英坑是金門東半島一隅的小村落，以黃氏為主。戶數雖不多，但在近代金門海外移民史中，卻有著不可忽視的份量。不論是南洋或東洋，都有英坑黃氏族人打拚的實績。其中，落腳神戶的黃禮蘭家族就是一例。  1875年，時年33歲的黃禮蘭（又名禮延），自金門經長崎來到神戶。他是較早來到神戶且經商有成的金門人。根據《落地生根：神戶華僑與神阪中華會館百年史》（2003）的記載，黃禮蘭掌握到當時的新興產業，以手工方式做火柴，成立廣駿源號；隨著銷路的打開，累積資本後，投資工廠，改以機器生產，產量大增。除供應日本國內，也從神戶港出口到香港、南洋、歐洲（尤其英國）。黃禮蘭致富之後，返回英坑建了宅第，光宗耀祖。不僅如此，黃禮蘭在海外也照顧同鄉的新僑。著名的華僑家族山后王家，第一代的王明玉（又名國珍）初到神戶發展時，其復興號是由黃禮蘭的廣駿源號擔保才能向日本政府登記，且復興號的成功也受惠於火柴產業。黃禮蘭是當時神戶華僑的重要領袖之一。  期間，黃禮蘭返鄉成親，生有智泰（又名清頗）等子。黃智泰跟隨父親腳步到日本，在火柴廠工作，也在兩地來來往往。1888年，日本政府修改條例，禁止外國人在日本國內設廠。黃禮蘭只好另謀去處，建議黃智泰到南洋發展。於是，黃智泰隻身去了印尼蘇門答臘巨港、馬來亞麻坡另闢天地。黃禮蘭在日本另娶當地太太，火柴工廠則交由日本子孫經營。黃禮蘭於1909年仙逝於神戶，後由孫子信立遷葬回金門英坑。  當黃智泰在金門神戶兩地奔忙之際，也在家鄉娶妻生子，黃信堅是其中一子。1906年時，6歲的信堅，第一次隨著父親智泰來到神戶拜見祖父禮蘭。1916年，黃信堅16歲，再回神戶時，黃禮蘭已經離世，父親智泰也在南洋開拓事業，不久即於1922年病逝在麻坡，由二子信固遷葬回金門英坑。返回神戶的黃信堅，必須重頭開始，只能從華僑的貿易洋行學徒做起。但在不甚富裕的環境中，他習得生意之道，1934年，時年34歲創業，藉自身努力及海外親友資助，成立宜興興記（現宜興株式會社的前身），出口棉布料、海鮮加工產品到東南亞。生意逐漸穩定之後，並將母親及家人接來神戶。可惜好景不長，1937年中日戰爭之後生意中斷，他又將家人送回金門，並隻身前往上海做生意。1945年戰爭結束，1950年黃信堅回到神戶，重振宜興。  1951年，信堅之子黃祖道也來到日本以半工半讀在父親店裡工作。因居留證限制，半年必須出國一次，在香港叔叔信德家寄居上學。1960年，祖道在香港認識了後來的終身伴侶丘珠蘭（婚後冠夫姓，黃珠蘭），並遷回神戶定居。宜興株式會社的生意，包括出口縫衣車、鋼材等，並從印尼進口樹膠，供應日本輪胎廠。1970年，宜興從貿易商行逐漸轉型，到印尼雅加達建立工廠（PT.GIKOKOKOGYO INDONISIA），引進英國、瑞典和日本的技術，生產自己的牌子（GIKOKO）的機器，包括工業用風機、燃燒爐用除塵器、氣輪機發電機組、工業廢水處理、鍋爐等，生意極為成功。2013年黃祖道辭世。我是在他擔任神戶福建會館會長時認識待人誠懇親切的祖道夫婦。黃珠蘭繼承先生的遺願，和在印尼經營工廠的兒子武昭、武麟，持續發揚宜興精神。2015年，宜興公司利用蒸氣除卻附著鋁塊原料的油廢物，鋁塊可以再生利用之技術，榮獲日本公益財團法人地球環境基金會（GLOBAL environment centre foundation）節省能源補助獎金。  2017年7月，住在日本神戶的黃珠蘭女士帶著旅居雅加達的子孫、香港及美國友人一行20人，專程返回英坑祭祖、拜墓，並參訪了金門的景點。從他們身上，我看到華僑家族的生命力及他們不忘祖德的傳統。

 貝多芬的〈月光〉棉花糖般溫柔，甜甜地融入心裡。夢，模糊了，思念繫在風箏線上，乘著初秋的風，攀高、再攀高；往天空，往更高、更遠、更神祕的天空，飛奔。不似嫦娥奔月那種篤定，是一紙寫滿思念的信，尋不到投遞的方向喲！  雷聲響起不多久，雨來了。憂心思念被雨淋濕，化成淚，更要滴落到天明。那一天，送你上山，一路上我們沒有交談，是否彼此瞎猜著，對方最想跟自己說甚麼？我心裡翻攪著，這時候應該說甚麼呢？想是不需要告訴你：我愛你吧！這樣尋常的話，你都知道的。那麼，試著問問你要去哪裡？甚麼時候再見面？想了想，又覺得自己傻，也就不問了。  黃昏，回家途中，我覺得清冷。「你冷嗎？」這話一出口，我就後悔了。一向勇敢的你，暴風雪都挺得住，這會兒有甚麼冷的。笑自己太小看你啦！  我隱隱約約聽到遠處有三、兩聲狗吠，心想你是最怕狗的，因為小時候在山野放牛，曾被惡犬追咬、撕爛你唯一一條最心愛的小碎花褲子，腿上還多處受了傷。「你害怕嗎？」我一顆心七上八下，擔心你一個人，夜裏頭害怕怎麼辦？回神，我氣自己，信心到哪兒去了？我告訴自己，你不會再懼怕甚麼了，除了怕我傷心；或者你也不擔憂我傷心，因為，你已經完全了解，人生就是這麼回事，以後我們會再相會的，在美麗的新家歡喜相會。  我應該要放心才是，放一百個心、一千個心。可是，就像你從來都不放心我離家，一個人到另一個城市去上學、去工作那樣，你總是不斷地操心，我隻身在外，一切都安好嗎？過馬路要瞻前顧後，最要小心摩托車。叮囑我一個人儘量不要走夜路，非不得已必須走夜路的時候，身上一定要帶個哨子，緊急狀況吹響哨子，嚇走壞人……。你幾十年來的顧慮，我不懂，總覺得這些話你一說再說，好不讓人心煩呀！這會兒，你安安靜靜，不再操心我了？我反倒覺得心裡頭慌，你不管我了？不關心我了？不愛我了？我的質問越來越嚴厲，越嚴厲越慌；慌得我吃不下東西，睡不好覺。  那一天，你走得太匆忙，你忘了告訴我這個、忘了交代我那個，我心裡頭埋怨著，最重要的早餐你也不吃，只喝了幾口鹽開水，能不餓嗎？可你全然不理會我的嘮叨，你任性地、決絕地、頭也不回，離開家，離開我。  跟著你許多年的玉鐲子，從你清瘦的手腕上滑下，好像知道離別的時候到了。只有我最傻，最笨，不相信你已經決定狠心、或者放心的撇下我，你自己一個人悄悄遁走。我氣、我哭、我傷心、我捨不得，你都沒有回應。  從甚麼時候開始？我每天癡盼著夜晚來得早些，在焦慮中等待月光，頻頻向天上招手。玉腕青輝，恰似熟悉、溫潤、有母親味道的夜曲，陪伴我清醒著，等夢。

 慈湖列入國家級保育濕地，遭受古寧頭與湖埔村民強力反對，八月三日說明會中砲聲隆隆，甚至說政府強姦民意，所謂冰凍三尺，非一日之寒了。古寧頭人為何如此激烈反彈？  一九九五年金門國家公園成立，定位為維護歷史文化資產、戰役紀念為主，而兼具自然資源保育功能。這些規劃面向都很正確，而古寧頭也符合這些條件。然而二十餘年來，國家公園金門管理處，到底為古寧頭做了那些事情？請金管處臚列說明。如果古寧頭人無理取鬧，那是古寧頭人理虧；如果是國家公園只有管制，而放任沒有作為，那是金管處的不對。  古寧頭是一個六百多年的鄉社，包括南山、北山與林厝三個聚落，是金門最大的一個自然村，閩南式的建築因受八二三砲火的摧殘，至今零落不堪，國家公園補助復建的經費越來越少，而且申核一拖好幾年，還不如縣政府補助其他非國家公園的村落，這教古寧頭人情何以堪？  其次，一九四九年的古寧頭大戰，主戰場就在古寧頭，然而這一場事關重大的歷史性戰役，國家公園到底做了些甚麼？硬體方面，林厝的和平紀念公園是金門縣政府闢設的；胡璉紀念館是縣府出資興建，撥交給金館處使用的；精神堡壘是縣府復建的；和平鐘是行政院文建會鑄建的；南北山的聯外道路，是古寧頭人請福建省主席陳景峻補助經費闢建的。  在軟體方面，古寧頭大戰與一九五八年的八二三砲戰，古寧頭是一個重災區，試問國家公園在歷史文化資產保存，到底為古寧頭做了些甚麼？有沒有為庶民紀錄一個故事，演繹古寧頭大戰與八二三砲戰黎民的苦辛？有沒有活化村莊，導入歷史意涵，讓遊客認識千年一戰、現代赤壁古寧頭？如果都沒有，那麼請問金管處做了些甚麼？  金門縣政府六月二十日提出古寧頭跨域亮點計畫，將向中央爭取預算，要把古寧頭建設成國際慢活基地。縣長陳福海說：「古寧頭是整個金門的縮影，不管是戰地、生態、閩南文化，………但還要有故事性，且很重要。」縣府認識古寧頭的歷史地位，做了金管處該做的事。  古寧頭是金門國家公園的重點區域之一，然而金管處未能重視古寧頭的重要性，主動的思考、創意活化與運用，空讓資源一天天的流失，只能被動配合縣府 的施政，古寧頭人還能寄望它有所作為嗎？即使每年的石蚵小麥文化季，還是金寧鄉公所一路擘劃主辦的。  那麼請問金門國家公園，到底為古寧頭做了些甚麼呢？濱海的農地劃入特別景觀區，不准開發利用；整個農地也列入戰役史跡園區，申請農保，還要經國家公園履勘核准；還地於民，除了縣政府還要國家公園同意；鄉村的整建更是限制繁多、動彈不得。然而，現在國家公園要把慈湖列為濕地，搬出國家的法令套在人民的頭上，古寧頭人理應配合，如果古寧頭人不同意，古寧頭人就無理，請問這樣對嗎？  我曾說國家公園應該是一個引領者、前瞻者、規劃者與開創者，政府與人民要共利共榮，古寧頭不僅可以戰後重生，而且可以發一點觀光財；古寧頭如今擁有這麼多資源，卻讓它一直沒落，幾乎要變成一座空村，金管處如甚麼事都不做，所謂「生雞蛋無，放雞屎有」，只揀自然資源保育來執行，而想用緊箍咒式的法令綑縛人民，那只會引起民眾的不滿與抗爭，怪不得古寧頭人要把國家公園趕出去了！

 接連數日的拜拜，一會兒淋雨、一會兒曬太陽，夫妻都感冒了，外子更是嚴重得厲害，舌破、嘴唇破，走進了耳鼻喉科，難免要酷刑伺候。即使年已半百，仍然像孩子般地經不起皮肉的疼痛而皺眉眨眼，甚而濕了眼眶。  根據醫師的說明，很多上門求診的婆婆媽媽們，其生病的主因，都是因準備祭拜而造成勞累所惹的禍，這難免讓人聯想到一個問題：到底拜拜有沒有達到保佑的效果？  因為累、因為操、因為煩，許多人不吃這一套，人家也是活得好好的！相對地，部份人花在求神拜佛的時間和金錢，那真是嚇死人。多少老一輩的鄉親，平日節衣縮食，遇廟就拜、遇宮就求，島嶼加一加，大大小小二、三百間廟宇跑不掉。這邊問神、那邊作醮，少則順盒金，多則添緣消災救人命，但到底有多神？任誰也說不出個所以然來。  本回境內大鬧熱，他人問我添緣有多少？我回答心意最重要，心存善念比添緣還要好。每個人的經濟狀況不一樣，何苦跟別人做比較？況且祭拜求心安與平安，沒有相互比較的必要。生在這個民風保守的傳統島嶼，自小拿香跟著拜，沒有選擇的餘地，那就衡量自身的情況。平日常聽聞拜窮了的字眼，甚至有外配批評金門什麼都好，就是拜拜多得讓人受不了，甚而因此憂鬱、躁鬱的亦有之。而拜完之後累癱，再上醫療院所求診，那到底效果在哪裡？說穿了，就是花錢也難消災！  島鄉廟宇之多，是一大特色，隨之而來的作醮祈福，一村接一村，外表看似熱鬧非凡，實際上則是所費不貲。當然，這也是廟與廟之間的人神互動，自然有人潮就有錢潮，緊接而來的善男信女添緣金，也是宮廟的一大收入。但人往往也會有相互比較的心理，在「輸人毋輸陣、輸陣歹看面」的情境下，輸了自己的荷包，肥的則是宮廟。而那一尊尊莊嚴的神像，有否神威顯赫地看住功德箱？  不知是個人恩怨、還是一時疏忽，某些廟宇被批評其帳目不清，基於職責，若遭質疑，當事人應該出面講清楚、說明白，釐清真相，倘若傳言是假，理應還其清白；而若是真，則該予以檢討改正，以免最後人神共憤，這又何苦來哉！  所謂盡孝比燒香好，善念比添緣佳，要燒香拜佛前，先問行善行孝有多少，否則也只是虛有其表而已！要如何能表裡如一，端看自己平日的作為，所謂「君子重平數」，倘若虧心事做太多，並非燒香拜佛就能求取心安，或消災解厄！

 不太敢沒事打電話給我「五年級」的同學們，很像彼此沒有什麼正經事就很難說得上話，但談了正經事，又覺得各有心事，想到許多「事業未成、婚姻未就、年華老去…」的長久心結，帶點正經又有點無可奈何的不堪敘述，陷入不說，接下去可能無話可說，說了以後會有點後悔，所以沈默是彼此的常態，冷淡是有意的態度。  很沒特色的一群人，在成長過程中，有軍國主義與刻板教育的陰影，在師長、父母與政府當局的壓制下沒有創意地受著教育，老老實實地不敢反抗，規規矩矩地照科舉或傳統的價值觀行走，沒有大錯，也沒有突破，人云亦云地經過許多年，明知道這其中有所不妥，還是默默地實踐著「反共復國大業」，在人群中毫無特色，也不見突出，童年已見老成，少年既成鄉愿，直到中年，才覺一生無可述之事，可誇之行，庸庸碌碌，十分不暢快。  而且既不敢彷市井人物，放浪形骸，縱情聲歌，亦難躋登高雅，談文論藝，賞樂聆曲，往上爬、往下走都有點尷尬。  我很想念年少的同學們，但想的總是我們的年少時期，不是長大的他們，長大了，我很少得到他們的支援，自己也無法幫助他們，彼此不見面，不聯絡，宛若在不同的世界裡；我知道若輕鬆地在街道轉角處相逢，那與昔日面貌有些相連的人兒，畢竟還是有「認得」的喜悅，旁邊有對彼此兩方皆感陌生的雙方配偶、親人，只是大家都不耐久等，寒暄幾句，交換一下資料，說再聯絡、再見，就這樣走了。  我們沒有上代的歷經風霜，也沒有下一代的玩世不恭，我們小心謹慎地應對處世，沒有架子，沒有派頭，穿著不講究，吃得算隨便，存點小錢，做點小事，冒險的事不做，吃虧的事少來。  很沒味道的生活體驗！說「學運世代」太浮誇，那些人只是我們不認識的少數，現在就在電視新聞裡頭的人物。  我們同學沒有幾個會玩，年少時打打球，跑跑步，長大後，連健身房都很少人會上，出國就剛結婚時的蜜月，後來上班變成習慣，休閒還覺時間太空白。我們還是挺上進的，有人讀書，有人考試，但各搞各的，上榜不請客，得名不公開，大家在城市的海洋中默默地游走在小小的一側水域。  我們活在「不要變老」的年代，沒人告訴我們如何變老，只是我們卻一直變老，老得如此彆扭，又如此不習慣，我們的時代過了，二十一世紀都過了近二十年，而我卻總還想著我們是「五年級」同學。  這就我，這也是我的五年級同學，我是他們的一份子，他們是我的重重倒影，在一片陽光處，見不到影子，在黑暗中也見不到彼此。  我們唯一的一生呀？還要走向那裡？還想做些什麼？親愛的同學，我們的時光那兒去了？

 如果要我羅列二十一世紀生活的幾個重大改變，我肯定得把影像的取得難、易，記上一筆。在我的成長年代，拍照是不得了的大事，記得有回親戚從台灣回金門，帶了台相機，經母親央託，答允幫我跟弟弟拍張照。母親急忙趕回家，我恰在屋子後邊玩耍，聽到母親在屋內大聲嚷我。母親的喊聲在屋子迴盪，不待我回應，已經竄出門外，我正好跑近屋子側門，還不待問，母親已急著要我更衣、換鞋。  我趿上過大的皮鞋，與弟弟站在屋後，雙手下垂，十指伸直，渾像罰站，靜待拍照。母親沒有走進照片裡。母親開心，又不好笑出聲，我看著烏黑的相機，忘了是誰幫忙留影，但記得母親的眼眉，彎成弦月。日後再看到照片，母親不在裡頭，我總能看到母親，笑得滿滿的。  到我有能力購得數位相機時，已是二十一世紀初，我羞怯地踏進一家又一家的相機店，裝作無事參觀櫥窗，每一台相機我都想要，雖然知曉時間只有一種，但彷彿相機不同，便能看到不一樣的時間。我買了一台四百萬畫素的相機。方正造型、金屬機身，滑動機蓋開機時，藍光Led閃爍時，鏡頭同步開啟，非常炫眼。沒幾年，它被時代汰換了，當年的輕薄已不輕薄，刪除重拍已是數位時代的基本常識。  無論是首購、二購以及再購相機，我總好奇照相器材從業者，能否知曉他們的工作不單是光影的逼真呈現，而是關於紀錄與失去，對於亡逝的不停召喚？這行業似與消逝無涉，他們所銷售的任一台機身，不管輕薄與厚重，都遠遠超乎畫素多寡、討價還價，而逼視生命的內在了。  我曾為文懷念外婆，六舅許水富來訊，沒有多說，只附上連結文章的網址。不說的說，經常說得更多。我沒有回訊，但想起可以給六舅另一個連結，一個生與死的連結。那一年，外婆往生前，我與母親同往探望，六舅恰好也在。外婆高齡九五，中風且失智，母親不停跟外婆說，我來看她了，希望外婆能喊一聲、兩聲我的名字；好像我的名字也是明證，證明外婆好了、不久後能下床了。  外婆沒開口說任何一句話，她點頭微笑，像在說她都懂，謝謝她的女兒、謝謝她的兒子，也謝謝我。外婆的微笑那麼地軟，我跪在她跟前握她的手時，淚也軟了。我不想外婆看到我流淚，起身走到外頭，盤桓了好一會，想起我帶了相機，可以拍照、錄影。  我只錄製了一段，短短十五秒，那是首購的數位相機，最長的錄影時間。  我找到記憶卡，存取無誤，寄檔案給六舅。它還在嗎？它在哪裡呢？還好，我的第一台數位相機就在抽屜裡。它的機身底下有張貼紙，註記銷售時間與店名；註記著鏡頭開啟後，它的所見、所聞，都將超越一時、一地。因為這段生、死紀錄，每回經過照相館，我都心情肅穆。每一個快門，它們其實都不快，而是很慢的、越慢的，看過我們。  沒料到幾年後，六舅寄了這段錄影給我。沒有訊息、沒有圖案表情。六舅忘了，是我錄製了影像、是我寄給他檔案。我就當作初次看到它，點開它，然後，把當時忍住沒流下的淚水，一口氣，都流開了。

 每一次站在茅山塔下，總會有意想不到的視野。  70年代，帶著我青澀的朝氣走近沒有茅山塔的塔山，當時是軍管時期，無法爬到最高的地方，山頂就像被軍方隱藏的秘密，讓我充滿想像。  我和同伴們會在附近的塔山靶場逗留，槍聲噠噠的射擊場和煙灰四起的緊張氣氛，我以為，這就是茅山塔的聲音和氣味。射擊後靶下沙地的彈頭，是我們眼中的寶貝，撿拾彈頭是被大人禁止的危險行為，卻是我換取麥芽膏、好吃糖的甜蜜機會。  現在想起，口舌之間充滿酸酸的刺激感與甜甜的愉悅感。  80年代，青春讓我鼓起勇氣再次往塔山探險，第一次站上制高點，只見茅山塔的殘跡。我眺望一色碧澄的水頭灣、綿延不絕的蚵埕和風采萬千的潮間帶。我俯瞰水頭村，聚落因為單打雙停受了一點傷，因為戒嚴找不回過往的熱鬧。  登高望遠，志氣飛揚。  90年代，茅山塔矗立於山巔，我提起筆，開始記錄茅山塔上的時光倒影。水頭村因為國家公園的介入，積極修復老房子，一棟棟頹圮的建築不再被遺忘，背影越來越堅強，越來越熱鬧。水頭灣卻悄悄改變了容貌，蚵埕不見了、潮間帶消失了，最美的風景都遺失了。  這些年來，當我獨自站在茅山塔下，看著周圍景致慢慢的變化，新式建築拔地而起，番仔樓、古厝、宮廟、宗祠因修復而換上新裝，民宿林立，觀光客蜂擁而至……，我有一些思考。在經濟成長和消費行為興盛之下，我們從在地的水頭歷史、南洋建築、閩南文化索取資源，過渡耗損，是否應該好好撰寫一些關於水頭聚落文學、歷史、地理的故事。  從20世紀跨入21世紀，金門已無戰爭，因為無知或無心，有些文物被破壞，有些文化被遺忘，還有一些傳統默默在消失。  昨日，我又駐足在茅山塔下，從亮澄澄的陽光裡，看見高粱聳起的背脊，一株株穗在拔節，穀粒飽滿 ，在夏風中對我微微笑著，似乎有話對我說，它說：「從喧囂中走入水頭的過往，於浮躁中靠近水頭的內在……在沒人留意的地方，靠近它（水頭）的身旁。」提醒我將思緒延伸到讓人動心的細碎，懷念已經遠去的韶光，書寫生活中的細膩與深情。  我試著將筆觸延伸到水頭的某個地方或時段，一心沉浸在往日的生活裡。一段從歲月深處跋涉而出的經歷，都帶著傳奇和記憶的沉澱，那些過去含著我所嚮往的馨香。即使是陳舊的器物，如一個瓦罐上閃爍的光澤，浸潤著光陰的汗漬和呼吸，能幫助我一遍遍回到往昔的年華。慢慢地用情感浸潤故事，打磨情節，挖掘時光縫隙裡泛著暗香的那些人事物。  書寫水頭時光故事，我懷著虔誠敬仰的心。  多年以來，我一次次地遠行，一次次地抵達，無論走得多遠，都會本能地回過頭來，返鄉，登塔，從遙遠的地方，仔細端詳著自己生活的土地。站在茅山的制高點，距離給予我足夠的清醒，我想起無數個澄明的清晨，靜靜地站在這裡，目睹金黃色的晨曦，照亮水頭聚落的屋頂。  茅山塔佇立在大地，我獨自站在茅山塔下，地面上佈滿我的腳印，原來過去的歲月裡，我曾經徘徊，曾經猶豫，曾經原地踏步。如今，我邁開步子，摸索出一條新路，喜也罷，憂也罷，眼前一片光亮，我可以看清世上的萬物。

　「紅學」一詞在嘉慶、道光年間出現在當時是個開玩笑的說法。而研究《紅樓夢》成為嚴肅專門的學問始自胡適。胡適的研究初步証實了《紅樓夢》的作者為曹雪芹提出了「自傳說」。從此《紅樓夢》的研究工作與清代考據學與民初的整理國故匯合起來。  由於傳世版本多欣賞角度與動機的不同，學者們對於紅樓夢的作者與內容有許多不同的看法，其中大致可分為四派。 　首先是索隱派。晚清時不少人視《紅樓夢》為清初政治小說，旨在宣揚民族主義弔明之亡批評滿清。1915年蔡元培撰寫《石頭記索隱》總結其說推論小說中人所影射的歷史人物。故此視《紅樓夢》為政治小說的觀點被稱為「索隱派」。 　其次是考証派。1921年胡適〈紅樓夢考証〉一文是「自傳說」的開山之作。胡適認為《紅樓夢》是曹雪芹的自傳，寫他親見親聞的曹家繁華舊夢。在「自傳說」的號召下，許多有關曹雪芹的史料陸續被發現，從考証曹雪芹的身世來說明《紅樓夢》的主題和情節。 　受「自傳說」影響，不少學者集中研究作者曹雪芹的生活。就考証曹雪芹的家世而言，周汝昌的《紅樓夢新証》是集大成之作，他把歷史上的曹家與小說的賈家完全等同起來。這種「考証派」紅學已變為「曹學」。 　再來是鬥爭論。「鬥爭論」始自1954年李希凡等大陸學者對「自傳說」俞平伯的抨擊，卅多年間在大陸學界一度取得紅學的正統地位。「鬥爭論」認為《紅樓夢》不是自傳，而是「很深刻地反映了封建社會的階級鬥爭」。 　最後是文學批評派。「文學批評派」從文學觀點研究《紅樓夢》，注重小說作者在藝術創作上的意圖並通過全書的結構加以發掘。清末王國維以叔本華的美學觀點研究《紅樓夢》，提出卓見是從文學觀點研究《紅樓夢》最早又最深刻的一人。因「考証派」紅學興起文學批評一度成為絕響。 　20世紀70年代初余英時提倡「紅學革命」，著重研究曹雪芹的藝術構想不再自限於自傳說。若我們以胡適及余英時兩人論述來談紅學，不管是從研究成果的數量或對「紅學」這門學科的建立成績來論，余當然不能與胡相比。余英時的紅學論著主要是兩篇文章，一篇是《紅樓夢的兩個世界》另一篇是《近代紅學的發展與紅學革命～一個學術史的分析》。他在紅學上所做的事情主要是對《紅樓夢》研究的轉向問題作出了探討，即提出了所謂「紅學革命」的問題。但從對學術史的影響來說余英時的「紅學革命」與胡適的「新紅學」一樣都有著極為廣泛的影響。  　另一方面無論是胡適的「新紅學」，還是余英時的「紅學革命」，他們在表達自己的學術理念之時表面上看起來似乎很清晰，但事實上存在著一系列不容忽視的盲點。胡適的「新紅學」範式和余英時的「紅學革命」範式一樣都是既給後來的研究者提供了新觀念、新視野、新領域但也同時又把後來的研究者引入了盲點。意以為與其皓首窮經似地耗在爭論不休之紅學上，不如且以文學批評或比較文學的觀點來研究《紅樓夢》或許正是至道。

 閱讀是一種習慣，書的漂流像一趟人生旅行，途中有一道道的風景，給予讀者不同的閱讀心情。  在台北求學工作期間，習慣到舊書攤找二手書，從牯嶺街到光華商場，後來在書攤上看過太多一一被塗抹或切割題字的贈書，也明白一本書的旅行，一直從未停止過。當初作者揮筆落款時，跟讀者有一份交流喜悅心情的溫度，基於各種原因，二手書店成為書籍轉接的中繼站。就像在年輕時採訪過新聞，當了雜誌主編，報禁解除時參與辦報。當新書出版或報紙印行後，興致勃勃跑去觀看書店期刊的銷售情形，到最後看到回收、流浪到書攤的情景，落寞中也再度肯定，簽名留念只是一時的衝動，因此盡量推卻在著作簽名，買到新書，也不會直接在上面做記號加評語，另外謄寫抄筆記，力求保持書本的乾淨無暇，相信總有一天它會再流轉，遇到喜愛的主人，個人只是短暫的閱讀保管而已。愛書的想法，也憧憬著自己應該在對的時間與對的地點，會遇到相知相惜的人。  曾經擁有過一套一九九一年十二月創刊的《誠品閱讀》雙月刊雜誌，那是友人出國留學前為我訂閱的一年期雜誌，她說：「只有你的個性，最適合看這種書！」人在異鄉，相隔兩地，期刊如期出版寄過來，最後一年的訂期滿了，沒有再續訂，零星的從書店購買補充。雜誌編輯總會在卷首寫著：「一九九三，閱讀年，一年三百六十五天，天天都是閱讀天。」那一整年，等待雜誌是一段漫長的思念；一九九六年雜誌停刊了，而兩人的期待相約，最終各自淡出，書籍成為青春的傷痕印記。  重新翻閱這些舊書，《誠品閱讀》雙月刊雜誌每期都設有一個主題，深入探討創作的心理狀態，一期以〈憂鬱〉為主題的書寫閱讀，刊頭前言說：「有人認為憂鬱是一種病，甚至有人說憂鬱是罪、是瘋狂、是陷溺的嗜慾。而寫作，是憂鬱的反射動作；文學，均是以筆端沾著黑色憂鬱的膽汁來書寫的。在每個時代，都有作家受憂鬱的啟發，被憂鬱所引領。」清代詩人趙翼的《題遺山詩》中，有一常被引用的詩句曰：「國家不幸詩家幸，賦到滄桑句便工。」日本著名的文藝評論家廚川白村，他的「文學是苦悶的象徵」論點，也廣為世人所知悉與認同。回顧童年生活在一個極度無安全感的環境，物質條件的缺乏成為精神的高度昇華，閱讀成為唯一讓心靈沉靜的依靠；始終相信學海無涯，知識力量才能改變後天命運，因此從小保持寫日記及寫閱讀心得的習慣，當成是生命的告白書與補充精神養分的來源，也無可避免的，其中隱藏島嶼封閉年代的許多憂鬱青澀的記憶。  書的漂流，最終也希望找到一個最好的歸宿。

 7月21日晚上，在雄獅堡外，聽李如青娓娓道出當年創作繪本的心路歷程，他自謙只是用平凡人的眼來看金城；但今晚他邀請了一位好友，要帶領我們用鳥的眼睛來看浯江溪、雄獅堡，說好友王公子是金門植物園環形劇場、圓形劇場影片的製作者，這些影片都深獲觀眾肯定。  在熱烈掌聲中，王賢端出場，說他與李如青是莒光國小一、二年級同學，之後，李轉去中正國小，日後讀城中兩人又同班，其中有一學期比鄰而坐，後來到金門高中又同學，他覺得李如青繪畫從小就很優秀，國小看如青畫印第安人騎馬打仗，顯現出過人的天賦。李如青在旁勸他跳過這一段，王賢端說前此在台北，大師約他出來喝咖啡，李如青又插嘴說此人不是大師，只是小民。賢端說李邀他來參與分享會，他想到浯江溪與雄獅堡息息相關，之前，只拍了浯江溪，今天早上特地來重拍，空拍機從浯江溪低空飛過雄獅堡，故意飛很低，飛來雄獅堡，再折返浯江溪。他一邊播放影片「浯江溪．雄獅堡」，一邊補充解說。這部影片，日後他會放在網路分享。李如青又說：想像你是一隻鳥，就像影片中的小白鷺鷥。賢端說早上拍的時候剛好是漲潮，海水映襯著紅樹林。空拍機鏡頭彷彿鳥的眼晴，可看到完整的雄獅堡，自言以前很少以此角度來看。過去在地面所見都是局部，原以為雄獅堡是三角形；從空中看，才知是不規則的。此次拍攝，飛行高度只有三十公尺左右，而且空拍機的螺旋槳是全罩式，不會傷到飛鳥，有時還會近拍到一公尺內的鳥兒，鳥也不會飛走。影片結束，王賢端又放映以前所拍相片，說以前省府所在地是講台、中正台，花台廣場是城中操場。  王賢端說李如青有一祕密：以前雄獅堡有阿兵哥駐守，晚上陣地關閉、戒備森嚴，站哨的衛兵，若看到夜間有人在前方騎著白馬，可能會嚇壞。有一天晚上，如青跟另外二位同學在操場偷騎親友家的白馬，偷騎並非光榮的事，只能在晚上進行，本來只有一位衛兵瞧見，緊張喊著口令，接著又有好多士兵跑出來，如青等人怕阿兵哥開槍，趕緊落荒而逃，從此不敢再來。  李如青說這件不光榮的事跳過，接著要介紹一位光榮的人，這位光榮先生專門負責抽查衛哨勤務，看衛兵有無盡責、是否打瞌睡，這位光榮的人，就是曾任陸軍上尉的林光榮，請他出來與大家見面。  林光榮說他應邀，特地從台灣趕來，當年，在湖南高地、湖下、■口都曾駐守，晚上帶著狼狗出來查哨；很高興，今晚舊地重遊，李大師把舊的軍事設施活化，回想當年部隊每天都下通報、有口令，若答錯，衛兵可開槍。說以前建功嶼和雄獅堡都是排據點，連部在夏墅，營區涵蓋建功嶼與后豐港。雄獅堡是一個示範據點，林謙稱自己名叫光榮，但一輩子沒做出什麼光榮的大事。林兄有獎徵答，以他身上T恤的標誌詢問觀眾，有人答說：班超部隊，林光榮點頭欣然頒獎。說自己軍旅生涯，兩度金門，在雄獅堡待了四年，他以此為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