聶恆激動地吟誦胡風的長詩〈時間開始了‧歡樂頌〉： 　　我發現天地變色了 　　我的眼睛充滿了光輝 　　我的眼睛充滿了彩色 　　千千萬萬朵的花 　　在祖國大地上開了出來 　　……… 　　那晚，聶恆激動地說：「當初我被捕之後，決心為黨犧牲。老李，作為一個唯物主義者，生和死看得一樣，我根本不在乎生死；但是，我看了胡風的冤案，心裡發生翻天覆地的變化！毛主席根本不愛護知識份子，他也不瞭解知識份子，他跟雍正、乾隆爺是一丘之貉……我決心跟他們劃清了界線。胡風的話沒有錯，文藝可以為政治服務，卻不能為政策而服務……」。 　　那時，海峽對岸掀起史無前例的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各省市區的城鎮鄉村，被紅衛兵搞得雞犬不寧。我們只從報紙上看見片面消息，卻對這場政治運動茫然不曉。聶恆在報紙副刊發表的文藝鬥爭內幕，最受知識份子歡迎。當時，從美國回台定居的林語堂為了好奇心，特定囑報館將聶恆邀來談話。聶恆回家向我談起此事，他苦笑著：「想不到這些名流對文藝這麼陌生，他連周揚都不知道，怎麼懂得工農兵文藝？叼著煙斗跟人討論問題，像地主老財一樣。」 　　我聽了捂嘴偷笑。聶老也是少見多怪。住在南港中研院的胡適院長，有一次約馬克思經濟學家鄭學稼餐敘、談話，胡院長開門見山就問：「你懂得英文嗎？」鄭教授是中央大學出身，他答自己可以用英、日、荷文看書、談話。難怪民國初年梁任公在清華大學發牢騷說：「這個政府早晚有一天亡在英美留學生手裡！」 　「對啊，讓人家趕到這個蕞爾小島，豈不是英美留學生的功勞麼？」聶老感慨地說。 　　李鹿、簡珍在宜蘭結婚，我特地邀請聶老作證婚人。他欣然前往，這是我引為無限光榮的事。 　　聶恆雖然因胡風事件引起對中共不滿，但他內心卻依舊藐視政府的用人政策。他常說，你們的層峰是「欺軟怕硬」，凡是吃喝嫖賭、昏庸無能，只要是馴服的工具，一定昇官發財；但是有才華智慧、有個性、有反對意見的幹部，你們最高當局就懷疑、害怕，認為是共產黨派來的奸細。在你們陣營有三種人可以出人頭地：

 蘭兒已去威斯康辛大學攻讀博士學位。唯一的憾事，蘭兒給石菊花的信件，前後兩封完全退了回來。世事多變，白雲蒼狗，看起來她可能離開故鄉多年了。   鄰居有位聶姓學者，他也患高血壓症，時常一起去醫院拿藥，清晨一起散步。他的文學素養高，日久天長，他成了我的文學導師，忘年之交。那時，我在社區圖書館作管理員，他則每日搭乘公用巴士上班。直到兩年過後，才知道他是調查局的研究委員。 　　上世紀五十年代初期，聶恆便被派到台北，擔任經濟組長，專門蒐集台灣省有關生產資源、經濟建設情況、計劃，作調查研究彙報大陸。這只是我的片面瞭解而已。起初，聶恆帶著年輕妻子、牙牙作語的女兒住在永和鎮，附近一家私立中學教高中國文作掩護。當時，情治機構大力撲滅間諜工作，據說為了逮捕聶恆，費了九牛二虎之力，動員了不少對經濟、文學具有修養的幹員，最終才在永和鎮拘捕了他。 　　聶恆外表溫和，內心卻非常堅強、勇敢。 　　將近一年時光，他拒不招供，絕不投降。 　　幹員對待高級知識份子，非常禮遇。每日供給高級菸酒和飲料，供他享用。但是，他毫不動搖。幹員瞭解他鍾愛女兒，每週抱來和他會面，他只是淡然微笑而已。一日，聶恆提出要求，他在軟禁期間，沒有報紙可看，感到寂寞。他要情治機構每天給他兩種最新的中共報紙，供他閱讀。 　　「什麼報紙？」   「《人民日報》、《光明日報》。」 　　當日，幹員便將剛從香港購的報紙拿來，並且把半年內陳舊的《人民日報》、《光明日報》一併帶來給他。聶恆喜出望外，打開報紙一看，他幾乎不相信自己的眼睛。《人民日報》發表作家胡風被公安部逮捕，夫人梅志同時以「胡風集團骨幹份子」一起被捕。逮捕時，公安人員對其全家進行了搜查，抄去信件、報刊、文稿、書籍，以及刊物《七月》、《希望》和《七月詩叢》，連精裝本的《別林斯基選集》也被抄走。聶恆看了心驚肉跳，繼續翻閱下面的有關逮捕胡風的「編者按語」： 　　對於像胡風份子這樣一種偽裝擁護共產黨而實際反對共產黨，偽裝擁護人民而實 際反對人民，偽裝擁護革命而實際反對革命的人，我們應該提高警惕，不要被他們　　永遠欺騙下去。像胡風或類似胡風的這種號稱的偽裝的份子當然是少數，但是危害卻甚大，他們可以鑽進我們的黨內、軍內、國家機關內……做出許多壞事來。   聶恆看過胡風被捕的新聞，心理上發生巨大的變化。在砲火硝煙的抗日時期，文藝青年聶恆曾協助胡風編刊物，校對稿件，《希望》、《七月》都參加過，因此他對胡風懷有崇敬的歷史感情。他對我說：「我看了報紙，嚇了一跳，胡風是堅決擁護共產黨的，他怎麼會反共呢！笑話！」聶恆在北平局部和平前夕，到了解放區，出席第一屆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十月一日，胡風站在天安門城樓觀禮台上，聽了毛澤東主席的洪鐘般的聲音莊嚴地向全世界宣告：「全世界四分之一的中國人民從此站起來了！」

「媽媽，妳認識楊樹清嗎？」 「不認識，但知道這個人，他在金門日報寫鄉訊，也拿過報導文學獎，是受大家肯定的作家」。 「我剛從學校禮堂看『星月無盡』試映片回來，主持人說他叫楊樹清」。那晚，你打電話回來，跟我說「星月無盡」海報設計得很漂亮，你非常想要一張，就第一個發問問題，順利拿到海報，我嘉許你的勇氣，說你長大、進步了，因為你一直是個話說不多，木訥型的孩子。 四月十八日週六，一大早打開金門日報鄉訊版，三張照片映入眼簾，一眼就看到摯愛的你，和五位同是家鄉的孩子手拿海報出現在最右邊的照片上，這對一個離島母親來說，真是一大驚喜，忍不住一看再看，親愛的，你胖了些，你咧齒而笑，笑得很燦爛，我喜歡這樣的笑容，也喜歡你愛笑的特質。噢！我們多久沒見面了，寒假過年至今，其實也只不過三個多月，但感覺很久了，每逢週六、日，你們大多留守宿舍，和父母相聚只在假期較長的寒暑假。報紙內文還特將你們北醫學生每人說的一段話刊載出來，為母的我自然細細品讀你說的每一字句，嗯！說得還算得體，你說，看完Demo片覺得很好看，放映時要帶同學去看。 四月二十五日週六，你說你和金門一票同學、學弟妹等共八人到西門町正看完電影回來。你們的確很捧場，首映的次日就聯袂前往觀賞。在異鄉的金門人總是心繫故鄉，以前我們住台灣時，也是這樣的心情，回到金門，就感受不到這樣的氣氛了，這實在是很弔詭的事，上週六，李福井先生講座有人提到「金門人在台灣很團結，反而在金門相互排擠」，其實我早有此體會。 你說，你不喜歡電影的結局，我沒有追問，一部深感好奇而還沒看的電影，總想保留自己的思索空間。我問你，看的人多嗎？你說，不多，「媽，妳一定要去看喔！」我何嘗不想，但是金門沒有電影院呀！金門日報一直強打這是一部屬於金門人的好電影；身為金門人，如何滿足這樣的慾望呢？幾年前的碉堡藝術節，被媒體批評「外熱內冷」，「內冷」緣於金門人長久與碉堡為伍，不具吸引力，而今，「內冷」只因主辦者忽略金門五萬人口的需求，五萬人，往往就能扮演螺絲釘的角色與功能呀！試想，一部與金門人息息相關的電影，本地人不僅不得其門而入，甚至對劇情一無所悉，就已失去許多為其宣傳的機會了，則外面要「熱」也難！ 在本土思維的今天，「海角七號」享譽全國，同樣有本土背景的「星月無盡」已經上映一週，票房不佳，除上述行銷手法「捨近求遠」之外，我想與台灣對金門的沙文主義有關，掌握政策實權的大有為政府，長久以來對金門的關心程度如何？金門存在台灣人眼中如何？最近經常見報金門福利冠於全國，給人暴發戶感覺，扭轉多少形象？上位者總統馬英九、國安會秘書長蘇起，只在受邀屬於金門人的場合說「台灣欠金門太多！」，充其量是打一針興奮劑，讓金門人高亢一下而已，他們可曾在公開場合對二千三百萬人大聲疾呼過？ 在台灣對金門興趣缺缺的氛圍下，要台灣人掏錢、買票、進電影院看前線戰地電影，有其困難度，這或許是內憂（忽略內部五萬人的廣告力量）、外患（政府長期漠視金門）的結果吧！

　劉再復引梁啟超《自由書‧國權與民權》言述，以為國人因甲午戰敗而有了「自悟其罪，自悔其罪」的懺悔意識。究其實，「自悟其罪，自悔其罪」者應指十八世紀末法國民眾和民治維新時的日本人，係梁氏藉以激勵國人儆省奮起，以伸張民權和國權。若說國人自此而產生了懺悔意識，恐有引申過度之嫌。甲午一役，國人對於中國居然敗給東瀛蕞爾小國日本，的確深引為恥，但這是份恥辱感，離懺悔意識不能說是咫尺千里，至少也是「習近性遠」的。前者屬遭辱及其自我疚責都在倫理意義及層次運作，後者或是一種即使並非更深更廣，也是不同內在的靈魂維度及自我超越──不，或應說是「自我解脫」，因超越是在哲學意義上說，而解脫是在宗教意義上說的。 甲午戰敗，確是中國民族自我愓省、自我提升的一大契機。此後五四運動，多少思想學術界領袖群倫的名士，除梁啟超，周作人、張東蓀、梁漱溟、陳獨秀、魯迅等人也都起而大聲疾呼。魯迅尤其是個指標性的人物。魯迅在一系列的小說文本裏，集中全力把華夏民族的社會及人格病灶毫不留情地挖出來，赤裸裸地披露出來。「孔乙己」、「狂人日記」、「阿Ｑ正傳」裏那個人及社會群體的愚昧無情與禮教殺人；〈在酒樓上〉、〈孤獨者〉、〈傷逝〉對知識分子的懦弱無能與人格的自我扭曲，都給予嚴厲的譴責。魯迅儘管把這種種罪責往國人，往自己身上攬，但他卻是「只破不立」，可惜的是，始終未能覓得，或說未能建立起一對這罪責的化解之道。不管是循儒家「內恕孔悲」、「反求諸己」的理路；或基督教對上帝的伏服，自我完全的棄守；或佛教由內而外，當下即空的悲懺，都未能有，或說都力有未逮。魯迅的失敗，或只能歸咎於整個民族已病入膏盲，集體人格缺陷之深且劇。 那麼借助於基督教或佛教各自的懺罪悔罪意識，或也是一條方便捷徑？這且先不管，問題卻是，我們中國人沒有基督教意義的上帝，沒有背離，沒有原罪，也沒有佛教具無明輪迴義的無明罪業，自然就較難在內在主體建構出上述二教那種深沉的罪責及懺悔意識。 魯迅去世後十餘年，甲午戰敗後半個多世紀，中國的政治體系來了個翻天覆地的巨變，但改變的並不僅止於政治制度。共產社會產生了一種中國前所未有的人際關係，即人與人（甚至至親間）的相互監視及鬥爭，這種鬥爭對中國文化那道德人格主體性的斲害，在一九六六年至一九七六年間的十年文革浩劫達到一堪驚的慘烈高潮。而文革只是一個率獸食人的頂點，再往前推，產生於文化界知識分子間的批鬥，有幾件可作為階段性的表徵，其中發生在反右運動時期巴金和胡風之間的悲劇，便足以讓人噓唏不己。 巴金於二零零五年過世當年，海峽兩岸悼念及月旦、評騭的文字不斷，其中有一個評價殊異的論題頗值得深思，即巴金長達數十年的創作生涯裏，幾部皇皇鉅構如《愛情三部曲》、《激流三部曲》、《憩園》等，或竟不如日後那薄薄幾冊札記體的《隨想錄》來得具有價值。後者的受人矚目，也不過是巴金在札記裏反覆再三，悔之又悔的「講真話」三字而已。講真話不過是做人或做為一個作家的基本條件，如今卻成為一個大張旗鼓標舉的議題，為什麼？ 這要從發生在巴金身上的遭遇及其時代背景說起，這個悲劇就是五零年代所謂的「反胡風集團運動」。胡風向來耿直敢言，彼時共產黨剛執政不久，政權尚未穩固，毛澤東以「百花齊放」引誘知識分子出來批評時政。一九五四年七月，胡風呈送了洋洋灑灑三十萬字報告書給予黨中央委員會，明說暗喻地反對毛澤東那架在作家頸上五把刀子的文藝綱領，埋下日後遭批鬥的禍根。這年年底，他又密集發表兩次演講，不留情面地批判周揚和何其芳，引來周揚集團的反擊，直到隔年五月，敗下陣來的胡風被捕，並給送進秦城監獄。 巴金和胡風是在三零年代就認識的文學界老友，更早前，兩人還是南京東南大學附中同學﹝巴金早胡風兩屆﹞胡風被捕前，兩人還同為四川省選出的全國人民代表。在蕭乾、夏衍等文友遭難，巴金還曾在某個時候曲予維護，但在胡風事件，巴金臨陣退縮了，他選擇了和胡風劃清界線，落井下石。胡風於一九五五年五月遭逮捕，稍早前的二月初，中國作協主席團第十三次擴大會議，決議展開對胡風文藝思想的批鬥。會議中，許多著名作家都發言嚴厲批判了胡風。巴金這時候還不想加入批判的陣營，但整個情勢逼身為作協副主席的他必須表態。五月份，《人民日報》先後公佈所謂胡風集團三批材料，其犯行罪名由「資產階級文藝思想」被升級為「反革命」，「胡風反黨集團」升級為「胡風反革命集團」，並開始大肆搜捕胡風分子。而在這年五、六月間，巴金前後共寫了三篇文章批判胡風，即分別發表在《人民日報》上的〈必須徹底打垮胡風反黨集團〉、上海黨報的〈他們的罪行必須受到嚴厲的處分〉和他自己主編的《文藝月報》裏的〈關于胡風的兩件事情〉。這些文字盡是向上級邀功表態的違心之論，充滿了虛張聲勢。直到二十三年後的一九七八年，巴金開始寫《隨筆錄》，往後近十年，他又陸陸續續寫了五集，共一百五十則。〈懷念胡風〉的最後這則寫於一九八六年，這時他已經是八十三歲的老人，距胡風事件已然三十一年。巴金把這篇懷念胡風的文章留在最後，似乎也洩漏出一點訊息，即他害怕碰觸藏在自己內心深處的這份隱痛。在這前一年，即一九八五年，巴金和胡風會面的那幕情景，終於迫使他不得不面對良心的審判，提筆寫下長達九千多字的懺悔告白，然而這也是在胡風病逝之後的事了。巴金溯憶稍早前和胡風夫婦會面的一幕，今事過境遷半個世紀後的後人也要為之愀心。那天，巴金是去祝賀中國現代文學館的開幕。胡風夫婦來到巴金身前，胡風夫人梅志指著胡風問巴金： 「你還認得他嗎？」 巴金愣了一下，「我應當知道他是胡風，這是在一九五五年以後我第一次看見他，他完全變了，一看就清楚他是個病人，沒有什麼表情，也不講話。我說：『看見你這樣，我很抱歉。』我差一點流出眼淚，這是為了我自己。」 巴金在這篇文章裏表示不能原諒也不能寬恕自己，並且順便向當年因批判胡風而為自己連帶牽扯到的另一名作家路翎同志道歉。 發生在中國近代史的這場悲劇，既是巴金，也是全國族的悲劇。今天回頭去檢視這段史實，仍不由令人悚然以驚、以歎，而不知該不該這樣問：更堪驚堪疑的或竟是，我們中國人只有「恥」的文化，而缺乏更深沉的帶「罪」感的懺悔的文化？更何況中國人的「恥」的知會，泰半只落在人倫關係之上，司馬遷〈報任少卿書〉說：「太上不辱先，其次不辱身，其次不辱理色，其次不辱辭令。」很明白具現了漢民族這種「恥」意識的關心層面。韋伯《中國的宗教：儒教與道教》一書即稱之為一種偏向於「身份性」的「良知」或「榮耀感」。 共產黨赤化整個中國後，階段鬥爭的結果，非但讓我們認清自己那種深沉的「罪」感懺悔意識的付之闕如，而且，中國人固有的「恥」感文化竟也日漸淪喪。巴金在反胡風集團違背自己的良知，緊接著一九五七年的反右運動，以及日後十年的文化大革命，妻子蕭珊慘死，他也被打入牛棚，給戴上「反動學術權威」的帽子。「只有自己受盡折磨，才能體會別人的不幸。」這是他在〈懷念非英兄〉這篇文章裏的表白。他對胡風、路翎、憑雪峰、葉非英等人的愧疚、悔恨之情不可謂不深。在五集的《隨想錄》裏，不時可見巴金表示道歉的語句，但細予推敲，巴金潛意識裏似乎又強烈拒斥著自己的羞恥及歉疚。即以《隨想錄》系列第三集《真話集》書中第六十七則〈懷念豐先生〉一文，他一方面為在文革豐子愷遭批鬥，被打為「反社會主義」毒草時，自己不曾為其講過一句公道話而感到「內疚」，另一方面，卻又自我辯解，「其實我也不能苛求自己」「那個時候好像有一種強大的壓力把我僅有的一點獨立思考也摧毀了。」巴金的反躬自有顯然為德不卒，也遠談不上懺悔的層次，頂多只是知道漸恥、反求諸己後講出真話而已，而且他還常欲語還休，只講半套話。是的，「講真話」是巴金在《隨想錄》裏屢屢強調的用語，五冊隨想錄分別題為《隨想錄》、《探索集》、《真話集》、《病中集》、《無題集》，以及另一集增補本《再思錄》，而不名之為《懺悔錄》，一如奧古斯都、謬塞諸人那樣的開宗明義，便或多或少由此可見巴金內心的隱憂。 即便只是講真話或竟也不易得，邁入暮年，已德高望重的巴金承認自己為此感到苦惱。更何況「講真話」只不過是懺悔的前提之一而已。隨想錄第三集《真話集》的第十九則〈三論講真話〉一文，巴金說，他自許要寫講真話的隨想錄，有位「有名的雜文家」朋友來信說：                         「對於自己過去信以為真的假話，我是不願認帳的，我勸你也不必為此折磨自己。至於有些違心之論，自己有時也很難過──現在回想，只怪我自己當時沒有勇氣，應當自動。──今後誰能保證自己不再寫這類文章呢？──我卻不敢開支票。」  這番告白赤裸裸暴露出近代中國知識分子心靈的枯索、萎靡、及敗壞。這種敗壞是集體性的、民族性的。更由於共產社會的鼓動「只責人不責己」的階段鬥爭而變本加厲，把儒家傳統由知恥而反求諸己的心性都給根斬了。巴金出洋留學過法國，然而他到底對基督教的罪及救贖未能有所領會或信仰。《再思錄》收有〈致許奧華女士〉和〈沒有神〉二文，從文中可證知巴金心存的是無神論： 「我想得到，你不滿意我不願意通過受苦來淨化心靈，不肯倒在『主』的面前，向他求救，我甚至不相信他的存在。」（〈致許奧華女士〉） 「沒有神，也就沒有獸，大家都是人。」（〈沒有神〉） 「無神論」者，在巴金身上，或可含括基督教和佛教兩種宗教信仰之闕如，巴金在這個意義下的宗教肩架（structure）是既無贖罪性的懺悔意識一如基督教者，亦無以有情眾生之罪業為己業而欲擔荷之的悲懺心一如佛教者，他有的或只是儒家德性良心之覺知而帶來的慚恥心，如此罷了。 而或說，我們未必非要比附外來宗教，非要跟基督教或佛教接枝或借火不可，華夏中土文化之一的道教，不也有許多禮懺儀軌？難道不足以證明中國人心靈亦曾有過罪、懺觀念，以及知其悔罪懺省的內外在超越？的確，盛行於魏晉南北朝許多道教經文及其成律，如《太上九真明科》即明載諸多贖罪辨法，「首罪」就是其中一種，「首罪」又稱「首謝」、「吐首」，即向神靈叩首表示懺悔謝罪。但道教這些懺罪法恐怕也是經儒道釋五教濡會搏合後的產物，直言之，亦恐係佛教思想的轉化。《三洞奉道科戒經》有所謂〈罪緣品〉；《太上九真明科》有中品〈誡罪篇〉和下品〈贖罪篇〉；《洞玄靈寶長夜之府九幽王匱明真科》收錄「十四條罪報之目」等等。《太上九真明科》的贖罪辦法除了首罪外，更有施功德、投環（「  金環九雙，青絲一兩，金人一形投於三河之口，以贖七祖之罪，拔出幽魂之難」）但須知道教的戒律規範被視為一種受持功德，受持後方可召劾鬼神，晚期道教基本倫理精神雖轉向現世的個人利益、健康、幸福，但早期道教倫理是以得道成仙為目的的。韋伯以儒家倫理首重良知的正與不正，道教則為身心的淨與不淨。總歸一句，道教的施善禳惡，以吉除凶，都要在行戒，神明即孚祐之，亦即道教的懺罪悔過，要訴諸長劫果報和長生成仙之制約，這和佛教之懺悔係為要脫執離苦，並以懺悔行法和緣起性空教法互為表裏者，其實名同而質異。 或再說有新儒家別稱的宋明理學，尤其到了晚明，不也有很多強烈悔罪性質的「訟過」、「悔過」之法嗎？如倡「慎獨」之學的劉宗周，著有《人譜類記》，書中即載有縷列分明的所謂「訟過法」： 「一炷香，一盆水，置之淨几，布一蒲團，座子於下，方會平旦，以後肅躬就座，交趺齊手屏息正容，正儼威間鑑臨有赫，呈我夙夜炳如也，乃進而自頌曰，爾固儼然人耳，一朝跌足，乃禽乃獸，種種墮落，嗟何及矣，應曰唯唯，復出十目十手之指視，皆作如是言，應曰唯唯，於是方寸兀兀，痛汗微星赤光發頰，若身親三木者，已乃躍然而奮曰，是予之罪也，則又自頌曰，莫得姑且供認，又應曰否否，頃之一線清明之氣徐徐來，若向太虛，然此心便與太虛同體，乃知從前都是妄緣，妄則非真，一真自若，湛湛澄澄，迎之無來，隨之無去，卻是本來真面目也，此時正好與之葆任，忽有一塵起車取吹落，又葆任一回，忽有塵起車取吹落，如此數番，勿忘勿助勿問效驗如何，一霍間整身而起，閉閣終日。」 （四之二）

  前言   兩年前我在「浯江夜話」專欄寫了〈中國人的懺悔意識〉一文，頗感思慮未周，思欲重寫，現又增修擴充為二版本，一即由原文的六千言擴充至兩萬兩千字的此通俗版，算是新作，故再奉投於浯江副刊。二是明年為佛教高僧悟明長老百歲嵩壽，玄奘學術研究院預定出版學術論文集呈作老和尚祝壽賀禮，辱承邀稿，是以我擬再作另一副合學術規格的第二版本應命。   二零零五年，即民國九十四年臘冬，知名作家學者、前中國社科院文學所所長劉再復前來中壢中央大學駐校，對中文所研究生開講「評王國維的《紅樓夢評論》」。劉再復我聞其大名久矣，遂趕緊往赴盛會。當晚自己坐在教室最後一排座位，除選課學生博碩士生二、三十來名，另有多位中大及外校教授到場聆聽，講堂上的串場主持人是亦精研紅學的康來新教授。 王國維〈紅樓夢評論〉的論述主軸依據，是叔本華的意志哲學。叔本華所建構的哲學體系，表面上還依循柏拉圖、康德以降的西方形上學傳統。這個傳統即理型二元分立論，即如柏拉圖以世界為理型與現象，康德為本體與現象。叔本華則為意志與表象，唯前二者念茲在茲的是本體論及其認識論的先驗哲學，叔本華關注的卻是具強烈解脫論意涵的生命哲學。若僅就這個精神層面看，或不妨說他開啟了反形上學的端倪，並給了日後尼采顛覆傳統的泉源及力量。而王國維也以為曹雪芹的紅樓夢的基本精神端在於一解脫。 只是，王國維以紅樓夢為一「徹頭徹尾之悲劇」，其立論之內在脈理恐怕便與「解脫論」彼此扞格不入。因賈府大觀園轉眼化成空，固然為一堪足浩歎的悲劇，但若以賈寶玉出家為一轉識為智之解脫表徵及指歸，那麼，紅樓夢全劇便不能被視為一悲劇，或只宜稱之為悲喜劇。而若再依佛教三法印「寂靜涅槃」之解脫義，眼下此南柯一夢實又無悲無喜矣！ 或說紅樓夢小說題旨具解脫論也不妨，然其解脫論與其奧援於叔本華，毋寧借助佛教可也。一者，叔本華哲學提供的徹底而永久的解脫法是意志的否定（其暫時的解脫法則是經由藝術）他認為這即是禁欲主義的途徑，依此便可臻於和平及涅槃之境。依佛教，解脫的極至是涅槃。涅槃義理深淺不一，叔本華的意志之否定、禁欲，只約略可等同於小乘佛教的涅槃義。紅樓夢第一回〈甄士隱夢幻識通靈，賈雨村風塵懷關秀〉不也即借靈石和空空道人的對話，開宗明義點明全書的題旨？「從此，空空道人因空見色，由色生情，傳情入色，自色入空。」王國維捨佛教觀點而援引叔本華的第三種悲劇說﹝第一種悲劇，由極惡之人，極其所有之能力以交構之者；第二種，由於盲目之運命者；第三種，由於人物之位置及關係而不得不然者﹞和解脫論作為己文論述主軸，前不少學者如錢鍾書、葉嘉瑩都曾提出異議，但這方面的意見和本文的論述題旨關係不大，故暫不贅言。 相對於紅學眾多而繁的考據索隱，劉再復拈出一己獨創的「悟」字觀來看待紅樓夢，確是一靈知灼見。但莫非也緣於此一「悟」字訣，他緊接著以禪宗來作賈寶玉解脫論釋義的依據。禪宗解脫色彩因其方法論直接而又特別著重，且其解脫意義上的覺悟，終竟是指「證悟」，而非「解悟」，因此，如把禪宗之悟用在解紅樓夢或賈寶玉出家謎題，或恐非上上策。 劉再復稍早，即二零零二年，和林崗合著的《罪與文學──關於文學懺悔意識與靈魂維度的考察》（二零零二，香港牛津大學出版社）一書中，排除了把黑格爾依其唯心辯證法的悲劇論套用在紅樓夢的適當性。但劉、林二人只用「凡存在的﹝衝突之雙方的觀念存在與行為存在﹞未必都是合理的」諸如此類的話來駁斥黑格爾，所論未免失之空疏，再者，黑格爾那句名言「凡是合理的就是實在的，凡是實在的就是合理的。」必須綜合其哲學體系中的本體論和邏輯辯證法來看。黑格爾的本體是一絕對、純粹之理，邏輯則是表現「理」的，可以說就是「事」。而理與事既為二者而又同一。華嚴宗所立的法界三觀之一的「理事無礙觀」，或四法界之一的「理事無礙法界」或約略類同。劉再復和林崗以「存在未必都是合理的」或另有更深邃的哲思，但與黑格爾所言未必站在同一視境，故我們在此也無從置喙。即如我們不也可引古希臘哲人赫拉克利特「我們既走下而又不走下同一條河流，我們既存在而又不存在」這句話的理路，說「凡存在的既合理又不合理」，但這同樣並沒站在同一視境發言，故實毋庸再多說。 課餘發問時段，我提一問題請教劉再復，說若依民初佛教學者周叔迦意見，黑格爾的辯證法雖然已修正了西方邏輯學鼻祖亞里士多德三原始定律（同一律、矛盾律、排中律）的缺點，然而黑格爾自己的辯證法又何嘗沒有缺陷？ 一者，黑格爾抽象的唯心辯證法違背了他自己的論斷：「無抽象真理，凡真理都是具體的。」﹝根據黑格爾自己的「樞念觀」﹝Notion﹞原德文是Begriff，或譯作慨念、理念，今所本為曹敏、易陶天二人合譯名，那從交互作用的辯證中生起的本質的最後範疇。按黑格爾的每一個三題論中，第一範疇是有，是正，第二是無，是反，第三則是生，是合。而這第三範疇已成為具體的，有別於前二者屬於抽象的。或者說，一是共相，二是殊相，三是含攝了共相、殊相於一身的具體的個己：比附於佛學來理解，或是理法界、事法界、理事無礙法界。總之、黑格爾並不以為自己的正反合絕對辯證法是流於抽象的【他只承認前二階段，即正、反題論是抽象的，但必趨於隨之而來的卻是具體】。 二者，其正、反、合每一階段都隱含著否定、推翻自己，即永無止盡的自我否決。職是，黑格爾的辯證法並不是一種徹底而圓滿的辯證方法，即使是日後的馬克斯亦不免落入這兩種困境。 周叔迦認定這是西方哲學一路以來直到黑格爾者的辯證法的缺陷，周叔迦的觀點適當與否，可受公評，此亦暫置不論。總之，他因此認為佛教具有一種徹底的辯證法，即《大涅槃經》裏「無常偶」的上半偈，即：「諸行無常，是生滅法」（此無常偈在《仁王經》裏也有提及）。 「諸行無常，是生滅法。」說明一切精神和自然現象都不是永久不變的。生滅，是「生、住、異、滅」大乘法相宗﹝唯識宗﹞色心之法體四相變化的省文。生滅法外表看似和黑格爾和馬克斯的辯證法無異，都屬抽象真理及隱含著自我否定等矛盾，骨子裏則不然，因為生滅法的生，是因緣和合的有為法，滅，則是因緣離散的無為法，即涅槃法，涅槃法是言語道斷，心行處滅的﹝永明延壽《宗鏡大綱》卷一，問答事第二﹞職是，生滅法便逸脫了抽象思維及自我否定的藩籬。周叔迦在其《唯識研究》（民七十七年，慧光文庫印經會）裏對此各種辯證法有所比較及駁難，但沒有講得很詳盡。要說得透徹明白，最好把無常偈整首拈出，無常偈下半偈是：「生滅滅己，寂滅為樂。」生滅法這時便清楚標舉出，來到了一超越語言文字及意識思維的境界，依唯識學，這叫「無分別智」或「大圓鏡智」，使得佛教的辯證法與至此是既透徹又圓滿。而無分別智或大圓鏡智現前時，即能遠離一切虛妄雜染，內證一切諸法的平等，善觀諸法的自相和共相，達到「無間無斷窮未來際，如大圓鏡現眾生象。」因此，我冒昧提一建議，即無其用禪宗，或不如用唯識學的「無常偈」收滅法的辯證法，來解釋紅樓夢那「諸行無常」的流轉異變，以及賈寶玉出家為僧「轉（染）識成（淨）智」的轉依義。 劉再復稍作沉吟，回答以「我總覺得唯識學名相太多。」而未再進一步說明。想是以唯識學名相多，而和以文字為贅疣禪宗互不搭軋吧？ 課堂上，劉再復教授再次重敘《罪與文學》裏的論點，即把賈寶玉比喻成基督般的人物，而其來到大觀園一遭，從其參與群芳薈萃到眾芳蕪穢，終於遁世出家，歸反太虛，是一個懺悔和救贖的過程。我個人的看法稍有不同，即以賈寶玉譬基督恐為不倫。說賈寶玉來世一遭是「還債」，這屬世俗語言，說賈寶玉具基督罪及懺悔意識的「救贖」，因有著確切的宗教意義指涉，則恐怕不堪允當。償債的前提是人倫道德，「救贖」則在「罪」的前提而說。而基督教的「原罪」其本義並非人倫道德的闕如，卻在於背離了上帝。 更何況，以儒家倫理為主體的中國人內在心性裏，「懺悔」這項意識怕或竟是付之闕如的。 劉再復教授想了一下，說：「是沒有。」其實在他《罪與文學》第八章〈新文化運動中的懺悔意識〉文中，就有這樣一段借鑑於梁啟超《自由書‧國權與民權》而歸結出的認知：「帶有罪惡感的懺悔意識的產生是近代的事情。一八九五年中國在甲午海戰中被自己所看不起的『蕞爾小邦』日本打敗，便產生了巨大的恥辱感，同時，也就產生了『自悟其罪，自悔其罪』的懺悔意識。」依我個人之竊見，甲午之戰敗北，中國人產生了恥辱感是有的，緣於「恥辱感」意識原為中國儒家所固有，然而如說寢尋而成了懺悔意識則未必；此二者看似相近實則判異。因「恥辱」歸依於外在職責或說倫常人際關係，而「懺悔」則緣於偏重一己內心心性的悲悟。再者，曹雪芹書成紅樓夢在中日甲午海戰前，把罪及懺悔一題套用在賈寶玉身上無疑便成了莫須有。依我看，近代中國，到了魯迅才懂得懺悔，收錄在其《吶喊》、《徬徨》兩本集子裏的二十五篇短篇小說，屢見充滿懺思惕省，其悔懺非止於個人的，卻是民族性的，對整個中華民族自我桎梏的愚眛作出一次次的自我痛擊。 懺悔意識原非中華民族心靈所固有。「懺悔」一詞，源自南來佛教，此由兩字所組成，「懺」原為「懺摩」（ksamayati）之略，意為請他人忍恕我；「悔」原名「提舍那矣」(csayati，或Desanakaraniya)意為陳露已之罪過。懺是梵語特有，悔才是華夏中土之言。即如《易經‧繫辭上傳》：「憂悔吝者存乎介，震旡咎者存乎悔」，又如張載《正蒙‧有德篇》：「歸罪為尤，罪己為悔」者是。故懺悔一詞實係梵漢合造之譯語。儒家、佛教、基督教都有「罪」、「懺悔」這樣的意符語彙，但其意指所涉其實各有所本。罪(sin)，在基督教語彙，是個宗教用語，意指疏離於上帝或實存；在佛教，是指因無名染識而帶來的罪業，因是與身俱有的，所以也有原罪的意思；在儒家，以其說懺悔，毋寧說愧疚，以其說罪，毋寧說過失──是指有虧於自我良知、人倫義理的過錯或惡行。            這樣看來，賈寶玉並沒有基督教的悔罪可言乃可確定。曹雪芹讓賈寶玉出家為僧，又讓其出家前先中舉求取功名，藉以盡其儒家倫理，又在小說中拈出「色」、「空」等語，紅樓夢便成了結合儒、釋兩道色彩濃厚的文本。如以賈寶玉出家為事涉懺悔，作為一種譬喻說詞或許可以，不宜視之為基本文本。「懺悔」係借自佛教，回歸以儒家倫理為主體的中國人心靈，我們有的確是那自覺虧於倫常義理的「愧恥心」。 相對於基督教的罪之救贖、佛教的懺罪法，中國人對愧恥其實也自有一套自成體系的心性方法論。唐君毅《中國人文精神之發展》一書特闢兩個章節：〈我們的精神病痛〉、〈論精神的大赦（上）（下）〉來闡述此一題旨。我們不妨這麼說，華夏民族缺欠諸如西教或佛教的懺悔意識，或並不表示孰優孰劣，中國人自另有一套安身立命之道，其中之犖犖大端者，普遍為眾人接受者，是為思孟之心性系統。這個系統上承孔子，撿擇其部分心性論，再結合中庸易傳，下及宋明儒，走的是「以理（義理）言性」的先驗超越論，得以建立起一道德實踐的可能依據，並成為儒家以及中國人心性論的主流。儒家雖主性善，具良知良能，但亦以人有一苦罪，這一苦罪，大體上，是以「人格缺坎」的觀點去看待之的。換言之，即僅視苦罪為人之善性之未能實踐，而並不承認苦罪為人之本體所原有。這點基本認知，便判異於基督教和佛教。但也因為既不以苦罪為吾人之所原有，便相對地，對治此苦罪之悲悔、懺痛即不能一如基督教和佛教心靈那樣深劇。更確切地說，儒家雖亦以人有一苦罪，但此說或恐只是一抒意，就如同唐君毅說「赦免」、「大赦」，但此二語彙和基督教赦罪之赦並無同義處。此時暫說儒家以人有一苦罪，但此苦罪卻肇端於人格之缺陷、之未能圓滿。而我們面對這種或說苦罪，或說缺陷之際，又如何挽救、消弭呢？儒家的方法論即行「反求諸己」之教，藉以在一己內心求精神上的自我大赦。即儒家深信人人具有一超越罪苦之良知仁性，此良知仁性如未能充足於人格，如有缺陷，則愧恥心便滋然而生。故儒家有的是這份慚恧羞恥的憂患的心，但並不如何惶懼一如基督教與佛教者，端在於儒家秉具有一份自信，深信人之良知使各人皆可藉「反求諸己」來自我赦免。唐君毅〈論精神上的大赦〉發表於《民主評論》民國四十四年二月份，在同年同月的十六、十七日兩日，隔岸的巴金出席了中國作家協會上海分會理事擴大會，傳達了中國作協主席團會議關于批判湖風文藝思想的決定。真正的鬥爭尚未展開，但唐君毅竟預知了日後的悲劇，他看出中國知識分子日漸失去反求諸己的能力及精神，卻將過錯轉而責求他人，共產黨鼓勵批鬥他人，逼令人人彼此鬥爭，是以理性為外推，即變本加厲斲喪了中國傳統社會中那以理性內用，「反求諸己」、「責己不責人」的精神文化命脈。（四之一）

  雖然出生的年代正是神州陸沉、整個大陸陷入兵荒馬亂時期，先父為逃避匪寇追殺避居香江，筆者便在香港九龍啟德機場旁的難民窟出生，如今回憶起來已是五十多年前的往事，當時的局勢正是風雨飄搖、人心惶惶，尤其對於流亡到香港地區的中國人而言，更是心情悲憤，有家歸不得，所謂「國破山河在」，正是當年流亡到香港的中國人最佳寫照。 出生在香港九龍，當時的生活條件相當惡劣，許多六、七年級出生的讀者，絕對無法想像在難民窟裡討生活，是怎樣的日子？由於是流亡生涯，住在難民窟茅草屋內真是冬冷夏熱，不過只要能遮風擋雨就心滿意足了，白天利用天微亮時分，走到豪宅大門旁的垃圾堆裡翻找剩菜殘渣，再拿回去洗乾淨煮來吃，記得有一年住在調景嶺難民營茅草屋的嚴冬，不幸突然發生火警，風助火勢，很快的將難民營上百間茅草屋全部燒燬，難民們眼見賴以居住的房屋被匪徒一把火燒焦，都有欲哭無淚的悲傷，沒地方可住只好睡在騎樓下，天方吐白見到路人行走，立即將床單草席捲起，又是一天乞討生活的開始。 那些日子物質條件相當差，先父更因身為國民黨籍廣東省揭陽縣一縣之長，在大陸淪陷後，為免遭中共屠殺，帶著媽媽千里迢迢逃亡到香港，可以想見逃難生活是苦不堪言，擔驚受怕，能有一口飯吃已是非常難得，由於是在乞討，有一餐沒一頓是稀鬆平常事情，如今回想起當年在香港那段淒風苦雨的日子時，仍相當感念先父堅忍不拔、不被惡劣環境擊倒的大無畏精神，出身黃埔軍校的老爸，血液裡流動的是不向惡劣生活低頭的勇氣，他嘗言：沒有吃不了的苦、只有享不到的福。 在香港渡過數年物質條件相當惡劣的生活後，先父透過在台關係取得先行返台機會，然後再想辦法將媽媽及我們姐弟等眷屬設法從香港接到台灣來，我們搭乘安慶輪抵達基隆港，看到台灣同胞穿木屐、領美援物資、住鐵皮屋，生活十分清苦，剛到台灣語言不通，在新竹西門國小就讀，美麗的盧玉秋老師特別照顧，讓筆者留下相當深刻印象，因此在幹校就讀時，曾前往新竹市探望她，師生情誼數十年不曾改變。 曾經讀過「受苦的人沒有悲觀的權利」這句話，在香港九龍出生的年代，物質生活水準當然相當惡劣，儘管日子過的如此艱苦，但先父為黃埔軍人出身，「打落牙齒和血吞」，那種迎向惡劣環境永不低頭的勇氣，便成為筆者學習的榜樣，記得當時年紀小，在先父堅實肩膀庇蔭下，並不感到孤苦無助，不過正因為在相當艱困的環境中成長，對於生活與生命的體驗與意義，也比同年齡朋友來的早熟，因此在未來漫長歲月裡，遭遇到任何橫逆，都能含笑因應，坦然面對。

  那晚，何暢打電話告訴我，陽泰電影公司拍攝一部開拓東西橫貫公路的戲，他任導演，想邀我飾演榮民老趙，戲雖不多，卻充滿矛盾與衝突。何暢盼望我應允下來。我看過電影劇本，產生興趣，為了演好這個角色，我預先作了筆記，拍片時，我聽到那位曾跟我鬧矛盾的段工程師不幸殉職，強忍著無比的懊悔與悲痛心情，我步履蹣跚走到隧道前，隨著一聲「段工程師，我老趙跟你抬槓，對不住你啊！」一頭撲倒在地，雙手捧起散落的沙土和碎石子，顫抖地送到嘴邊吮吸著，悲淚盈眶。何暢拍過我這一場戲，滿意地說：「太棒了！你的演技充分表現出軍人的偉大品質。」  　　但是這部影片在台北上演不到三天，倉促下片。片商早已作了結論：沒有俊男美女煽情戲，如何吸引青年觀眾？電影公司為了爭取觀眾，迎合觀眾的低級趣味，學習香港拍攝武俠片、鬼怪片以及煽情影片。 　　何暢有一次跟同事談起國產影片前途，他長嘆一口氣，「咱們拍片子簡直是胡鬧，殺時間，糟蹋膠捲兒，破壞民族藝術，咱們真是罪人！」他的牢騷引起同事的強烈反感。有的暗笑他的痴呆，也有人當面頂撞他：「你認為國片前途黯淡，你可以捲鋪蓋走路啊！」 　　何暢把他的苦衷告訴了我，我勸他既然阻擋不了電影商品化的大潮，何不轉往香港電影圈發展？年近半百，轉業已經遲了，乾脆就在電影圈混下去吧！ 　　何暢去了香港，我有些反悔，我的建議是否正確，對於他的前途是好是歹，我茫然不曉。何暢在信中隱約告訴我，香港是自由民主的港口，兩岸書報皆能看到，這是使他大開眼界的理想地。何暢認為住在台北，浪費了幾十年大好光陰，看武俠小說、言情小說、喝淡而無味的咖啡，講似是而非的廢話，讓他虛度了青春年華。何暢的話說得中肯，一個人終身未婚，或沒有交到知己，毫無遺憾；遺憾的是跟志不同道不合沒有共同語言的結為伴侶，倒不如單身輕鬆愉快。何暢說的是智慧的語言，但我依舊勸他趕快找個伴侶，結婚成家，否則過了五旬，心理和生理發生變化，便無幸福可言，只是結束散漫無章的單身漢生活而已。 　　為了醫療問題，我和余敏遷居台北。她不幸患了類風濕性關節炎，我則得了高血壓症。每月去醫院四五趟。生活上最大的愉快，則是晚間撥打電話，聽一下兒女的生活動態。李鹿和簡珍婚後，依然住在太平山麓。

　　余敏有時埋怨我偏心，把感情全部貫注在鹿的身上，卻冷落了她。我聽了只得付之一笑。她說這就是資本主義社會的畸型現象，為了賺錢，豢養的動物比親屬看得重要。是的，我捨不得賣掉鹿，每次賣出數隻鹿，都像賣掉自己兒女，難捨難分。換來的是一捲骯髒的鈔票，有什麼感情？年紀漸長，我不能豢養那麼多的鹿隻，因為精力消耗過多，我不能過份貪心了。 　　那年秋，我在宜蘭買了一幢公寓樓房，附近有醫院和菜市場，交通方便，空氣清新，是理想的住家環境。我把經營鹿園的業務交給經理，偶爾也開車去鹿園。不料，年屆四旬的余敏竟然懷了身孕，我每日戰戰兢兢，如履薄冰，破腹生下了雙胞胎，一男一女，讓人喜出望外。我打電話向老船長報喜訊，老船長帶著夫人，駕著雪佛蘭轎車來了宜蘭，探望剛出世的外孫了。 　　余敏哭了。 　　「哭啥，這是喜事啊。」父親安慰女兒。 　　繼母抱著一對嬰兒，親暱地凝望丈夫：「趕快給兩個金孫取名字吧！」 　　老船長從皮包中取出兩個厚重的紅包。昨天接到電話，他尋思了半夜，為了紀念山水明媚的宜蘭，他給男孩取名李鹿，女的取名李蘭。姐姐李蘭，弟弟李鹿，好聽也好記，躺在病床上的產婦滿意地笑了。 　　亞熱帶海島上的嬰兒發育最快，眼看他吃奶、走路、揹著書包上學；轉眼工夫，他們已長大成人搞戀愛了。我養鹿三十多年，賺了不少鈔票，原打算把鹿園和鹿隻盤讓出去，但是始終難以實現。李鹿進了農專畜牧科，為的就是繼承我的衣缽。起初，余敏極不贊成，可是李鹿對於養鹿很有興趣。他是科班出身，不像我養鹿是摸著石頭過河，浪費了不少精力和時間，他是按照書本上的科學的經驗總結，理論和實踐相結合，他養鹿的前途一定希望無窮。 　　李鹿農專尚未畢業，便作了長遠的養鹿計劃：他想在鹿園建立一座「鹿博物館」，作為宜蘭觀光景點之一。館內有各種的鹿，麋鹿、麂鹿、馬鹿、駝鹿、馴鹿、獐、麃、水鹿、梅花鹿、白唇鹿等。同時修建鹿棚，開設門市部，經營各種鹿茸產品。李鹿講得頭頭是道，我們聽得捂嘴偷笑。剛扔掉奶嘴幾天的毛孩子，為啥搖身一變成了養鹿專家呢？ 　　李鹿走出校門，便經營鹿園，原來的兩位助手，提高工資，他引進一位同班女同學簡珍，專門推展建立「鹿博物館」業務。我成為掛名的負責人，一切規劃開支都交到李鹿身上。   簡珍的父親是農專畜牧科教師，她功課好，業務熟悉，原來有留校服務的機會，但是她聽了李鹿的甜言蜜語，竟然來我家鹿園工作。我警告李鹿，千萬不要欺騙人家，要尊重同學的意見，絕不可擺出老闆的架子，李鹿哼而哈之，不知道是聽進耳朵麼？ 　　李蘭大學畢業，通過托福考試，到了美國加州柏克萊大學進修。臨別，我囑咐女兒做一件事，到了美國安定下來，先給石寨村的菊花聯絡，問候她的生活情況。等我再通知她進一步做法，每月寄美鈔二百元，讓她維持生活。李蘭出國，家裡非常清靜，鹿園的業務交給李鹿管理，我深居簡出，每天養雞種菜，過起陶淵明式的田園生活。

  阡陌之間堆疊著繽紛的生命色彩，即使僅與稻草人交遇談心，也會相信走過的歲月，耕耘與收穫皆呈正比顯示，當你凝望、嗅聞那飽滿的籽粒，成熟的慾望遂輕易擄獲了你，這是大地生養的奧祕，沒有人能夠替代，那令人喜悅的名字雖然小而輕巧，卻充滿豐潤的美感。

  環境可以塑造一個人的習性，這是每個人矇著眼睛也知曉的。一如晴空上的炎陽，向大地吐著火舌，人也就薄衫短褲，理所當然的在樹蔭下納起涼來了。科技化的浪潮，為九十年代的金門帶來了生活上的豐裕，但聲光化電的觸角也如洪水般，吞噬淹沒了每一個孩子的心靈。孩子耽溺在電腦裡的時間越來越長了，少了體力磨鍊的虛擬世界，折了他們與人溝通的羽翼，亦戕害了他們生活磨練的雙足。 五十年代，金門，參差的閩南式屋舍聚集成一村落，村裡雞犬相聞，一片昇平祥和。村郊外，方整的田壟，井然有序的栽種著適時的農作果蔬。春天播了花生、玉米、高粱、……，收割了高粱，拔了花生，換成了夏季竹架上攀藤的角瓜、菜豆、……，芹菜、菠菜、蒜仔、……，為寒冬的餐桌增添了暖香的郁息。四季蔓藤滿地的地瓜，更是飯桌上的熟面孔。孩子像小跟班似的，假日課餘，亦步亦趨的尾隨大人身後，幫忙撿拾地瓜，種玉米，拔雜草，儼如出師的徒弟，是師父身旁得力的助手。識得了四季蔬菜的栽種，也深諳五穀雜糧的分辨。 清晨，太陽尚未露臉，村郊外，清澈見底的小溪邊，已見村婦在洗濯衣服，小孩在一旁抓魚捕蝦。談笑聲、戲水聲與潺潺的溪流聲，譜成了一首人與大自然的協奏曲。田陌間，輪番成熟的各季野果，桑葚、葡萄、芭樂、龍眼、……，是孩子幫忙農作後解饞的點心，除了練就一身爬樹採果的矯健身手，更紮實的上了一堂野外的自然課，熟識了各種野菜蔬果。 午后，太陽像個火爆浪子，要把大地蒸發似的。廣場上曝曬的五穀，晾衣繩上，五彩的衣服隨風招搖，咕咕遊走的雞鴨，正忙碌的穿梭其間覓食。樹蔭下，有的泡茶、聊天，有的專注著下棋。廣場另一角，三兩個村婦正接頭交耳的聊著，小孩追逐嬉鬧其間，有的辦家家酒，有的跳房子、捉迷藏，在喧鬧的互動中，學會了與人溝通的技巧。 黃昏，西方的絢霞紅到山脖子根，一時炊煙裊裊。沙飛的廣場上，頓時成了孩子遊戲的天堂，追逐嬉鬧聲把村莊喧得沸騰起來。太陽連打數個哈欠後，「小紅！雞鴨關籠了沒？」、「阿華！衫收啊沒？」、「阿展！牛牽回來了沒？」……，一聲聲、一句句的叫喚聲，沿路迴響著。遊戲散了，嬉鬧聲中止了，孩子百般不捨，但都能知趣的收拾貪玩的野心，一一的回家。貧困的農村生活，一張大床擠睡數個兄妹，一個雞蛋數個孩子分食，雖然缺了口腹之慾的享受，卻也練就了懂事成熟的習性，深諳人事輕重，在力爭上游中，個個知道人世的艱辛。在每雙堅毅眼神的背後，張張都是知足又燦爛的笑容。 夏夜涼如水，一家人坐看滿天星斗，聆聽牛郎、織女鵲橋相會的神話故事。三兩同伴秉燭夜遊，一探黑夜的魔窟，到溪邊釣蝦、捉青蛙，偷採香瓜，再一路笑鬧著回家。沿路提燈的螢火蟲，為黑夜驅走了魑魅魍魎。阿兵哥營區露天的免費電影，是晚飯後期待的饗宴，豐盈了童年的心靈。 未曾被聲光化電洗禮的孩子，靦腆中帶著憨厚樸拙，生活雖清苦，卻有著多彩的童年時光。科技褓母餵養長大的一代，雖然有了豐裕的物質享受，但在電腦、電視「綁架」之下，卻成了四肢不勤、五穀不分的憨兒。都是叫人心疼的孩子。

　「立夏」是一季的開始，曆曰：斗指東南維為立夏，萬物皆已長大，故曰立夏。又云：太陽過黃經四十五度，夏季開始。曆志顯示，每一個節氣的日子，都是南斗所指的方位。前述的幾個節氣：斗指東北維為立春，斗指壬為雨水，指丁為驚蟄，指壬為春分，指丁為清明，指癸為穀雨。而最令我們感到深奧淵博的是，幾個主要的節氣方位，都不是我們平素認知的東西南北或甲乙丙丁，或乾坤兌離。實際上立春在東北，立夏在東南，立秋在西南，立冬在西北，乾天在西北，干支戌亥，坤地在西南，未申，兌在正西，庚辛金，離在正南，丙丁火。俗稱「子午線」的子是正北壬癸水，午為正南丙丁火，正中為戊己土。有關四時、四方、五行、八卦與干支的排列組合的堂奧，自有專精人士鑽研，不必我們門外者費心。 立春以後下的雨叫「春雨」，立夏下的雨則稱「夏糜」，先民大概認為春雨只利播種，立夏之雨正值穀物成長、成熟的關鍵時段，珍貴的程度不遜我們三餐的主食。早年鄉親三餐進食稱為「食糜」，相互間的問候語常是「食糜未？」可見立夏之後，天上的降雨在鄉親心中的重要份量。也正是水資源有限的家鄉金門，對大自然無可取代的依賴中透露的無奈。 禮記月令篇：孟夏之月…其日丙丁…螻蟈鳴，蚯蚓出，王瓜生，苦菜秀，…靡草死，麥秋至。是月也，以立夏，先立夏三日，大史謁之天子曰：某日立夏，盛德在火。天子乃齋，立夏之日，天子親率三公、九卿、大夫，以迎夏於南郊。 立夏、小滿的初夏，緊連著清明、穀雨的暮春，在一年中是屬於寒已退，颱未起，有點濕濕涼涼，溫溫熱熱，陽光未炎，雨勢綿綿，萬物欣欣向榮，在成長中日近成熟的時段，除了三月中有「大道公暴」與「媽祖生暴」祖先留下來的兩個警示不穩定的天候外，其他日子都屬平安平順的好天時。相傳大道公與媽祖婆不知何因鬥法，媽祖婆故意在三月十五保生大帝大道公的生日，鼓風吹落大道公的頭巾，大道公也不甘示弱，特意選在三月二三媽祖生，施雨淋渥媽祖婆的花粉。天象每年都會應景地變化，顯示「暴頭」的威力，只是「暴頭」如何「報」，報前、報後、報風、報雨、報多、報少，或是「大暴、小暴」，倒沒有一定的標準。至於大道公與媽祖婆因何鬥法，是「善鬥」？「惡鬥」？「真鬥」？「假鬥」？那是神界的事，凡間弟子不需置喙。 四月，金門鄉親重視、嚮往、期待與有高度參與意願的是一年一度的「迎城隍」，這是幾百年來西半島的盛事，近年來四月十二慶祝「邑主城隍」遷治已成為金門的「全民運動」，也是吸引大批旅外鄉親與觀光客，最有規模、最有內容、最有可看性的觀光活動。許多新聞媒體爭相作深入報導，文史工作者與大專院校的相關研究所都曾作深入的主題研究。「迎城隍」已由一般的寺廟民俗活動，提升至學術性研究層次。 金門後浦的城隍，是前清康熙二十一年(公元一六八二)，金門鎮總兵陳龍(漳州人)，因原署地人口不足，特由千戶所城的金門城北門，遷至後浦原明萬曆二十九年辛丑科會元許獬故居「叢青軒」，這是清朝在後浦設官治事的開始。城隍也由金門「古地城隍廟」分爐後浦。於是將每年的四月十二訂為「遷治」紀念，也充為城隍千秋誕辰，恭迎城隍神駕巡安四境。(後浦在遷治後並未築城，但仍分為東西南北四門，俗稱為「四門城頭」。) 由於城隍是朝廷敕封的地方守護主神，香火鼎盛，為民間信仰中心。明清二朝成例，新任地方官到職伊始，即需前往城隍廟參香行禮，上告已奉旨(命)履任。往後朔(初一)望(十五)之日或遇重要事故，亦需參香祈福。父母官員對城隍如此禮敬，百姓人等自更拜服，於是，各地城隍廟都成為民眾的信仰中心。每逢壽誕奉迎神駕繞境巡安，自是盛況可期。 金門城隍稱邑主，爵顯佑伯，秩四品，職級比現任縣官高。後浦以四月十二遷治紀念(一說是廟成奠安之日)兼為城隍壽誕，巡安由四境輪流「當頭」值年，「小迎」每年舉行，巡行四境主要街路，並經過各宮廟，接受香案迎迓祝禱祈福。「大迎」三年一次，逢閏年舉行，前後三天，繞行十三鄉，規模盛大，為西半島前面勢人人樂於參與的大事。城隍出巡，對信眾是非常慎重，也非常隆重，更是非常嚴重，小心謹慎，誠惶誠恐，不許有任何疏忽差錯，不遵儀制或觸犯神忌。前數日，由值年爐主鄉老率同旗、鼓、輦及境內弟子前往庵前恩主公宮，奉請聖侯恩主及四門城頭境主神駕，前來城隍廟「作客」並共襄巡安事宜。前三日由「軍將爺」引導沿「香路」進行夜間「踩路」，向陰陽二界告知城隍爺將於某日巡安，閒雜人等，妖魔鬼怪務須及早迴避，否則必嚴加究辦，沿途污穢不潔之物及阻道障礙，亦須一一清除。同時達到安檢、淨空及熟悉香路路況的目的。儀制設計，極盡巧思週延。 小迎於午未之交，在城隍廟邊牧驢仔紅大埕「取齊」，四境「大 纛」、五方旗、輦、八座、鑼鼓隊、粧人化裝隊(馬隊，蜈蚣座)、藝閣(早年由好興者出資，雇風塵優伶妝扮古美人，坐在四人抬的無頂藝座參加遊行，出資者爭相扛抬，在男女授受不親的年代，能有稍親芳澤的機會不易，爭不到扛抬之份，常以「出錢無扛閣」自嘲。現藝閣主角已由女童取代。)及無數隨香信眾，紅大埕廣場已是人擠人。此時城隍廟前「正音」(平劇武戲)準備開鑼，軍將爺在廟埕踩路淨空，四境王爺乩童先後起駕，主事老大長老將殿中主神恭奉上輦、入轎，值年頭家依預定巡安遊行秩序，按路線先行指揮就位，待一聲鳴炮「起行」，輦、轎一一上肩待發。盛大陣容緩緩前進，井然有序。遷治前導旗、頭旗、大鑼托燈、了亞、馬上吹，將軍爺，旗牌執事、瓜、槌、恩主神轎，關聖，四王爺，接著是董排爺、文武判，「御前清音」(南管)、鄉老、道士、馬軍爺、香擔、「十音」，城隍神轎、羅傘，隨香信眾(手持三支一束耐點粗條香)，接著是陣容盛大，內容精采，各具特色的四境神明隊伍及陣頭，此時萬人空巷，爭相頂禮膜拜，為巡安的最高潮，且將本土民俗文化特色，作具體發揮，原本一般性的賽會，已引發文化資產的深耕活化。主事當局近年來亦朝「城隍文化祭」方向規劃推動。 大迎費時三日，繞行前面勢十三鄉，規模更是盛大，四月初十首日，巡安隊伍自紅大埕起行出發，經網寮由南門海仔墘出後浦，沿海仔岸而下市、後豐港、賢厝、前水頭，入金門城後，中午恭向「古地城隍廟」大城隍「請香」，出北門，而官路邊、古坵、東社、官裡、吳厝，在庵前恩主公宮上香參拜行禮後，由頂下後垵、東洲，返回值年爐主廟休息。第二天四月十一日，經許厝墓出城，巡行榜林、盤山、湖南、山灶、西埔頭、四埔，返歸值年廟休息。第三天四月十二正日，巡安後浦四境後，結束這項空前盛況的「大迎」。三十八年以後因兩岸對峙，先是登陸戰，後又砲戰，金門在無辜中淪為「殺戮戰場」，大迎已停辦。今後如有恢復機緣，香路行程恐需再行更迭。 入夏之後，應是南風送暖，萬一真要「天變一時」北風直貫，那就不幸應了「四月做北霜，討海人坐到爛尻川」，金門四面環海，有風就有涌，近海漁船屬舢舨類小噸位船隻，海相不良就出不了海，討海人以海為田，向海討生活，海上風強，海面浪大，望風搖頭，望海興嘆，只好苦等苦坐，不然又何奈？這就是討海人的宿命。也是孟夏四月的變數，最好不發生。

  余敏給了我一拳：「這些話你為啥不早說？」 　　有一次過中秋節，何暢多喝了兩杯酒，窩在心底牢騷話，脫口而出。他說所謂優秀幹部，嘴巴甜，巴結上級，討長官歡心。其次是混吃、悶睡、等死。如果你熱情，有正義感，愛講話，一定倒楣。何暢說：「大陸上鬥爭胡風，把胡風一批人批成現行反革命份子，真是冤枉啊！我讀過胡風的評論文章，他是魯迅最欣賞的文學作家，他怎麼能反共呢？這是天大的笑話。」 　　何暢這些酒話被登記在資料袋。他讀過胡風、魯迅作品，思想左傾，應加強追查其政治立場。是非只為多開口，煩惱皆因強出頭，何暢實不該多喝兩杯酒，更不應該賣弄自己文學知識，結果惹出了麻煩。否則，何暢一定成為當前國軍的著名表演藝術家。 　　何暢三年前，有人介紹他去香港卲氏電影公司拍攝一部電影故事片，待遇不錯。何暢和那個經紀人在台北西門町藍葉咖啡館會面。何暢當面婉拒此事。經紀人喝了一口咖啡，不解地問：「何先生，請你告訴我，你即非現役軍人，也不是政府公務員，你去香港有什麼顧慮？」 　　「我雖然沒出過國，但對香港也瞭解一些。香港親共份子很多，我不能沒有顧慮。如果老共把我綁架，或是暗殺，那不是瞎子打碎了賣碗的─打了白打？我在台灣軍中作過政工隊員，而且做到陸軍上尉，我不能草率行事，我不能答允此項決定。」何暢坦率地說。 　　對方實在忍俊不住，噗哧笑了！他從來沒見過如此愚蠢、呆板而固執的人。他在九龍半島上，渡輪上，每天碰見國共兩黨離職的官員、將軍和黨政領導人物；他在茶座、飯館見過張國燾、張發奎、衛立煌、關麟徵，以及戴墨鏡的老軍統特務，哪一個伸出手指頭也比何暢的腰粗。那人暗想：「這個人腦筋僵化了，國民黨訓練成功，如果早這樣，怎麼會失去了大陸？」 　　何暢創造的《水滸傳》中的英雄形象，比我筆下的劇本宋江，有生命與性格。何暢讓觀眾認清了宋江的身世背景、時代環境以及不幸遭遇，和埋藏在他胸中的窩囊氣。何暢的戲沉著穩重，不賣弄、不誇張，他努力地再現了北宋年間梁山水泊的宋江形象。那日，我和余敏在宜蘭電影院看這部影片，何暢的優異表現，使我們倆淌下了感動的熱淚。 　　這部影片在台灣造成了轟動，而且香港及星馬地區賣座奇佳，陽泰電影公司邀約我去擔任專業編劇，為了余敏，為了宜蘭，為了我豢養的鹿隻，我是不會轉業的。住在風光秀麗的太平山麓，我跟余敏過著甜蜜的幸福的田園生活。正同馬致遠在〈漢宮秋〉裡描寫的唱詞：「你便晨挑菜，夜看瓜，春種穀，夏澆，情取棘針門，粉壁上除了差法。你向正陽門改嫁的到榮華……」唯一感到遺憾的，余敏因先天性陰道狹小，不能生育，中醫稱為「石女」，亦稱「實女」。余敏曾去婦產科求診，醫師說可以動手術治療。我不同意她流血住院，這是封建自私的觀念。何況健壯的男人和石女行房，雙方享受到難以形容的情趣。   何暢為了邀約我去台北陽泰電影公司，曾來宜蘭數次，起初我嘴上拒絕，心裡卻開始動搖。余敏一直保持沉默態度，但是何暢走後，到了決定的時刻，余敏才道出她的心事。她的父親為了女兒演戲，引為恥辱，作船長的心目中，搞表演藝術的男女，狗皮倒灶，男盜女娼，船長已和愛女脫離了父女關係。若是我再飛蛾撲火，投進影劇圈去討生活，船長一定會氣得血管賁張，一命見閻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