只是當時的他苟延殘喘、心有餘而力不足，只能眼睜睜看著她受苦。如今，既然她鐵了心要去金門趁食，特地前來求他在同意書上蓋章，他也只能選擇成全，更不敢冀望她寄錢回來給他「食薰」，或許只是一句安慰他的客氣話而已。至於往後的命運是好是壞，終究只能看她自己的造化了，他老人家又怎麼幫得上忙。   當紅蝦帶著相關證件到台北廈門街找到杜先生時，的確讓杜先生感到訝異。在那個年代，會動念到金門「趁食」討生活的，幾乎都是一些姿色較平庸、在台灣混不下去的風塵女子。因為金門島上駐著十萬大軍，為了宣洩壓抑的生理需求，當他們買好票在侍應生房間外等候而輪到他時，便快速地往房間裡跑，哪管什麼對象，反正都是女人，也不像台灣的綠燈戶，小姐排排坐任君挑選。   眼前這位紅蝦正值青春，容貌姣好，生得豐腴、氣質又端莊，怎麼看都不像會淪落風塵的人。杜先生不禁想，這姑娘背後一定有一段不足為外人道的傷心往事，但這與他這個召募人毫無關係，他既不便多問，也無意探聽。因為他明白，風塵路冷，少問一句是規矩，也是慈悲，他無意去探看人家的傷疤。   他受金防部承辦單位的委託，經手侍應生召募已有多年，閱人無數，什麼樣的風塵女子沒見過？對他而言，只要對方繳齊身分證件、簽下同意書，再通過治安單位的安全查核，看在每召募一人便有一千三百元召募費的份上，不論高矮胖瘦、妍媸美醜，他都會照章辦事，代替她們向金防部轉警總申辦金馬地區的出入境手續。至於她們到了金門特約茶室後，票房是冷是熱、是好是壞，全憑她們謀生的本事，那便與他毫不相干。   不過，像紅蝦這樣身材勻稱、姿色過人的女子，一旦進了特約茶室，勢必會掀起一陣狂潮，在阿兵哥口耳相傳下，怕是天天都有接不完的客人。只不過，普通的士官兵想買她的票，恐怕還得再等等。依特約茶室不成文的規定，凡是年輕漂亮的新人，往往會先分發到「軍官部」服務；直到她們在歲月中逐漸失去光彩，有下一批新血輪替時，才會被調往「士官兵部」，去應付那些階級較低的士官兵。但既然軍官部的侍應生年輕漂亮，相對地，票價也高出士官兵部許多。套一句商場用語，或許就是所謂一分錢一分貨吧。   然而，彼時在風塵中討生活的侍應生，個個都練就了一身獨特的謀生本領。儘管外貌是多數消費者的首要考量，但閱歷豐富的老士官，反倒偏愛年歲稍長的侍應生，看重的正是她們風月經驗老練，更能溫柔體貼地滿足他們的生理需求。相較之下，那些二十出頭的充員戰士，往往被售票處旁張貼的「玉照」所吸引。   他們誤以為其人就像照片中那般年輕貌美、青春艷麗，殊不知那些影像多半是數年前的舊照，部份侍應生早已韶華逝去、人老珠黃。待進了房、見了真容貌，才驚覺上當。但既然已購票、又不能退換，在不願平白損失的心態下，充員兵也只能硬著頭皮將就了事。畢竟，他們進出此地，無非是為了紓解在軍中壓抑已久的生理需求，而非尋找終身伴侶。甚至有侍應生高喊：「小弟，輪到你了！」而引來笑談。實際上，那些充員戰士入伍時只不過二十出頭，而侍應生多數都可當他們的大姊，所以叫他們小弟也剛好而已，並沒有佔他們的便宜。（六）

  傳教士攝影中呈現的金門人，如今可能已經遺忘冷戰美援的滋味與視覺記憶，他謙卑地面對災難、逃難、疏遷、貧窮種種日常生活的符碼、留下滅共保鄉背後的容顏、中介美台軍方與社團資源，筆者發現金門鄉土作家（如陳長慶）保留舌尖上的記憶再創作。1960基督教傳教士薛培德牧師也留下不少金門圖像，與羅寶田神父留下傳教士雙線並行的金門圖像，互相呼應，後人努力，將之列入國家記憶庫，羅神父傳教士攝影卻缺少完整編撰典藏。金門的貧苦飢餓曾經刻劃在金門人的記憶中，如何編碼、儲存、典藏、檢索？筆者以傳教士攝影為底圖像化，用以闡釋則引用了金門日報、正氣中華報六百多則新聞和金門駐地記者的報導、地方文獻、金門學、口述歷史深度訪談等，讓戰地的相機、鋼盔、醫療紀錄、教堂、診所與冷戰環境對話，拼湊一個苦難年代的人道圖像。 　　羅神父凝視金門，金門人也回望羅神父，他們如何形塑這位洋菩薩？本書用參與式傳播理論，拆解地方媒體、菁英、教會、地方鄉鎮如何共構顯影這位洋菩薩，透過聲音、報紙、網路、出版、典藏、創作、書寫金門人對羅神父的記憶。羅寶田紀念園區則以環境博物館的概念具象化了洋菩薩的記憶，用景觀實體說明念形塑一位平凡苦行傳教士生命圖像，沒有顯赫的背景，傳達只有愛與和平，這恰恰是當前所需，這樣的精神從冷戰一直延續下來。 　　本書的占一半篇幅的重點，是書寫後冷戰金門（1992）如何生成新閩南圖像，不限於攝影，形塑意象的文本涵蓋媒體、文學、文化、攝影活動、地方藝術、金門學等，皆可視為多重複本，探討這些文本如何形塑島嶼意象。筆者關注地方政府如何以文化觀光取代軍事化的民主化蛻變為主軸，庶民敘事在各種文本扮演顯影新閩南文化重要腳色，或高雅或俚俗，或具象或抽象，或行銷或公關，在在連接戰爭歷史與鄉愁記憶，不離不棄。為深化研究乃用文化場域理論，從媒體報導解嚴，形塑金門民主覺醒的圖像，解構反共文宣在牆上的剝落，背後凸顯政治文化與宗族文化的機轉，過渡到後冷戰時代，冷戰官僚依然如陰魂飄盪，聚而又散，散而又聚，歷史雖告別冷戰時代，但政治文化心態則未必如此。 　　緊接著金門文化政治菁英，形構一場又一場文化復甦的盛宴，塑造新閩南鄉土意識。筆者針對攝影、文學、出版、音樂、影視、文藝活動等，檢視風土人文攝影風格興起。也從鄧麗君的勞軍形象、金門文工團的樣板歌舞，過渡到遍地KTV的庶民娛樂；也檢視後冷戰的庶民生活攝影專家愛好者形塑現代金門扮演競爭的腳色。而軍中文學家的今昔定位、在地鄉土作家興起、人文藝術多彩繽紛、歲月靜好形象的島嶼形象塑造，讓島嶼意象神形，俱脫胎換骨。重要的是金門地方學發展是根骨，在地菁英與專家學者孜孜不倦，重新思考匯聚民俗、歷史、建築、社造、環境與氣候等領域，已顯學術啟航之象。多虧諸多地方菁英辛勤奠基，在地田調、收集資料和轉化書寫，跨越歷史與地域展開對話，厚積薄發後冷戰的金門圖像，不使其世俗化和庸俗化。而尊重地方，包容邊界，愛和平的圖像主軸，從冷戰時代由羅寶田傳教士攝影以來，默默地延續下來，順民中也開始有反骨。 　　後冷戰的金門圖像，看似擺盪在身分認同的政治正確蹺蹺板，忽左忽右、合而不同、離而不散。後冷戰的風土攝影形塑當前金門視界，形構美麗清新的家鄉容顏，沒了砲火，適合每年來此隱遁放空，呵護著一方精神之鄉。然而，地方媒體、求學者、在地出生者、來此服役者、後來移居者，追索著「誰是金門人」的身分，已經促使金門從變化的容顏中追求「共相」，呼籲從老照片中尋找新認同，甚至以出生時空截點來標誌身分，銜接後冷戰出生者肚臍的正統性，甚至福利的發放標準。 　　時至今日，冷戰的幽魂圖像飄盪在金廈海域之間。當前金門人在兩岸統獨和藍綠對峙中，更多尋找和平中立區，思索一方淨土的圖像。年輕族群不把藍色板塊視為當然，鬆動且漂浮在數位網路認知作戰煙硝中，跳脫父祖輩的政治刻板印象，民情意象在統獨鞦韆中左右搖擺，民心圖像反映變奏的旋律，重新思考庶民影像敘事所蘊含的人地關係及常民生態知識如何回應當代邊界的危機感。而宗教圖像恰巧超脫這一切，不分藍綠是人神信仰的共相。各個時代雖因時勢造英雄又造神，以求國泰民安和護衛家園，是庶民共同的想像，神佛超越人間恩怨，金門的諸神早已納入新舊閩南想像，一體多型，各自安好，而視覺實踐跨越彼此壁壘，不問黨派，來者都要拜。年輕新生代可以擲筊抽禮品，但是要擲筊選邊站，任由機運跨越現實疆界，卻言之過早。民主教育下，我命由我不由天；金門島嶼意象，仍在變化中。   黃乃琦（2026）。《島嶼意象變奏曲：從冷戰傳教士攝影到金門庶民影像傳播（1950-2010）》。（新北市：輔仁大學出版社，2026.10），頁數：808。ISBN：9786266503004。   作者簡介：金門沙美人，輔大影傳系副教授暨傳播學院副院長、輔大媒體中心主任、輔大之聲台長、前中視新聞部助理總監。（下）

  為了逃離眼前這個人間地獄，不再受老鴇的凌虐與無度剝削，她咬牙下了決定、準備遠赴金門。用自己青春的肉體，去撫慰那些勞苦功高的三軍將士；當然，這是一筆各取所需的交易，將士們也得付出應有的代價，並非是免費的勞軍品，這樣才公平。   然而，心動歸心動，若真要成行卻也困難重重。金門不僅是前線，也被視為是反攻大陸的跳板。在長期實施戰地政務的嚴格控管下，各項單行法規森嚴，連當地居民的出入境都處處受到限制。百姓若想前往台灣，除了要有正當理由，還必須填具出入境申請表、尋得保證人，再經由縣政府層層轉送警備總部核辦；在那個戒備森嚴、以軍事安全為首要的年代，除了「軍人之友社」年節的勞軍團，或是旅外的歸國學人，抑或是救國團舉辦的「戰鬥營」，一般台灣民眾，若想踏上金門這座島嶼，更是難如登天。   這讓紅蝦不禁想：那些前往金門特約茶室服務的，無非是些歷盡滄桑、流落風塵、命途多舛的台灣女子。在那個同病相憐的圈子裡，消息互通極快，只要私下打聽，再透過姐妹們相互牽線，不難探聽到前往金門的管道。否則，若沒有專人幫她們辦理繁複的手續，再協助登記船位並引領上船，在這戒嚴時期，她們縱使插翅也難以渡海，何況還得搭乘海軍的登陸艇，再承受二十餘小時的海上顛簸，才能抵達金門。   於是經過多方打聽，她終於得到了確切線索：必須先到台北廈門街的「江淮旅社」，找一位專門負責召募侍應生的杜先生，他也是特約茶室官方聘任的台北召募站負責人。不過，並非見到杜先生便能立刻成行，後續還有一連串嚴格的行政程序，申請者必須檢附身分證、同意書、健康證明書，養女還要經過原生父母的同意，再接受保防單位的身家安全調查，唯有確認身家清白、毫無安全顧慮，警備總部才會核發那本珍貴的金門入境許可證。   紅蝦對自己頗有自信。她身體健康、身家清白，更是心甘情願遠赴金門服務，唯一的難關，是必須取得生父的同意。然而父女倆已多年未曾聯繫，這要求讓她深感為難。   於是恰逢過年，她提著禮物、準備了大紅包前去探望生父。遞上禮物後，她開門見山地說：「阿爸，我準備欲去金門趁食。」   生父滿臉擔憂：「金門這陣抑擱咧打砲，誠危險。妳哪會想著欲去金門趁食？」   紅蝦連忙解釋：「聽講平常時共匪已經無咧打砲，拄拄單號暗時有零星的傳單砲，袂危險啦。而且金門這陣徛真濟兵仔，比台灣較好趁食。」   「妳家己著想予清楚，這種代誌毋是咧滾笑得！」   「我已經考慮誠久啦，嘛準備欲去辦手續。頂面講著生爸寫一份同意書，我嘛請人寫好啦，阿爸你提印仔來蓋就會使。」   生父看了看桌上的禮品，又望了望眼前的大紅包，總算她還懂得禮數，沒有把他忘掉。於是輕歎一口氣，逕自走入房間取出印章。紅蝦接過來蓋妥，順利完成了手續。臨別時，生父仍止不住叮嚀：「去金門彼遠的所在，身體著家己照顧，毋通予序大人煩惱。」   「會啦、會啦，汝毋免煩惱，汝也著家己保重。我若踮金門趁有錢，我會寄一點來予汝『食薰』，若是趁無錢，無寄倒來，汝也毋通怪我。」   望著紅蝦漸行漸遠的背影，生父不禁百感交集。俗話說無事不登三寶殿，果然不假。她早已多年不曾踏入這個家，想必，至今仍懷恨當年被送人當養女的往事。她何嘗不知養父後來賭債高築、將她推入火坑？（五）

這幾年回老家 慢慢悠悠。燒成如一幅骨架 突然覺得路很長很遙遠 沿途都是瘦的小坑小徑小路 像回到記憶中的年少部首 父母不在。兄長不在。剩安息的土塚 從複數到單數。搖搖晃晃都是人的引信 村裡情節近乎是陌生空蕩的掩映句式 偶有長者老嫗的叫聲問候 如此像重返回暖的親情召喚 巷口左轉是嬸婆的老家 灶膛冒出的炊煙都成了歷史記憶 村落廣場曾經高舉的笑聲已靜止無言 那家柑仔店也彎成一抹深陷的倒敘語彙 日月阡陌縱情於彼此人世的輪迴 我們都已老成一幢幢虛構的身姿 小步穿越。空闊登臨這熟悉的村落 遠近寂寥。彷彿來到一座陌生的鄉野 幸得幾聲叫響的童年乳名喚醒 再添上幾杯高粱。我聽得熟悉的飄搖喉聲 在四公里的月光下輾轉反側。夜不成寐 啊。老家濺出水花。漫響一叢枯敗山水 順勢而行。老屋。哇鳴。夢的棲居 啊。我回來了。我在過期的日子活下來

新店溪上有鵲橋 兩岸水柳任意搖 你瞧 一輪明月半騰起 彩雲無端夢幻飄 永和起，古亭梢 車水馬龍交錯過 偶有行人望雲霄 你瞧 偌大水管伴橋倚 兩頭分路各自飆 繁榮兩岸人稱道 牛郎織女會鵲橋 溪水濁，水柳嬌 橋下魚兒躍彎腰 落日雲彩添顏色 玉兔靦腆上樹梢 日治原名是川端 戰後改為中正橋 你瞧 永和台北有鵲橋

　1989年秋風起，不是返鄉探親，是一身穿綠到南雄師報到。尚未解嚴，宣傳砲已停休十年，領袖國家新聞天天佔據當地媒體頭版。而今深秋，縣長新聞也在頭版，軍事新聞變成老兵召集令，召喚著留金歲月記憶，青絲已白雪，營區弟兄安在哉？班機起降接小三通，除了台金候鳥式的觀光，陸客獵奇式的遊覽，還能做留下甚麼？我嘗試用島嶼圖像連結、召喚金門一甲子的意象，嘗試用地方傳播的角度，尋覓先輩與當代人建構整體的金門意象。2019年起往返金門田調，直至2024年，寫下《島嶼意象變奏曲：從冷戰傳教士攝影到金門庶民影像傳播（1950-2010）》共13章65.7萬字的學術專書，希望擺脫國共對峙的大敘事，另闢蹊徑從傳教士攝影和庶民影像切入，檢視金門從冷戰到去軍事化後，金門意象像變奏曲般多重轉折，也用影像來為現代金門命運作另類的註腳。本書以諸多攝影事件為經，顯影冷戰金門到後冷戰時代的變化，以人道主義觀點和庶民路線為緯，檢視島嶼穿梭在複雜的國際關係與地緣政治，該如何重視島鄉安身立命的庶民韌性。我從事媒體多年，關心跨越宗教文史傳播的研究，也想用影像傳播的角度來書寫，像是安置己身的生命圖像。我的生命史也是一首變奏曲。 　筆者生於1960年代初冷戰金門的沙美老街；彼時冷戰與熱戰的時代悲劇，砲火血印在我生命脈絡裡烙痕。1947年光復以來金門最重大搶劫殺人案，金廈海盜分批搶劫沙美，入侵民宅，擊斃金沙鎮代表兼參議員蔡乘源，即為我外祖父。我小時住的老街樓房即為命案現場。外祖母目擊過程，長期驚怖憂思，成孤寡貧戶，常以淚洗面，晚年終至目盲。如今俱往矣，卻無處循跡。母親長大嫁與外省北仔—駐紮金門的國軍父親，而他卻不幸於戰地罹難，筆者也成遺孤。母親含辛茹苦的戰地圖像，並非唯一；父親的烽火流離圖像，埋骨異鄉，與他投筆從戎的革命袍澤，有類似的生命圖像，也是百萬外省人的群像。 　我的離散生命史1970年初從國小移居漂泊，輾轉金門、桃園眷村、台北、國外、大陸等，讓我想到百多年前落番的僑居親戚，金門人離而不散。大學讀西洋文學，業師都是學問豐富能懂多語的傳教士，開始關注使徒列傳，傳播使徒、醫療使徒、社造使徒、藝術使徒、原住民使徒，以及金門當時的醫療傳教士羅寶田神父，他們都有輾轉離鄉、矢志福傳、嘉惠遠方的生命圖像，大愛無私最是令人敬服。金門服役後曾任職電視媒體，主管地方傳播採訪與編播事務，1995年台海危機，曾回金門直播兩岸情勢，此時要訪羅神父，他已故去。而現服務於輔大傳播學院，教授影音製作與地方傳播和生命敘事，乃以實際經驗鑽研宗教傳播和地方傳播，羅神父的故事，一直縈繞在心頭。 　2022年遇到董彬森老師，拜讀了他的夫人許碧霞《羅寶田與金門》和林正士的《金門西方宗教探源》，驚覺他們有一手的接觸和史料，佩服之餘，乃決定擴大研究層面，用宗教福傳、醫療、攝影、冷戰傳播、金門學、地方傳播、攝影理論、文化記憶、身分認同和口述歷史的圖像，追索羅神父傳教士攝影下文史社經脈絡，並涵蓋冷戰前後形構金門一甲子的圖像。其實從冷戰之前，甚至明清以降，金門就與兩岸三地、東亞、東南亞與國際政治，層層牽扯，交織重疊，但如何映照真實人生，唯有具體圖像。羅神父是攝影愛好者，留下上千張黑白照片，當冷戰時代巨輪輾壓而過，傳教士攝影走過坎坷路也留痕，是時代的見證者，也是形構冷戰人民如何記憶的圖像，後人持續建構至今，其實留下諸多可詮釋的空間。 　本書中不寫國家大敘事，而從傳教士攝影的人道紀實角度看待貧困災難的救贖之道出發。彼時金門人最基本的生命需求，不是英雄主義和口號，是醫藥物資民生建設，宗教慈悲的視野最能安撫人心，傳教士如何形塑金門赤子圖像、體恤婦幼圖像、悲憐貧病殘障的視覺實踐，才是庶民關切之道。我從小在軍營中打轉，也在金門服役，隔著鐵絲網，最能連結兩邊視覺窺探，凝視個人心中所想，直觀軍民所思，學術上不免引用攝影理論分析影像背後的視覺文化寓意。庶民容顏、軍容、洋相、敵人嘴臉與傳教士的慈眉善目，有太多想像和形塑，真實和虛構並存，金門島嶼容顏亦復如此。前衛生局長李錫鑫對我說，「現在的金門人，和你離開金門時，已經有很大不同了」。確實，在大學遇到金門學子，已不是我想像中的金門人。 　傳教士攝影是他們把福傳過程用相機記錄，寄回教會以圖像證明海外遠方遇到困境、災情、戰爭、貧窮、蠻荒、落後的當下，需要募集資源以協助，以利宣傳教義。故而1950年代美援物資即透過教會在各地發放，羅神父即是其中之一，他也記錄為數可觀的圖像。羅神父是醫師曾在抗日戰爭、國共內戰與黃杰部隊滯留越南富國島中福傳，他深知戰地軍民的醫療、貧困、疾病、生理、心理需求和照護，深知軍醫後勤補給和安撫受傷心靈之重要，因此延續建設教堂、醫院、幼兒教育系統。特別是天主教方濟會以神貧苦行為主，他也活似苦行僧，與庶民同在，卻又能擔任美軍司鐸，中介軍方與教會資源，以多語能力為金門在國際發聲，在教宗御前為金門祈福，在國際上呈現金門戰後救苦貧窮的庶民形象，就金門地方傳播而言，無人能出其右。（上）

　家中的書愈來愈多，書櫃早已不敷使用，桌上、床頭、牆角，處處可見它們安營紮寨。妻子終於下令：「再不淘汰一些，這個家就不是人住，都被書霸佔了！」我聽了只能啞然苦笑。道理自然明白，真要動手，卻一本也捨不得丟。 　那些泛黃書頁裡，有年輕時省下飯錢買書的歡喜，有低潮時陪伴自己的句子，也有多年前隨手寫下的眉批。書陪人久了，便不只是紙墨，而成了故人。最近讀了幾本談閱讀的書，才知道在「淘書」與「戀書」之間徘徊的人，古今皆然。相較於那些另闢一室、甚至買屋藏書的「書癡」與「書狂」，我頂多算一隻小小「書蠹」，如此一想，竟也心安理得起來。 　電子書盛行後，常有人問：「一支手機便能裝下千百冊，何必買這些又重又占地方的圖書？」這話並非無理，只是閱讀有時不全為了方便。紙是有溫度的。指尖翻過書頁，聽那細微的沙沙聲；讀到會心處畫一道線，遇見一句彷彿專為自己而寫的話，便在空白處記下當時心情。多年以後偶然重讀，看到昔日筆跡，才驚覺我們讀的何止是一本書，也在閱讀曾經的自己。 　閒來漫步自己的小小「書林」，竟生出幾分坐擁書城的富足。詩詞小說如知己，宜在夜深時慢慢相對；參考書像老朋友，平日不甚親熱，緊要關頭卻最可靠；學術著作則神情莊重，翻開之前，彷彿還得先沐浴更衣、正襟危坐。至於雜文小品，像旅途中偶遇的有趣人物，陪你說笑一程，各自散去，也留下一點餘味。 　書有千般面貌，讀書也有萬種心情；有時字字推敲，有時信手翻閱，不必每次都求甚解。人與書之間，也講究一個「緣」字。然而書藏得愈多，愈明白真正難的從來不是「擁有」。張潮在《幽夢影》中說：「藏書不難，能看為難；看書不難，能讀為難；讀書不難，能用為難；用書不難，能記為難。」 　年輕時總以為買了一本書，智慧便跟著搬進家門；後來才懂，書架的豐滿，不等於心靈的豐厚。一本好書真正的價值，不在記得多少佳句，而在某個人生的轉角，它曾使我們多一分寬容；在困頓之時，多一點從容；在得意之際，懂得低頭。有些書幾個鐘頭便讀完，有些書，卻要用一生慢慢讀懂。 　所以妻子再問：「這些書到底什麼時候整理？」我總笑著回答：「快了，快了。」至於是哪一天，我和書都心照不宣。想來，人生能有幾本捨不得丟的書，也是一種福氣。少吃一頓盛宴，可以換來一本陪伴多年的好書；少一些物質的喧鬧，便多一方心靈的清靜。    　世間許多東西，買來是為了擁有；唯有書，買回來，是為了讓自己慢慢改變。夜深時，抽一本舊書，守一盞燈，聽紙頁輕響，窗外紅塵依舊熙攘，心裡卻有一座幽靜的森林。人在書中漫步，書也在人心裡生根。這大概就是「書林」之樂，不必走遍萬水千山，方寸之間，已見天地遼闊。

　軍官雖然同情她的處境，但彼此終究只是露水夫妻，他既是花錢買春，自然也插手不得。然而軍官心念一轉，想到同樣是淪落風塵、賺取皮肉錢，在台灣還要平白遭受老鴇的凌虐與剝削，若真脫離不了這火坑，何不乾脆到金門的特約茶室？那裡由軍方經營、制度嚴明，環境遠比此處單純，對她們這般弱勢女子而言，至少能保障她們的人身安全。而且金門沒有妓院，軍人在性的壓抑下，必須到特約茶室紓解，如此，勢必也會為她們帶來一筆豐厚的收入。 　當時金門駐守著十萬大軍，司令部直屬單位與五個師的官兵輪流休假，除了星期四莒光日外，其他時日都有部隊休假。特約茶室的大門一開，便是成群結隊的阿兵哥排隊等著買票，生意興隆不在話下。以她的姿色，若去那裡，定能刷新特約茶室的票房紀錄。一旦在金門存下一筆豐厚的積蓄，便能做為日後的養老金，往後餘生衣食無憂。若緣分到，說不定還能從恩客中覓得如意郎君，嫁給現役軍官並非不可能，甚至不乏從良後嫁給當地青年的先例。 　畢竟金門男多女少，男子成家不易，討不到老婆的光棍一大堆。倘若雙方情投意合，娶個煙花女子為妻，總比當一輩子王老五強。俗話不也說：「娶婊來做某，較好娶某去做婊」嗎？況且她們多是為環境所迫，並非自甘墮落，誰說她們洗心革面後，不能洗手作羹湯，不能生兒育女、相夫教子，當個賢妻良母？說不定正因為經歷過這般淒涼身世，嚐遍了人情冷暖，當她們洗盡鉛華後，反而會比一般女子更加堅韌、更刻苦耐勞。 　可是，特約茶室的服務對象僅限現役軍人，一般民眾除非是內部員工，否則根本進不去。因此，想跟這群女子結成連理，純粹是可遇而不可求的；她們雖身處風塵，卻也不會輕率就嫁給當地人的。但當地人為了「娶軍樂園的查某歹名聲」，也不一定願意娶她們為妻，所以一切得靠緣分。倒是那些能買票進去、與她們建立情感的現役軍人較具優勢，或是裡面未婚的員工而兩情相悅，也不無可能。 　尤其是那些急著成家的老士官，眼見反攻大陸已流於空談，再過幾年又要解甲歸田，能有個家，成了他們夢寐以求的執念。然而，若想娶個良家閨女，以他們的條件簡直是癡人說夢，於是只好把目光投向這些同在命運裡漂泊的風塵女子。他們除了每週固定買票進去溫存，平時更千方百計想討好她們，借錢給她們更是常有的事，無非是想藉此證明自己有能力養家，期盼對方能看在「錢」的份上，甘願跟著他過日子。 　然而，若有人心存邪念，企圖騙取他們的感情，這些隨國軍撤退來台的老士官亦絕非省油的燈。一旦發現遭受背叛，他們必會展開報復；在萬劫不復的絕境下，往往會失去理智，而且抱持著同歸於盡的心態，引爆手榴彈或拔槍相向，來個玉石俱焚，類似這種血淚悲劇，在當時亦時有所聞。 　軍官這番話，著實讓向來心存善念的紅蝦動了心，她絕對不會去騙人家的感情。若能到金門特約茶室服務，未嘗不是一條生路。雖然前線仍有零星砲擊，但那兒駐紮著十萬大軍，連同當地百姓少說也有十幾萬人，他們不都活得好好的？況且，也從沒聽說過有哪個侍應生在金門被匪砲打死。軍方再怎麼說，也不至於那麼沒人性、逼她們在砲火下接客。（四）

  鏡頭底下的海島煙火氣   藝人王陽明手裡緊緊捏著香，站在金門某座老廟的埕前。把2027年賀歲片《大錢入港》的開鏡儀式推向了一個充滿神祕色彩的高潮。拍過《夏天協奏曲》的導演黃朝亮，這次把劇組拉回這座他熟悉的島嶼，喊出了一句野心勃勃的話：全片金門實景拍攝。   男主角是個滿口科學數據、卻熟稔神明旨意能與未知溝通的「理工乩童」。女主角張榕容褪去了金獎影後的光環，穿著沾滿油漬的塑膠圍裙，站在小金門東林市場的肉攤前。她拿起厚重的切肉刀，跟在地攤商學著切肉的俐落手勢，化身為過氣歌星轉行的「豬肉西施」。旁邊還圍繞著喜翔、鄭人碩、九孔、王中平這些熟面孔。這群人湊在一起，把金門的漁港、坑道、菜市場攪得天翻地覆。   金門這座島嶼在鏡頭裡的模樣變了。它不再賣弄冷戰時期的肅殺悲情，不再只是一味地複誦過往的戰地創傷。電影把鏡頭拉得很低，貼著傳統市場濕漉漉的泥水地，拍出在地人真實的呼吸節奏。那些穿梭在總兵署、漁村小艇坑道與高洞坑道之間的情節，把抽象的歷史底蘊，揉捏成了一種帶有草根笑鬧、可以被大眾輕鬆咀嚼的島嶼日常。   島上緩慢的時光流動，剛好接住了這群年輕人疲憊的靈魂。《大錢入港》那種毫無負擔的庶民喜劇調性，精準敲中了這股尋求療癒的市場情緒。看著銀幕上王陽明和張榕容不顧形象地搞笑，對照眼前真實的古厝與海風，看電影的愉悅感就這樣順理成章地流進了真實的旅遊路線裡。看完電影的年輕人，會循著情節去烈嶼的彩券行買張刮刮樂，去媽祖公園吹風。這種微型旅遊模式，完全契合了現在這批年輕散客的胃口。   陽翟老街的冷風與蛋塔效應   影視作品有一種將平凡空間點石成金的魔法，但歷史經驗殘酷地告訴我們，這魔法的效期往往比想像中短暫。   回想一下那條曾經塞滿遊客的陽翟老街。《軍中樂園》當年砸下重本，把六○年代的戰地歲月一磚一瓦地拼湊回來。淑女理容院的招牌掛上去，紳士理髮店的旋轉燈亮起來，龍陵浴室的熱氣彷彿還在。遊客成群結隊地湧入，每個人都想在鏡頭前一秒穿越時光。鄰近的金東電影院也被這波熱潮推上高峰。   熱潮退去後，現實的考驗立刻現形。政府初期的修繕與補助款陸續收手，沒有了電影話題的持續加持，老街的呼吸聲漸漸弱了下來。店家面臨著不知如何自我造血的窘境，原本人聲鼎沸的街廓，又慢慢退回寂寥的狀態。   商業世界裡把這叫做「蛋塔效應」。排隊的人龍可以在幾週內繞上好幾圈，也可以在幾個月後連一間店都撐不起。如果《大錢入港》帶紅了東林市場，周邊馬上複製出一堆賣著粗糙文創品、同質性極高的攤販，兩三年後話題冷卻，這場觀光美夢就會迎來最痛的醒覺。電影散場後，景點要活下來，靠的必須是剝除明星光環後，那份服務與體驗依然具備無可取代的市場競爭力。   喜劇濾鏡背後的生存陣痛   這部賀歲片表面上歡鬧，骨子裡卻精準切中了金門此刻正在經歷的轉型陣痛。電影把故事背景設定在一個快要被時代淘汰的漁港小鎮。政府要把小泊地收回去，蓋一座代表著進步與未來的綠能發電廠。贊成與反對的聲音在小鎮裡炸開，變成了電影裡最強烈的戲劇衝突。   這根本不是編劇憑空捏造的橋段，這就是金門真實的日常。   金門一直在推動「低碳示範島」，願景聽起來很美。當巨大的風力發電機組在村落旁邊轉動，日夜不休的低頻噪音，逼得在地居民拉起白布條抗議。對他們來說，回饋金再多，也買不回一夜好眠。生活環境的安寧，才是他們最在乎的事。   同一時間，中央打算廢除金門部分非正式的泊地。討海大半輩子的漁民望著海，不知道賴以為生的舢舨該停在哪裡。走到海邊的石蚵田，刺骨的冷風裡，彎腰擎蚵的幾乎都是滿臉風霜的老人家。工作環境太苦，氣候變遷讓產量大減，年輕人不想接下這份苦差事，這項傳承百年的產業正一點一滴地流失。   黃朝亮把這些沉重的生存焦慮、環境抗爭，用喜劇的濾鏡柔化了。「錢坑、民意反彈、地方意識不足」，這些硬梆梆的社會議題，轉化成了王陽明起乩、張榕容賣肉的背景音。觀眾將可以在戲院裡笑得東倒西歪，但這部喜劇扎根的土壤，充滿了海島居民面對時代巨輪傾軋時的真實掙扎。   AI豬哥亮與拒絕水泥的智慧觀光   劇組這次端出了一個極度大膽的科技創意。他們利用生成式人工智慧技術，讓過世多年的喜劇天王豬哥亮重新回到了大銀幕。輸入過去的訪問、報導、語音資料，AI建構出了「豬哥亮的意志」與專屬的聲音模型。那些帶著濃濃草根味、熟悉又親切的閩南語對白，把中高齡觀眾的秀場記憶全喚醒了，也讓對新科技充滿好奇的年輕世代忍不住想進戲院一探究竟。   這項跨時空的科技融合，剛好給了金門觀光一個全新的解題方向。遊客來找電影場景，我們不需要在古蹟或脆弱的海岸線旁邊大興土木，蓋一些破壞地景的實體紀念碑或硬體設施。只要結合擴增實境（AR）與手機定位，在東林市場、新湖漁港架設幾個虛擬打卡點。遊客舉起手機一掃，王陽明神祕的發爐特效就在螢幕裡跳出來，張榕容切豬肉的生動對白就在耳邊響起，甚至AI豬哥亮會用那招牌的語氣歡迎你來到金門。這種輕量化、無破壞的虛實融合導覽，既有互動趣味，又完美守住了金門環境永續發展的底線。   把人潮變錢潮的青創實驗   電影帶來了無數的眼球與討論度，但真正要在島上撐起這張觀光藍圖的，是那些選擇留下來或返鄉的年輕人。   這幾年，金門縣政府把行政架構做了調整，產發處底下專門設立了「青創及產業輔導科」。越來越多的在地青年和金門大學的畢業生，決定把青春投資在這座島上。走進金城鎮後浦16藝文特區的市集，十幾個經過專業培力的青創品牌一字排開。他們拿著政府的研發補助，把腦袋裡的點子變成實體的商品，在古厝的空間裡玩出了新花樣。   未來當《大錢入港》上映，這些年輕創業者必須接住這波免費的全台性行銷載體。公部門的輔導不能只是幫忙付幾個月的房租，而是要引進業師，陪著這些年輕人把電影的無形IP，變成摸得到、吃得到的在地產物。   傳統市場裡的肉攤，可以結合數位支付和精緻包裝，推出「安娜嚴選」的金門高粱豬肉乾。文創店可以設計結合「理工乩童」概念的現代科技感禦守。周邊的餐飲店，精準還原電影裡那桌充滿在地風味的高粱嗆蟹與海鮮料理。把電影話題跟青年創新綁在一起，大幅拉高農特產品的附加價值。讓這些在島上打拚的年輕世代，實實在在地分到影視觀光帶來的經濟果實，這才是讓人才願意永遠留下來的唯一方法。   讓在地人把風裡的真實說完   面對動輒百萬人次的小三通復甦浪潮，金門的空間承載力正面臨嚴峻考驗。把所有雞蛋放在同一個籃子裡，或者任由人潮瞬間塞爆某個靜謐的漁港，絕對是一場災難。   觀光圈的品牌化運作必須立刻啟動。不能讓遊客看完電影全擠在東林市場，必須透過社群媒體的精準推播，提早規劃出放射狀的小旅行路線。把人流導向烈嶼的其他角落，分散到金沙、金湖的隱藏版秘境。跟明年初的金門馬拉松綁在一起，跟自行車環島賽事串聯，或者搭配傳統的中秋博餅。讓遊客的腳步慢下來，把停留的天數拉長。   在推廣這些景點之前，把社區裡的耆老和在地青年找出來。讓他們親自擔任說書人。讓在地人開口告訴他們，村落面對這些龐然大物時的掙扎與妥協。當遊客看著海邊的石蚵田，讓老漁民說說頂著寒風剝蚵的關節有多痛。   把那些電影裡沒說完的真實辛勞，毫無保留地攤在陽光下。這種帶有粗礪真實感的生命經驗分享，賦予了觀光最深層的厚度。在地居民在講述自己故事的過程中，拿回了屬於他們的文化尊嚴，也獲得了實質的經濟回饋。島嶼的生存學，從來就不是虛幻的電影佈景，而是這些在海風中用力呼吸的真實面孔。

  這次他終於踢到鐵板被開除，全因惹到了軍官部五號的恩客。那人正是司令部主管特約茶室業務的參謀官。大冷天裡辦完事，居然連擦拭下身的熱水都沒有，參謀官怎能不火冒三丈？加上侍應生趁機告御狀，控訴他平日仗勢欺人，有時還想索取小費，如果不給就在用水方面加以刁難。這下子，縱使他有經理當靠山，經理也看在他的親戚份上想包庇他，但在頂頭上司的怒火下，也只能乖乖地捲鋪蓋回家吃自己，王安茨才有遞補工友的機會。   每天上班時間一到，特約茶室的售票處就排滿了軍人，正值血氣方剛的三軍將士，其強烈的生理需求，在性的壓抑下展露無遺，這無非就是人性。為了讓姑娘們上班接客有水可用，王安茨一早就肩挑兩桶一冷一熱的清水，送到各個侍應生的房間。然而，面對那些穿著薄紗、坐在床沿等待軍人買票進來的姑娘，他連正眼都不敢看上一眼，每次都是低著頭把水放下便匆匆走出來。他這份青澀與尊重，看在姑娘們眼裡，簡直跟前任工友判若兩人，甚至有著天壤之別之感。   那個被開除的工友，以往提水進房後，總是大剌剌地往床沿一坐，除了說些輕浮不正經的話，還經常藉機吃豆腐。大家看在經理是他親戚的份上，過去總不與他計較，但他食髓知味、不知收斂，最後終於踢到鐵板。反觀王安茨，他老實、勤快又守本分，有時姑娘們差遣他到街上買些日常用品，他從不推辭，但也不忘向事務主任打聲招呼；若姑娘們想把零錢當小費送他，他也一概婉拒。這份貼心與規矩，讓姑娘們對他留下了深刻的好印象。   尤其對於這些遠從台灣渡海來金門謀生的侍應生，即使她們從事的是為人詬病的風塵行業，但王安茨不僅沒有瞧不起她們，反而抱持著一份同理與尊重。在他的想法裡，姑娘們落入紅塵，背後勢必有不得已的苦衷，因為世間沒有天生的妓女。就好比他自己，若不是家裡發生變故，堂堂七尺之軀，又怎麼會到這種聲色場所謀生？甚至做著幫侍應生提水淨身的低微工作。認真說起來，這何嘗不是命運弄人，但又能奈何？   每到星期假日，來特約茶室買票娛樂的軍人更是絡繹不絕，只見侍應生的房門時開時關，門外排隊的阿兵哥懷著興奮的心情進去，不出十幾分鐘，又帶著滿足的笑靨走出來。緊接著，走廊上就會傳來此起彼落的喊叫聲：「王安茨，趕快提一桶熱水來！」、「王安茨，趕快提一桶冷水來！」以及「王安茨、王安茨……」的催促聲不絕於耳，簡直讓他忙得不可開交，連喘口氣的時間都沒有。   幸好，吃了一段時間的大米飯，在營養均衡下，他的體力明顯增強不少，無論提多少桶水都難不倒他。他手腳乾淨俐落，動作敏捷，縱使每天為此疲於奔命，也從未讓哪間房缺過水而惹小姐們生氣。久而久之，他的勤快博取了諸多侍應生的好感，有些人不再連名帶姓地喚他王安茨，而是親切地叫他一聲「小弟」。尤其是軍官部那個票房最高的5號紅蝦，對他更是百般照顧。每當有恩客送她水果或點心，她總會留下一份轉送給他。   紅蝦出身台灣彰化農村，因家中兄弟姊妹眾多，從小就被父母送給人家當養女。十六歲那年，養父因沉迷賭博、負債累累，狠心將她推入火坑，讓她年紀輕輕便承受著身心的雙重折磨。她以青春美貌替老鴇賺進大把鈔票，換來的卻是動輒得咎的打罵與羞辱，命運微賤如草芥，日子過得人不如狗。直到某日，她接待了一位從金門來台灣出差的軍官，枕榻閒聊間按捺不住，無意中透露出滿腹的辛酸與無奈。 （三）

  中正紀念堂庭園有個輕食小餐廳，供民眾休憩、吃些輕食。   這家小餐廳，最近大概換了新主人，有了新的布置，特別是充滿英國風；有紅色的電話亭、紅色的郵筒做為門面。電話亭和郵筒，都是現在人不常用的通訊或通信裝置了，卻顯得有古典的風貌。以前的電影超人，新聞記者克拉克，要執行拯救任務，都會躲進電話亭變裝成超人的呢！   在這裡吃點輕食，休憩一下，是遊中正紀念堂的療癒景點之一。

  頭髮是皮膚的一部分，對頭部有保護的功能，夏天可防日曬，冬天可禦寒，也有助於汗液的蒸發。頭髮的生長速度約為每月1~1.5公分，如果太長則有礙儀容，如同耘草，必須時加修剪。根據記載，古埃及人以尖石和貝殼等原始工具刮掉頭上和臉部多餘的毛髮。   可是「孝經」有言：「身體髮膚，受之父母，不敢毀傷，孝之始也」，故漢人成年後，除了必要的修剪，並不隨意剪髮，男女都將頭髮綰成髮髻盤在頭頂，如古裝片所見。當時的理髮稱作「梳櫛」，意指梳理頭髮，乃使用稱為「篦櫛」的工具來整理頭髮，因此為人整理和裝飾頭髮的人被稱為「篦頭師傅」。    到了明朝滅亡，清兵入關，新的政權頒佈「薙髮令」，強制漢人剃髮易服，區別服從者和反抗者，以便統治。所謂「薙髮」就是剪個「半月頭」，將前顱的頭髮剃光，後顱留下的長髮則紮成辮子，這種醜陋的髮型為漢人深惡痛絕。   在美國西部電影中，偶而看見19世紀的築鐵路華工蓄留這種怪異髮型，備受歧視。更甚者，1903年（光緒二十九年）8月14日，駐美領事館的陸軍武官譚錦鏞在舊金山的街上被警察掀掉帽子，拉著辮子戲弄和毆打，身為清國的外交官員，他深感士可殺不可辱，最後在領事館吞吸煤氣自盡，成為國際外交史上的悲劇。   孫中山奔走海外時，許多革命志士都紛紛剪掉辮子，留起西裝頭（Bussinessman cut），1911年民國肇建後即斷然廢止「薙髮」，街上的剃頭擔子被理髮店取代。流風所及男士遂把兩側的頭髮剪短或剃光，頂部的頭髮留長，抹油向後梳，在正式的場合搭配西裝和皮鞋，成為上流社會的標準儀容。這種油頭又稱龐巴度髮型（Pompadour），竟然源於一個女人──法國國王路易十五的情婦龐巴度夫人。   1960年代的影歌星髮型常為年輕人模仿，例如學「貓王」艾維斯．普里斯萊（Elvis A. Presley），將頂部的頭髮弄得蓬鬆，稱為「飛機頭」；也有人喜歡捲髮，認為可以顯現性感浪漫的氣息；英國搖滾樂團「披頭四」（The Beatles）不僅對現代音樂有著最深遠的影響，他們的拖把式髮型（Mop Top）也曾經流行歐美。在反越戰和崇尚波希米亞主義的年代，興起了「嬉皮」（Hippie）的次文化，年輕人蓄留長髮，不修邊幅，被貼上頹廢的標籤，成為海明威所稱的「失落的一代」。   1969年的台灣民風保守，教育部對中等學校男女學生的頭髮型式與長度予以規範，要求男生以蓄平頭為原則，女生則不得燙髮、髮長不超過後頸髮根，所謂的「清湯掛麵。不同的學校有不同的要求，男生的平頭多指三分或五分頭，開學時必須通過教官的尺寸，差之毫米常被責令剪短到合格為止，至於女生如此對待，未免太暴殄天物。   當時西門町常有警察取締長髮的行人，凡有看不順眼的，將被送往中山堂附近的市警局理髮部強制修剪。我記得報紙曾經刊登一件社會新聞，某國立大學教授是留美博士，因為頭髮過長慘遭修理，事後他非常氣忿，學校也譴責警方執法過當。不合理髮禁延續到2005年9月纔被解除，從此學校尊重基本人權，不再將髮禁納入校規和懲處，我們這群老頭們不禁怨嘆生不逢時。   理髮是生活的日常，學生時代都是在家庭理髮店解決，最初洗頭是用南僑肥皂，後來纔有了洗髮乳。早期理髮很單純，髮姐憑藉的是頂上功夫，台式的服務較複雜，除了剪髮，也涵蓋刮鬍、修面、掏耳、染燙、搥背、鬆筋等項目，顧客付款後都會敬菸一支。我幾乎不曾抹油吹風，祇有訂婚和結婚，等辦完事就趕快洗頭，我生怕被固定髮型的金屬熱風機燙傷，以及不習慣丹頂髮蠟的味道。   1980年代，台北的市區忽然興起一些「觀光理髮廳」，經過門口望去發現座位總是空的，髮姐不務正業，都在密室裡做「馬殺雞」。1984年，空軍總醫院對面出現一間宮殿式的「文化城」，以出租座椅的方式招徠上百名髮姐，城開不夜，豔名遠播。雖因違規使用和變相從事按摩屢遭取締，仍然紅極一時，1988年終因一場火災結束營業，還給健康路的健康生活。   出國唸書時遇到理髮的問題，小城市的理髮店不好找，還要學會幾句英文用語，纔能正確地描述期望的髮型，因為有些老中講得不清不楚，結果剪了一個怪頭回來。美國的理髮和台灣截然不同，是先洗頭後剪髮，剪完後再用吸塵器除去髮渣，我不習慣這種方式，特別聲明自己洗頭，收費是美金5元，有的老中乾脆對著鏡子剪，為了節省一筆開銷。   在軍中為了好整理，我一向是簡單地理個平頭，都是白天到空軍官校的福利社處理。有一次因有上級要來視察，下班後換上便服，就近在一家附設男士理髮的髮廊修剪，纔剛坐下看報紙，沒注意到她貿然拿起推子，在我的頭上划出一條旱溝，我生氣地反跳起來已經太遲，她連忙賠不是，說以為我是「做兵」的，應該是理五分頭，簡直啼笑皆非，搞不清楚我是空軍上校！   我退伍後去大學教書，怕學生覺得我太嚴肅，纔開始留長頭髮，每次剪髮都是回到住家附近的理髮店。那家店剛開業時有四張理髮椅，讀大學起就固定由老闆娘修剪，幾十年過去了，烏黑的頭髮逐漸稀疏，參差了白髮，她的店換了幾個地點，祇剩下她一人在慘澹經營，說現在的賣場或捷運車站，到處有「百元快剪」，專業理髮已走入黃昏，我平均6個星期去光顧一次，不洗頭，付5百元，給老朋友一點小惠。   以前我對理髮店的紅藍白三色柱（barber pole）惑然不解，經過一番查究始知它的源頭。原來在16世紀的英格蘭理髮師兼做放血的工作，被稱為「理髮醫師」（Barber ?娸urgeons），以為放血可排毒治病，因此理髮店的門前放置一個盛滿血液的罐子，十分噁心。1543年，英王喬治二世成立皇家外科醫學會，禁止理髮師做這種工作，之後旋轉的三色柱取而代之，成為今日理髮店的標誌，紅色代表動脈血，藍色代表靜脈血，白色則指扭曲的繃帶。   最近看了一部有關理髮店的電影，金馬獎影后陸小芬睽違20年後回歸大銀幕，化身職人髮姐，演出「本日公休」的好戲。我也想起柯俊雄和恬妞主演過「警告逃妻」，也是發生在理髮店裡的喜劇故事。

  歲月匆匆，走過人生一段路之後，才發現旅行的意義，早已和年輕時不太一樣。   年輕時出門，總想著要多去幾個地方、多看幾處風景，行程排得滿滿的，深怕錯過什麼。如今再出發，反而喜歡把腳步放慢。遇見喜歡的景色就停一停，累了就找個地方坐一坐，不再追著時間跑，也不再計較一天究竟去了多少景點。   這次旅途中，我們來到古塔前。高大的古塔靜靜矗立在綠樹之間，走過漫長歲月，依然保留著古樸而沉穩的模樣。   站在塔下抬頭望去，忽然覺得，人和一座古塔相比，人生真的只是短短的一程。於是，我們在塔前留下了一張合照。照片裡沒有特別漂亮的衣服，也沒有刻意安排的姿勢，只是很自然地靠在一起。   看著照片，我卻格外喜歡。因為它留下的不只是一趟旅行，而是我們一起走過歲月的模樣。   夫妻相處久了，生活裡更多的是柴米油鹽，是工作與家庭，也是日復一日看似平凡的小事。   一路上難免有意見不同的時候，也曾為生活忙得疲憊，但真正遇到事情時，才知道那個始終陪在身邊的人，有多麼重要。   以前總覺得，幸福應該是很特別、很盛大的事情。年歲漸長後才明白，幸福其實很簡單。早晨醒來彼此平安，三餐有人作伴，偶爾還能一起出門走走；看到美麗的風景時，身旁正好有一個熟悉的人，可以一起欣賞、一起拍照，這就是難得的福氣。   我們都會老，腳步也許有一天不再像現在這麼輕快，所以更想珍惜還能一起出發的日子。想看的地方就去看看，想走的路就慢慢走，不必追求多遠，也不一定要有多精彩。   人生一路走來，看過的風景很多，有些早已模糊，有些卻一直留在心裡。我想，真正讓人難忘的，從來不只是風景有多美，而是在回憶每一段旅程時，都還記得--那一天，我們曾經並肩站在這裡。   歲月向前，風景不停變換。願往後的日子，我們依然有健康的身體、平安的生活，還能像現在一樣，一起走走看看。   因為走到最後才會明白，有人相伴的旅程，就是人生最好的風景。

  「老李，」主任嚴肅地交代，「他是新來的工友，你把每天該做的事一樣一樣告訴他，而且要他牢牢地記住，若有不懂的地方叫他問你，不能有差錯。如果真的無法勝任，就叫他回家，沒有什麼好客氣的！」   主任走後，被喚作老李的男人緩緩站起身來，臉上密密麻麻地刻著被歲月與戰火摧殘過的風霜。他是一九四九年隨國軍撤退到台灣的國民黨軍隊，在二年台灣，二年馬祖，二年金門不斷地輪調下，最終屆齡退伍只好落腳在金門。他身上穿著一件灰色的中山裝，下身是一條寬大的黑長褲，腳踩著軍中發的舊布鞋。那模樣，顯得格外地蒼老和落寞，看起來也有一點可憐。可不是，以他現在的年齡，如果當年不出來當兵，在老家或許早已兒女成群，甚至過著含飴弄孫的幸福時光，怎麼會在異鄉成為一個孤單的老人？而且為了生存，還必須替軍樂園的姑娘們燒水、煮飯，當「伙頭軍」。   老李平日負責煮飯炒菜和燒水，而且全用煤炭生火。長年累月下來，他渾身上下總散發著一股濃烈的油煙味和煤炭味，一看就知道是伙伕。在王安茨眼裡，這個看起來有點邋遢的退伍老兵，就是他接下來要共同工作的夥伴。他微嘆了一口氣，知道自己的命運，往後為了生活，不得不低聲下氣。因此從現在起，他便是這個俗稱軍中樂園裡的一名員工，每天看到的將是從那些姑娘房間進進出出的軍人，以及一張張塗抹著胭脂且有點滄桑的臉龐。   老李拍拍他的肩膀，告訴他說：「總室裡總共有四個工友。一個負責辦公室的清掃和公文遞送，一個專責外圍的環境衛生。我這個伙伕守著廚房和燒水爐，負責大家的伙食和侍應生的熱水；至於你，往後就專責挑水和提水到侍應生的房裡，早上小姐上班前，每個房間都得備足一桶熱水、一桶冷水。她們每扇房門上都有編號，只要聽見哪號小姐喊著『沒水了』，腳步就得放快些，趕緊過去看看是熱水沒了，還是冷水用完了。   尤其是軍官部5號和士官兵部12號，她們可是這裡的紅牌，生意最好、票房最高，眼睛得放亮點，多注意這兩間的動靜。要是讓這兩位小姐的房間沒水可用，保證會挨一頓臭罵。還有，從明天早上起，你要早一點起床幫忙生火，空閒時還要幫忙把煤炭與黃土和勻，揉捏成圓形狀的煤餅曬乾備用，這樣一旦生起火，才容易燃燒。這些雖然是我這個伙伕的工作，但你年輕，幫我老人家一點忙應該不成問題吧，並不是我老兵欺負你新兵！」   「李叔，只要我做得到，我一定幫忙，絕對不會有問題。」王安茨爽快地說。   「好！你這小伙子夠乾脆，我老李絕不會讓你吃虧。」老李笑著說：「等會兒我先帶你熟悉這裡的環境和工作，只要你用心記，不出幾天就能駕輕就熟了，絕對不會讓你提著行李又回家去。」   「李叔，謝謝你！」   老李當真帶著他轉了一圈，每碰到一位侍應生便熱心介紹。沒幾天，大夥兒都認識了王安茨。而且他的名字好記，長相也不討人厭，加上跟姑娘講話還會臉紅，一副老實的「在室男」模樣，立刻贏得大家的好感。   提起前任工友，大家只有吐口水的份。那傢伙油腔滑調、貪得無厭，不只成天動歪腦筋想吃侍應生的豆腐，連提桶水都想索取小費；侍應生若是不給，大熱天他就提來熱水，寒冬裡則只給溫水。要是找他理論，他總能提出一堆歪理來反駁，大家也拿他沒辦法，因為他是經理遠房親戚的兒子！（二）

  一   一九六一年四月，主政者成立了「國光作業室」，密謀從金門發起反攻的作戰計畫。根據資料顯示，當時的構想是先登陸、然後攻占廈門及港尾半島，再將根據地向閩中、閩北與粵東延伸，最後期盼結合大陸同胞的抗暴，邁向光復大陸的大業。也因為有了這項計畫，這座孤懸於金廈海域的島嶼，駐軍人數一下子擴增到十萬，因此有了十萬大軍之稱。   為了慰藉這群在前線緊繃度日的官兵的性需求，軍方將島上「軍中樂園」的房舍擴充到一百六十五間，並更改名稱為「特約茶室」。如果以爾時的時代背景來推論，或許主政者認為「軍中樂園」一詞非但不能鼓舞軍心，反而會有沉迷於快樂的環境，忘了反攻大陸的歷史使命，讓人有負面的觀感。   而「特約茶室」則可以解釋為特別約定的地方，因為它訂定許多內規。譬如說：非軍人不得入內，購票須出示軍人身分補給證，不得攜帶武器，不得在裡面談論公務以確保軍事機密，每張娛樂票限定三十分鐘，違反規定或滋事者移送軍法論處……等。   對侍應生也有特別的約束，例如：不得接待非軍人，不得洩密，不得擅自離室，不得在外接客或違反地區善良風俗。每星期一必須接受軍醫單位抹片檢查，每三個月抽血檢查，如呈陽性反應必須停業接受治療……等等之約束。如有違反規定而屢勸不聽者，遣送返台。   然而，不論是「軍中樂園」還是「特約茶室」，都是當時經由國防部總政戰部正式核定的法定名稱，牽涉到軍中體制的層級與規範，確實不是地方防衛司令部能單方面裁量改動的。總而言之，軍中樂園名稱較口語化，因此在官兵與民間口耳相傳時更為普及，而且還能朗朗上口。特約茶室語意較為典雅、隱晦，但也因此帶著幾分嚴肅與生硬感。   於是島上每一個師的駐在地，幾乎都設有特約茶室。例如：金東師的「沙美特約茶室」，南雄師的「山外特約茶室」，金中師的「小徑特約茶室」，金西師的「金城特約茶室」，另特別為少校以上軍官設立的「庵前特約茶室」，為休假中心官兵設立的「成功特約茶室」，甚至為了慈湖築堤工程，還設立「安岐機動茶室」，但竣工後就裁撤。   離島的烈嶼雖然只駐守一個師，為了讓第一線官兵方便解決壓抑的性慾，則設有「東林特約茶室」、「青岐特約茶室」與「后宅特約茶室」，加上離島中的離島「大擔特約茶室」，共有四處。還有每三個月一次的東、北碇離島巡迴服務。同時由台北召募站，召募數十位較年輕的侍應生，加入撫慰勞苦功高的三軍將士的行列，以防他們壓抑的性無處發洩而騷擾當地婦女，甚至達不到目的而以暴力相向。   特約茶室的總室設在金城，擁有四十五個房間，是規模最大、侍應生人數最多的一個單位，而且分軍官部與士官兵部。軍官部接待准尉以上軍官，士官兵部只要是軍人均可購票入內娛樂。總室在編制上不僅有經理、事務主任、會計、管理員、售票員、炊事，還有好幾位工友。大家各司其職，辦公、記帳、賣票、煮飯、燒水、提水、打掃環境、送公文，各自守著一方角落，打理著特約茶室的日常。   總而言之，特約茶室就是軍中合法的性交易場所，侍應生也就是軍妓，但跟二次世界大戰的慰安婦是不一樣的，侍應生自願，慰安婦被逼迫。管理幹部多數均為退役軍官轉任，從少尉排長到中校營長都有，但還是要靠關係，並非每一位退伍軍官，都有進入特約茶室服務的機會。   其他諸如售票員、炊事、工友，則是由退伍老兵與在地青年擔任。有些退伍老兵因不願到台灣入住榮民之家，經長官介紹來這裡討生活，大家似乎也見怪不怪；但未婚的在地青年在裡面進進出出，難免會招來鄰里間的指指點點，甚至也擔心年輕人天天跟那些穿著薄紗、塗抹胭脂、灑著香水的侍應生混在一起會學壞。   可是在那個謀生不易的年代，特約茶室的工作可不是人人都有機會進去的。哪怕只是天天幫侍應生燒水、提水供她們接客後清洗下身的工友，也會以九等二級的雇員雇用，一個月不僅有四百塊薪水，外加三百塊伙食費，總共是七百塊。這份收入，比在貧瘠的沙地上務農維生，要安穩厚實得太多了。尤其在那個戒嚴軍管時期，若想出外謀職，要是沒有一點人事關係，任憑是打雜的工友也是難上加難。   一九六二年十月某個單號的傍晚，王安茨的父母結束了一天的山上農事。父親牽著牛、荷著犁走在回家的崎嶇山路上，母親則肩挑「粗桶」跟在後頭。正當兩人即將走進村口時，天空傳來一聲「咻──轟隆」的巨響，一發共軍的砲宣彈不偏不倚落在他們身邊。   這場突如其來的橫禍瞬間奪走兩條人命：父親遭彈體擊中當場離世，母親被「瓦筒片」擊中頭部，最終因失血過多也宣告不治。面對至親驟逝，王安茨跪在父母遺體旁痛哭失聲，即使開口咒罵共產黨沒人性，但人死終究不能復活，任何的咒罵都無濟於事。幸好舅舅出面幫他料理父母的喪事，讓兩位老人家的遺體能入土為安。但無情的砲火已改寫了他的命運，讓他無奈地成為國共軍事對峙下的孤兒，每天以淚洗面、前途茫茫。   即使在父親的調教下剛學會扶犁，也能挑起兩桶水肥；但若真要以農耕維持生計，並沒有那麼簡單。農夫憑的是歲月與風霜積累的智慧，何時播種、何時施肥、何時該做何事，全寫在他們的經驗裡，絕非一朝一夕能立竿見影，或是一蹴可幾。而且還得看老天爺的臉色，假如不下雨，田裡的作物勢必會被枯死，到時休想有地瓜湯可喝。   幸而，村裡那位看著他長大的副村長動了惻隱之心。私底下透過當年在軍中的老長官，硬是在那個是非不斷、嚴禁非軍人進入的「特約茶室」裡，為王安茨謀得一份工友的工作。那地方雖然掛著「特約茶室金城總室」的招牌，不明就裡的人或許會誤以為是喝茶聊天的所在，想不到竟是一個販賣靈肉的地方，怎麼看都不適合一個心智未開的青少年在裡面工作。   起初王安茨有些猶豫，副村長也看穿了他的心思，嘆了一口氣，拍著他的肩膀苦口婆心地勸道：「這是一個千載難逢的機會，別的不說，至少每餐都有大米飯可吃，每個月有四百塊薪水和三百塊伙食費可領，還有地方可以住。生在這個烽火連天的亂世，活下去比什麼都重要。要是錯過這個機會，你只能守著這棟破房子，天天在田裡被風吹雨打太陽曬，餐餐喝地瓜湯度日。難道這樣會比較好嗎？」   幾經考慮，在現實的生活與對未來的茫然下，終究壓過了他的自尊。王安茨咬著牙點了點頭，然後走進大廳，燃起三炷香向祖龕裡的列祖列宗、以及尚未「請入龕」的父母神主牌位稟告，離開家出外謀生只是暫時的，這棟古厝和山上的田地才是他的根本，他永遠不會忘記。於是經過副村長的連繫，幾天後他便提著簡單的行李，懷著忐忑的心情，隻身前往金城總室報到。   報到當天，金城總室的事務主任斜靠在辦公桌旁，目光卻在王安茨身上上下打量。眼前這個少年不僅年紀輕、個子又矮，也有一點營養不良的跡象，不免懷疑他那細瘦的手臂能否提起一桶沉重的水。雖然這是上級交辦，但他心裡還是有盤算：試用幾天後若無法勝任，就隨便找個理由叫他回家，免得耽誤了公事，也對長官有一個交代。   「你提得動一桶水嗎？」事務主任的語氣有些懷疑，而且帶著一絲冷漠地問。   「我在家裡天天挑水澆菜，而且每次都是挑滿滿的兩桶。」王安茨連忙回答。   「挑水跟提水是兩回事，在我們這裡工作，每天除了挑水也要提水，全憑個人的本事，因為沒人會有閒工夫幫忙你，這點你可要考慮清楚。」   唯恐這份工作在進門第一天就給搞砸，王安茨趕緊挺起胸膛，大聲表態：「主任，我不但挑得動兩桶水，提水也絕對沒問題！」   看著他眼裡的誠懇和倔強，主任這才轉身帶他穿過曲折的走廊，來到瀰漫著濃煙的燒水間。此時，一個瘦弱的身影正蹲在爐前掏煤灰，一看就知道是退伍老兵，說不定在軍中還是打理著百餘人伙食的炊事班長。（一）

  「文宣放信箱，門鈴不要響。你給我安靜，我祝你選上！」   九合一選舉的選戰越來越火熱，候選人的走路工正挨家挨戶，密集地發送宣傳單。   近年來，我在閭中深居高臥，門雖設而常關，一惟好靜而已。由於不喜歡被打擾，於是便在門側貼了一張便條，提醒走路工或候選人留下政見就好，別按門鈴，以免多此一舉。   此時無聲勝有聲！有時候，門鈴多響一聲，選票多掉一趴，不可不慎！

  有些歲月並未真正遠去，只是沉入一座島的風裡，等著故人再次回來。   秋風吹過金門，高粱田泛起一層細碎的波光。我陪父親、妻子文娟、女兒彥彥，以及熱愛攝影的陳老師，再一次踏上這座島。對父親而言，這不只是一趟旅行，而是隔了半個世紀，重新走回青春曾經停留的地方。   在地老友游班長帶著我們穿過一條雜草掩映的小徑。車子慢慢駛近舊營區，花崗岩壁在陽光下泛著灰白的冷光，坑道口靜靜伏在山腳，彷彿從未離開。   父親下了車，原本一路少言的他，忽然停下腳步。   「就是這裡。」   短短三個字，卻像一把鑰匙，打開了塵封多年的門。   他伸手摸著坑道粗糙的岩壁，說起當年工兵連的日子。那時，他們年輕得很，扛著工具，在沒有太多機械設備的年代，一點一點鑿開堅硬的花崗岩。十幾歲的青春，就這樣埋在粉塵、汗水與震耳的爆破聲裡。   我站在一旁聽著，忽然覺得眼前的父親與記憶中的那個年輕士兵重疊了。   歲月改變了他的頭髮、臉上的線條，卻沒有帶走那段青春。   我們走進坑道，腳下碎石發出輕微的聲響。陰影裡仍留著戰地歲月的氣息，而從坑道口斜斜落進來的陽光，正好照在父親肩上。   走到一處舊崗哨前，他忽然站直身子。   下一刻，右手抬起，敬了一個軍禮。   沒有命令，沒有口號，只有一個老人，向他曾經的青春敬禮。   陳老師趕緊舉起相機。快門聲在安靜的坑道裡輕輕響了一下。鏡頭裡，兩鬢斑白的父親站在斑駁的岩壁前；身後，是半世紀前他曾經守望過的金門。 　　彥彥站在我身旁，沒有說話，只是緊緊拉著媽媽的手。   我忽然明白，所謂傳承，有時不需要刻意說明。讓孩子看見爺爺曾經走過的路，知道一個人的青春曾如何與一座島嶼相連，便已經足夠。   傍晚，我們回到街上吃飯。桌上的海鮮冒著熱氣，父親談起當年的同袍，偶爾笑得像個年輕人。窗外的金門已沒有昔日的槍聲，只有晚風從街巷慢慢吹過。   我看著父親，忽然覺得這趟歸營真正要尋找的，並不是一座消失的營區，也不是一個早已模糊的番號。   我們尋找的，是時間深處那個仍然年輕的他，而金門，替他把那段青春，好好留到了今天。

我轉過一座山， 又。告別了一座， 那屬於心靈的聖地，又會在哪兒呢？ 喜馬拉雅山上的雪，落在誰的心頭上不化， 那山洞裡的瑜伽士，你還會在那裡嗎？ 轉經輪繞得青藏的雪都飛揚， 我嘗試用生疏的藏語打聽你的去向， 過去的母語，卻成了今世的囈語， 我向風喊著： 「斯科爾拉、斯科爾拉」（意：轉） 千萬年的轉世，你還在等我嗎？ 冬季，它不該的早來， 凍瘡的手腳已經分不清楚有無， 甘，苦，愛，離， 那不正是我縱身一躍的去向？ 再慢一點吧，涅槃， 眼看天色又要黑了， 轉吧，轉吧，我枯黃的思念。

　　六十年的光陰，像一頁頁被歲月翻黃的書冊，靜靜躺在時光深處。 　　而我，也在母校走過一甲子的此刻，重新打開記憶的扉頁。那些塵封已久的寧中歲月，忽然如春風拂過老樹，片片葉影甦醒；又像海風吹動舊窗，讓沉睡半世紀的青春聲音，再一次清晰地回響耳際。 　　那是五月初的一個清晨。 　　雨後的中山林，微涼而清潤，草木帶著露水的氣息。我與內人一如往常，在林間緩步慢跑。晨霧淡淡浮動，遠處樹影婆娑。就在那片靜謐之中，又遇翁炳賜老師。他笑著告訴我：「今年，是寧中六十週年了，學校正在籌備紀念專刊。」一句話，像一把鑰匙，忽然打開我心中塵封多年的門。 　　回到家後，我翻出了那本收藏多年的綠色封面畢業同學錄。 　　透明封套早已龜裂泛黃，歲月在它身上留下深深痕跡；然而當我輕輕翻開內頁，蔡世炎校長當年的題詞，依然端正清晰： 「事事肯放過他人則德益宏，時時不放過自己則學益密。」 　　短短數語，竟像穿越半世紀的燈火，再一次照亮我年少的心。 　　於是，記憶開始緩緩倒流。 　　那是一個貧困卻純真的年代。 　　民國五十六年，我仍是小學四年級學生，因校舍不足，我們曾借用盤山下堡西宗祠上課。後來才知道，原來寧中的第一屆學長們，也曾在那裡借讀。母校草創之初，校舍未成，許多學生遠赴金沙求學；直到後來，才輾轉回到盤山，以宗祠與民宅為教室，在風雨飄搖中延續求學的希望。那不只是學校草創的歷史，更是一代人以艱辛灌溉教育的歲月。 　　民國五十九年九月，我成了寧中第六屆學生。 　　那時的校園還很荒蕪。教室後方是一整片的木麻黃林，風一吹，樹聲低沉如海潮。運動場尚未完成，三年級時，我們每週都得拿著鋤頭，協助開闢。汗水滴落紅土，也滴進青春歲月裡。那時從未想過，多年後回憶起來，那竟是生命裡最純粹而珍貴的風景。 　　我家住在盤山下堡，每天到位於湖南高地下的母校，來回四、五公里。 　　家境不好，買不起腳踏車，只能與同學徒步上學。清晨，我們穿越樹林，踩過小徑，繞過老師宿舍，再一步步走進校園。那條路很長，卻承載著少年所有的夢想。 　　後來，我們學著騎腳踏車。 　　租來的大車高得驚人，我們根本坐不上座墊，只能把腳穿過三角架，歪著身子勉強踩踏。摔倒，是家常便飯；膝蓋的傷痕，像青春的勳章。後來有人想到，把扁擔橫綁在後座，車倒時能撐住車身，不致壓傷腳。那是貧窮年代孩子們的小智慧，也是艱難歲月裡最頑強的生命力。 　　而湖南高地，始終是我們青春最深刻的考驗。 　　每天上學，我們氣喘吁吁地踩著踏板，奮力爬坡；到了坡頂，才能順著下坡一路滑向學校。放學時，老師又嚴格要求我們推車上坡後，才能騎回家。那段與地心引力對抗的歲月，如今回想，竟像人生最早的修行。老師不只是教書，他們也在教我們：人生沒有平白得來的輕鬆，每一段下坡之前，都必須先努力攀登。 　　那個年代，窮，是所有人的共同記憶。 　　制服總得買大一號，希望能多穿幾年；鞋子常是從垃圾堆裡撿來的舊軍鞋，再染成黑色繼續穿。若母親能買一雙「中國強」球鞋，我便能高興好多天。午餐大多是地瓜飯配自家種的南瓜，或祖母用灶火餘燼焗熟的滷花生。福利社熱騰騰的肉包香氣四溢，我只能吞著口水走過。可即使如此，那時的我們，依舊單純快樂。因為貧窮雖然清苦，卻沒有奪走我們心中的希望，更能激發自己奮發向上的鬥志。 　　我始終忘不了教室後方那道高高的紅土堤防。 　　一排排木麻黃挺立其上，像沉默守護校園的戰士。冬天時，它們替我們擋住寒風；冷戰歲月裡，也彷彿替我們阻隔外界的不安。站在堤防遠望，總有一種難以言喻的安定感，像母親溫暖的懷抱。那時的我們並不懂未來，但都曾在風裡，默默想像自己的遠方。 　　後來，我們畢業了。 　　有人遠行，有人留鄉；有人奔赴城市，有人漂泊海外。人生像學校堤後雨水滿溢後流向湖尾溪，終究各自奔向不同的方向。可無論走得多遠，心裡始終有一處地方，留著寧中的鐘聲與木麻黃的風聲。 　　民國一○八年六月八日，我召集第六屆同學87人返校聚會。 　　那一天下午，一群白髮漸生的老同學，再次踏進校園。走廊依舊，土堤依舊，校門依舊，只是青春早已遠去。有人看著教室默默不語；有人對著泛黃照片笑著落淚。當寧中校歌「太武巍峨，雙鯉漪翠，立學於斯，為民樹規，審此任重道遠……」在會場響起時，我忽然覺得，我們不是回到一所學校，而是回到自己生命最初的地方。 　　那天，我們也共同捐款回饋母校。 　　因為我們終於明白，人生能走多遠，從來不只是自己的努力。那些年，若沒有老師們燃燒自己、照亮學生，我們這群來自貧寒家庭的孩子，或許無法走出人生的困境，更不可能走向後來的天地。 　　多年後再讀畢業紀念冊上的致謝詞，我依然深受震動： 　　「老師們用愛心灌溉我們的心田，用耐性填補我們的空虛；他們點燃自己，照亮別人，將我們從愚昧無知的孩童，引向光明璀璨的前程。」 　　如今想來，師恩從來不是一句感謝便能說盡。 　　那是一盞燈，在我們最黑暗時照亮方向；是一座橋，讓我們跨越貧困與無知；更是一雙手，在我們跌跌撞撞的人生路上，始終默默扶持。 　　我一生歷任金門縣政府多項高階職務，當過財政、建設、稅務局長、參議等，乃至擔任縣市地方政府最高文官的金門縣議會秘書長。若說人生曾有些微成就，我始終相信，根源都來自寧中三年的啟蒙與師長的教誨。沒有當年老師們的孜孜不倦，便沒有後來的我。 　　而今，歲月倏忽，華髮已生。 　　回首往事，最難忘的，仍是那段貧窮卻溫暖的寧中歲月。那些在紅土操場奔跑的少年、在木麻黃下朗讀的身影、在寒風裡推著腳踏車爬坡的汗水，都早已成為生命最深的印記。 　　六十年的寧中，像一棵歷經風霜的大樹。 　　而我們，都是曾在樹下乘涼的孩子。 　　願母校弦歌不輟，校運昌隆；願師道長存，春風永駐；也願所有走出寧中小的學子，無論身在何方，都永遠記得──人生最初那道照亮前路的光，曾來自金寧中小學的教室窗前。

旅行中，近晚的天色喚醒城巿的燈光 老城區的老教堂 青石斜坡的老路牆角 一張關於青虎斑貓的貼文啟事 貓去哪裡了？ 一隻貓走失在城裡了怎麼辦？ 街道會變得著急嗎？ 教堂裡的聖母會憂傷起來嗎？ 廣場中的噴水池會持續抽咽嗎？ 貓看著鏡頭（她／他叫Yuki，那是幾時照的？） 谷歌替她翻譯一串文字 一會兒說：我也去旅行了 一會兒說：我也有自己的活法 一會兒說：我選擇了我自己 一會兒說：咦，事情就這麼發生了嗎？ 失去貓的家說見到她 請不要餵她，請不要收留她 請讓她自己回家 可是-- 人們不知道貓怎麼定義家 有時，連人自己也不知道 正如我說 我就要回家了 我家外面也有一隻青虎斑貓 她每天都來找我 有時一天四次、五次 我想問她： 貓真的會走失嗎？ 有沒有看透了世情而一去不回的貓？ 如果，連貓都會迷失 那還有清楚自己是誰的人嗎？ 啊！ 貓去哪裡了？ 貓正在做什麼？ 我就要回家了 我這一隻男人的家外面 也有一隻天天來找我的貓 我好想貓。 我好想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