨：《四庫全書總目提要》撰述者，皆一時之選。雖不能說體備大全，但大體來說，作為研究舊學之入門書，其學術之權威性與公信力是無庸置疑的。也因此，振金自始就認為應採「提要」之論點；但號稱文風鼎盛的金門人，有多少人能持此洞見呢？而咎者應是自始有待商榷的金門縣志所致。     就如同咱自家金門最大之賣點：文風鼎盛，所謂人丁不滿百；京官三十六之語，且以理性思維來反思：為何唐宋八大家沒有金門人？《古文觀止》沒有金門文選？又、若真是人丁不滿百；京官三十六，那地方官應該更多才是，依此邏輯，則整個中國政壇，豈非都是金門人的天下；但、是這樣子嗎？還有若真是文風鼎盛，那為何閱讀人口如晨星，以致沒有任何一家知名書商，願進駐金門呢？   再從自然地理條件來反思，浯島自古不僅是交通不便，生活機能差，其先天資源，當然比不上魚米之鄉的江南、農耕厚實的關中、資源豐登的關外，所以才會有僑鄉之稱！而以僑鄉之歷史事實來反思科舉之論，且不談十年寒窗所需的經費，就以今天來說，培養一位學有所成的學者，也不知要花費多少。所以重視科舉的客家人，往往會挑一聰慧子弟，全力培養他，其餘家人則辛勤勞作，以為經濟支柱。如此說來，以金門物質條件，竟能產生如此驚人的科舉人；社會學者應該好好研究！     我曾不止一次言道：真正的文風鼎盛，是一種知識生活化的價值觀；且講學、論學之深、做學問之嚴謹、對學術之批判，早已成為居民相習成風的言行。如「單車日記」影片中，那位中歐計程司機，隨口可與外地來之大學教授暢談古希臘經典。切記，他們所申辯的是學術理論，而非地方傳說。就此而言，所謂金門文風鼎盛之論，恐禁不起理性思維之考驗。     甚至可以言之，號稱文風鼎盛的金門，卻是最無文風之地；看看每人每天花多少時間在閱讀？以致無定見；無定見則無器識；無器識則無格局，更是造成金門邊陲之因。基此，意以為，與其倡導嬌虛之金門學，何不舞動金門讀書風氣？而振衰起蔽之道，當以修縣志為先，從根導引！     但如何重修縣志？意以為：事在人為，首在慎選總編審也；即慎聘史家也！有太史公乃有史記；有歐陽修乃有新五代史。但什麼是史家？是鴻儒大彥？是穿梭各界之活躍份子？是名流風雲人物？是歌功頒德之學問掮客？當然不是！   所謂史家，誠如沙耳非米尼(Gaetano  Salvemini)所論：「只以確定過去支離破碎的事實為限之工作，我們名之為博學或考據(Erudition)；依照因果原則，將這些過去的事實組織起來，成為一個有系統的學者，我們才稱之為史學家。」余英時先生更認為：「史學家本身就是史學上的一個很重要的因素。而且史學家寫史本身就是一個史實。」前述之歷史學家柯靈烏(R．G．Collingwood)曾有一句名言：「一切歷史都是思想的歷史，他把歷史事件分為內在與外在兩面；外在的是史事的物資狀態，內在的是史事的思想狀態。史家只有深入史事的內在，方能把握到歷史的真象。   1970年戈斯坦(LeonJ．Goldstenin)發表了一篇柯靈烏的史學致知論(Gollingwoods Theory of HistoricalKnowing)，闡釋柯氏之義：由於史學致知的對象早成陳跡，因此史家所能確實把握致知的對象便是古人的思想了。歷史每一事件(event)或遺跡，其背後都表現著人的目的(humanpurpose)。因此史家的主要任務便是找出史事後面的思想，並以春秋之批判精神建立史觀。   柯氏更進一步認為史家除了具有批判精神外，更須具有建設性的能力(constructive  power)，也就是柯氏所謂的「歷史的想像」。因為歷史材料不管是器物或文字都有其限，不能彰顯歷史的全貌，而史家之所以能在有限的遺跡中講出全貌，端在其想像力。而柯氏為求慎重，特就史家之想像提出三項限制：其一必須有特定的時空；其二必須前後貫通；最後是必須有証據的支持。   證之於今日，如西洋史家可以根據Crete島上所發現的Palace of  Cnossus以及其他器物，說明希臘文化之起源及與古代近東文化之因緣；又如史記中孔子世家太史公曰：「詩有之，高山仰止，景行行止，雖不能至，然心嚮往之。余讀孔氏書，想見其為人。適魯，觀仲尼廟堂，車服禮器，諸生以時習禮其家；余袛回留之不能去云。」這就是太史公自覺地運用其歷史的想像。   此種想像力類似於章學誠《文史通義》中所言：「史之大原者本乎春秋；春秋之義昭乎筆削；筆削之義不僅事具始末，文成規矩已也。……所以通古今之變，而成一家之言者，必有詳人之所略，異人之所同，重人之所輕，而忽人之所謹。」又說：「整輯排比，謂之史篡(今日所謂的編輯)；參互搜討，謂之史考(今天所謂的考證)，皆非史學。」所以他認為史家必須具有史學、史識、史才、史德，尤其是「史德」。四者兼具，方能成為一位通古今之變，成一家之言的史家。   易言之，一位真正的史家，不但要有如太史公在《報任安書》中，透露著述《史記》的目的：「凡百三十篇，亦欲以究天人之際，通古今之變，成一家之言。」這才是史家之沖天志！更要效太史公之春秋筆法精神，不僅是在形式上承繼周公以來的道統，更要重視《春秋筆法》的志節，正如他在《太史公自序》所說：「夫《春秋》，上明三王之道，下辨人事之紀，別嫌疑，明是非，定猶豫，善善惡惡，賢賢賤不肖，存亡國，繼絕世，補敝起廢，王道之大者也……《春秋》以道義，撥亂世，反之正，莫近於《春秋》。」也因此具有《春秋》褒貶精神，方足稱史。   故振金願以此四具，提供縣府禮聘重修金門縣志總編輯之門限。劉趙俊在《史通理論體系研究》曾解釋：「所謂才，是指史家應有的才具，即在考核史料、敘述史事編纂技巧方法的能力。所謂學，是指史家志有的學問，即要掌握廣博的史學知識，及其它有關知識，掌握充分的史料。所謂識，是指史學應有的見識，即辨明是非，有正確的見識、觀點，還包括疾惡揚善、秉筆直書的品德和膽識。」    但最要者是史德：大抵而言，史家所建立之史學，是要建立解釋與理論之史觀，供後人了悟接受，採納此史觀，以為人類生存活動之北辰。因此，他必須要有抗人所不能抗；忍人所不能忍；見人所不能見；識人所不能識之史德。也就是孟子所謂：富貴不能淫，威武不能屈，貧賤不能移之風骨。所以劉知幾再三強調：「彰善貶惡，不避強禦，若晉之董孤，齊之南史，此其上也。」   當然，史家難覓，自古已然，今日尤烈，這也是何以民國已百餘年，而中華民國史今日猶不敢以史稱之，況於地方志？但振金以為，典型在昔，雖不能至，亦不能違也！   意以為：就今日之現況，建議禮聘史學專長者、有史學論著且披露於國際學術權威論壇者。尤者，必須具有風骨凜然、不畏壓力之史家，如1953年中共專人南下廣州，禮聘陳寅恪任歷史研究所所長，陳卻提出個兩條件：一是允許不宗奉馬列主義；二是要求毛澤東給一允許證明，否則寧死不就，這就是史家風骨！若如此，則金門縣志方不至重覆《宋史》、《遼史》之笑話！行文至此，不禁仰天而慨：知我者其惟春秋，罪我者其惟春秋！   何以會有如此沉重心情？且思英國社會學家鮑曼（Zygmunt Bauman），在《現代性與大屠殺》（Modernity and the Holocaust）書中之論：單純的反猶太主義，也不足以解釋國家化的大屠殺，何以會發生在理性的德國人身上。其主因是因為得到民族、愛國主義的道義支持，從而使屠殺者，不必承擔罪責與道德愧疚；進而把屠殺視為踐行「現代化」的聖戰，就像除草是為了追求一個美麗的花園。也因此，當希特勒不斷用瘟疫、梅毒等貶詞來攻擊猶太人時，德國人的理性靈魂早已化為噬血的烈焰。   思及此，相信眾君子當可理解「知我者其惟春秋，罪我者其惟春秋」之莊嚴！思及此，不禁想起「明夷待訪錄」之書名深義，而支撐此深義者，不正是王荊公「天變不足畏，祖宗不足法，人言不足恤」之三不畏？且待君子春秋直筆！（下）

　「唉，過年真不像過年。」一大早在遠處就聽見媽媽的嘆息聲。她見我沒反應，自言自語道：「以前過年好熱鬧，一年只有一次吃大魚大肉的機會，哪像現在你們這代的小孩實在太幸福囉！」我笑了笑答道：「現代人隨時都在吃大魚大肉，哪有分什麼過年。過年也漸漸變得沒意思了！跟平常沒兩樣。」 　對於平日裡素來衣食無缺的現代人來說，過年是真的越來越沒感覺了。充其量也不就是多了許多與親友應酬的時間。從小年夜到初二，每天都有應酬。雖說每餐都是大魚大肉，但還必須學著應對各類親友的「奇特關愛」。年年會上演的就是各類提問，範圍可以從成績問到年薪，相親問到成親等。讓許多人對團圓飯避之唯恐不及。但其實，一年一次的大團圓也真的不必太過緊張兮兮。最重要的就是好好珍惜家人在一起聊天說笑的時光。我的家庭成員簡單，每年過年都不算太熱鬧。加上大家平日裡忙於各自生活，一年見一次面的成員都有。以至於常常尷尬的時間比談話的時間還要多。時常苦於找不到話題的我，面對長輩間的問候也就只能以簡單的兩句話帶過。對於當時的我來說，過年就像是每年必須參加的一場場應酬，即使心中有千百個不願意仍舊要穿上漂亮的衣服，掛上燦爛的微笑面對。但隨著年齡增長，心境逐漸有了轉變。這才發現，過年的團圓飯除了是為了凝聚家族間的感情。更重要的是，它給了陪伴老人的機會。印象中，阿公阿嬤為了要等兒女們帶著自己的孩子一起回家團圓，總早在過年前幾周就做好了準備。平日裡總在為生活忙碌的我們，從來也不曾想過對老人家而言，過年是有多重要的事。即使在這個物質充足的社會裡，愛給得再多都是不夠的。不如就好好趁著過年的假期，好好享受家庭的愛。這絕對是每個人心中最嚮往的生活。     或許，曾經太過年輕的我們，都只會藉由自己的立場定義過年。這樣太過主觀的將過年視為應酬的想法，現在想想還真是可笑。年輕的自以為不可以抹滅掉長輩們對過年的期待。下次，過年我依舊會穿起最漂亮的衣服，掛上最燦爛的微笑。踏著節奏的輕快步伐，大聲的說聲：「我回來了！」

百花退避難爭艷 洛陽春好牡丹鄉 脂粉不施勝美人 道是國色更含香

    可是烏番叔也相當瞭解，沙瑪是基於同事之間的情誼，才會不顧自身的安危，把他帶到她家來避難，而且還騰出自己的房間給他住。倘若沒有沙瑪的熱心，當公司被暴徒砸毀時，今晚他勢必要流落在港區，說不定早已被殺紅眼的暴徒用棍棒打死丟入大海。因此，他必須感謝沙瑪在他落難時拉他一把，也要感謝她一母同意他暫住她們家。即使關起房門睡覺密不通風，他也得忍受。     如以年紀來說，芳齡二十八的沙瑪早就該嫁了，但她們這個地方則是女多男少，想找一個妥當的對象並不容易，故而未出嫁的女子一大堆。若從外貌來看，雖然沙瑪長得並不出眾，可是她有一個甜甜的臉蛋，以及一副豐滿的體態，加上她待人誠懇又勤勞，理應可以找到一個很好的男人才對。然她依舊是小姑獨處，是她的眼光過高？還是如中國人所說的緣分未到？或許只有她心裡最明白。   翌日一早，母咧吃過早飯後就下田耕作，並囑咐沙瑪把門關好，在家陪烏番叔；千萬不可外出，以防意外。   「沙瑪，一旦暴亂平息，我們得從速打國際電話到新加坡，把詳情告訴天嘯老闆，請他趕快回來處理。」烏番叔說。 「有錢人怕死！我敢保證天嘯老闆一定不敢回來。甚至從新聞上他早已知道印尼暴徒殺死華人、強暴華裔婦女、燒毀華人商店……的種種事件。而且他早已找到一個老實可靠的人來幫他處理公司事務，漁船每個航次幾乎都是滿載而歸，漁工也沒有惹事生非，賣魚所得也按時匯到他們的帳戶，所以更可以高枕無憂在新加坡當大爺。」沙瑪笑著說。   「有錢人怕死只是其中之一，娶有錢人家的女兒做老婆更麻煩。上次他老婆曼麗來難道妳沒看到？他老婆說西，天嘯老闆則不敢說東；他老婆說今天回新加坡，天嘯老闆交代兩三聲就跟著走，而且一走不回頭。如果碰到野心大一點的人，把船賣掉他都不知道。」烏番叔說。（一一二）

  時序「戊戌」之春，不由聯想到地遙心近故國另一學府--北大；不由想起近代史上有名的「戊戌變法」；不由聯想到故居金門之限。   眾所週知，北大之誕生，與我國近代史上自強救國運動，有密不可分之關係。西元1998年六月十一日，清光緒皇帝下了「明定國是」詔書，變法維新，力圖復興中華，一掃列強自鴉片戰爭以來，加諸於中國之一連串屈辱。次月開辦京師大學堂，此即北大之前身。當時興學之宗旨是「廣育人才，講求時務」。目的在培育現代化之人才，以救中華。   此精神非但不因「戊戌變法」之失敗而雲掩，反而隨著一代代北大人之努力，尤其在歷經了蔡元培先生「兼容新舊」、「學術自由」之堅持後，終而確立了北大在中國自強運動史上，扮演著自由、民主與科學的良知角色。從「五四」到「六四」的滄桑血淚史，似乎微妙地呼應著「我自撗刀向天笑，去留肝膽兩相存」之戊戌遺風，令人凜然。   追溯戊戌變法，應回顧到1895年有名的學生運動：「公車上書」。源於中日甲午一戰，堂堂中華竟敗於區區日本島國，不但簽訂了極盡屈辱之馬關條約，清廷特派全權大使李鴻章，且在談判期間遭刺。消息傳來，舉國譁然，群情激憤，仁人志士皆深感若再不變法國疆，則亡國之日旋至，祖宗陵寢勢將無存。五月二日康有為聯合了在京赴考之士子一千餘人，上書「拒和遷都變法」，此即有名之「公車上書」運動。一時風起雲湧，數年間各種變法救存之呼聲，此起彼落。顯者如梁啟超之「變法通議」論；嚴復之「救亡決論」等。   適而1899年德、俄又強侵膠州灣及旅順、大連等地，國勢危不可待，康有為復星夜上「統籌全局」疏：「大誓群臣以定國是；立對策以徵賢才；開制度以定憲法。」在此情勢下，光緒帝終於在1898年六月十一日，毅然不顧祖宗家法及守舊大臣之反對，下詔變法，惜為袁世凱所出賣，九月二十一日在慈禧及守舊大臣干預下，變法失敗。光緒被囚，康、梁出亡日本，戊戌六君子譚嗣同等被殺，一場本有轉機之運動，憾以悲劇收場。   當時除維新變法之主張外，另有孫文、黃興等之革命主張，倡「驅逐韃虜，　　　恢復中華，創建民國，平均地權。」力主革命建國，畢民族、民權、民生之運動於一役，終在1911年辛亥武昌起義成功，1912年建立了亞洲第一個民主共和國，定國號為中華民國。   回顧這段史事，卻會發現，儘管方法手段不同，但其動機，盡在惕厲「 天變不足畏，祖宗不足法，人言不足卹」之魄力與毅力，以振家邦，而支持此魄力與毅力者，端在史觀！   史觀者，詮釋歷史的理論或對歷史的觀念和看法。且先談史學，以進入本文。史學，乃是一門對歷史意義、價值、史觀論述之系統理論。借用九世紀末至二十世紀初，在歷史哲學有重大貢獻的歷史哲學家柯林烏(Collingwood)的論點來論。柯氏認為：史學就是致知歷史上每一事件、遺跡後面，其背後人的目的(human purpose)。也就是「史學家所研究之思想的歷史在其心中的重演」。   其主張呼應了同時代的義大利學者克羅齊（Croce），且並不反對歷史學作為一門科學的價值，認為歷史學就是研究「人類在過去的種種行為的科學」，最終目標則是使人們更了解自己；他知道這項命題有很多問題，但認為這些問題並不會損及這個命題。   好一個「史學家所研究之思想的歷史在其心中的重演」！也因此，史家特別重要：自孔子修春秋、迄劉知幾，至章學誠可說已體用大備，其來有自。首在於有博大渾厚之史書以為典範(如史記)，累積歷代史家所垂之風格，進而浸淫其自身鐵肩之風骨，以不凡之識力，嚴縝之制法，行雲之文筆，錘鍊而成春秋史學。 　　且以此史觀來重審現有之金門縣志，大都完成於軍管時期，不談當是時史家之闕無、史料之殘缺、思想之封閉、意識之操控，根本不足形成史學之環境，且看今日其遺風流毒於金門者：夜郎自大者、隱疾沉痾者，趨炎附勢者，囁嚅其詞者，迂空疏遠者，言人言殊者，或歌功頌德者俯拾皆是，以今觀古，其風可知，如此縣志，若能成為史學、史書，恐太史公將死而憤起曰：「吾心不甘也！」是以意以為：審時應機，應效歐陽修故事，重修金門縣志，以完成百年春秋史事。   或許有志者不苟本人之看法，堅持吾島文風本就鼎盛，怎能自我失志？非也，正所謂愛深責切，況是嚴求慎密之學術？且早已有志者持此卓論，姑先論之再回主述。   九十六年間，鄉彥洪騂即曾以「真愛重，不夸飾」為題，直指《四庫全書總目提要》對金門先賢邱葵、許獬二人的《周禮補亡》、《許鍾斗集》之評價，似乎與《金門縣志．藝文志》中的論點，不但大相逕庭，且對邱、許二人之著作頗多輕蔑的論斷；直指二人之著作「根柢不深」等。   面對此種大異金門縣志的輕蔑觀點；尤其是重挫向來自以為金門文風鼎盛的評論，當然引來一些金門地方文史工作者制式的反彈，此種反彈其實是可以理解與諒解的，原因在於除非受過嚴謹學術訓練者，率皆未受理性思考訓練所致，當然非其罪也，更要為彼等愛鄉之舉嘉之，且先論述如下。   人類所以明事理、知性命之道，端賴嚴謹中肯思維，即所謂「理性思維」者也。但什麼是「理性思維」？理性思維，一直是西方思想之傳統，整個現代西方思想，如民主、科學及倫理等，都是基於此理念。雖在上世紀六○年代，發生了理性爭議(rationality debate)，如孔恩(Kuhn)的《科學革命的結構》、，及韋伯(Max Weber)等系列著作。   只是韋伯等人之研究，著重於歷史性的演進，欠缺結構性的分析。幸好，以《開放社會及其敵人》而馳譽的巴柏(K.Popper)，恰可互補。巴氏認為科學演進：是一連串縝密而嚴格之「臆測與否證」。此論述對摧破任何獨斷教條，一針見效！更為自由與理性關係，立下了清晰之哲理，正如沈清松先生所說的：「吾人不能論真理本身，只能不斷否定錯誤，藉以接近真理！」   「臆測與否證」；不遑多讓，早在我國先秦時，中原各家皆有兼賅整體，始成理性之論。莊子所謂「天下多得一察焉以自好。譬如耳目鼻口，皆有所明…猶百家眾技也，皆有所長，時有所用。」儒家更直言：「毋意、毋必、毋固、毋我」；「學而不思則罔，思而不學則殆。」中西輝映。   進一步發現，此義理正是《時代周刊》（Time,May21, 1965）專文所言：「具有博士頭銜的人，並不是知識分子，大學教授也不能與知識分子劃上等號→除非：一，不只書讀的多，更須有獨立和原創的思想，人云亦云的讀書人，只是一個活書櫃而已。二，知識分子必須是現有價值的懷疑者、批判者。」   《時代周刊》這段話，不正呼應了明末清初，那位頗具民主、民本思想家黃宗羲《明夷待訪錄》警語？「必使治天下之具，皆出於學校，……天子之所是未必是，……危言深論，不隱豪強，公卿避其貶議…伏闕搥鼓，抗權折貴！」此論點更是自主主義者殷海光先生所呼籲：「知識分子的心靈，必須有獨立精神、原創能力，社會之批評者。」也是經濟歷史學家乃孚（John U. Nef）所期許的：「任何時代都需要具有博大精深的思想家，來界定與引導學術與文化。」   也因此，若將此論點，反思周作人將「八股文」、「鴉片」、「纏足」、「閹人」並列，認為是荼毒中國人之四大害。以致科考之士率皆功利至上，才庸識淺，欲求循吏已難，有的儘是「天縱英武」，乃至「下材憑勢亦冒堯、舜之美名，以肆其倍蓗於桀、紂之毒害」等諛媚之八股文或行徑，無怪乎顧炎武痛斥：「天下之病民有三：曰鄉宦，曰生員，曰胥吏。」則吾島動輒以科舉來自足時，又何等違反理性思維？更不敢冀求古士大夫「以天下蒼生為己任」之古風於今日。（上）

阿彌陀佛，善哉善哉。 影中人， 觀照外相，更該， 觀照心相。 清淨心、歡喜心、平常心， 平凡裡有珍寶。 善思，善思。 阿彌陀佛，善哉善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