趁著年節返鄉熱潮已退，二個台灣友人來趟小三通，我偷閒和她們來個半日遊金門。雖然金門住了二十年，離家十年後又寒暑假逐趟返家園，卻是看著每年金門景觀月月更新，開放觀光後金門縣政府更是大肆整修建設，路邊花木扶疏，縣樹、行道樹挺拔二旁，條條馬路都是綠蔭大道。   洋樓、古厝修整更見成績，因為友人住談天說地民宿我們就近逛了陳景蘭洋樓、舊金門城、明遺老街、黃天佑洋樓…。傍晚回到沙美家中，附近有幾處正整修中的三合院老宅，新紅磚綠瓦飛簷燕脊山水馬背十分搶眼，我帶著相機，從八卦磚窗口，護龍、天井取景，新院落對照一旁的殘破洋樓，在夕陽下孤獨的無奈。那是張文帝洋樓，民初張氏下南洋經商發達，風光返金興建洋樓，民國26年完工，新房納新人，美妾蔚為美談，隔年烽火四起，張氏再回南洋，留下新妾房並將洋樓托與管家，從此未再返，洋樓故事中斷，留與後人話滄桑。   這一故事為父親病中無聊，我們好奇追著問，故事斷斷續續，有烽火兒女情、有三條冤魂滯留…時間空間語焉不詳，我們聽著也將就。每經過沙美大稻埕，走近張文帝洋樓，只見鐵門欄杆破舊斑剝，院子雜草叢生，蚊蠅滋長，蟲蠹竄升，內院陰暗，在夕陽下更是殘破不堪，可憐一洋樓曾經風光，如今魂飛魄散。   張氏洋樓因在家旁，從小我們就玩繞著它長大，曾經是日本兵保正看所，也曾為憲兵隊分所、國軍駐所。光復後軍警撤走就一直空著，歲月久了斑剝，剪紙花窗凋零，煙花飄散，冤魂游移，怪力亂神荒誕之言四起，聽說借住之家庭都撐不了時日就搬走，只有一有神力之師公壓的住煞氣住較長久。隱約記得學齡前鄰居有喜事，喜宴就借擺在洋樓內廳堂院子，當晚是單日打砲日，筵席途中對岸砲彈打中喜宴，新人、賓客驚慌四竄，杯盤碎落，狼藉不堪，救護車鳴笛聲擾人心慌，家父也是其中一員，幸好只是輕微擦傷，事後街坊鄰里都言新娘不祥他日將命運多舛，無人問及為何黃道吉日會選在單打砲日。   近年只要回金門，午後黃昏我都會靠近探看洋樓內事物，早期興建的洋樓十分講究，想像著偌大的庭院，山牆華麗複雜的裝飾，令人迷惘，曲線，磚雕窗檯，洗石子柱，令人動容，不知當年張氏洋樓是否五彩花卉描金彩，現在但見只是古樸面貌，灰白水泥磚牆零落滿地，荒煙漫草。   我們行進間每每望著雖破舊卻仍挺立的洋樓，鐵門深鎖，庭院深深。頂樓上小窗口往外看，就是一片蔚藍天空，內院圓桁與圓桁間的樓板，夏日睡個晌午，該有多好。  

  近日，友人編印金廈交流特輯，索稿於我，回想民國96年4月往事。那月20日上午，金門縣寫作協會會員及友人，搭「東方之星」抵廈門和平碼頭，廈門文聯陳元麟、王永盛等在門口拉布幅歡迎，電視台記者熱情訪問（當晚廈視有播出眾人鏡頭及談話），文聯將大夥行李以專車送往將入住之希爾福大酒店（位在思明南路），我們搭中型遊覽車先到南菩陀寺山門前，再走往廈大一條街，洪春柳老師於素食館設午宴為大家接風，洪老師是寫作協會的理事，當時在廈大讀中文博士，才華洋溢，好學不倦。   宴後先回酒店，再搭車到書法家廣場及音樂家廣場（前兩年新設）溜達，文聯友人伴遊，晚間廈門文聯設宴於海利餐廳，文聯張萍書記、作家協會陳元麟主席等人招呼大家，席開三桌，主客觥籌交錯，氣氛愉快。餐後，回酒店稍歇，我與維權兄同住，又出門到廈大一條街逛逛，進曉風書店和光合作用書店看書，晚間與維權兄暢談他求學往事，對他昔日自願降級、重讀的求學精神非常佩服。   隔天清早，大夥先到集美鰲園看陳嘉庚墓園，又到園博園工地聽簡報及參觀，中午集美大學文學院副院長夏敏教授等人請客，夏教授父母原係浙江人，1951年年赴西藏，在那兒待了三十多年，夏教授在西藏長大，考上高校讀北平師範大學，之後讀研究所，先服務於西安，再調來廈門，專業是口頭文學及文化遺產（古蹟建築），寫有《閩台民間文學關係研究》（福建人民出版社），他於2003年曾到台灣訪問。   飯後車駛往廈大附近的文聯總部開座談會，場面盛大，來人不少，看到先前赴金訪問的廈門作家協會榮譽主席陳慧瑛、詩人舒婷，會中我與許維權及廈大鄭啟五話較多，陳慧瑛說她到金門得識陳延宗、王先正、陳長慶等人，她返廈之後曾寫一文〈金門去來〉刊於「廈門日報」，說她認真看了金門友人的寫作專輯，發現金門文友的古典文學修養深厚，有赤子情懷，她讀楊清國的文章深受感動，今日很高興有緣相聚。   廈大鄭啟五教授回憶1958年，他當時為幼兒園學童（鄭1952出生），兩岸炮戰開打，滿天都是火光，他原以為是放鞭炮，老師們見狀，急拉幼兒往防空洞躲藏。鄭說他的童年記憶都在防空洞，洞口有不少沙包，因洞內人多，吃喝拉撒皆在裡面，空氣不流通，味道很臭。高級長官陳毅來視察，對於防空洞堅固極為肯定，但大伙躲在洞裡面實在很苦，解除警報，才可出來重見天日。   鄭說1959（八二三隔年）颱風，廈門受災慘重，海邊沙灘有不少飄流物，偶有浮屍。當時全民皆兵，廈大民兵師待命支援。讀廈大時，必須拿步槍與同學輪班在海邊站崗，站海防哨，哨所遺有著火彈痕，說曾有蛙人（水鬼）出沒。有一夜，遠遠見一物飄來，正在緊張擬開槍，細看才知是麻袋。之後，炮聲少了，對岸常傳來鄧麗君歌聲，並有心戰喊話：「離地三尺，就是自由。」   朱水涌教授回憶烽火歲月，就讀同安一中，語文課作文，老師訂題「給……一封信」，他當時寫了「給解放軍叔叔的一封信」，向軍人致敬。鄭啟五說台胞有人寫詩被關，詩中有詞「當歸」，因而被關。我說此殆係誤傳，真相是詩人紀弦以中藥名入詩，再聯想，但紀並未被關。此詩我剛好讀過，詩題是〈飲酒詩〉，詩文首四句即「飲當歸酒，當歸故鄉。故鄉啊，你在何方？」   許維權說八二三時，金門有不少人受炮擊傷亡，有同齡友雙手被殘後送，我補充說此人姓名許燕，友人周玉山曾在報章撰文憫其傷（但未寫許燕姓名）。日後，中國時報曾刊少年斷臂照片，請知情者示知少年姓名，楊樹清亦曾在金門日報鄉訊追蹤報導。

人總是習慣於舊有生活方式或思考模式，尤其年紀愈大愈不容易改變。幾年前一架台灣客機由資深駕駛員駕駛，由東海岸的花蓮飛台北。機師輕鬆地哼著流行歌曲，照例滑過長長的跑道。升空、左轉，往台北飛去。只是才起飛幾分鐘，就轟然一聲，撞了山，全機五十多人全罹難了。後來從黑盒子的錄音得知，飛機駕駛可能到撞山前幾秒，才警覺到當天他們換了一條不同方向的飛機跑道起飛，他們會不會因為太熟悉那條跑道，以致忘了變更方向，才釀成大禍。是的，如果一直因襲傳統，昧於舊習，遇到新的狀況而不知變通，則往往會產生很大的危機。   現在的科技進步日新月異，要適應時代變遷的速度，必須要勇於面對現實和努力改變，例如：當大家都在使用「智慧型手機」上網蒐尋資訊，或用「LINE」在連繫時，如果我們還不去改變我們的使用習慣，那真的會變成摩登原始人了。 對未來和未知充滿恐懼是人類的天性，特別是陌生的人事物，因為熟悉才會帶給人安全感，而不熟悉和不穩定，會帶給人焦躁、憂鬱和不安；但相對的也會帶給人改變的動力，「生於憂患，死於安樂」，太舒服的環境往往讓人容易故步自封，安於現狀；保守懈怠，不求進取。尤其當遇到驟變的環境和局勢，仍以舊有的思維和反應方式來面對而不思改變，則往往會造成狀況連連，無法突破困境。近年來國內無論政府的行政和軍方體系，對於一些特殊狀況，如：經濟低迷與蕭條和軍隊管理方面的盲點，拿不出具體的改變策略，造成社會大眾較低的滿意度和很不好的評價。   改變是種冒險，可能成功，也可能失敗，因此需要承擔的勇氣。面對瞬息萬變，快速變化的世代，無論公眾社會或個人，都必須面對現實，勇於改變既有的思維和習慣的行為反應模式，勇於面對挑戰而不退縮，就像電影超人所言：「能力越強，責任也越重大。」其實我們不是缺少能力，我們所缺乏的是面對現實的勇氣、積極改變和堅持到底的決心。最近看了一部「驚爆13小時」的影片，敘述美國甘迺迪總統當年面對「古巴危機」在短暫時間必須作重大決策的過程，領導者和幕僚所背負的壓力之大，更讓人覺得面對艱困和混沌的環境時，肩負重任的執政掌權更需要勇於改變和承擔責任的勇氣。

上個月14日，陸委會主委王郁琦與大陸國台辦主任張志軍在南京會面，過程中雙方以官銜互稱，被視為兩岸關係的重大突破，隨後雙方又在上海和平飯店二次會晤，席間談及了「馬習會」，不過對會面地點並無共識，我方首選是今年北京舉辦的「亞太經合會」〈APEC〉年會，但北京有顧慮，日前大陸海協會副會長孫亞夫表示，「馬習會」的地點由兩岸自己商量，想像空間很大，包括當年辜汪會談的第三地新加坡。   北京的顧慮不外兩點，首先APEC的與會代表雖說是經濟領袖，但各國都是國家元首出席，若馬總統也來出席，在媒體傳播上便會產生不易區隔其經濟領袖或國家元首身分的盲點，再加上馬總統若出席該年會，必然轟動全球，成為媒體競逐的焦點，極可能導致「兩個中國」的傳播印象，為北京所不樂見；其次，APEC年會每年舉辦，馬總統若今年獲邀出席，此例一開，爾後的年會，若臺灣再次發生政黨輪替，是否仍能援例出席？勢必讓北京大傷腦筋。   至於兩岸領導人選擇在新加坡會面，若無國際會議為背景，便不算國際場合，這是北京所以能接受的原因，但除此之外，新加坡對兩岸關係並沒什麼正面加分的效果，也就是說馬習初會若選擇在新加坡，「防弊重於興利」，根本看不出什麼大開大闔的格局，如果要拉高兩岸領導人首次會面的戰略意涵，最好的場地非金門莫屬。   理由是金門在陸臺兩地的交流史上，有極特殊的地位。當年「唐山過臺灣」的閩粵移民，大多是先到金門再轉赴臺灣各地，現在的金門則擔綱了兩岸「小三通」的重責大任，每年承載了上百萬兩岸旅客之往來；而明鄭不但以金門為反清復明的根據地，同時也據以展開其復臺之戰，1949年的「古寧頭之戰」更直接導致海峽兩岸隔海對峙之局，可以說今日中國之分裂，正是起始於金門。   所以馬習若能初會於金門，最大的象徵意義便是「化干戈為玉帛」，試想兩岸領導人在曾經血戰的地方，同敲和平鐘，共飲金門酒，此等意象，捨金門外，其誰有之？至於場地選擇上，由於金門曾是挫敗解放軍的地方，所以臺灣民意的接受度會較高，「傾中賣台」的疑慮會降低；而大陸則可以藉此宣示從哪裡斷裂的，再從哪裡接回來，若氛圍良好，甚至可以提出兩岸共建「金廈大橋」的構想。當年毛澤東在八二三戰後決定不再單獨以武力攻金，就是期待金門能在未來兩岸關係發生重大變局時，能發揮關鍵作用，現在或許時機已經到了。

看著報上地方版的一則新聞標題：大溪鵝肉贈送小菜。覺得竟像是一則邀約；你拿著剪刀，仔細的剪了下來，收妥，如一枚請帖。   假日，通往大溪的車流像水，溢滿了道路，你習慣了這樣的壅塞。在靜止的車陣裡，突然靈光一閃，迅速的轉出車道，繞進附近的友人家。你像獻寶一樣的拿出了那份請帖；走，我請客！   友人未置可否，含蓄的微笑著。倒是他的妻子，操著不標準的國語：「我們早去過了。」聽著有點失望外，緊接著又是一串的驚訝。她說：「老板娘，很可憐嘔！看到我爸爸，就抱著他哭，哭，一直哭…。20年沒回過家了…。從金門過來…。先生死了…。自己的爸爸死了，也沒回去看一眼…。就是哭，一直哭…。」   一句句，緩慢清晰如解剖的刀，比記者的筆還銳利、深沉；層層揭開了，新聞報導中沒有的肌理。   尋常的店面。友人及越籍妻子，還有語言不通來台探眷的岳丈，邁入店裡，在一張大圓桌邊，坐下。她們熱烈的交談，以一種你聽不懂的語言；剎那間，以為置身國外。幸好，老板娘國語道地，台語熟練；三種語言隨時交換切轉，如手上不停切跺，完整又細緻的鵝肉。偶爾，也能吐出幾句客家話，像鵝肉旁點放的薑絲。   灶旁，兩位女兒與一位台籍店員，如車輪滾轉；應接著批批的客人。你注意到，老板娘像舵手，像水手，更像船長，在灶台、餐桌與客人間的大船裡上下穿梭招呼；但也更像個主人，在空檔間，坐在我們之中。   老板娘姓范，你來不及問她為何嫁到金門、先生為何亡故、又如何轉輾的來到這個小鎮；你只想她的故事：應該就是一頁歷史，一頁悲傷的歷史，一頁隱藏的歷史。忙碌中，她突然以越語叫著女兒。簡短的幾個音，你聽不懂，聽懂的卻是不忘本、不驕寵。   你們彼此都故意繞開那些都知道的滄桑與淒涼，都知道曾經跌倒，曾受排擠，甚至欺凌的尷尬與痛苦；不去述說那遙遠的金門或者已過去多年的亡夫。我們笑著談著，一如爬過幽徑，走上了明媚的高崗，眼前只有陽光。   「如果打不開，就用腳踹。」她海海如江湖人一般笑著對一位年輕客人說，並走到置放碗筷的箱子前，伸腿示範。   你有了一種感觸，甚至是感動。仿彿在老板娘的身上，看到過去生活的軌跡，如果腳沒力了，就用手；如果手腳都壞了，還可以用爬。「營生，就是生活；不在賺錢。」她笑著你拿出的那張剪報說：「就是沒有，也可以算免費，招待是常事。吃飽最重要。」接著又以台語：「出外郎，咖ㄟ哉樣甘苦！」   突然你在鵝肉中，嗅到了另一股清香。像花，像梅花，只有冰雪潔淨堅毅的人，才會在嚴寒中揭露的味道。(本文頃獲2014年國際關懷徵文優選，唯內容已略有增減。)

  我常常想起老劉。他住昔果山村入口不遠的小平房。當老劉在世時，他販賣油條。拿報紙包油條是坊間的習慣。我跟老劉買來的油條上，常看字跡浮印其上。紅的寫著「中華民國萬歲」，黑的則什麼都有，比如「警告逃妻，再不返家，法院見」。 因為油脂的浸淫，油條把報紙變薄、也變老。我曾拿著它，對準太陽看。黃橙橙的光瞬間綻放，宛如雷閃。老劉以為我在讀報，問我能不能為他寫封信。我說可以，但也修正他，我剛剛讀著太陽，而不是讀報。 我為老劉寫了幾封沒寄出的信。他是湖南人，開放兩岸觀光前，他就過世了。   二○一○年五月，我回鄉辦理新書發表，老劉舊居早屋破瓦缺。眼尖的村人指出書中某篇，說主角正是老劉。我點頭稱是。老劉當時說，光太亮就看不到字了，而光太暗也瞧不見，如同老劉靜暗的身世。   我看著村人，相信他吃過印有字跡的油條，也讀過太暗的太陽。 ◎   我也常常想起「傻瓜仔」，他是玩伴的兄長。   我長大後讀了些小說，意外發現每一個村落都有這麼一個人，傻了、笨了或瘋了。我們喊得直接，就叫他「傻瓜仔」。傻瓜仔是電影迷，起居的廂房貼滿李小龍、姜大衛、狄龍等武俠海報，告訴我《猛龍過江》的民族情懷、《獨臂刀》的俠義本色。傻瓜仔以手指報，一個字、一個字，讀著放映的戲院與場次。我想，傻瓜仔必定想向世界證明他不傻，他以識字且能吟讀，抗議世人的誤會。   離開故鄉，再見到傻瓜仔是十年後，他不再能讀字辨讀，容貌卻如我年少的記憶，毫無老態；難道傻瓜仔輸給世人，但贏了時間？兩年前回故鄉，看見他窩在屋宅角落，抱著腳，彷彿希望把自己折起來，不被人看見。傻瓜仔還是老了，只醒著一對眼睛。 牆上的海報已不見，所有的俠客都被證明只是凡人肉身，我默默與傻瓜仔道別，轉身離去時，依稀聽到當年他一字一字、小聲地唸著，「猛、龍、過、江」。 ◎   我也常常想起青春。為了訪友、或到鹽埕區看二輪電影，我已忘了。騎機車，離開蟄伏整天的中山大學，車過鼓山路，巷內一處廣場人聲鼎沸，我感受到那是一個磁場，停妥車看究竟。   人群多，卻非常默契地圍成圓圈，雖亂，一圈圈錯開，每一個人都獲得最佳的觀看位置。正因為如此，我靠近人潮，便看見過午以後，即不知所蹤的室友。我順著他們的視線望過去，腦袋轟、臉頰紅。半裸的女孩果然是磁場，人群雙眼如指針，緊緊尾隨。有的如朝聖，女孩走內圈，他走外圈，宛如繞行佛像跑香。稍後，室友轉動的視線與我對上了。當下，我們選擇跳針，之後選擇失憶，不再提起。   以後，若週末室友不在，我都想像他到鼓山路，找他的青春救贖。我記得的是撩動人潮情慾的女孩，她走過去時，神情絕望，像一塊冰。

家是不變的，有了家，日子就不再悲情，回家是漫長的路。   我是外籍新娘嗎？漂洋過海。都開玩笑說家有免費的外籍女傭，北上帶小孩到公園玩，總覺我與外籍幫傭無異。常與外籍新娘接觸，有莫名的隱憂，溝通、教育、綿延。金門從封閉到開放，人口外流嚴重，留在家鄉的勞工農民，與外籍聯姻比比皆是。外籍新娘進駐，外籍者無論階級觀念財富心靈開發都仍屬於特殊層級。   我們輾轉接觸了她。一個越南新娘陳氏伴，疑惑著越南女人都那麼漂亮嗎？類似的名字嗎？艷麗的五官輪廓，窈窕的身材，最難得的是刻苦，餐店老闆讚譽有加。先生是金門的八百壯士，工資部分用在喝酒娛樂，經濟捉襟見肘，她照顧高齡公婆、稚齡兒女、跟著建築施工搬板模拆釘子，作零工補貼收入。最盼能讓她三年五載的一次返家之旅。那是一趟長長的歸鄉路，飛機、汽車、三輪車、爬山涉溪過橋，家仍在遙遠的那一方。   日子的無依讓外籍的她更自強，總是來不及後悔，生命就轉了個彎。相識太匆促，咬咬牙投入滾滾紅塵。李氏，自嘲遇人不淑，先生好吃懶做、公婆不疼、受到家族妯娌歧視。一手攜著兩雙兒女，在大街角落賣早餐養家糊口，秀麗的五官、開朗的笑容，漸漸的成為同病相憐外籍新娘聚集處。   楊簡如，多久沒回家了。餘暉下，她臉上有慈悲的光輝，搖搖頭，不可能回去了。對面的家那麼苦，這裡的家，四個嗷嗷待哺的兒女，也是牽掛，回去一趟除了車資更必須風光，是另類負擔。家--揮不去的夢魘。不同的二個空間，不同步調，相同的思念，咀嚼著母親的叮嚀，因為那是一份安心，牽繫著一條長長的線，前世今生。   生活進退兩難，有時慢的讓人忘了是否還在呼吸，有時又快的讓人不知所措。春去秋來，月明星稀。年節了，眼邊閃過新聞媒體為外籍新娘過佳節，浮在眼前一個個如花似玉的笑臉，幸福快樂的宣告。角落裡的她，仍認命的削著甘蔗，默默經營一個家，守著家，她要她的兒女有家可以回。夢可以延伸，希望無窮。   幸福的外籍新娘，福建省廈門新娘，嬌小瘦弱的阿菊，飄洋過海來，有九十歲老奶奶，有長年鎖在房內的癲癇姐，四代同堂，身負傳宗接代使命，一心只盼能生個兒子，日子其實也無憂，只是在家鄉受過教育的她，也有屬於外籍新娘的難隱。曾經不諳事故，雙十年華就急急飛入王侯家，卻是一入侯門深似海。隔岸的家，曾經是自己急於逃開的，如今卻是最想回的家。所幸牽制於法令混沌未明，剛結婚每半年回家一次，偕同先生衣錦榮歸，然後一年一次的返家。五年來，兒子三歲了，回家的路開始變的漫長，愈來愈艱難，千里路迢迢，望不盡歸鄉路。   每個人心中都住著看不見的故鄉，一張開眼都是鄉愁。一路走過，輕盈的、太重的，記憶常在內心化開。彷彿相思林架起風帆，路徑變成海洋，捎來讓人心境起伏的騷動。

  三月六日，參加襟弟達勇之母的告別式，有了一趟高雄行。這是第三次搭乘高鐵，距離之前已年餘，因此，還是充滿著新鮮感，享受著高速又舒適的旅程。到達終點左營站，看時間充裕，打消原先搭計程車的想法，在遊客中心上網查詢，乘坐捷運至凹子底站，轉紅33公車，不消半小時就到達市立殯儀館。   此行發現，南北差異真的大不同。當天上午十點左右，高雄捷運往小港方向的車廂僅約三分之一乘客；紅33公車，從凹子底站沿途十幾站，就我和內弟兩個人，看得出來，高雄人和台北都會區民眾的搭車習慣差別很大，難怪該市的公共交通投資負債累累。另一個現象則是：高雄地區講「閩南語」〈他們稱為「台灣話」或「台語」〉人口眾多，習慣了以國語問路，他們很自然地用「閩南語」回答，你和他說「閩南語」，他們會把你當成「同一國的」，展現出親切與熱情。   就閩南人來說，「閩南語」是母語、是家鄉話；在台灣的閩南族裔，「閩南語」是母語、自稱是「台灣話」或「台語」。但是，「吃果子要拜樹頭」，「說閩南語要思源頭」。閩南語源自中原「河洛語」，拜福建地區地理環境之賜〈天高皇帝遠，沒有被同化或融合〉，終能保留中國這一最古老、最完整的「河洛語」，成為極具特色的地方性語種，其優美特點，方家多有論述，此不贅言。倒是，有部分台灣學者說，「閩南」的「閩」字從虫，認為其有「野蠻」意涵，「閩南」一詞有歧視的意味，主張用「台語」取代「閩南語」的教材名稱，實乃不識「閩南語」根源或囿於意識形態者之言。   回台北的車上，思考著「閩南語」和兩岸關係的問題，以及為什麼媒體對於台灣政治板塊的劃分，習慣用「南綠北藍」形容？因為如果從統、獨立場來看，南部人比較支持綠營執政是事實，但並不表示他們支持台灣獨立，否則各家民調「支持台灣獨立」的平均值不會總在二成左右徘徊。論及兩岸關係的問題，是提醒藍、綠陣營的政治人物，台灣的主流民意是「維持現狀」，因此，台灣不應該在統、獨問題的意識形態之中一再爭論與內耗。   語言是人與人溝通的橋樑。藍、綠陣營，尤其是綠營的政治人物，應該選擇兩岸交往的有利因素，善用講「閩南語」的優勢條件，找尋與福建閩南地區的某種聯結，為海峽兩岸搭起「話同種，語同源」的直通橋，或許可以為綠營人士開啟兩岸關係的新旅程。

一瓶瓶金澤透亮，泛出蜂蜜般誘人光澤的，是阿偉遠從台南寄來的桂花釀。質地精醇的自製桂花釀，一開瓶就是甜香濃郁的撲鼻桂花香。選用自種的有機肥桂花，搭配大崗山的純正龍眼蜜，香氣濃醇悠揚的龍眼蜜裡逸出清香幽遠的桂花香，阿偉說，他打算把這剛產出的桂花釀取名為「好緣」，為的是和所有能品嚐得到這桂花釀的朋友們，結個好緣。 　　兒時的阿偉根本不知道桂花樹到底長成甚麼模樣。直至上了中學，學校附近有些眷村改建的國宅，在外省婆婆們休憩乘涼的那塊樹蔭下，老是飄著香。每逢上課經過都能聞到淡淡馨香，一抬頭是好幾十蕊散如星的乳白色小花，那是經得起近距離細細嗅聞的甜香。但阿偉不知這就是桂花，好幾次上下學也都不好意思向那些婆婆們開口詢問。有次騎著腳踏車經過，隱約聽到婆婆們討論隔日該是準備採收桂花，用以製作家鄉的桂花釀，這時的阿偉才曉得，那株開著朵朵細緻小白花的飄香樹，正是桂花樹。 　　而在家裡種起了桂花，也是一時心血來潮。一直放在窗台邊沒有特別花費心思照顧，直至最近綻了朵朵經冬不凋的清香，想起了彼時外省婆婆們說起的桂花釀，再加上前些日子在朋友住處品飲了桂花釀泡製而成的春芽紅茶，當蜜甜甘口的溫潤口感徐緩地滑入喉頭，行動派的阿偉於是立馬決定自己動手製作桂花釀。 　　單憑記憶中的口感與氣味，想是無法製作出理想中的桂花釀，先是上網爬了文，才發現製作桂花釀的方法多達數種，參考了幾種製作方式與步驟教學後，阿偉決定按照自己的方法──挑了個晴空朗朗的午後，用手慢慢採收一朵朵清香小白花，過濾花苞與花瓣以外的雜質，開始漸次一層冰糖一層桂花的置放於玻璃罐中，層層疊疊地往上加至滿，拴緊瓶蓋後放置兩至三週即可食用。阿偉說，最好是足足放上三個月，等到玻璃罐中的乳白花瓣開始蛻成咖啡色，冰糖也都呈現液態後，更能徹底展現桂花釀的甘醇與芬芳。這時，最適合取出與三五好友共同享用。 　　悶熱的天裡，來杯特調的桂花蜂蜜冰飲；氣溫驟降時，煮一碗桂花飄香甜湯圓；嘴饞了想嚐鮮，就來客桂花蜜漬豬肋排吧！阿偉一邊介紹桂花釀的料理方式，一邊提醒：「市售的桂花釀啊，有大半的桂花都是來自對岸，而且很多都是使用化肥，使用化肥能讓結蕊長花苞的速度特快，但桂花栽種時，其實不能添加化肥來讓花瓣增多，那吃起來對身體挺負擔的。我都是加有機肥，有開花就現採，每天一些些慢慢加進瓶子裡…。」「光要去掉雜質，就在那邊挑個半死…。」阿偉直率的這一句，讓我忍不住噗哧地笑了。 　　收到這一瓶瓶金澄透亮滿漾著馨香的桂花釀，我不禁想起了家。想起了金門老家後院裡媽媽親手栽種的那株矮矮的桂花，植株不大，終年常綠，枝繁葉茂，一年到頭總是綻著清麗細緻的小白花。 　　房間的窗開著，在雨停了的午後，有風吹來，似是帶來了那股飄洋過海的，幽微柔軟的甜香。

  大學成為社會發展的中心議題之一，是二百餘年來的事。   早期的西方大學在擺脫了教會的附庸地位後，逐漸成為學者自治、自足的學術機構，得以獨立進行學術探索和知識傳承的活動。奠定大學「學術自由」的價值，並具體實現為教授的「教學自由」和學生的「學習自由」，應屬1809年由普魯士教育改革者及語言學家威廉‧馮‧洪堡德（Williams von Humboldt）及弟弟亞歷山大‧馮‧洪堡德（Alexander von Humboldt）所創立的柏林洪堡德大學。這所德國最古老的大學，對於歐洲乃至於全世界的影響都相當深遠。洪堡德大學依據創校者「研究教學合一」的精神，認為現代的大學應該是「知識的總和」（Universitas litterarum），以知識及學術為目的，而非實務人才培育。在此之前，歐陸多半的大學，是沿襲修道院教育的傳統，以培養教師、公職人員或貴族為主，較不重視知識研究的探索。   1852年，英國牛津大學畢業的紅衣主教紐曼（Gardinal Newman）的《大學的理念》，進一步表明了當時關於大學教育的典型認識：大學是「一切知識與科學、事實與原理、探索與發現、實驗與思索的高級保護力量」；同時，大學是「訓練和培養人的智慧的機構，大學講授的知識不應該是對具體事實的獲得或實際操作技能的發展，而是一種狀態或理性（心靈）的訓練」。   之後，德國大學的理念飄洋過海，與美國的實用主義精神相契合。1916年杜威（John Dewey）以實驗主義哲學為基礎發表《民主與教育》（Democracy and Education）一書，即認為高等教育的兩個重要理想是「個人一切能力全面發展」與「社會的效率」。是故，大學作為一種功能獨特的社會機構，與社會上其他的政治、經濟機構鼎足而立，大學之活動亦擴及校園之外，應該成為社會進步與社會發展的火車頭。這種「入世的」、「實踐性」大學精神，全面主導世界大學的發展方向。   20世紀以來，伴隨著政治民主、經濟成長、科技革命、人口激增、知識爆炸等過程，大學的功能與面貌發生了前所未有的深刻變化，人們用多元化、巨型化、國際化這樣的概念來描述當代大學的變化。大學一方面成為科技進步的「孵化器」與社會進步的「加速器」，成為現代社會的中心機構，一方面大學也成為區分善惡、建立信念、認識真理的「社會良心」，扮演現代社會「世俗的教會」之角色。   然而，在社會現代化與世俗化的過程中，大學所發生的變化不完全是正面的趨勢。大學精神的衰微及其功利主義的影響，使得現代大學的功能與使命發生改變；包括學術自由與學術倫理的分際、政府與國家干預的限度、大學參與社會的程度與方式等議題，重新為人們所思考，也是高等教育哲學的基本命題。特別是「全球化」轉變了知識權力的結構，也帶動高等教育體系的重整與再定位。大學原有的傳統價值與功能也需回應科技帶來的衝擊，在結構與本質上做局部或整體的改變。如何找回大學的核心價值，兼具歷史傳承、社會責任與市場需求三者的功能，是大學治理的重要課題。   以大學島為發展目標之一的金門，大學的提升與發展應該是公民社會關心的公共事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