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幸的是聶恆走後，搬來一家不務正事的上海人。酗酒、打牌，每夜嘩拉拉的牌聲，吆喝聲，電視機聲，吵得我頭皮發麻。我沒辦法跟這種人相處，夜間是改劇本的最理想時間，卻被這些都市流氓吵得精神分裂。只有搬家，離開此地。 　　過去，聶恆告訴我一句保加利亞作家口頭禪：「寫作需獨處，讀書靠靜思。」這確是經驗的總結。我索性跑到新店買了一層五樓公寓房屋。夏天熱得像烤箱，冬天冷得風雨侵襲，但可喜的鄰居不打麻將，晚間非常安靜，我從此可以安心改稿、寫作、看書了。 　　５　　 　　從上世紀六十年代，台北的電視台開闢戲劇節目，把軍中和社會上的優秀演員，搜刮淨盡。文藝商品化的大潮，任何力量難以阻擋，即使跺腳罵娘，也是枉然。陽泰電影公司總經理鍾岳上台，便想拍攝一部叫座的電影故事片，向電視劇進行挑戰。鍾岳找我商量，把何暢從香港拉回台北，共襄義舉。何暢回台北，我們初步想拍攝蔡鍔與小鳳仙的豔史，同時表現出袁世凱妄圖恢復封建帝制，以及二次革命的風起雲湧史實。 　　通過協商，這部影片的主要演員是：   小鳳仙，丁紅飾演。 　　蔡  鍔，何暢飾演。 　　袁世凱，鮑剛飾演。 　　革命黨員，倪蘭、余敏飾演。 　　編劇，李彥。導演，羅茵。 　　陽泰電影公司班底職工，當然瞭解這些演戲員的來歷。但是，鍾老想鼎力支持，他們也無可奈何。既然鍾岳信任，我確是下了一番功力，創造出這齣戲的教育與藝術效果。尤其是丁紅、鮑剛，他倆在電影圈外遊蕩二十載，如今請他們擔任如此重要的角色，真有受寵若驚之感。人心齊，泰山移，毛片拍成後放映，鍾岳激動地流下了熱淚。   v

  拿到行李時，焦急地添弟早已在機場等候多時。我們急奔醫院。從再度見到母親地那一刻起，我與娜妹情緒剎那間都崩潰了，眼淚奪眶而出。只見母親臉色蠟黃、氣息微弱、雙眼緊閉著。我與娜妹只能緊緊握住母親地手，邊哭邊頻頻呼喚著：「媽！媽！媽！我們來了！我們來看您了！」   病房內父親和大哥、大嫂、大姐、弘弟、添弟都隨侍在旁陪伴著母親。沉睡中地母親在我倆頻頻呼喚中幽幽地、疲倦地睜開了眼睛。護士來了，看著無助地我們，說母親的眼睛已看不見了，人在將往生時只有「聽覺」是最後消失的，現在我們所能做的事就是和她多說說話，還有按摩，讓她感覺到有親人在她身邊。   感謝白衣天使地指引，讓我們緊緊抓住無情地時間來與母親做最後地相處與告別。看著母親渙散的眼神，我們不斷地在母親耳邊說著：「媽，我是阿秀，我來了！我來看您了！」「媽，我是阿娜，您的小女兒！我來看您了！」病榻上地母親猛搖著頭。我知道神智猶清的母親正在說著她「時間到了」，即將走了，無論如何，這回我們是再也「留不住」她了。   這讓我更為感傷，明知這一刻早晚會到，但當真正面對時，卻是無法理智地控制情緒。從再見母親地那一眼起，我地眼淚就沒停歇過。我的淚水像關不住的水龍頭，像決堤的河水，源源不絕地從眼眶內一直溢出來，失控的淚水讓我把床櫃上的兩盒面紙都抽空了還不夠。此刻的我，面臨著與最親愛的母親訣別，只能以「淚如雨下」來形容。   我與娜妹各自緊緊握住母親地手，母親的手好冰冷、好冰冷，幾乎感受不到任何溫度。我的另一隻手不斷地不斷地撫摸著母親地臉龐，從額頭到臉頰、鼻子、下巴，透過我頻頻呼喊地聲音、透過我地手與母親容顏地撫摸接觸，讓她感覺到我在她身邊，我就在她身邊。   遠住嘉義地惠妹還在上班，之前曾說隔天星期六一大早就會北上。而深恐母親隨時可辭世地我邊哭著邊請添弟馬上打電話要惠妹「火速前來」，否則恐難見母親最後一面。         極度疲憊地母親又沉沉入睡。夜幕即將低垂。我們分批輪流去吃那食不知味地晚餐。我想著晚上我要和大哥一起留守在醫院，陪伴在母親身旁。   母親再度醒來時，睜著的眼似乎在搜尋什麼？是在找惠妹嗎？她的第三個女兒。七點五十五分，下班後馬上坐高鐵北上的惠妹終於趕到醫院，在母親病榻前握著母親地手，對著母親說：「媽，媽，我是阿惠，我來了！我來看您了！」母親聽到了，聽到了惠妹地呼喚，她知道親人們都到了，都在她身邊陪著她。   此刻病房裡擠滿了母親地至親，與母親牽手一生的老爸、三個兒子、媳婦、四個女兒及孫子、孫女、孫女婿都圍繞在母親身邊。   護士來了，她問著：「人都到齊了嗎？」大哥答著：「都到齊了。」護士拿掉了已吊掛了兩天的「升壓計」。原來為了讓母親能與我們見「最後一面」，母親靠著意志力，靠著調到最高指數的「升壓計」苦撐著等待與我們見最後一面。   護士好心地告訴我們說，這時候我們得趕快抓緊時間，每個人都要向她老人家說一句「告別、感恩的話」，讓母親安心地走。我們每個人都一一上前，忍住悲痛，緊握住母親的手，請她老人家心無掛礙，安心跟隨佛祖去；我們感恩母親所給予我們滿滿地愛；我們感謝她是個好母親、好婆婆、好阿嬤；我們告訴母親，她一生已「功德圓滿」修得正果；我們對母親說我們會永遠懷念她；父親說著感謝母親一生為他的辛勞與付出………。   八點二十九分，母親「心跳停止」了！母親走了，母親走了，母親真的走了！看著醫生書寫著「死亡證明書」時，我才剛剛稍稍停歇的淚不自覺地狂奔起來、狂瀉而下。面對不再有心跳、不再有呼吸的母親，悲不自抑地我放聲痛哭。（中）

──戰功彪炳的武將李光顯和邱良功傳奇故事   唐朝德宗年間，朝廷於閩南設五處牧馬區；古稱「浯洲」的金門小島，就是其中之一，牧馬侯陳淵帶蔡、許、翁、李、張、黃、王、呂、劉、洪、林、蕭等十二姓前來墾牧，生聚蕃衍，迄今已有一千二百多年的歷史。 其間，先民歷經朱子教化，人文薈萃，明、清兩代科甲聯登，出將輔相，許許多多的傳奇故事，靠著口耳相傳，一代傳過一代；然而，隨著歲月更迭，年長者，日漸凋零；年輕的，為生活遠走他鄉，屬於金門的民間故事，漸為人們所淡忘。 儘管，很多旅外鄉親回到浯島，常往往會到處瀏覽一番，但是，普遍來去匆匆，了不起拍幾張照片留念，有誰會去多花心思，探索「古龍頭」村，為什麼變成「古寧頭」，還分南山和北山？為什麼「古崗村」有大古崗、小古崗之分？「官裡」到底是出了什麼官？而「官路邊」村又曾有什麼大官經常路過？……？尤其，小徑村現在明明是金門島上幾條主要道路的交匯點，為什麼不叫「大徑」呢？ 其實，二百多年前，小徑就名為「大徑」，是金門島上較早開發的村落之一；鼎盛時期，全村有近千「口灶」，範圍東起魯王墓、西至中蘭橋、北鄰  國父銅像，整個太武山南麓盡是民宅；然而，為什麼隨著歲月的遞嬗，「大徑村」卻變成「小徑村」呢？ 民國八十年冬，有機會在小徑村，訪問到村中高齡九十四歲，已當了太祖的居民──王金來老先生，說起「大徑變小徑」的故事，王老先生不勝唏噓，搖頭嘆息不已！ 或許，走過一個世紀歲月的王老先生，臉龐佈滿風霜鏤刻的皺紋，特別是視力衰退，天寒怕冷，很少下床走動，但是，當他燃起一根紙煙，卻立即神采飛揚，記憶猶新地娓娓道來，一切好像昨天才發生似的，聽來令人彷彿走進時光隧道，置身於二百年前的「大徑村」中……。 話說清高宗乾隆二十年間，大徑村的許氏人家，育有一對女兒。大女兒出閣的時候，正門門楣上突然長出二株靈芝，恰似「靈芝獻瑞」，為婚事平添無限喜氣，全家大小興奮不已！但是，所謂「內行人看門道，外行人看熱鬧」，看得懂門道的人，私下認為大事不妙：「靈芝長在門外，尤其是枝葉向外，將來福蔭不在許氏本家，將隨女兒出嫁至婿家！」 果然，許氏人家二個女兒先後出閣，分別嫁到古寧頭北山的李家、和金城的邱家。乾隆二十二年，嫁到古寧頭李家的大女兒，回到大徑村娘家，生了一個男丁，取名李光顯；同樣地，十一年後的乾隆三十三年，嫁到金城的二女兒，也同樣回到大徑娘家，也生下一男丁，取名邱良功。而這兩個男丁，不是普通的凡夫俗子，他倆緝捕海盜戰功彪炳，都曾叱吒風雲，在金門歷史上留下不朽的一頁！ 先說李光顯，雖出生在大徑村母舅家，但成長在古寧頭村，農忙時常下田幫忙耕種，也常下海捕魚或採蚵。因此，經常挑著農畜產品或魚貝海鮮，到金城市街販售；當時，他的長兄李光輝在縣城裡當兵，軍營就位於今金城莒光路和中興路交叉口的「陳氏家廟」前。 經常，李光顯把農產或海鮮賣完之後，便順道到軍營裡探望哥哥，久而久之，與軍營裡的士兵混得很熟，由於他長得碩健魁梧、孔武有力，軍營裡的兵士們常邀他比賽摔角，而每一次，李光顯都輕輕鬆鬆把對手撂倒在地，因身手不凡，「摔」遍整個軍營無敵手，消息傳進軍營長官的耳朵裡，特予召見鼓勵入伍。 於是，李光顯在二十二歲那年，毅然棄農從軍，正式和哥哥一起當兵吃糧，從最低階的水兵幹起。 因為，李光顯自幼在古寧頭海邊打滾討生活，懂得觀天象與計算潮汐、以及揚帆操舟之要領。當時，海盜猖獗，劫掠商旅，其中，以「漳州大盜」蔡牽及其餘黨最為囂張跋扈，橫行於閩、浙、粵海面劫船越貨，公然封鎖航道收取「出洋稅」，負責緝捕的官兵束手無策。 李光顯加入水兵行伍之後，經常自告奮勇操舟出海巡哨，屢建奇功，深獲長官及朝廷所器重，官職直線上升，嘉慶十六年奉派出任浙江提督，五年後的嘉慶二十一年，又奉派出任廣東提督。 值得一書的是，李光顯在其三十四年軍旅生涯之中，曾駐紮過金門、澎湖、福建、浙江、廣東等東南海疆，參與緝捕海盜戰役無數，先後擒賊七百二十餘人，擄獲賊船四十五艘，功績卓著；更因李提督嫉惡如仇，且身手矯健，神勇無比，每次出海均擺出「一夫當關，萬夫莫敵」之勢，讓海盜聞風喪膽，因而海上舟楫順暢，商賈人人額手稱慶，時任兩廣總督阮元，還曾特頒「海邦著績」匾額，以表彰其功勳。 李光顯的故居，位於古寧頭北山村的入口處左側數十公尺處，係一幢「三進落」單脊燕尾的閩南傳統建築，是李光顯與其兄李光輝、及弟弟李光寬合力建造；由於李提督為官清廉，畢生所得不足蓋一幢官第豪宅，主要建材為花崗石與磚瓦，外觀至為樸實，與一般民宅並無差異，比較特別的是，其屋後立有花崗石鐫刻用以鎮煞的「泰山石敢當」五字，其造型與規模，堪稱全島最壯觀，引人矚目。 然而，因李光顯曾任廣東水師提督，所以，鄉人均稱李光顯的故居為「提督衙」；又因李提督功績卓著，死後獲朝廷誥贈為「振威將軍」，所以，也稱「振威第」；獲列為國家三級古蹟保護，成為島上重要旅遊景點之一。 所謂「無獨有偶！」比李光顯晚十一年出生的表弟邱良功，出生三十五天後，其父邱志仁便不幸與世長辭了，由寡母許氏獨力撫育成人。幼年時的邱良功，家貧生活困頓，母子相依為命，陶鑄成他克勤克儉，奮力向上的大無畏精神。 然而，邱良功自幼聰明機智、膽識過人，長大後追隨表哥李光顯投身軍旅，由於驍勇善戰，鎮守閩、浙海域，從外委、把總、千總、守備、游擊、參將、副將、總兵，曾多次追盜剿賊越過台灣海峽，嘉慶十四年，獲朝廷拔擢晉升為浙江提督。 根據金門縣史記載：嘉慶十四年八月，邱良功出洋圍剿「漳州大盜」蔡牽，時值日暮黃昏，邱良功恐蔡牽趁夜幕低垂遁逃，奮勇急攻，以自己所駕的快艇小船，逼近蔡牽綠桅大船，雙方陷入生死纏鬥，當時颶風怒吼、濁浪排空，戰況慘烈，邱良功左股遭賊刺傷，仍然負傷擂鼓，毫不退懼。 最後，蔡牽彈丸用盡，企圖撞船與追緝官兵同歸於盡，幸隨後閩師王得祿率援軍趕到，適時加入圍攻，蔡牽彈盡援絕，眼看即將束手就擒，只好破船自沉，橫行於閩、浙、粵三省水域近二十年的盜匪，終告消滅；經此戰役，邱良功受封「三等男爵，照例承襲」，也就是三代子孫可以繼承爵位。 邱良功獲朝廷封爵顯貴之後，因為人謙恭、為政清廉，尤其是事母至孝，仁宗皇帝知悉他的身世之後，為表彰其母守節撫孤教子有方，特於金門最繁華的街道，賜建「欽旌節孝」貞節牌坊一座。 「欽旌節孝」坊，位於今金城莒光路觀音亭旁，是目前台灣地區規模最大、且保存最完整的牌坊，也是金門唯一的「國家一級古蹟」，被譽為「台閩第一坊」，成為蒞金訪客必遊之處，也是金城鎮的文化地標。 綜觀整座牌坊，為四柱三間三層花崗石材結構，柱子底下分別有四對雄、雌石獅，牌坊頂端，則有「聖旨」牌與石獅，牌坊正面與背面，均鐫刻著表彰邱母節孝事蹟的楹聯。其中，以浙江定海及黃嚴總鎮李光顯與謝恩詔所拜贈：「三十五日遺孤，在昔身肩教養；二十八年苦節，於今澤沛雲礽」，短短二十四個字，彰顯邱母一生志節，教子有功，足可為鄉梓楷模，感人肺腑！ 同時，仁宗皇帝也知聞邱家故居十分簡陋，另賜贈雕龍聖旨石二塊，高約六十公分、寬八十五公分，預備改建「爵府」擺置在府第門前。 邱良功的故居，位於今金城浯江街二十七號，低矮且狹小，既然「奉旨」要在原地改建「爵府」，房屋格局當然要放大，需要倍蓰的土地，於是，籌建之初，邱家央人向四鄰洽購房地，因為，邱提督為人謙恭、為官清廉，且事母至孝，為鄉里所景仰，許多鄰人看在「邱大人」非常有誠意，也沒有仗勢欺人，反而願以加倍的銀兩，向鄰人商議購地，因此，大部份的鄰居都十分合作，紛紛將已有的房地出讓，北起北帝廟，東到「叢青軒」許獬的故居，也就是今「金門鎮總兵署」、西至今中興路，幾乎想買的房地都很順利買下，只差其中一塊蔡姓人家的宅地，約莫只有一個「櫸頭」大，卻一直不肯出售。邱提督曾親自到蔡家拜訪商議，願以白銀鋪滿那塊宅地商購，可惜，仍未讓蔡姓鄰人動心，堅持不肯出售宅地。（上）

　星期六孩子就讀的學校，舉辦慶祝母親節活動，在慶祝的過程中，老師帶領學生們起立，向坐在後面的媽媽們唱《母親像月亮一樣》這首歌，我特別注視我那就讀低年級的兒子，唱得無精打彩，手語動作有氣無力，好像早上沒吃飽似的，昨晚沒睡好的樣子！表演完畢，主持人要求學生拿親手製作的卡片送給媽媽。學生們拿著卡片循著各自熟悉的「奶味」找媽媽，我等了許久，兒子拿著卡片心不甘情不願的說：「媽麻，給你！」在後頭的女兒遞上卡片，怯怯的說：「媽麻，母親節快樂！」我接過卡片對著兩個孩子笑著問：「那句話有那麼難說嗎？」兒子嘿嘿嘴角咧開，硬邦邦的擠出：「媽媽，母親節快樂！」話說完，趕緊扭頭跑開了！   　晚上，吃完飯，先生提醒我打個電話回廈門娘家，跟母親說母親節快樂。我猶豫了一下，尋思要如何說，還真有點難為情。不過，我還是撥通電話，電話的那頭傳來我熟悉的聲音：「喂！」「喂！阿母，阿…妳吃飽沒？」要講的那五個字卻卡在喉嚨裡，我心裡暗笑自己，早上還問孩子有那麼困難嗎？當下的我不也如此！「你是阿圓，吃飽了，那你吃飽沒？」話筒傳來阿母回答的聲音。「我吃飽了，阿…那個…阿母，母親節快樂！」卡在喉嚨裡底的五個字終於說出來，如釋重擔，臉頰卻一陣陣燥熱。「哈哈哈，快樂、快樂，今天又是母親節喔！那年去金門，還讓你破費請吃蛋糕！」母親開心的說。   　那年母親吃到有生以來的第一次生日蛋糕，我依稀記得，那天的下午，我騎機車到蛋糕店取回蛋糕，放在冰箱，兒子一直問我，什麼時候要切蛋糕，我安撫兒子一定要等先生回來，一起幫外婆慶祝母親節，一旁的母親見狀，要我先切給孩子吃，但我還是堅持到先生回來。先生回來，我從冰箱拿出蛋糕，點上蠟燭，我鄭重其事對著孩子和先生說：「這是媽媽第一次為生我養我的阿母過母親節，我要祝我的阿母母親節快樂！」說到最後我語帶哽咽，眼眶盈滿淚水，心中百味雜陳，但是我理智克制自己的情緒，要求大家跟母親說：「母親節快樂！」祝福完畢，吹蠟燭，切蛋糕，吃蛋糕，孩子大快朵頤，我卻瞥見母親偷偷拭著眼角的淚水。事後，母親對我說：「這輩子能讓你慶祝母親節，已心滿意足，無它求，只望你們一家快樂和睦！」　　 　那兩個星期，母親每天一大早，就拿著我們全家換洗的衣物，在洗衣板上刷刷刷的清洗，我每次都心疼的說：「阿母，你不要如此辛苦，衣物丟洗衣機清洗就好了！」「閑閑無代誌做，洗衣當運動，筋骨才不酸痛。」母親一邊搓洗衣物一邊回答。我在廚房煮菜時，母親一會兒幫我洗菜，一會兒幫我切菜，一會兒拿碗盤。餐桌上，母親像個童養媳般，只夾著青菜配飯吃，我又說：「阿母，不要只吃菜，魚肉也要夾些吃！自己的女兒，還要如此客氣嗎？」「嘿嘿，牙齒不好，咬不動！明天煮點稀飯，買點醬瓜蘿蔔乾，我喜歡吃那個。」母親淡淡的說。用餐完畢，母親又搶著收拾碗筷到廚房刷洗，理由是吃飽坐著想睡覺。後來，我的鄰居對我說：「阿圓，自己的母親就是不一樣！」我非常認同她的觀點。　　 　直到要回廈門前幾天，我一再挽留，母親才說：「金門的東西都很貴，一餐要數百元，女婿那點薪水，要養你母子也要養你當家（婆婆），再加上我這『人客』，會添加你的負擔。原本想，阿母又黑又瘦，不成人樣，怕讓你丟臉，你小妹說，現在不來，他日你小弟結婚生小孩就更難！」聽母親一席話，我為之鼻酸。我知道向母親這等傳統婦女，在她的心中子和女是有別的，女兒嫁出去猶如潑出去的水，和兒子不同，母親吃兒子是理所當然，吃女兒如「白吃的人客」，我一直認為母親是開明的長者，不想母親也有這等世俗之見！「阿母，俗話說，『母無嫌子醜，子無嫌母窮』，你想太多了！」我心痛的說。    　母親的童年是在兩岸的烽火歲月中度過，在躲單打雙不打的砲聲中，吃著地瓜、地瓜葉、牛皮菜，有一餐沒一餐的日子，長大成人。在文革期間嫁給當時最紅的軍人-當兵的父親，響應毛主席的號召，避免鋪張浪費，舉行集體婚禮。那年村子共有十對新人結婚，當時的他們，胸帶紅花，手捧毛主席的像框，在村子遊行，後頭的文工團為他們敲鑼打鼓以示祝福，這是母親最幸福的記憶！婚後，父親回到千里之外的武漢上班，母親則和父親的父母兄弟姐妹住在一起，母親為家中的長媳，翁姑、小叔、小姑一家八九人的衣物、粗活全由她一人扛下。  　日後，母親陸續生下我們姊弟三人，精明細算的阿嬤，就開始分家，買個爐灶，一隻鍋、十個碗和十雙筷子，讓母親另起爐灶，自立門戶，而一年一度只在春節回鄉探親的父親，也鮮少帶錢回來。家中的家計就靠母親當鹽工，換取微薄的薪水養活我們。改革開放後，母親也做一點小買賣貼家用，後因不善經營而收攤。那時身為長女的我，是母親得力的助手。之後的母親做過工地小工、清潔工，直至現在，母親還在門口的菜園裡栽種經濟作物，自產自銷。  　花甲之年的母親，看起來比實際的年齡還老，花白髮絲佈滿她的鬢角，歲月在額頭上劃下一道道的痕跡，眼角密密的魚尾紋，黑瘦的臉龐，瘦弱的身子，像樹皮的雙手，蹣跚的步履，猶如風中的殘燭，母親真的老了！  　母親用青春和雙手、流血汗換來兒女的成長，父親的退休金和店租足夠她在花甲之年含飴弄孫，頤養天年，只是小弟沒有固定的收入，還得這把年紀如此勞累！為人母的女兒我，心中縱有萬分不捨，也是有心無力！女兒我就靠女婿那份薪資，精打細算，每月付婆婆的女傭費，家中日常消費和打點人情世故。我只能在例行的電話中關心問候，勞作少一點，身子保重一點！  　睡覺之前，兒子說，他覺得母親節不一定要送禮物。我想追問，但兒子已睡著。今晚的電話，那年蛋糕的滋味又讓母親的齒頰留香。那天晚上，我做了一個夢，我提著一盒蛋糕搭船抵達和平碼頭時，看到等候我的母親，高興的揮舞手中蛋糕說：「阿母，母親節快樂！」

  感覺才剛過完年不久，可日曆上鮮明地寫著「五月」這個數字。五月給我的第一聯想是「母親節」快到了，第二聯想是一年快過去一半了。   可我的思緒仍停留在二月二十日這天，我的時間凍僵在二月二十日這天。這天地情景已然深深地、狠狠地烙印在我底心版上，在我生命中再也永遠無法抹滅、忘懷。   猶記二月十七日，剛過完元宵節不久且已拜祭過婆婆忌日的大姐偕姐夫再度赴台探望已氣切仍住院地母親。我原想大姐先去陪伴一陣子後我再去接班，這樣母親就可天天看到女兒了。 之前幾年也曾與大姐差不多時間赴台，又差不多時間先後回金。去台時母親很開心，她老人家同時可看到兩個女兒，可回金時母親很失落，她同時又要與兩個女兒分離兩地。後來，我們姐妹錯開時間，輪流來回往返，盡量讓在台的母親身旁有個她知心、貼心地女兒承歡膝下，可以陪她聊天，陪她上醫院，烹煮些她老人家喜歡吃的食物。   從我懂事開始，就感受到母親在整個家中舉足輕重地地位。母親一直用她源源不絕地愛來灌溉、維護著這個家，母親對家庭的付出是全然無悔無私地，母親是家中地盤石，母親是家中地精神支柱，父親和我們七個孩子都信服著母親，母親在我們心中之「至高無上」的地位是無庸置疑的。   母親的待人處事，母親的言行風範不止在我們家有著崇高的地位，在親朋好友、鄰里間更獲得嘉譽與尊敬，任誰都知道「圓嫂」的聲名。       隨著年齡地增長，隨著母親把我當知心好友般地盡情與我傾訴、閒聊她人生中所曾經歷過地種種情事，所有地心情與感受。我總認真而專注地聽著母親娓娓道來地故事，母親溫柔地聲音配合著她生動地描述，總讓我彷彿跟隨母親進入那過往地時光隧道，親自參與了她那時空背景地生活。   我開始慢慢解讀母親，瞭解母親。也能深刻地感受到母親生命中地所有地感觸、所有地悲喜感覺。雖然有時母親故事一再重複，但這更讓我牢牢記住母親所有地一切。   母親在金門時日子過得是很開心地，除了有我們姐妹善體親心地時常探望、陪伴外，更有親朋好友、鄰居們的和氣相待。母親生活恬適，如魚得水般地悠遊自在。     可我從來沒想過父母親會在台渡過晚年的，更從來沒想過如果要見我最尊敬又親愛的母親一面，得「拋夫棄子」搭乘飛機專程前往。之前父母親在金，我是天天回娘家的，無論是走路、坐腳踏車或騎乘機車，都可隨時前往看看母親的，而如今卻與親愛的母親相隔千里。又因為不想浪費來回昂貴地機票，因為不忍將回金時母親落寞地眼神，因此，每次到台，少則半月，多則一個月、一個月半，甚而兩個月才回金，回自己最熟悉的窩。也非常感謝老公，他寬容地氣度成全了我為人子女地孝心。   我總認為為人子女者都要「把握當下、及時盡孝、善體親心」。趁父母親還健在地時候，在能力範圍內多多陪伴，那才是老人家最感窩心最需要的。人到老年，一切世事都已看淡，一切金錢與物質享受也不再那麼重要，人到老年，圖的只是親情的溫暖與溫馨地陪伴罷了。   平心而論，我們兄弟姐妹以及媳婦、女婿們對父母親都滿孝順的，處處以父母親為尊。因為我們不想「樹欲靜而風不止，子欲養而親不待」地憾事發生，我們更奉行著「生前一粒米，勝過死後拜豬頭」地俗諺來盡力盡孝。   二月十八日下午，大姐急來電告知說：「醫生說媽媽情況很不樂觀，妳與娜妹趕緊來台…。」乍聽此言，我眼淚早已撲簌簌滾滾而下。放下聽筒馬上訂了兩個機位後再電告娜妹一起相偕前往。   惡耗來得有點突然，超乎我們想像，讓我們措手不及。我與大姐回金過年時，母親雖氣切，但神智清醒，醒時精神很好，兩眼炯炯有神，握著我們的手，張口不斷地說話，似在交代我們一些該做該注意地事項。之前地插管急救與現在地氣切，徒讓母親能開口說而無法發聲，我們再也「聽不到」母親親口發出地任何一句話，只能努力地看著唇形一陣「瞎猜」。可當一再猜錯時，母親搖搖頭，眼神無奈地有點生氣了起來，心中一定說我們這些個「笨孩子」，竟都看不懂她在「說」什麼。   我們想，母親要說地無非就是那些事了。母親早在一年前就不斷地交代著「後事」，也不斷地替我們這些都各自成家的「孩子們」打預防針，常常囑咐我們說，如果有一天她「時間到了」走了之後，要我們不要難過、悲傷，人生最終點的旅程就是往生這一站了，一切都是自然定律，不要傷心不捨。母親更「千交代、萬叮嚀」地說，如果有一天她忽然之間昏倒了、昏迷不醒了，千萬千萬不要給她「送醫」，千萬千萬不要給她做任何地「急救」，就讓她在毫無痛苦、不知不覺中跟隨佛祖前往「天堂」去吧。   可俗話說「人算不如天算」。當佛祖「毫無預警」地要來接引母親到西方時，我們因為「不忍、不捨」，忘了母親之前地殷殷交代。我們「強留」最親愛的母親繼續在人間，而當我們眼睜睜地看著母親受苦時，我們都很矛盾、自責，內心極為痛苦煎熬。我們不知道我們做的是對？還是不對？到底是盡孝？還是不孝？   雖然我們回金了，但仍每天電話詢問、關切母親情況。當母親轉到普通病房時，大哥與添弟也積極安排母親出院後將住到振興醫院附設地安養中心，那裡有收「氣切和洗腎」地病患。我們也期望母親能奇蹟出現，能發出聲音說話，我們原想以母親堅毅地軔性，應是可再撐一陣日子的。不想事有變化，如今母親竟病危在即。   二月十九日地夜晚有霧，濃濃地霧把夜晚妝點得朦朦朧朧，一片迷離。我在三樓點香時頻頻向菩薩、諸神祈求，祈求明日霧散雲開，讓我得以和娜妹順利赴台，千萬切莫斷了我姐妹倆與危急地母親相見的「最後一面」啊！   二月二十日星期五，下午兩點地飛機，我在車上前往機場地路途中，想著母親，不自覺地又掉下了淚，我喃喃地說著：「媽，您不要走，您不要走，您一定要等等我啊。」老公安慰著我說：「放心吧，媽媽一定會等妳們的。」   課業繁忙地娜妹直接由學校乘坐機車趕來機場，思及母親，我們心情沉重，相對無言。上飛機時，紅著眼眶，悲傷地心讓我又哭了起來。飛行途中，心裡不斷地禱告著，祈求菩薩、諸神讓我們得以見母親最後一面啊！這是一趟哀痛與淚水交織地旅程，我心似箭，恨不得馬上飛奔到親愛的母親眼前、身旁。我深自後悔、自責著為什麼過完年後沒馬上到台陪伴母親。母親已是風中蠟燭，禍福難斷，而我竟天真地以為母親可以一直這樣地維持著好精神。（上）

四月二十二日是世界地球日，在台灣，也有許多響應的活動、宣導。那麼，地球的概念是什麼？有多大、多遠、多少人？看著新聞報導，我和姑婆聊著「地球」。她說：「地球真是一個尚介笑虧的所在。」那麼多地方，怎麼沒有一粒山、一片海是同款的。「尚笑虧」的是，沒有一模一樣的人。 姑婆指著照片，說那些去過的地方，每一「位」（指地方）有每一「位」的趣味。她蹲在土耳其的市集裡、戴著草笠在湄南河的船上、又在峇里島試拖曳傘。她說，奇怪，五十歲的時候都不會怕、六十歲的時候還想去好多地方、七十歲登上玉山，還搭了愛之船去北極。現在八十多歲，膝蓋不好，沒法走遠了，但還是會坐在電視機前，看著discovery、遊覽世界。 那是她的地球，照片中的、回憶裡的、電視上的。 我的地球是，課本上的，教室裡的。以前不知道山啊、海啊是多麼重要的天然屏界，也不知道有「鄰國」這回事，我以為一塊地方就是一個國家，很多塊、很多塊加起來就是世界。小時候，總是自顧自的猜測和以為，對地球完全沒概念，各種相對性的遠近大小空間真是錯得離譜，但心中的地球，就像一面大拼圖，用一點記憶、一點傳聞、一點想像，拼湊著。 後來為了考試，開始背些歷史、地理，也開始「現實的」去認識地球。看老師在黑板上抖動粉筆，劃著彎彎曲曲的國界，說這是大陸、這是美國。小小的孩子哪裡懂，壓根沒想過會走進這些「抖抖的線」，更不用說，要使用別的語言。直到年級高一點，老師秀出地球儀，指出屬於台灣的一個點，我才驚覺到，原來台灣只是「一顆球裡的小小一點」。因為瞭解，讓我們更想瞭解。所以我走出個點，開始旅行，陸陸續續的，去了一些「想像中」和「現實裡」的地方。如果沒有離開台灣，我真不知道世界這麼大，不知道生活的紛然萬象，不知道有人終日趕著羊，有人住在草堆上。也才知道，原來這才是地球。 地球是，一個充滿驚奇、充滿冒險的遊樂場；是一部無奇不有、無所不包的大百科；你可以放心大膽的去試、去闖，因為無論走得多遠，都會在這個地球上，這裡就是我們的家，永遠的家。但或許，無法永遠。因為地球急遽暖化，以及人類的過度開發，世界上許多景點即將消失：威尼斯將於四十年後沈入海底、亞馬遜河的雨林約在十年後殆盡。南北極更因溫室效應而導致冰帽化，許多特殊生態中的動物，藍鯨、海豹、企鵝、北極熊等，都將失去家園。這是地球嗎？因為我們無知的、貪婪的，想營造出最適於人居的「家」，卻殘忍的、蠻橫的，剝奪了動、植物們的「家」。 地球是一個和平共生的天堂，這麼美麗的地方，我們不能，就這麼失去它。地球上的美好，有一些，是姑婆講給我聽的；有一些，是我自己體會的；還有更多，是子子孫孫們，所傳頌的。

「你的問題，我也想過，想了很久。」聶恆吸了兩口菸，嚴肅地說：「胡風把我看成兄弟一樣。我的轉變，胡風只有苦笑、搖頭，他說不出一句話。李彥，你還年輕，不懂。一個領導人，應該有幾個諍友，敢於在他面前講話的人。斯大林殺人如麻，作家法捷耶夫在他面前還喝酒發牢騷，法捷耶夫經常跟斯大林抬槓、辯論，甚至吵架！胡風上三十萬言書，為的改革文藝創作問題，這有啥罪？胡風的罪是過份天真了。毛主席的修養，比不上斯大林元帥啊。」   聶恆說，斯大林的文學修養相當高，他的文學觀點比較深刻，中國歷代的政治領導人，還沒有人比過他。過去蘇聯作協討論為斯大林寫傳記，讓法捷耶夫執筆，法捷耶夫公開拒絕。他的理由是一個藝術家如果內心想著他寫出來的東西，斯大林會不會喜歡，就無法動筆。 　　法捷耶夫當上作協總書記，一次在會上提出提高稿酬問題，斯大林說：「這個問題上次討論過了，不必再提了。」法捷耶夫認為解決得不合理，應該重新討論。最後終於得到了斯大林的同意。 　　在一九五○年度斯大林文學獎評審會上，斯大林提出女作家科普佳耶娃的長篇小說《伊萬‧伊萬諾維奇》寫得好，應該獲獎。法捷耶夫說：「不好」，兩人發生爭論。法捷耶夫說，「我是小說家，您寫過小說麼？」斯大林還是堅持己見，最後法捷耶夫無可奈何地說：「那就隨你的便吧。」 　　斯大林雖然拘捕清洗了無數作家，他卻非常重視文學的社會主義方向。他把作家稱為「人類靈魂的工程師」。 　　陽泰電影公司時常送來劇本，囑我修改，限期完成。所謂修改，即是將電影商品化，引起觀眾興趣。聶恆配到眷舍，遷居士林以後，我已失去了指點迷津的導師，遇到寫作上的難題，只有靠打電話向他請益了。

  一是地主老財、黨國出身背景，而且和嫡系官僚集團有歷史的淵源； 　　二是基督教徒，辦公桌前擺一本《聖經》，偶爾為了讓層峰知道，也抽空到教堂去打盹兒，閉目養神； 　　三是多說歌功頌德的話，多寫歌功頌德文章，效法大清國的和珅，哄得乾隆爺樂得闔不攏嘴，鈔票撈得匯到美國和瑞士，三輩兒孫吃穿不愁。 　　在夜闌人靜，我和聶恆喝著清茶，吸著香菸，聊起心底的話，其味無窮。聶老誇獎我的電影文學劇本，寫得不錯。把宋江和「白衣秀士」王倫，從語言和作風具體區別開來，這是成功的地方。他提起周揚的夫人蘇靈揚給胡喬木取了一個綽號，叫作「白衣秀士」王倫，這證明從延安時代起，胡喬木跟周揚就有矛盾，發生矛盾與鬥爭。為什麼，知識份子一看就明白，胡喬木為了霸佔文藝領導權，不願意周揚進入領導核心。聶恆說：「國民黨的領導核心，也有白衣秀士王倫這種自私小氣的人物，什麼黃埔同學會，藍衣社，你不是嫡系出身，休想進來。孫中山為什麼是偉大的政治家，他的天下為公思想，團結了全國的菁英和廣大革命群眾。宋江進了梁山泊，幹掉了白衣秀士王倫，才招徠了五湖四海的草莽人物、英雄豪傑，豎起了替天行道的旗幟。」 　　聶恆讚揚曾國藩比袁世凱會用人，敢於放手用新人、年輕人，這是他能打敗太平軍的原因。老袁只相信小站練兵時期的幾個心腹，他統率的北洋軍，並統一不了全國。這是自私、小氣、不會用人、不敢用人的下場。 　　聶恆說，胡風被批成反革命份子，是毛澤東封建思想的具體表現。這不必扯得太遠，扯得太多，聶恆堅定地說：「毛主席一手辦的。」他思索這件冤案三晝夜，最後下定決心，不再蹚混水，今生今世，算他倒了楣啦。他沉然地吸菸，熱淚盈腮。我抽出兩張紙巾，給他拭淚。我勸慰他：在二十世紀的中國，倒楣的知識份子何止千萬？想想別人，您應該知足了！這句話果然有效，他不再悲痛了。 　　「胡風記得您嗎？如果你的政治轉變，傳到他的耳朵裡，他是讚揚你還是責備你？」

  紅塵之間約定俗成的看法，有時彷似千層枷鎖牢不可破。 同事之間喜歡喝茶品茗者不在少數，但是幾乎每一個人心中曾經都有疑問，究竟上班時間以泡茶專用的茶具沖泡品飲，並與人分享，到底適不適合？ 這個問題，將近二十年來也一直在我的腦海裡潛藏盤旋。 之前服務單位一位私交甚篤的茶友，個性十分溫和，做事總是一板一眼、非常謹慎。 他愛茶成癡，已經到了終日無時不可無茶的地步，尤其獨鍾高品質的台灣高山茶，但是在他上班的地方完全尋探不出一絲絲身為茶人的線索。他的辦公桌整理得井然有序，除了正在承辦的公文卷夾外，也只擺放了一個非常不起眼的馬克杯，據他私底下告知，他也知道馬克杯不適合泡茶，因為再好再清香的茶葉也禁不起一而再再而三的重複浸泡，不只無法享受專屬於台灣高山茶的淡雅卓絕清香，甚至導致茶湯變苦變澀，完全失去了身為茶人品茗的尊嚴與樂趣。 其實，現在我也面臨跟他一樣的處境。 但是我的做法有些許不同，最大差別在於除了上班時間用一般的馬克杯泡茶外，中午休息時間，我便將抽屜輕輕打開，把茶席專用的桌布攤開鋪墊在辦公桌上，然後陸續擺妥紫砂小壺、壺承、茶海、渣方、杯托、品茗杯、聞香杯及茶巾等專用品茗器具，一應俱全。 然後，展開所謂的「午休茶席」。 唯一美中不足的是，這種茶人浪漫的奢侈只有我一人能獨自享用，稍覺有些遺憾，但是換成另外一種角度去想，當全世界的人都在滾滾紅塵裡汲汲輾轉，只有我沉醉浸淫在茶席他界的氛圍裡，不也是一種稀有的幸福，更顯得珍貴。 午休時間結束，我小心翼翼把所有的泡茶器具收妥，放進抽屜，辦公桌上只剩下那個毫不起眼的馬克杯，在偌大的辦公桌上顯的有一丁點的孤單與寂寞。「心隨境轉，境由心造」…… 喝茶，應是一種意念、態度與觀想，只要你願意隨時都可以歡歡喜喜一親茶的芳澤，殷殷墜入茶道世界寧靜美麗的國度。

  以人具領一先天染識的罪性，致使佛教連帶生起一份免於淪墮六塗的防衛機制，即懺悔意識。懺悔意識，或說懺悔觀，在整個佛教的教育體制中，因此作用大矣，即懺悔可用來滌清、解除人的苦業。而這和佛教的原始根本教義「緣起性空」則又息息相關。 佛教先認定人具罪性，然後卻再以此「罪性本空」，其禮懺文秉持的就是這樣的脈絡： 「復應思維如是罪性但從虛妄顛倒心起，無有真實而可得者，本唯空寂。」 「空」即緣起法，即無自性，這和中國人喜以性為實為常為真的思考大相逕庭。性空與緣起二者名異實同，換言之，正是因緣的生滅、罪性為空，才使懺悔得以滌除人的罪障的。龍樹菩薩《中論‧觀四諦品》的：「以有空義故，一切法得成」、「若諸法不空，無作罪福者。」、「汝破一切法，諸因緣空義」、「若無有空者，未得不應得；亦無斷煩惱，亦無苦盡事。」為佛教的懺悔觀緣何而生、如何可能，給了明確的理論依據。            佛教對於人能夠以懺悔除罪障，之能以自心空智泯除染識，是頗具勇猛的精進的。上述「緣起性空」是為佛教三大思想體系的「中觀」﹝空宗﹞，而另一較貼近中國人心性的「真常」﹝性宗﹞，其主要依據經典之一是《勝鬘經》。《勝鬘經》空義隱覆真實章第九，勝鬘夫人即對佛說： 「世尊！有二種如來藏空智。世尊！空如來藏，若離，若脫，若異一切煩惱藏。不空如來藏，過於恆沙不離、不脫、不異、不思議佛法。」           空如來藏是指菩提，是說從無始以來，雖為一切煩惱所纏縛，但不因此與煩腦合一。而不空如來藏強調的是功德，指如來藏具足過恆沙不思議功德法。《不增不減經》也有相近說法：「如來所說法，過於恆沙不離不脫不思議不思議佛法如來智慧功德。」空如來藏智強調的是在纏，不空如來藏智強調的是出纏，而不論在纏或出纏，莫不都隱含著吾人的如來藏﹝如來藏與真如、佛性、實相、菩提等等都是實質而異名﹞是不染塵的，即使染了塵，有了煩惱罪業，也隨時可以把這份罪業罪障化泯掉，而悟、懺悔，即是各自所經由的途徑。            屬天台宗典籍、唐朝荊溪湛然大師口述的《十不二門》有言：「一者色心不二門，二者內外不二門，三者修性不二門，四者因果不二門，五者染淨不二門，六者依正不二門，七者自它不二門，八者三業不二門，九者權實不二門，十者受任潤不二門。」這十種不二門無非都是關涉一心的止觀之學。湛然說：「惑唯在心」，但卻也能「滅唯在心」我們隨意試舉其中的「染淨不二門」來作詮釋。湛然這樣論述：  「若識無始則法性為無明，故可了今無明即法性。法性之以無明編造諸法，名之為染；無明之與法性遍應眾緣，號之為淨。波溼無殊。清濁雖即由緣。而濁成本有，濁雖本有而全體是清。以二波理通舉體是用。故三千因果具名緣起，迷悟緣起不離剎那，剎那性常緣起理一，一理之內而分淨穢。」      　    意即染淨皆出自一心，此一心即為空性，而空性既能成立染淨諸法，也能泯除之，罪業即懺悔莫不也是如此。所以湛然說「亡淨穢故以空以中，仍由空中轉染為淨，由了染淨空中自亡。」            又，《刪定止觀》卷下，有所謂觀煩惱境者，此經卷談煩惱罪苦怎麼辨相、明因緣、明治異、修止觀。以對治法言，大小乘各殊益，以大乘言「大乘說所治，非對非兼等，名第一義治，如阿伽陀藥能治眾病，空無生中誰惱誰病治。」意即若悟煩惱罪苦為空性，則一悟當下病苦即除。天台雖是真常性宗，但此止觀法門依然追循了此佛教諸宗派共法的「緣起性空」諦理。 又即如天三祖智顗的《摩訶止觀》，開喻我們如何觀惡修法： 「佛說貪欲即是道者，佛見機宜，知一種眾生底下福薄，決不能於善中修道，若任其罪，流轉無已，另於貪欲修習止觀。」   佛所謂「貪欲即是道者」﹝《刪定止觀》卷下亦引「無行經云，貪欲即是道」﹞時即亦建立在一實相，即空性，的根本義理。因空性，故緣起，因緣起，故亦能緣滅，懺悔法便也建基於此。天台宗止觀之法於所觀立十境為十法界，其中第二的「煩惱法界」亦即指涉及此。天台另有除染歸淨的止觀法門，究其實都是懺悔法門。其重點雖落在方法論，然而其背後無一不在在本乎佛教共法的「緣起性空」。如《六法妙門》、《四念處》、《觀心論》、《法界次地初門》、《維摩詰經三觀玄義》等等都是。             佛教又一大小乘共法的「三解脫門」：「空解脫門，無願解脫門，無相解脫門」又何嘗不是一種懺悔止觀法門？三解脫門又稱為三三昧，又稱為三空觀門。顧名思義，此法門也和空性有關。我們在許多佛典如《俱舍論》、《大乘義章》、《顯揚聖教論》、《大涅槃經》都曾說到此解脫門。《大般若波羅蜜多經》卷第四百七十二，具壽善現和佛有這麼一段對話：              「『云何菩薩摩訶薩能學如是三解脫門？』佛告善現：菩薩摩訶薩行深般若波羅蜜多時，如實知色界色界自性空，乃至法界法界自性空。外處自性不可得故。善現，是為菩薩摩訶薩能學如是三解脫門，亦能學色處乃至法處。」  再直接從佛教的懺悔方法看 ，即如《六組壇經》裏有一〈懺悔品〉，說六祖惠能傳授的是「無相懺悔」，所謂的無相懺悔其實就是一種自性懺悔，故此品卷末頌曰：「但向心中除罪緣，各自性中真懺悔」。自性、實相、無相、空諸名數，在佛教義理中也是詞異同的。之前說大乘經唯有一法印證之，那就是「諸法實相」，又稱「一實法相」，而實相即空相，懺悔此有為法亦然為空相。《法苑珠林》這部類書收錄一〈懺悔篇‧洗懺部第六〉，有偈：「若欲懺悔者，端坐念實相，眾罪如霜露，慧日能消除。」《普賢觀經》亦有此一佛說偈文。《禮懺文》也如是語：「復應思惟如是罪性但從虛妄顛倒心來，無有真實而可得者，本唯空寂。」《景德傳燈錄》在卷前先敘七佛本事因緣時，一再以偈文表明心境諸法皆為空幻，如第一佛毗婆尸佛即偈曰：「……幻人心識本來無，罪福皆空無所住。」第三佛毗舍浮佛偈曰：「……前境若無心亦無，罪福如幻起亦滅。」又，天台宗智顗《摩訶止觀》卷七也有言：「先知逆順十心而繫緣實相，是第一懺。」佛教通用於大小乘，也通用於僧俗眾的懺法共計兩類三種。兩類是事懺和理懺，三種是事懺中又分為二的作法懺和取相懺，加上屬於理懺的無生懺。所謂作法懺是按戒規作法，在佛菩薩前說罪悔過。取相懺是在佛前日夜六時誦十重四十八輕戒，若見到佛來摩頂或種種瑞光，便得滅罪。無生懺則是正心端坐，觀照諸法空寂而無生之理。 從上述這些佛教之化行便可窺初其中端倪：何以佛教自漢明帝遣使求法，譯出《四十二章經》至今，近兩千年之久，懺悔意識終究猶未能真正沁透進中國人內在肺腑，要在佛教基本核心教理──那以萬法的本源、構成為「緣起」，為「性空」的說法，和中國人視本體為一實在的思考相違逆。儒家以一本體貫通天人，曰道，曰滅，曰理氣、太虛、太極，曰心，或皆可接受，但就是不能將之視為一空洞冥玄的虛無。佛教的「性空」必須和「緣起」併稱，亦即佛教的「空」既是「滅」法也是「生」法（緣起法）然而這點中國人心智較難理解。熊十力《原儒》下卷〈原內聖第四〉引易贊乾元：「元者，善之長也。」從這裏即可證原始儒家承接的本體論及人性論都和釋氏法教大異其趣。 我們依此可以下一定論：即使晚明清初許多文人出現了強烈的悔罪意識，因此有了「訟過法」、「省過會」這樣的祈向及組織，但究其實，仍不足以形塑成一民族性心靈。以劉宗周的慎獨主敬及靜坐法為例，依舊賡續的是孔門的敬誠之學。儒家雖說採由上而下相貫通的「內在超越」思孟系統，但不免弔詭且難以否認的是，漢代之後時際走的卻是其荀子所傳由下而上的「分殊」之學，亦即其內在「分殊」面重於思孟的超越「理一」面──若依宋明理學語彙，是「道問學」﹝即分殊、內在、個體﹞重於「尊德性」﹝即理一、超越、整體﹞的──劉宗周的靜坐訟過，係由內在，即個體分殊去用功，不管怎樣，仍屬儒學功夫，﹝他於自或不自覺中，欲綰合釋儒，溥會孟荀，但看來都未見大成﹞也正由於儒家重內在過於超越，是對人過分有信心，致令對那高懸的「理一」﹝人格化即成為上帝或神﹞無法有真正的尊崇及敬畏，對人性陰暗面的察照也無法鞭辟入裏，連帶的，也使得我們對佛教那份罪業的懺悔意識不能有真正的證會及領受。 每一個民族都有自我人格坎陷（self-negation）的的方式，（所謂self-negation即類似里格爾正反合的唯心辯證法，即依一障礙為踏板，藉以取得躍進的力量）既無懺悔觀，或並不足惜，我們或更應正視且深化自己固有那反求諸己的「恥的文化」及「憂患意識」。牟宗三在其《中國哲學的特質》裏說： 「中國人的憂患意識絕不是生於人的苦罪，它的引發是一個正面的道德意識、是德之不修，學之不講，是一種責任感。由之而引生的是敬、敬德、明德與天命等等的觀念。」 我們不妨這樣說，佛教是由「罪」到「懺悔」的，而儒家的中國人有的則是由「恥」到「憂患意識」。 猶記得五一二四川強震，多所校舍倒塌，上萬無辜師生慘死，官員貪腐，建商偷工減料，為眾所撻伐。據報載，由於內疚學生枉死，四川省教育廳副巡視員林強，因此請辭了奧運傳遞聖火火炬手的任務。「學校倒塌是個社會事件，全社會都有責任，但教育系統責任最大，我做為教育行政官員，有一份負罪感。」林強接受《南方週報》訪問時說：「我是個罪人，我應向那些冤死的孩子，向他們的親人、向社會負荊請罪，應該向他們下跪道歉，而不應該披上榮譽的長袍。但我沒有別的辦法贖罪，只好用轉讓火炬手來自我救贖。」而事實上，這位官員誤用語彙了。林強的心性體證僅止於知恥及反求諸己，並未及於罪性的悔懺。前者，這份屬於華夏民族自有的知恥文化或竟不如佛教的懺罪文化來得深劇，不過，然果真痛切儆省，循此一己方寸靈知予以滌盪，棄小人而成君子，終登聖賢，於倫理亦堪稱足矣。巴金的「說真話」果然也僅止於知恥，而未遑及懺悔之境。發生在他以及當時許多中國知識分子身上的悲劇，端在於他們都淪墮了儒家的慚恥文化精神；基督教以攀仰上帝贖罪自救，佛教以懺悔自性，儒家則以知恥下的自我超越及反求諸己。自我內在超越及反求諸己的極致，便是禮記孔子開居所謂的「內恕孔悲」的精神，往內推，即肯定人有一上承於天的內在超越性，前面所說的宋明理學家如劉宗周的「慎獨」之學，無非便是從其上承於〈中庸〉的這種「天命」而來。徐復觀在其〈中庸的地位問題〉一文中對此有很清楚的說明﹝《中國思想史論集》，台灣學生書局，民國六十四年版﹞「天命」是在更早於〈中庸〉前的儒家傳統說法，而〈中庸〉拈出的「慎獨」，徐復觀說，「天命」是由「慎獨」的「獨」所轉出來的，其意思應是，「獨」是本體，而「慎獨」是功夫，是方法論。劉宗周《劉子全書》卷五〈經學宗要〉語：「獨即天命之性所藏精處，而慎獨即盡性之學。」，又同書卷八〈中庸首章說〉有：「獨之外，別無本體，慎獨之外，別無工夫」，再者同書卷十二〈會錄〉說：「獨者，物之本，而慎獨者，格之始事也。」凡此吋慎獨的體用關係皆縷列得很清楚。劉宗周學生陳確詮釋：「獨者，本心之謂，良知是也。」劉宗周思欲擺脫陽明心學的羈縻，晚年拈出慎獨之學要在對心學流弊的矯正，以是慎獨說偏重其「慎」字的工夫修養。這無疑是對的，也反映出其溯源於儒家《禮記》中〈大學〉、〈中庸〉終己治人、內聖外王的倫理致用。 而慎獨到某一「人心唯危，道心唯微」地步，悔過是不可或免的，即便前面說慎獨歸溯於儒家心法，但劉宗周的靜坐悔過、訟過法──前也曾提及，亦染有釋氏形跡，其實也始終未能逸脫出陽明心學。事實上，自東漢、魏晉，宋明一路以來，三教濡會的時代川流裏，或陽釋陰儒，或陰釋陽儒，佛教對中國心靈的浸潤影響已昭然若揭。若說宋明理學的心性論是和佛教的心、識法門相互發明的也不為過。即如劉宗周《心論》：「只此一心，散為萬化，萬化復歸一心。」王陽明《傳習錄》：「心之本體，無所不該。」凡此莫非和佛教大乘彼真如清淨心緣起的如來藏系教理相借枝或相犄伏（如《華嚴經》、《理趣般若經》、《勝鬘經》、《佛性論》《犬乘起信論》等典籍）。 宋明新儒學的心性論與佛教的真如清淨心與如來藏系統若合符節，但在「罪」的論題上到底便顯扞格難諧，儒家的「罪」、「惡」、「過」心性認識，既然和他者不同，其悔過去惡法自然也就別出機杼，此悔過機杼即既以罪惡為人格缺陷，那麼就以反求諸己之內省來對治之。何僅止於大陸四、五十年代的階級鬥爭，依唐君毅的體驗及觀察，中國當代知識分子竟已喪失了儒家傳統文化當中這種反求諸己，即責已不責人的基本精神。責人而不責己，無非就是只把理性向外推而不往內用。推到最後，竟至於逼人自我清算的境地。方今之計，巴金若效基督教之悔罪，那麼跪下伏服向上帝，若依佛教之自性懺悔，那麼知此法之當體即空，罪性立消而無須再有破執。但巴金之於胡風，卻始終未見上述兩種罪懺悔過。巴金到底還是個本土道地的中國儒者，有的是儒家的慚恥心。是的，巴金或唯有也唯須，訴之於儒家本有的、對一己愧恥心生起後以深切的儆省，讓自己通體為一份「內恕孔悲」的精神所充滿，由寬恕自己推及於寬恕別人，就這樣追踵於古人，以中國人原本固有、獨特的悔過法來消彌人際彼此間的過和惡，而不遑外求，如此或便已足夠。             ﹝三法印和一法印，一般人以此分別大小乘。印順在其《法印經略說》一書，對此有不同看法，並引龍樹菩薩的《大智度論》作證。又說《法印經》已有明喻：「空性如是，諸法亦然，是名法印。」然諸佛證悟內容：「此法印者，即是三解脫門。」則又是三法印矣。印順的說法應是，《法略經》開示我們，約一切聖者証入說，是空性，稱為﹝一﹞法印。約證入空性﹝法印﹞而能得解脫的法門後，稱為三解脫門。二者只是說明上的偏重，本質並無差別。        （四之四）

我仍懷念400年前唐吉訶德 刺來的那槍 我未受傷也未閃躲 仍以當年姿態挺立 在時代尖端，向風宣戰 用我薄薄的臂膀 或許就會感動隱在人群裡的塞萬提斯 讓唐氏再度騎馬提槍 過來 400年來 我等待唐吉訶德刺來 一槍諷刺的姿態未變 如今我仍站在時代尖端 搖動著已化成了矛的臂膀 向海上刮來的風宣戰

此外，李卓吾（李贄）亦有個己主體意志和負罪感覺醒的強烈表現；明末清初的二曲先生（李顒1627～1705）不也曾標舉出其反身悔過之學？《宋明理學史》（候外廬編，1997，北京，人民出版社）即說李顒的理學思想特色可賅括為「躬行實踐」、「改過自新」二語。閩中鄭重曾為晚年李顒的《二曲集》作序，說他「尤以悔過自新一語為學者入德之門，建瓴挈綱，發矇起聵。」果真如此，誰能輕責以吾國民不具、不知一懺思悔意？我們思考、扒梳這個議題的理路或可分兩個層次，其一，先秦原始儒家和有新儒家之稱的宋明理學質貌己見出入，後者的心性論頗受佛教浸濡，不妨說，心性論議題的宋明理學實已揉雜了佛儒道三學。其二，儒家領會的省過、悔罪和釋氏的懺悔或不僅止於責己程度的深淺，而在其本質的差異。即以上述劉宗周「訟過法」為例，就不難窺見儒釋二教相遇，搏合與扞格難入處。首先劉宗周題曰「訟過」而非「訟罪」，二者差別可知。緊接在後，他又載列三則「改過說」。「過」、「改過」、「省過」都是儒家語，佛家的說法則是「罪」、「懺罪」。至於其所附會於佛教處亦隨手可拾，如其靜坐法與坐禪仿同。「妄緣」、「真來面目」皆為佛教常見詞彙。﹝「太虛」則是道教語﹞「改過說二」一則曰：「人心自真而之妄，非有妄也，但自明而之暗耳，暗則成妄。」這種說法無疑係撿擇自佛教宇宙現象論﹝緣起論﹞中的真如緣起或華嚴宗的法界緣起。又「訟過法」裏說的「靜而存養，動而省察」，固然不離儒家「求放心」的存養功夫，然而恐怕也難說沒有受到佛教止觀法門的影響。先秦原始儒家首重的應是實際生活的倫理和政治，﹝見胡適《中國古代哲學史》﹞《大學》和《中庸》成書時期稍有改變，在心性方法論上有較深的著墨，直到孟子才更建立起個人主體的內在超越性。但即便孟子的心性論是先驗性的，他仍然又把這份內在道德性往外推，即所謂的「內聖外王」之學。職是，我們想必可以下著定論，即早期儒家提倡的心性論，仍主要是以社會群體存在為基礎的心性論。直言之，儒家的心性論仍推倫理為重，個人的存在價值意義必須落實在倫常中，存心養性，蹈仁履義，成為君子，及於至聖至賢。而君子的負面即為小人，小人唯寡廉鮮恥，唯廉恥之闕如。因此儒家是以知恥與否相責勸的，不妨這樣說，儒家的慚恥心和佛教的懺悔意識，一別於內外，二別於深淺。晚期儒家的宋明理學，有些學者欲以懺悔取代慚恥，無疑已察覺到二者的差別，故亟欲吸納某些佛教義理及行儀。李卓吾、劉宗周、李顒等人都是最好的見證個例。 懺悔意識的確並非以儒家心靈為主流的中國人所原有。佛教自東漢傳入中土後，與華夏文明相遇而濡會辨證，從「格義」、「言意之辨」到「三教合一」，以是懺悔意識也寖假而入，成為中國人心靈結構的某一部分。釋，儒、道三教合一與否此一議題，明朝一代尤爭執不休，近時學者錢新祖在其英文著作《焦竑：晚明新儒學的重構》（1986年，紐約，哥倫比亞大學出版）一書，以為明末三教合一「合教的理路」（syncretic logic）已經改變，亦即三教並非三足鼎立，而是它們據有一個實體的全部（the integrity of a single  entity），並可以互為解說，相互闌明。對此我們或應該另作此更細部的釐清理解，即三教合一要皆在「理」、「氣」、「心」、「性」這些題旨，標舉「懺悔」一旨，除了李卓吾外，幾無著眼。而李卓吾的悔過之學及其罪感之深巨，在其髮妻黃宜人捨世、其他親人也陸續喪離後而祝髮出家的他，其懺悔意識無疑是襲自佛教的，此其一；其二，以「懺悔」一題言，前曾提及，此詞彙是梵漢二字合譯，懺為梵語，悔是漢語，古人說寫幾乎都有「悔」而無「懺」字，此不妨再舉二例，一者如明末清初李顒標舉其心性修養宗旨的著作，書題《悔過自新說》，再者如唐朝韓愈的〈行箴〉文：「行與義乖，言與法違，後雖無害，汝可以悔，行也無邪，言也無頗，死而不死，汝悔而何，宜悔而休，汝惡曷瘳，宜休而悔，汝善安在，悔不可追，思而斯得，汝則弗思。」﹝《評註古文辭類（下）》，民68年，台北，華正書局，第1459頁﹞箴文從頭到尾都只有「悔」而無「懺」。相對比於佛教經典或用複合詞的「懺悔」，或單用「懺」而幾無單用「悔」字者，便可略窺出其中端倪。即如《慈悲水懺法》、《法華三昧懺》、《淨土懺》、《梁皇寶懺》、《藥師懺》等等，皆直名之曰「懺」。法寶經文中也是這般，即如《大通方廣懺悔罪莊嚴成佛經》：「本自實無罪，為諸眾生故，懺悔四重禁。」 直言之，儒家的「悔過自新」是一心性修養之學，著眼在人倫敦和關係的修護；而佛教的「懺悔」則偏重於其個己罪性染業的滅除。嚴格地說，二者幾乎是南轅北轍，理路殊不相類。所以勢必很難真正搏合為一體。試舉以前述李顒的「悔過自新之學」來看，李顒其學雖本於儒家諸典籍，如《易經》之象，巽上震下的益卦﹝象曰：風雷益。君子以見善則遷，有過則改。﹞；《書經》的不吝改過；《詩經》的天命維新；《禮記》的陶苑規矩；《論語》的過則毋憚改；《大學》的苟日新，又日新；《中庸》的慎其獨等等義理。惟在其悔過自新的方法論，即其靜坐功工夫，便如同劉宗周「訟過法」裏的靜坐，係襲取自佛教的禪座。李顒說屏絕「旁騖紛營」，才能「超悟」，無疑便見禪宗光影。他以心性修養到了極致，則「悔之又悔，以至於無過之可悔，新而又新，以極於日新之不巳。庶幾仰不愧天，俯不祚人，日不愧影，夜不愧衾，在乾坤為肖子，在宇宙為完人。今日在名教為聖賢，將來在溟漠為神明。豈不快哉？」此番談話和佛教《涅槃經》無常偈下半偈「生滅滅己，寂滅為樂」的精神若合符節。更精確的思考理路或應作如是解：儒家與佛教遇合，吸收了對方部分義理，然而其基本中心思想仍固守住儒家陣營，並無改變。歷代以來學人對﹝釋﹞佛儒二家濡會結果，究是「陽儒陰釋」，抑「陽釋陰儒」所見每有出入，我個人偏向認同後者，即以中國人心靈主幹仍以儒為主，而以佛﹝釋氏之學﹞為輔，我所持根據主要有二：一者原始﹝小乘﹞佛教的基本核心教義「三法印」﹝諸行無常、諸法無我、涅槃寂靜﹞的「緣起」思想，北傳中國演衍為大乘佛教的天台、華嚴、禪宗諸宗派後，有了一大轉變，即轉為「一實相印」﹝空性、真如、佛性、如來藏心﹞，這種轉變即由無本體論的「緣起觀」一變為具體思想濃厚的一實相觀，這無非是中國儒家心靈壓過佛教心靈的一種強烈彰顯；二者，集心學之大成的陽明學說，一般人詬責其為病禪之學，然王陽明拈出「良知」以代替二程、朱熹等人的「心、性」之說時，無疑就是把受到佛禪浸染的宋朝理學拉歸思孟系統的心性論系統。而即使稍前我們以劉宗周知慎獨說受佛教染浸頗深，但也只是就其方法論﹝靜坐﹞而言。其慎獨之學究竟可歸溯於《大學》、《中庸》及《易》諸經。劉宗周自己對此也有自覺的闡發。劉宗周提出的「慎獨」、「敬誠」此二學說都是溯源而取借自《大學》、《中庸》等早期儒門典籍，再作一創造性的解讀罷了。《人譜類記》書中拈出的「訟過法」無非就是一種至精微、平實處泯滅體用之別的慎獨與誠敬學問。一般說來，劉宗周的思想屢變，其學術體系較為複雜而矛盾，他既辟佛，既譴責陽明心學末流「良知之說，鮮有不流於禪者」，亟思以慎獨、主敬等「孔門心法」拯溺之，然而其慎獨、主敬之學和陽明心學的致良知之學，其實並無多大殊異。考諸劉宗周對「心」、「良知」等人性及本體論的見解，在其整個理學體系中，每見扞格難偕，其認識論也飄忽莫定，時而唯心，時而唯物，其學術遷衍在此無法一一贅述。可以確定的是，劉宗周在當時盛談玄虛、遍天下皆禪學的時代背景下，亦未能逃脫佛教義理的董陶。前引《人譜類記》訟過法一節文字，便隨處可見佛教意象及思路，如「罪」、「妄緣」、「本來真面目」等等皆是。此亦不再贅言。 原始儒家時代，中國人固無類如佛教那因「罪」而帶來的「懺悔」觀，那麼，晚明理學，尤其是其中心學一脈，都說已近禪，濡染上諸多佛教義理，但頗堪令人玩味的是，其中佛教的懺悔一題，中國人卻依然未能照單全收。陳獻章、王畿、李顒、李贄、劉宗周諸人的慎獨、悔罪、訟過法，明末清初許多儒門中人依賴朋輩來互相攻錯的「省過會」，顯然都並不足為憑。究諸此種懺悔意識何以始終未能於華夏中土落地生根，化作中華民族性血脈實體的一部分？答案其實很簡單，即國人並無宗教性歸約的「罪」的意識，性惡觀也未能行成主流。 「罪」在國人心目中屬法律名詞，如《後漢書》裏管子說：「有功而不能賞，有罪而不能誅，若是而能治人者，未之有也。」蕭統〈制法則贊〉一文：「惟斯法則，信為四時，嚴此刑政，刑輕罪疑，霜威以振，民不敢欺。」等等都是。中國人早先是用「咎」的字眼，即「咎」的觀念先在「罪」之前，易經中隨處可見的「休咎」、「咎」一詞是最好的例子；「咎」字意既是災禍，也是過失。又如東漢的鎮墓文中，有這樣的字句：「立制牡厲，辟除土咎，欲令禍殃不行。」辟除土咎，意即消除原來的災禍、罪惡。總之，「罪」的觀念在中國，原沒有佛教那種宗教心性論意義，「罪」原先或為法律用語如前面引例者，或是一般的「過失、過錯」意，如張載《正蒙‧有德篇十二》：「歸罪為尤，罪己為悔，『言寡尤』者，不以言得罪於人也。」其中的「罪」字即是「過失」義。《古今圖書集成》祥異典第六卷〈鹽鐵論〉：「駟馬不馴，御者之過也，百姓不治，有司之罪也。」這裏的「罪」字兼含一般用語義和法律刑責義。 後來，佛教意義的「罪」的觀念多少漸漸染浸到中國人心裏，或更精確地說，是只浸潤到「生活層次」，終竟並未及於心靈深處的彼一「生命層次」。「罪」、「懺」觀得自佛教並影響中國社會的例證，即如城隍祭、東嶽帝祭時，有首掛紙枷，作伏罪姿態、隨神駕行列，也有所謂懺悔上疏狀，上面寫： 「弟子某某某因于今季以來身體坎坷，運限有乖，命內深滯天羅、地網、喪門、白虎、天空、吊客、流字、大歲，恭請靈安尊王作主，庇祐元辰光采，命運亨通，大命堅固，身體安康，許願本年某月某日某時起開放枷鎖，永求靈安尊王代為消改罪懲，自此懺悔，力行善事，祈求多福，永保迪吉。」 但這樣的悔罪，到底是佛、道二教揉雜，中外思維參半的。 依中土習俗，人病厄是自然陰陽、星宿運轉不調和而出現的惡靈所為，而罪福觀及其連帶而來的因果報應、懲治罪惡亦是佛教經典傳入後才染有；不妨再強調一次：雖有此染，但終竟未能真正深入國人心靈、化入穿不可拔的生命情意結。我認為，卻只停留在世俗生活秩序的層面而已。直言之，吾國人終究不能全然接受彼種以「罪」的染識為人所必有之業的思路，連帶此罪業而來的懺悔意識，不能說是付之闕如，卻應該說是膚淺無根的。再者，儒家心智系統雖也有過「神道設教」的傾向及發展，但「設教」此一偏於「人」的理性成份的昇陽，終究蓋過「神道」的層面。從儒家這種歸趨可以看出，中國人對佛教義理的接受是選擇性的，是有所保留的，是有其程度的之深淺的。儒家終竟以個己心性良知作為道德性的「內在超越」的依據。詩經尚書裏的「天、帝」還存有意志天，人格神的意含，隨後便漸轉為形上實體的「天命、天道」觀念，直到〈中庸〉提出「天命之謂性，率性之謂道」時，便決定了儒家思想的中心，落在「天人相貫通」之道，而其真正的重心是在具人性正面意涵的人身上。 基督教的心性論是由外部作超越，佛教則較複雜，其雖亦有神祇，但大體言，佛教以「即心即佛」，即「自性佛」，所以，其心性論毋寧是較接近儒家的﹝所以宋明儒學向佛教借火不是沒來由的﹞。即佛教以自性為佛的觀念和中國人上接於天命的良知良能，之有一內在超越的思路接榫了起來。 然而在人之心性中有「惡」的此一議題，佛教和中國人終究意見有了相乖左，終成中國人心性論主流的儒家思孟這一系統，嚴格地說，是不以人的本性具先驗之惡的﹝見《中國人性論史。先秦篇》徐復觀著，上海三聯書店﹞但人世之惡行劣跡到底舉目或見，這又該作何解釋呢？依孟子言，此一者來自耳目之欲，一者來自後天社會環境： 「耳目之官不思，而蔽於物；物交物，則引之而己矣。」（《孟子‧告子，上》 「富歲子弟多賴，兇歲子弟多暴，非天之降才殊也，其所以陷其心者然也。」（《孟子‧告子，上》 引言前一段的所謂「耳目之官不思」，究是指德性心或知性心，語焉不詳，引致日後宋明儒的疑懼而爭擾不休，即便如此，此心也是要交接於物才能生惡的，至少不能說是先天具惡的。相對的，與儒家人性之「惡」的觀念相垺的「罪」，在佛教典籍中隨處可見，佛教的「罪」的觀念，確切地說，應是「罪業」或「罪苦」。佛教的罪是先天而具的，佛陀初轉法輪時即說四聖諦和十二緣起。四聖諦的第一諦即「苦諦」，十二緣起的初起便是「無明」，無明是日後人生死輪迴的第一因，職是，佛教經文中「罪」、「罪業」、「罪降」、「罪緣」、「罪苦」、「罪相」諸如此類的字眼便每不乏見。《地藏菩薩本願經‧如來讚歎品第六》且明白宣喻：「南閻浮提眾生，舉止動念，無不是業，無不是罪。」依印順法師言，漢譯的佛典凡稱揚如來名號及功德的，都和懺悔有關。 （四之三）

   聶恆激動地吟誦胡風的長詩〈時間開始了‧歡樂頌〉： 　　我發現天地變色了 　　我的眼睛充滿了光輝 　　我的眼睛充滿了彩色 　　千千萬萬朵的花 　　在祖國大地上開了出來 　　……… 　　那晚，聶恆激動地說：「當初我被捕之後，決心為黨犧牲。老李，作為一個唯物主義者，生和死看得一樣，我根本不在乎生死；但是，我看了胡風的冤案，心裡發生翻天覆地的變化！毛主席根本不愛護知識份子，他也不瞭解知識份子，他跟雍正、乾隆爺是一丘之貉……我決心跟他們劃清了界線。胡風的話沒有錯，文藝可以為政治服務，卻不能為政策而服務……」。 　　那時，海峽對岸掀起史無前例的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各省市區的城鎮鄉村，被紅衛兵搞得雞犬不寧。我們只從報紙上看見片面消息，卻對這場政治運動茫然不曉。聶恆在報紙副刊發表的文藝鬥爭內幕，最受知識份子歡迎。當時，從美國回台定居的林語堂為了好奇心，特定囑報館將聶恆邀來談話。聶恆回家向我談起此事，他苦笑著：「想不到這些名流對文藝這麼陌生，他連周揚都不知道，怎麼懂得工農兵文藝？叼著煙斗跟人討論問題，像地主老財一樣。」 　　我聽了捂嘴偷笑。聶老也是少見多怪。住在南港中研院的胡適院長，有一次約馬克思經濟學家鄭學稼餐敘、談話，胡院長開門見山就問：「你懂得英文嗎？」鄭教授是中央大學出身，他答自己可以用英、日、荷文看書、談話。難怪民國初年梁任公在清華大學發牢騷說：「這個政府早晚有一天亡在英美留學生手裡！」 　「對啊，讓人家趕到這個蕞爾小島，豈不是英美留學生的功勞麼？」聶老感慨地說。 　　李鹿、簡珍在宜蘭結婚，我特地邀請聶老作證婚人。他欣然前往，這是我引為無限光榮的事。 　　聶恆雖然因胡風事件引起對中共不滿，但他內心卻依舊藐視政府的用人政策。他常說，你們的層峰是「欺軟怕硬」，凡是吃喝嫖賭、昏庸無能，只要是馴服的工具，一定昇官發財；但是有才華智慧、有個性、有反對意見的幹部，你們最高當局就懷疑、害怕，認為是共產黨派來的奸細。在你們陣營有三種人可以出人頭地：

 蘭兒已去威斯康辛大學攻讀博士學位。唯一的憾事，蘭兒給石菊花的信件，前後兩封完全退了回來。世事多變，白雲蒼狗，看起來她可能離開故鄉多年了。   鄰居有位聶姓學者，他也患高血壓症，時常一起去醫院拿藥，清晨一起散步。他的文學素養高，日久天長，他成了我的文學導師，忘年之交。那時，我在社區圖書館作管理員，他則每日搭乘公用巴士上班。直到兩年過後，才知道他是調查局的研究委員。 　　上世紀五十年代初期，聶恆便被派到台北，擔任經濟組長，專門蒐集台灣省有關生產資源、經濟建設情況、計劃，作調查研究彙報大陸。這只是我的片面瞭解而已。起初，聶恆帶著年輕妻子、牙牙作語的女兒住在永和鎮，附近一家私立中學教高中國文作掩護。當時，情治機構大力撲滅間諜工作，據說為了逮捕聶恆，費了九牛二虎之力，動員了不少對經濟、文學具有修養的幹員，最終才在永和鎮拘捕了他。 　　聶恆外表溫和，內心卻非常堅強、勇敢。 　　將近一年時光，他拒不招供，絕不投降。 　　幹員對待高級知識份子，非常禮遇。每日供給高級菸酒和飲料，供他享用。但是，他毫不動搖。幹員瞭解他鍾愛女兒，每週抱來和他會面，他只是淡然微笑而已。一日，聶恆提出要求，他在軟禁期間，沒有報紙可看，感到寂寞。他要情治機構每天給他兩種最新的中共報紙，供他閱讀。 　　「什麼報紙？」   「《人民日報》、《光明日報》。」 　　當日，幹員便將剛從香港購的報紙拿來，並且把半年內陳舊的《人民日報》、《光明日報》一併帶來給他。聶恆喜出望外，打開報紙一看，他幾乎不相信自己的眼睛。《人民日報》發表作家胡風被公安部逮捕，夫人梅志同時以「胡風集團骨幹份子」一起被捕。逮捕時，公安人員對其全家進行了搜查，抄去信件、報刊、文稿、書籍，以及刊物《七月》、《希望》和《七月詩叢》，連精裝本的《別林斯基選集》也被抄走。聶恆看了心驚肉跳，繼續翻閱下面的有關逮捕胡風的「編者按語」： 　　對於像胡風份子這樣一種偽裝擁護共產黨而實際反對共產黨，偽裝擁護人民而實 際反對人民，偽裝擁護革命而實際反對革命的人，我們應該提高警惕，不要被他們　　永遠欺騙下去。像胡風或類似胡風的這種號稱的偽裝的份子當然是少數，但是危害卻甚大，他們可以鑽進我們的黨內、軍內、國家機關內……做出許多壞事來。   聶恆看過胡風被捕的新聞，心理上發生巨大的變化。在砲火硝煙的抗日時期，文藝青年聶恆曾協助胡風編刊物，校對稿件，《希望》、《七月》都參加過，因此他對胡風懷有崇敬的歷史感情。他對我說：「我看了報紙，嚇了一跳，胡風是堅決擁護共產黨的，他怎麼會反共呢！笑話！」聶恆在北平局部和平前夕，到了解放區，出席第一屆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十月一日，胡風站在天安門城樓觀禮台上，聽了毛澤東主席的洪鐘般的聲音莊嚴地向全世界宣告：「全世界四分之一的中國人民從此站起來了！」

「媽媽，妳認識楊樹清嗎？」 「不認識，但知道這個人，他在金門日報寫鄉訊，也拿過報導文學獎，是受大家肯定的作家」。 「我剛從學校禮堂看『星月無盡』試映片回來，主持人說他叫楊樹清」。那晚，你打電話回來，跟我說「星月無盡」海報設計得很漂亮，你非常想要一張，就第一個發問問題，順利拿到海報，我嘉許你的勇氣，說你長大、進步了，因為你一直是個話說不多，木訥型的孩子。 四月十八日週六，一大早打開金門日報鄉訊版，三張照片映入眼簾，一眼就看到摯愛的你，和五位同是家鄉的孩子手拿海報出現在最右邊的照片上，這對一個離島母親來說，真是一大驚喜，忍不住一看再看，親愛的，你胖了些，你咧齒而笑，笑得很燦爛，我喜歡這樣的笑容，也喜歡你愛笑的特質。噢！我們多久沒見面了，寒假過年至今，其實也只不過三個多月，但感覺很久了，每逢週六、日，你們大多留守宿舍，和父母相聚只在假期較長的寒暑假。報紙內文還特將你們北醫學生每人說的一段話刊載出來，為母的我自然細細品讀你說的每一字句，嗯！說得還算得體，你說，看完Demo片覺得很好看，放映時要帶同學去看。 四月二十五日週六，你說你和金門一票同學、學弟妹等共八人到西門町正看完電影回來。你們的確很捧場，首映的次日就聯袂前往觀賞。在異鄉的金門人總是心繫故鄉，以前我們住台灣時，也是這樣的心情，回到金門，就感受不到這樣的氣氛了，這實在是很弔詭的事，上週六，李福井先生講座有人提到「金門人在台灣很團結，反而在金門相互排擠」，其實我早有此體會。 你說，你不喜歡電影的結局，我沒有追問，一部深感好奇而還沒看的電影，總想保留自己的思索空間。我問你，看的人多嗎？你說，不多，「媽，妳一定要去看喔！」我何嘗不想，但是金門沒有電影院呀！金門日報一直強打這是一部屬於金門人的好電影；身為金門人，如何滿足這樣的慾望呢？幾年前的碉堡藝術節，被媒體批評「外熱內冷」，「內冷」緣於金門人長久與碉堡為伍，不具吸引力，而今，「內冷」只因主辦者忽略金門五萬人口的需求，五萬人，往往就能扮演螺絲釘的角色與功能呀！試想，一部與金門人息息相關的電影，本地人不僅不得其門而入，甚至對劇情一無所悉，就已失去許多為其宣傳的機會了，則外面要「熱」也難！ 在本土思維的今天，「海角七號」享譽全國，同樣有本土背景的「星月無盡」已經上映一週，票房不佳，除上述行銷手法「捨近求遠」之外，我想與台灣對金門的沙文主義有關，掌握政策實權的大有為政府，長久以來對金門的關心程度如何？金門存在台灣人眼中如何？最近經常見報金門福利冠於全國，給人暴發戶感覺，扭轉多少形象？上位者總統馬英九、國安會秘書長蘇起，只在受邀屬於金門人的場合說「台灣欠金門太多！」，充其量是打一針興奮劑，讓金門人高亢一下而已，他們可曾在公開場合對二千三百萬人大聲疾呼過？ 在台灣對金門興趣缺缺的氛圍下，要台灣人掏錢、買票、進電影院看前線戰地電影，有其困難度，這或許是內憂（忽略內部五萬人的廣告力量）、外患（政府長期漠視金門）的結果吧！

　劉再復引梁啟超《自由書‧國權與民權》言述，以為國人因甲午戰敗而有了「自悟其罪，自悔其罪」的懺悔意識。究其實，「自悟其罪，自悔其罪」者應指十八世紀末法國民眾和民治維新時的日本人，係梁氏藉以激勵國人儆省奮起，以伸張民權和國權。若說國人自此而產生了懺悔意識，恐有引申過度之嫌。甲午一役，國人對於中國居然敗給東瀛蕞爾小國日本，的確深引為恥，但這是份恥辱感，離懺悔意識不能說是咫尺千里，至少也是「習近性遠」的。前者屬遭辱及其自我疚責都在倫理意義及層次運作，後者或是一種即使並非更深更廣，也是不同內在的靈魂維度及自我超越──不，或應說是「自我解脫」，因超越是在哲學意義上說，而解脫是在宗教意義上說的。 甲午戰敗，確是中國民族自我愓省、自我提升的一大契機。此後五四運動，多少思想學術界領袖群倫的名士，除梁啟超，周作人、張東蓀、梁漱溟、陳獨秀、魯迅等人也都起而大聲疾呼。魯迅尤其是個指標性的人物。魯迅在一系列的小說文本裏，集中全力把華夏民族的社會及人格病灶毫不留情地挖出來，赤裸裸地披露出來。「孔乙己」、「狂人日記」、「阿Ｑ正傳」裏那個人及社會群體的愚昧無情與禮教殺人；〈在酒樓上〉、〈孤獨者〉、〈傷逝〉對知識分子的懦弱無能與人格的自我扭曲，都給予嚴厲的譴責。魯迅儘管把這種種罪責往國人，往自己身上攬，但他卻是「只破不立」，可惜的是，始終未能覓得，或說未能建立起一對這罪責的化解之道。不管是循儒家「內恕孔悲」、「反求諸己」的理路；或基督教對上帝的伏服，自我完全的棄守；或佛教由內而外，當下即空的悲懺，都未能有，或說都力有未逮。魯迅的失敗，或只能歸咎於整個民族已病入膏盲，集體人格缺陷之深且劇。 那麼借助於基督教或佛教各自的懺罪悔罪意識，或也是一條方便捷徑？這且先不管，問題卻是，我們中國人沒有基督教意義的上帝，沒有背離，沒有原罪，也沒有佛教具無明輪迴義的無明罪業，自然就較難在內在主體建構出上述二教那種深沉的罪責及懺悔意識。 魯迅去世後十餘年，甲午戰敗後半個多世紀，中國的政治體系來了個翻天覆地的巨變，但改變的並不僅止於政治制度。共產社會產生了一種中國前所未有的人際關係，即人與人（甚至至親間）的相互監視及鬥爭，這種鬥爭對中國文化那道德人格主體性的斲害，在一九六六年至一九七六年間的十年文革浩劫達到一堪驚的慘烈高潮。而文革只是一個率獸食人的頂點，再往前推，產生於文化界知識分子間的批鬥，有幾件可作為階段性的表徵，其中發生在反右運動時期巴金和胡風之間的悲劇，便足以讓人噓唏不己。 巴金於二零零五年過世當年，海峽兩岸悼念及月旦、評騭的文字不斷，其中有一個評價殊異的論題頗值得深思，即巴金長達數十年的創作生涯裏，幾部皇皇鉅構如《愛情三部曲》、《激流三部曲》、《憩園》等，或竟不如日後那薄薄幾冊札記體的《隨想錄》來得具有價值。後者的受人矚目，也不過是巴金在札記裏反覆再三，悔之又悔的「講真話」三字而已。講真話不過是做人或做為一個作家的基本條件，如今卻成為一個大張旗鼓標舉的議題，為什麼？ 這要從發生在巴金身上的遭遇及其時代背景說起，這個悲劇就是五零年代所謂的「反胡風集團運動」。胡風向來耿直敢言，彼時共產黨剛執政不久，政權尚未穩固，毛澤東以「百花齊放」引誘知識分子出來批評時政。一九五四年七月，胡風呈送了洋洋灑灑三十萬字報告書給予黨中央委員會，明說暗喻地反對毛澤東那架在作家頸上五把刀子的文藝綱領，埋下日後遭批鬥的禍根。這年年底，他又密集發表兩次演講，不留情面地批判周揚和何其芳，引來周揚集團的反擊，直到隔年五月，敗下陣來的胡風被捕，並給送進秦城監獄。 巴金和胡風是在三零年代就認識的文學界老友，更早前，兩人還是南京東南大學附中同學﹝巴金早胡風兩屆﹞胡風被捕前，兩人還同為四川省選出的全國人民代表。在蕭乾、夏衍等文友遭難，巴金還曾在某個時候曲予維護，但在胡風事件，巴金臨陣退縮了，他選擇了和胡風劃清界線，落井下石。胡風於一九五五年五月遭逮捕，稍早前的二月初，中國作協主席團第十三次擴大會議，決議展開對胡風文藝思想的批鬥。會議中，許多著名作家都發言嚴厲批判了胡風。巴金這時候還不想加入批判的陣營，但整個情勢逼身為作協副主席的他必須表態。五月份，《人民日報》先後公佈所謂胡風集團三批材料，其犯行罪名由「資產階級文藝思想」被升級為「反革命」，「胡風反黨集團」升級為「胡風反革命集團」，並開始大肆搜捕胡風分子。而在這年五、六月間，巴金前後共寫了三篇文章批判胡風，即分別發表在《人民日報》上的〈必須徹底打垮胡風反黨集團〉、上海黨報的〈他們的罪行必須受到嚴厲的處分〉和他自己主編的《文藝月報》裏的〈關于胡風的兩件事情〉。這些文字盡是向上級邀功表態的違心之論，充滿了虛張聲勢。直到二十三年後的一九七八年，巴金開始寫《隨筆錄》，往後近十年，他又陸陸續續寫了五集，共一百五十則。〈懷念胡風〉的最後這則寫於一九八六年，這時他已經是八十三歲的老人，距胡風事件已然三十一年。巴金把這篇懷念胡風的文章留在最後，似乎也洩漏出一點訊息，即他害怕碰觸藏在自己內心深處的這份隱痛。在這前一年，即一九八五年，巴金和胡風會面的那幕情景，終於迫使他不得不面對良心的審判，提筆寫下長達九千多字的懺悔告白，然而這也是在胡風病逝之後的事了。巴金溯憶稍早前和胡風夫婦會面的一幕，今事過境遷半個世紀後的後人也要為之愀心。那天，巴金是去祝賀中國現代文學館的開幕。胡風夫婦來到巴金身前，胡風夫人梅志指著胡風問巴金： 「你還認得他嗎？」 巴金愣了一下，「我應當知道他是胡風，這是在一九五五年以後我第一次看見他，他完全變了，一看就清楚他是個病人，沒有什麼表情，也不講話。我說：『看見你這樣，我很抱歉。』我差一點流出眼淚，這是為了我自己。」 巴金在這篇文章裏表示不能原諒也不能寬恕自己，並且順便向當年因批判胡風而為自己連帶牽扯到的另一名作家路翎同志道歉。 發生在中國近代史的這場悲劇，既是巴金，也是全國族的悲劇。今天回頭去檢視這段史實，仍不由令人悚然以驚、以歎，而不知該不該這樣問：更堪驚堪疑的或竟是，我們中國人只有「恥」的文化，而缺乏更深沉的帶「罪」感的懺悔的文化？更何況中國人的「恥」的知會，泰半只落在人倫關係之上，司馬遷〈報任少卿書〉說：「太上不辱先，其次不辱身，其次不辱理色，其次不辱辭令。」很明白具現了漢民族這種「恥」意識的關心層面。韋伯《中國的宗教：儒教與道教》一書即稱之為一種偏向於「身份性」的「良知」或「榮耀感」。 共產黨赤化整個中國後，階段鬥爭的結果，非但讓我們認清自己那種深沉的「罪」感懺悔意識的付之闕如，而且，中國人固有的「恥」感文化竟也日漸淪喪。巴金在反胡風集團違背自己的良知，緊接著一九五七年的反右運動，以及日後十年的文化大革命，妻子蕭珊慘死，他也被打入牛棚，給戴上「反動學術權威」的帽子。「只有自己受盡折磨，才能體會別人的不幸。」這是他在〈懷念非英兄〉這篇文章裏的表白。他對胡風、路翎、憑雪峰、葉非英等人的愧疚、悔恨之情不可謂不深。在五集的《隨想錄》裏，不時可見巴金表示道歉的語句，但細予推敲，巴金潛意識裏似乎又強烈拒斥著自己的羞恥及歉疚。即以《隨想錄》系列第三集《真話集》書中第六十七則〈懷念豐先生〉一文，他一方面為在文革豐子愷遭批鬥，被打為「反社會主義」毒草時，自己不曾為其講過一句公道話而感到「內疚」，另一方面，卻又自我辯解，「其實我也不能苛求自己」「那個時候好像有一種強大的壓力把我僅有的一點獨立思考也摧毀了。」巴金的反躬自有顯然為德不卒，也遠談不上懺悔的層次，頂多只是知道漸恥、反求諸己後講出真話而已，而且他還常欲語還休，只講半套話。是的，「講真話」是巴金在《隨想錄》裏屢屢強調的用語，五冊隨想錄分別題為《隨想錄》、《探索集》、《真話集》、《病中集》、《無題集》，以及另一集增補本《再思錄》，而不名之為《懺悔錄》，一如奧古斯都、謬塞諸人那樣的開宗明義，便或多或少由此可見巴金內心的隱憂。 即便只是講真話或竟也不易得，邁入暮年，已德高望重的巴金承認自己為此感到苦惱。更何況「講真話」只不過是懺悔的前提之一而已。隨想錄第三集《真話集》的第十九則〈三論講真話〉一文，巴金說，他自許要寫講真話的隨想錄，有位「有名的雜文家」朋友來信說：                         「對於自己過去信以為真的假話，我是不願認帳的，我勸你也不必為此折磨自己。至於有些違心之論，自己有時也很難過──現在回想，只怪我自己當時沒有勇氣，應當自動。──今後誰能保證自己不再寫這類文章呢？──我卻不敢開支票。」  這番告白赤裸裸暴露出近代中國知識分子心靈的枯索、萎靡、及敗壞。這種敗壞是集體性的、民族性的。更由於共產社會的鼓動「只責人不責己」的階段鬥爭而變本加厲，把儒家傳統由知恥而反求諸己的心性都給根斬了。巴金出洋留學過法國，然而他到底對基督教的罪及救贖未能有所領會或信仰。《再思錄》收有〈致許奧華女士〉和〈沒有神〉二文，從文中可證知巴金心存的是無神論： 「我想得到，你不滿意我不願意通過受苦來淨化心靈，不肯倒在『主』的面前，向他求救，我甚至不相信他的存在。」（〈致許奧華女士〉） 「沒有神，也就沒有獸，大家都是人。」（〈沒有神〉） 「無神論」者，在巴金身上，或可含括基督教和佛教兩種宗教信仰之闕如，巴金在這個意義下的宗教肩架（structure）是既無贖罪性的懺悔意識一如基督教者，亦無以有情眾生之罪業為己業而欲擔荷之的悲懺心一如佛教者，他有的或只是儒家德性良心之覺知而帶來的慚恥心，如此罷了。 而或說，我們未必非要比附外來宗教，非要跟基督教或佛教接枝或借火不可，華夏中土文化之一的道教，不也有許多禮懺儀軌？難道不足以證明中國人心靈亦曾有過罪、懺觀念，以及知其悔罪懺省的內外在超越？的確，盛行於魏晉南北朝許多道教經文及其成律，如《太上九真明科》即明載諸多贖罪辨法，「首罪」就是其中一種，「首罪」又稱「首謝」、「吐首」，即向神靈叩首表示懺悔謝罪。但道教這些懺罪法恐怕也是經儒道釋五教濡會搏合後的產物，直言之，亦恐係佛教思想的轉化。《三洞奉道科戒經》有所謂〈罪緣品〉；《太上九真明科》有中品〈誡罪篇〉和下品〈贖罪篇〉；《洞玄靈寶長夜之府九幽王匱明真科》收錄「十四條罪報之目」等等。《太上九真明科》的贖罪辦法除了首罪外，更有施功德、投環（「  金環九雙，青絲一兩，金人一形投於三河之口，以贖七祖之罪，拔出幽魂之難」）但須知道教的戒律規範被視為一種受持功德，受持後方可召劾鬼神，晚期道教基本倫理精神雖轉向現世的個人利益、健康、幸福，但早期道教倫理是以得道成仙為目的的。韋伯以儒家倫理首重良知的正與不正，道教則為身心的淨與不淨。總歸一句，道教的施善禳惡，以吉除凶，都要在行戒，神明即孚祐之，亦即道教的懺罪悔過，要訴諸長劫果報和長生成仙之制約，這和佛教之懺悔係為要脫執離苦，並以懺悔行法和緣起性空教法互為表裏者，其實名同而質異。 或再說有新儒家別稱的宋明理學，尤其到了晚明，不也有很多強烈悔罪性質的「訟過」、「悔過」之法嗎？如倡「慎獨」之學的劉宗周，著有《人譜類記》，書中即載有縷列分明的所謂「訟過法」： 「一炷香，一盆水，置之淨几，布一蒲團，座子於下，方會平旦，以後肅躬就座，交趺齊手屏息正容，正儼威間鑑臨有赫，呈我夙夜炳如也，乃進而自頌曰，爾固儼然人耳，一朝跌足，乃禽乃獸，種種墮落，嗟何及矣，應曰唯唯，復出十目十手之指視，皆作如是言，應曰唯唯，於是方寸兀兀，痛汗微星赤光發頰，若身親三木者，已乃躍然而奮曰，是予之罪也，則又自頌曰，莫得姑且供認，又應曰否否，頃之一線清明之氣徐徐來，若向太虛，然此心便與太虛同體，乃知從前都是妄緣，妄則非真，一真自若，湛湛澄澄，迎之無來，隨之無去，卻是本來真面目也，此時正好與之葆任，忽有一塵起車取吹落，又葆任一回，忽有塵起車取吹落，如此數番，勿忘勿助勿問效驗如何，一霍間整身而起，閉閣終日。」 （四之二）

  前言   兩年前我在「浯江夜話」專欄寫了〈中國人的懺悔意識〉一文，頗感思慮未周，思欲重寫，現又增修擴充為二版本，一即由原文的六千言擴充至兩萬兩千字的此通俗版，算是新作，故再奉投於浯江副刊。二是明年為佛教高僧悟明長老百歲嵩壽，玄奘學術研究院預定出版學術論文集呈作老和尚祝壽賀禮，辱承邀稿，是以我擬再作另一副合學術規格的第二版本應命。   二零零五年，即民國九十四年臘冬，知名作家學者、前中國社科院文學所所長劉再復前來中壢中央大學駐校，對中文所研究生開講「評王國維的《紅樓夢評論》」。劉再復我聞其大名久矣，遂趕緊往赴盛會。當晚自己坐在教室最後一排座位，除選課學生博碩士生二、三十來名，另有多位中大及外校教授到場聆聽，講堂上的串場主持人是亦精研紅學的康來新教授。 王國維〈紅樓夢評論〉的論述主軸依據，是叔本華的意志哲學。叔本華所建構的哲學體系，表面上還依循柏拉圖、康德以降的西方形上學傳統。這個傳統即理型二元分立論，即如柏拉圖以世界為理型與現象，康德為本體與現象。叔本華則為意志與表象，唯前二者念茲在茲的是本體論及其認識論的先驗哲學，叔本華關注的卻是具強烈解脫論意涵的生命哲學。若僅就這個精神層面看，或不妨說他開啟了反形上學的端倪，並給了日後尼采顛覆傳統的泉源及力量。而王國維也以為曹雪芹的紅樓夢的基本精神端在於一解脫。 只是，王國維以紅樓夢為一「徹頭徹尾之悲劇」，其立論之內在脈理恐怕便與「解脫論」彼此扞格不入。因賈府大觀園轉眼化成空，固然為一堪足浩歎的悲劇，但若以賈寶玉出家為一轉識為智之解脫表徵及指歸，那麼，紅樓夢全劇便不能被視為一悲劇，或只宜稱之為悲喜劇。而若再依佛教三法印「寂靜涅槃」之解脫義，眼下此南柯一夢實又無悲無喜矣！ 或說紅樓夢小說題旨具解脫論也不妨，然其解脫論與其奧援於叔本華，毋寧借助佛教可也。一者，叔本華哲學提供的徹底而永久的解脫法是意志的否定（其暫時的解脫法則是經由藝術）他認為這即是禁欲主義的途徑，依此便可臻於和平及涅槃之境。依佛教，解脫的極至是涅槃。涅槃義理深淺不一，叔本華的意志之否定、禁欲，只約略可等同於小乘佛教的涅槃義。紅樓夢第一回〈甄士隱夢幻識通靈，賈雨村風塵懷關秀〉不也即借靈石和空空道人的對話，開宗明義點明全書的題旨？「從此，空空道人因空見色，由色生情，傳情入色，自色入空。」王國維捨佛教觀點而援引叔本華的第三種悲劇說﹝第一種悲劇，由極惡之人，極其所有之能力以交構之者；第二種，由於盲目之運命者；第三種，由於人物之位置及關係而不得不然者﹞和解脫論作為己文論述主軸，前不少學者如錢鍾書、葉嘉瑩都曾提出異議，但這方面的意見和本文的論述題旨關係不大，故暫不贅言。 相對於紅學眾多而繁的考據索隱，劉再復拈出一己獨創的「悟」字觀來看待紅樓夢，確是一靈知灼見。但莫非也緣於此一「悟」字訣，他緊接著以禪宗來作賈寶玉解脫論釋義的依據。禪宗解脫色彩因其方法論直接而又特別著重，且其解脫意義上的覺悟，終竟是指「證悟」，而非「解悟」，因此，如把禪宗之悟用在解紅樓夢或賈寶玉出家謎題，或恐非上上策。 劉再復稍早，即二零零二年，和林崗合著的《罪與文學──關於文學懺悔意識與靈魂維度的考察》（二零零二，香港牛津大學出版社）一書中，排除了把黑格爾依其唯心辯證法的悲劇論套用在紅樓夢的適當性。但劉、林二人只用「凡存在的﹝衝突之雙方的觀念存在與行為存在﹞未必都是合理的」諸如此類的話來駁斥黑格爾，所論未免失之空疏，再者，黑格爾那句名言「凡是合理的就是實在的，凡是實在的就是合理的。」必須綜合其哲學體系中的本體論和邏輯辯證法來看。黑格爾的本體是一絕對、純粹之理，邏輯則是表現「理」的，可以說就是「事」。而理與事既為二者而又同一。華嚴宗所立的法界三觀之一的「理事無礙觀」，或四法界之一的「理事無礙法界」或約略類同。劉再復和林崗以「存在未必都是合理的」或另有更深邃的哲思，但與黑格爾所言未必站在同一視境，故我們在此也無從置喙。即如我們不也可引古希臘哲人赫拉克利特「我們既走下而又不走下同一條河流，我們既存在而又不存在」這句話的理路，說「凡存在的既合理又不合理」，但這同樣並沒站在同一視境發言，故實毋庸再多說。 課餘發問時段，我提一問題請教劉再復，說若依民初佛教學者周叔迦意見，黑格爾的辯證法雖然已修正了西方邏輯學鼻祖亞里士多德三原始定律（同一律、矛盾律、排中律）的缺點，然而黑格爾自己的辯證法又何嘗沒有缺陷？ 一者，黑格爾抽象的唯心辯證法違背了他自己的論斷：「無抽象真理，凡真理都是具體的。」﹝根據黑格爾自己的「樞念觀」﹝Notion﹞原德文是Begriff，或譯作慨念、理念，今所本為曹敏、易陶天二人合譯名，那從交互作用的辯證中生起的本質的最後範疇。按黑格爾的每一個三題論中，第一範疇是有，是正，第二是無，是反，第三則是生，是合。而這第三範疇已成為具體的，有別於前二者屬於抽象的。或者說，一是共相，二是殊相，三是含攝了共相、殊相於一身的具體的個己：比附於佛學來理解，或是理法界、事法界、理事無礙法界。總之、黑格爾並不以為自己的正反合絕對辯證法是流於抽象的【他只承認前二階段，即正、反題論是抽象的，但必趨於隨之而來的卻是具體】。 二者，其正、反、合每一階段都隱含著否定、推翻自己，即永無止盡的自我否決。職是，黑格爾的辯證法並不是一種徹底而圓滿的辯證方法，即使是日後的馬克斯亦不免落入這兩種困境。 周叔迦認定這是西方哲學一路以來直到黑格爾者的辯證法的缺陷，周叔迦的觀點適當與否，可受公評，此亦暫置不論。總之，他因此認為佛教具有一種徹底的辯證法，即《大涅槃經》裏「無常偶」的上半偈，即：「諸行無常，是生滅法」（此無常偈在《仁王經》裏也有提及）。 「諸行無常，是生滅法。」說明一切精神和自然現象都不是永久不變的。生滅，是「生、住、異、滅」大乘法相宗﹝唯識宗﹞色心之法體四相變化的省文。生滅法外表看似和黑格爾和馬克斯的辯證法無異，都屬抽象真理及隱含著自我否定等矛盾，骨子裏則不然，因為生滅法的生，是因緣和合的有為法，滅，則是因緣離散的無為法，即涅槃法，涅槃法是言語道斷，心行處滅的﹝永明延壽《宗鏡大綱》卷一，問答事第二﹞職是，生滅法便逸脫了抽象思維及自我否定的藩籬。周叔迦在其《唯識研究》（民七十七年，慧光文庫印經會）裏對此各種辯證法有所比較及駁難，但沒有講得很詳盡。要說得透徹明白，最好把無常偈整首拈出，無常偈下半偈是：「生滅滅己，寂滅為樂。」生滅法這時便清楚標舉出，來到了一超越語言文字及意識思維的境界，依唯識學，這叫「無分別智」或「大圓鏡智」，使得佛教的辯證法與至此是既透徹又圓滿。而無分別智或大圓鏡智現前時，即能遠離一切虛妄雜染，內證一切諸法的平等，善觀諸法的自相和共相，達到「無間無斷窮未來際，如大圓鏡現眾生象。」因此，我冒昧提一建議，即無其用禪宗，或不如用唯識學的「無常偈」收滅法的辯證法，來解釋紅樓夢那「諸行無常」的流轉異變，以及賈寶玉出家為僧「轉（染）識成（淨）智」的轉依義。 劉再復稍作沉吟，回答以「我總覺得唯識學名相太多。」而未再進一步說明。想是以唯識學名相多，而和以文字為贅疣禪宗互不搭軋吧？ 課堂上，劉再復教授再次重敘《罪與文學》裏的論點，即把賈寶玉比喻成基督般的人物，而其來到大觀園一遭，從其參與群芳薈萃到眾芳蕪穢，終於遁世出家，歸反太虛，是一個懺悔和救贖的過程。我個人的看法稍有不同，即以賈寶玉譬基督恐為不倫。說賈寶玉來世一遭是「還債」，這屬世俗語言，說賈寶玉具基督罪及懺悔意識的「救贖」，因有著確切的宗教意義指涉，則恐怕不堪允當。償債的前提是人倫道德，「救贖」則在「罪」的前提而說。而基督教的「原罪」其本義並非人倫道德的闕如，卻在於背離了上帝。 更何況，以儒家倫理為主體的中國人內在心性裏，「懺悔」這項意識怕或竟是付之闕如的。 劉再復教授想了一下，說：「是沒有。」其實在他《罪與文學》第八章〈新文化運動中的懺悔意識〉文中，就有這樣一段借鑑於梁啟超《自由書‧國權與民權》而歸結出的認知：「帶有罪惡感的懺悔意識的產生是近代的事情。一八九五年中國在甲午海戰中被自己所看不起的『蕞爾小邦』日本打敗，便產生了巨大的恥辱感，同時，也就產生了『自悟其罪，自悔其罪』的懺悔意識。」依我個人之竊見，甲午之戰敗北，中國人產生了恥辱感是有的，緣於「恥辱感」意識原為中國儒家所固有，然而如說寢尋而成了懺悔意識則未必；此二者看似相近實則判異。因「恥辱」歸依於外在職責或說倫常人際關係，而「懺悔」則緣於偏重一己內心心性的悲悟。再者，曹雪芹書成紅樓夢在中日甲午海戰前，把罪及懺悔一題套用在賈寶玉身上無疑便成了莫須有。依我看，近代中國，到了魯迅才懂得懺悔，收錄在其《吶喊》、《徬徨》兩本集子裏的二十五篇短篇小說，屢見充滿懺思惕省，其悔懺非止於個人的，卻是民族性的，對整個中華民族自我桎梏的愚眛作出一次次的自我痛擊。 懺悔意識原非中華民族心靈所固有。「懺悔」一詞，源自南來佛教，此由兩字所組成，「懺」原為「懺摩」（ksamayati）之略，意為請他人忍恕我；「悔」原名「提舍那矣」(csayati，或Desanakaraniya)意為陳露已之罪過。懺是梵語特有，悔才是華夏中土之言。即如《易經‧繫辭上傳》：「憂悔吝者存乎介，震旡咎者存乎悔」，又如張載《正蒙‧有德篇》：「歸罪為尤，罪己為悔」者是。故懺悔一詞實係梵漢合造之譯語。儒家、佛教、基督教都有「罪」、「懺悔」這樣的意符語彙，但其意指所涉其實各有所本。罪(sin)，在基督教語彙，是個宗教用語，意指疏離於上帝或實存；在佛教，是指因無名染識而帶來的罪業，因是與身俱有的，所以也有原罪的意思；在儒家，以其說懺悔，毋寧說愧疚，以其說罪，毋寧說過失──是指有虧於自我良知、人倫義理的過錯或惡行。            這樣看來，賈寶玉並沒有基督教的悔罪可言乃可確定。曹雪芹讓賈寶玉出家為僧，又讓其出家前先中舉求取功名，藉以盡其儒家倫理，又在小說中拈出「色」、「空」等語，紅樓夢便成了結合儒、釋兩道色彩濃厚的文本。如以賈寶玉出家為事涉懺悔，作為一種譬喻說詞或許可以，不宜視之為基本文本。「懺悔」係借自佛教，回歸以儒家倫理為主體的中國人心靈，我們有的確是那自覺虧於倫常義理的「愧恥心」。 相對於基督教的罪之救贖、佛教的懺罪法，中國人對愧恥其實也自有一套自成體系的心性方法論。唐君毅《中國人文精神之發展》一書特闢兩個章節：〈我們的精神病痛〉、〈論精神的大赦（上）（下）〉來闡述此一題旨。我們不妨這麼說，華夏民族缺欠諸如西教或佛教的懺悔意識，或並不表示孰優孰劣，中國人自另有一套安身立命之道，其中之犖犖大端者，普遍為眾人接受者，是為思孟之心性系統。這個系統上承孔子，撿擇其部分心性論，再結合中庸易傳，下及宋明儒，走的是「以理（義理）言性」的先驗超越論，得以建立起一道德實踐的可能依據，並成為儒家以及中國人心性論的主流。儒家雖主性善，具良知良能，但亦以人有一苦罪，這一苦罪，大體上，是以「人格缺坎」的觀點去看待之的。換言之，即僅視苦罪為人之善性之未能實踐，而並不承認苦罪為人之本體所原有。這點基本認知，便判異於基督教和佛教。但也因為既不以苦罪為吾人之所原有，便相對地，對治此苦罪之悲悔、懺痛即不能一如基督教和佛教心靈那樣深劇。更確切地說，儒家雖亦以人有一苦罪，但此說或恐只是一抒意，就如同唐君毅說「赦免」、「大赦」，但此二語彙和基督教赦罪之赦並無同義處。此時暫說儒家以人有一苦罪，但此苦罪卻肇端於人格之缺陷、之未能圓滿。而我們面對這種或說苦罪，或說缺陷之際，又如何挽救、消弭呢？儒家的方法論即行「反求諸己」之教，藉以在一己內心求精神上的自我大赦。即儒家深信人人具有一超越罪苦之良知仁性，此良知仁性如未能充足於人格，如有缺陷，則愧恥心便滋然而生。故儒家有的是這份慚恧羞恥的憂患的心，但並不如何惶懼一如基督教與佛教者，端在於儒家秉具有一份自信，深信人之良知使各人皆可藉「反求諸己」來自我赦免。唐君毅〈論精神上的大赦〉發表於《民主評論》民國四十四年二月份，在同年同月的十六、十七日兩日，隔岸的巴金出席了中國作家協會上海分會理事擴大會，傳達了中國作協主席團會議關于批判湖風文藝思想的決定。真正的鬥爭尚未展開，但唐君毅竟預知了日後的悲劇，他看出中國知識分子日漸失去反求諸己的能力及精神，卻將過錯轉而責求他人，共產黨鼓勵批鬥他人，逼令人人彼此鬥爭，是以理性為外推，即變本加厲斲喪了中國傳統社會中那以理性內用，「反求諸己」、「責己不責人」的精神文化命脈。（四之一）

  雖然出生的年代正是神州陸沉、整個大陸陷入兵荒馬亂時期，先父為逃避匪寇追殺避居香江，筆者便在香港九龍啟德機場旁的難民窟出生，如今回憶起來已是五十多年前的往事，當時的局勢正是風雨飄搖、人心惶惶，尤其對於流亡到香港地區的中國人而言，更是心情悲憤，有家歸不得，所謂「國破山河在」，正是當年流亡到香港的中國人最佳寫照。 出生在香港九龍，當時的生活條件相當惡劣，許多六、七年級出生的讀者，絕對無法想像在難民窟裡討生活，是怎樣的日子？由於是流亡生涯，住在難民窟茅草屋內真是冬冷夏熱，不過只要能遮風擋雨就心滿意足了，白天利用天微亮時分，走到豪宅大門旁的垃圾堆裡翻找剩菜殘渣，再拿回去洗乾淨煮來吃，記得有一年住在調景嶺難民營茅草屋的嚴冬，不幸突然發生火警，風助火勢，很快的將難民營上百間茅草屋全部燒燬，難民們眼見賴以居住的房屋被匪徒一把火燒焦，都有欲哭無淚的悲傷，沒地方可住只好睡在騎樓下，天方吐白見到路人行走，立即將床單草席捲起，又是一天乞討生活的開始。 那些日子物質條件相當差，先父更因身為國民黨籍廣東省揭陽縣一縣之長，在大陸淪陷後，為免遭中共屠殺，帶著媽媽千里迢迢逃亡到香港，可以想見逃難生活是苦不堪言，擔驚受怕，能有一口飯吃已是非常難得，由於是在乞討，有一餐沒一頓是稀鬆平常事情，如今回想起當年在香港那段淒風苦雨的日子時，仍相當感念先父堅忍不拔、不被惡劣環境擊倒的大無畏精神，出身黃埔軍校的老爸，血液裡流動的是不向惡劣生活低頭的勇氣，他嘗言：沒有吃不了的苦、只有享不到的福。 在香港渡過數年物質條件相當惡劣的生活後，先父透過在台關係取得先行返台機會，然後再想辦法將媽媽及我們姐弟等眷屬設法從香港接到台灣來，我們搭乘安慶輪抵達基隆港，看到台灣同胞穿木屐、領美援物資、住鐵皮屋，生活十分清苦，剛到台灣語言不通，在新竹西門國小就讀，美麗的盧玉秋老師特別照顧，讓筆者留下相當深刻印象，因此在幹校就讀時，曾前往新竹市探望她，師生情誼數十年不曾改變。 曾經讀過「受苦的人沒有悲觀的權利」這句話，在香港九龍出生的年代，物質生活水準當然相當惡劣，儘管日子過的如此艱苦，但先父為黃埔軍人出身，「打落牙齒和血吞」，那種迎向惡劣環境永不低頭的勇氣，便成為筆者學習的榜樣，記得當時年紀小，在先父堅實肩膀庇蔭下，並不感到孤苦無助，不過正因為在相當艱困的環境中成長，對於生活與生命的體驗與意義，也比同年齡朋友來的早熟，因此在未來漫長歲月裡，遭遇到任何橫逆，都能含笑因應，坦然面對。

  那晚，何暢打電話告訴我，陽泰電影公司拍攝一部開拓東西橫貫公路的戲，他任導演，想邀我飾演榮民老趙，戲雖不多，卻充滿矛盾與衝突。何暢盼望我應允下來。我看過電影劇本，產生興趣，為了演好這個角色，我預先作了筆記，拍片時，我聽到那位曾跟我鬧矛盾的段工程師不幸殉職，強忍著無比的懊悔與悲痛心情，我步履蹣跚走到隧道前，隨著一聲「段工程師，我老趙跟你抬槓，對不住你啊！」一頭撲倒在地，雙手捧起散落的沙土和碎石子，顫抖地送到嘴邊吮吸著，悲淚盈眶。何暢拍過我這一場戲，滿意地說：「太棒了！你的演技充分表現出軍人的偉大品質。」  　　但是這部影片在台北上演不到三天，倉促下片。片商早已作了結論：沒有俊男美女煽情戲，如何吸引青年觀眾？電影公司為了爭取觀眾，迎合觀眾的低級趣味，學習香港拍攝武俠片、鬼怪片以及煽情影片。 　　何暢有一次跟同事談起國產影片前途，他長嘆一口氣，「咱們拍片子簡直是胡鬧，殺時間，糟蹋膠捲兒，破壞民族藝術，咱們真是罪人！」他的牢騷引起同事的強烈反感。有的暗笑他的痴呆，也有人當面頂撞他：「你認為國片前途黯淡，你可以捲鋪蓋走路啊！」 　　何暢把他的苦衷告訴了我，我勸他既然阻擋不了電影商品化的大潮，何不轉往香港電影圈發展？年近半百，轉業已經遲了，乾脆就在電影圈混下去吧！ 　　何暢去了香港，我有些反悔，我的建議是否正確，對於他的前途是好是歹，我茫然不曉。何暢在信中隱約告訴我，香港是自由民主的港口，兩岸書報皆能看到，這是使他大開眼界的理想地。何暢認為住在台北，浪費了幾十年大好光陰，看武俠小說、言情小說、喝淡而無味的咖啡，講似是而非的廢話，讓他虛度了青春年華。何暢的話說得中肯，一個人終身未婚，或沒有交到知己，毫無遺憾；遺憾的是跟志不同道不合沒有共同語言的結為伴侶，倒不如單身輕鬆愉快。何暢說的是智慧的語言，但我依舊勸他趕快找個伴侶，結婚成家，否則過了五旬，心理和生理發生變化，便無幸福可言，只是結束散漫無章的單身漢生活而已。 　　為了醫療問題，我和余敏遷居台北。她不幸患了類風濕性關節炎，我則得了高血壓症。每月去醫院四五趟。生活上最大的愉快，則是晚間撥打電話，聽一下兒女的生活動態。李鹿和簡珍婚後，依然住在太平山麓。

　　余敏有時埋怨我偏心，把感情全部貫注在鹿的身上，卻冷落了她。我聽了只得付之一笑。她說這就是資本主義社會的畸型現象，為了賺錢，豢養的動物比親屬看得重要。是的，我捨不得賣掉鹿，每次賣出數隻鹿，都像賣掉自己兒女，難捨難分。換來的是一捲骯髒的鈔票，有什麼感情？年紀漸長，我不能豢養那麼多的鹿隻，因為精力消耗過多，我不能過份貪心了。 　　那年秋，我在宜蘭買了一幢公寓樓房，附近有醫院和菜市場，交通方便，空氣清新，是理想的住家環境。我把經營鹿園的業務交給經理，偶爾也開車去鹿園。不料，年屆四旬的余敏竟然懷了身孕，我每日戰戰兢兢，如履薄冰，破腹生下了雙胞胎，一男一女，讓人喜出望外。我打電話向老船長報喜訊，老船長帶著夫人，駕著雪佛蘭轎車來了宜蘭，探望剛出世的外孫了。 　　余敏哭了。 　　「哭啥，這是喜事啊。」父親安慰女兒。 　　繼母抱著一對嬰兒，親暱地凝望丈夫：「趕快給兩個金孫取名字吧！」 　　老船長從皮包中取出兩個厚重的紅包。昨天接到電話，他尋思了半夜，為了紀念山水明媚的宜蘭，他給男孩取名李鹿，女的取名李蘭。姐姐李蘭，弟弟李鹿，好聽也好記，躺在病床上的產婦滿意地笑了。 　　亞熱帶海島上的嬰兒發育最快，眼看他吃奶、走路、揹著書包上學；轉眼工夫，他們已長大成人搞戀愛了。我養鹿三十多年，賺了不少鈔票，原打算把鹿園和鹿隻盤讓出去，但是始終難以實現。李鹿進了農專畜牧科，為的就是繼承我的衣缽。起初，余敏極不贊成，可是李鹿對於養鹿很有興趣。他是科班出身，不像我養鹿是摸著石頭過河，浪費了不少精力和時間，他是按照書本上的科學的經驗總結，理論和實踐相結合，他養鹿的前途一定希望無窮。 　　李鹿農專尚未畢業，便作了長遠的養鹿計劃：他想在鹿園建立一座「鹿博物館」，作為宜蘭觀光景點之一。館內有各種的鹿，麋鹿、麂鹿、馬鹿、駝鹿、馴鹿、獐、麃、水鹿、梅花鹿、白唇鹿等。同時修建鹿棚，開設門市部，經營各種鹿茸產品。李鹿講得頭頭是道，我們聽得捂嘴偷笑。剛扔掉奶嘴幾天的毛孩子，為啥搖身一變成了養鹿專家呢？ 　　李鹿走出校門，便經營鹿園，原來的兩位助手，提高工資，他引進一位同班女同學簡珍，專門推展建立「鹿博物館」業務。我成為掛名的負責人，一切規劃開支都交到李鹿身上。   簡珍的父親是農專畜牧科教師，她功課好，業務熟悉，原來有留校服務的機會，但是她聽了李鹿的甜言蜜語，竟然來我家鹿園工作。我警告李鹿，千萬不要欺騙人家，要尊重同學的意見，絕不可擺出老闆的架子，李鹿哼而哈之，不知道是聽進耳朵麼？ 　　李蘭大學畢業，通過托福考試，到了美國加州柏克萊大學進修。臨別，我囑咐女兒做一件事，到了美國安定下來，先給石寨村的菊花聯絡，問候她的生活情況。等我再通知她進一步做法，每月寄美鈔二百元，讓她維持生活。李蘭出國，家裡非常清靜，鹿園的業務交給李鹿管理，我深居簡出，每天養雞種菜，過起陶淵明式的田園生活。

  阡陌之間堆疊著繽紛的生命色彩，即使僅與稻草人交遇談心，也會相信走過的歲月，耕耘與收穫皆呈正比顯示，當你凝望、嗅聞那飽滿的籽粒，成熟的慾望遂輕易擄獲了你，這是大地生養的奧祕，沒有人能夠替代，那令人喜悅的名字雖然小而輕巧，卻充滿豐潤的美感。

  環境可以塑造一個人的習性，這是每個人矇著眼睛也知曉的。一如晴空上的炎陽，向大地吐著火舌，人也就薄衫短褲，理所當然的在樹蔭下納起涼來了。科技化的浪潮，為九十年代的金門帶來了生活上的豐裕，但聲光化電的觸角也如洪水般，吞噬淹沒了每一個孩子的心靈。孩子耽溺在電腦裡的時間越來越長了，少了體力磨鍊的虛擬世界，折了他們與人溝通的羽翼，亦戕害了他們生活磨練的雙足。 五十年代，金門，參差的閩南式屋舍聚集成一村落，村裡雞犬相聞，一片昇平祥和。村郊外，方整的田壟，井然有序的栽種著適時的農作果蔬。春天播了花生、玉米、高粱、……，收割了高粱，拔了花生，換成了夏季竹架上攀藤的角瓜、菜豆、……，芹菜、菠菜、蒜仔、……，為寒冬的餐桌增添了暖香的郁息。四季蔓藤滿地的地瓜，更是飯桌上的熟面孔。孩子像小跟班似的，假日課餘，亦步亦趨的尾隨大人身後，幫忙撿拾地瓜，種玉米，拔雜草，儼如出師的徒弟，是師父身旁得力的助手。識得了四季蔬菜的栽種，也深諳五穀雜糧的分辨。 清晨，太陽尚未露臉，村郊外，清澈見底的小溪邊，已見村婦在洗濯衣服，小孩在一旁抓魚捕蝦。談笑聲、戲水聲與潺潺的溪流聲，譜成了一首人與大自然的協奏曲。田陌間，輪番成熟的各季野果，桑葚、葡萄、芭樂、龍眼、……，是孩子幫忙農作後解饞的點心，除了練就一身爬樹採果的矯健身手，更紮實的上了一堂野外的自然課，熟識了各種野菜蔬果。 午后，太陽像個火爆浪子，要把大地蒸發似的。廣場上曝曬的五穀，晾衣繩上，五彩的衣服隨風招搖，咕咕遊走的雞鴨，正忙碌的穿梭其間覓食。樹蔭下，有的泡茶、聊天，有的專注著下棋。廣場另一角，三兩個村婦正接頭交耳的聊著，小孩追逐嬉鬧其間，有的辦家家酒，有的跳房子、捉迷藏，在喧鬧的互動中，學會了與人溝通的技巧。 黃昏，西方的絢霞紅到山脖子根，一時炊煙裊裊。沙飛的廣場上，頓時成了孩子遊戲的天堂，追逐嬉鬧聲把村莊喧得沸騰起來。太陽連打數個哈欠後，「小紅！雞鴨關籠了沒？」、「阿華！衫收啊沒？」、「阿展！牛牽回來了沒？」……，一聲聲、一句句的叫喚聲，沿路迴響著。遊戲散了，嬉鬧聲中止了，孩子百般不捨，但都能知趣的收拾貪玩的野心，一一的回家。貧困的農村生活，一張大床擠睡數個兄妹，一個雞蛋數個孩子分食，雖然缺了口腹之慾的享受，卻也練就了懂事成熟的習性，深諳人事輕重，在力爭上游中，個個知道人世的艱辛。在每雙堅毅眼神的背後，張張都是知足又燦爛的笑容。 夏夜涼如水，一家人坐看滿天星斗，聆聽牛郎、織女鵲橋相會的神話故事。三兩同伴秉燭夜遊，一探黑夜的魔窟，到溪邊釣蝦、捉青蛙，偷採香瓜，再一路笑鬧著回家。沿路提燈的螢火蟲，為黑夜驅走了魑魅魍魎。阿兵哥營區露天的免費電影，是晚飯後期待的饗宴，豐盈了童年的心靈。 未曾被聲光化電洗禮的孩子，靦腆中帶著憨厚樸拙，生活雖清苦，卻有著多彩的童年時光。科技褓母餵養長大的一代，雖然有了豐裕的物質享受，但在電腦、電視「綁架」之下，卻成了四肢不勤、五穀不分的憨兒。都是叫人心疼的孩子。

　「立夏」是一季的開始，曆曰：斗指東南維為立夏，萬物皆已長大，故曰立夏。又云：太陽過黃經四十五度，夏季開始。曆志顯示，每一個節氣的日子，都是南斗所指的方位。前述的幾個節氣：斗指東北維為立春，斗指壬為雨水，指丁為驚蟄，指壬為春分，指丁為清明，指癸為穀雨。而最令我們感到深奧淵博的是，幾個主要的節氣方位，都不是我們平素認知的東西南北或甲乙丙丁，或乾坤兌離。實際上立春在東北，立夏在東南，立秋在西南，立冬在西北，乾天在西北，干支戌亥，坤地在西南，未申，兌在正西，庚辛金，離在正南，丙丁火。俗稱「子午線」的子是正北壬癸水，午為正南丙丁火，正中為戊己土。有關四時、四方、五行、八卦與干支的排列組合的堂奧，自有專精人士鑽研，不必我們門外者費心。 立春以後下的雨叫「春雨」，立夏下的雨則稱「夏糜」，先民大概認為春雨只利播種，立夏之雨正值穀物成長、成熟的關鍵時段，珍貴的程度不遜我們三餐的主食。早年鄉親三餐進食稱為「食糜」，相互間的問候語常是「食糜未？」可見立夏之後，天上的降雨在鄉親心中的重要份量。也正是水資源有限的家鄉金門，對大自然無可取代的依賴中透露的無奈。 禮記月令篇：孟夏之月…其日丙丁…螻蟈鳴，蚯蚓出，王瓜生，苦菜秀，…靡草死，麥秋至。是月也，以立夏，先立夏三日，大史謁之天子曰：某日立夏，盛德在火。天子乃齋，立夏之日，天子親率三公、九卿、大夫，以迎夏於南郊。 立夏、小滿的初夏，緊連著清明、穀雨的暮春，在一年中是屬於寒已退，颱未起，有點濕濕涼涼，溫溫熱熱，陽光未炎，雨勢綿綿，萬物欣欣向榮，在成長中日近成熟的時段，除了三月中有「大道公暴」與「媽祖生暴」祖先留下來的兩個警示不穩定的天候外，其他日子都屬平安平順的好天時。相傳大道公與媽祖婆不知何因鬥法，媽祖婆故意在三月十五保生大帝大道公的生日，鼓風吹落大道公的頭巾，大道公也不甘示弱，特意選在三月二三媽祖生，施雨淋渥媽祖婆的花粉。天象每年都會應景地變化，顯示「暴頭」的威力，只是「暴頭」如何「報」，報前、報後、報風、報雨、報多、報少，或是「大暴、小暴」，倒沒有一定的標準。至於大道公與媽祖婆因何鬥法，是「善鬥」？「惡鬥」？「真鬥」？「假鬥」？那是神界的事，凡間弟子不需置喙。 四月，金門鄉親重視、嚮往、期待與有高度參與意願的是一年一度的「迎城隍」，這是幾百年來西半島的盛事，近年來四月十二慶祝「邑主城隍」遷治已成為金門的「全民運動」，也是吸引大批旅外鄉親與觀光客，最有規模、最有內容、最有可看性的觀光活動。許多新聞媒體爭相作深入報導，文史工作者與大專院校的相關研究所都曾作深入的主題研究。「迎城隍」已由一般的寺廟民俗活動，提升至學術性研究層次。 金門後浦的城隍，是前清康熙二十一年(公元一六八二)，金門鎮總兵陳龍(漳州人)，因原署地人口不足，特由千戶所城的金門城北門，遷至後浦原明萬曆二十九年辛丑科會元許獬故居「叢青軒」，這是清朝在後浦設官治事的開始。城隍也由金門「古地城隍廟」分爐後浦。於是將每年的四月十二訂為「遷治」紀念，也充為城隍千秋誕辰，恭迎城隍神駕巡安四境。(後浦在遷治後並未築城，但仍分為東西南北四門，俗稱為「四門城頭」。) 由於城隍是朝廷敕封的地方守護主神，香火鼎盛，為民間信仰中心。明清二朝成例，新任地方官到職伊始，即需前往城隍廟參香行禮，上告已奉旨(命)履任。往後朔(初一)望(十五)之日或遇重要事故，亦需參香祈福。父母官員對城隍如此禮敬，百姓人等自更拜服，於是，各地城隍廟都成為民眾的信仰中心。每逢壽誕奉迎神駕繞境巡安，自是盛況可期。 金門城隍稱邑主，爵顯佑伯，秩四品，職級比現任縣官高。後浦以四月十二遷治紀念(一說是廟成奠安之日)兼為城隍壽誕，巡安由四境輪流「當頭」值年，「小迎」每年舉行，巡行四境主要街路，並經過各宮廟，接受香案迎迓祝禱祈福。「大迎」三年一次，逢閏年舉行，前後三天，繞行十三鄉，規模盛大，為西半島前面勢人人樂於參與的大事。城隍出巡，對信眾是非常慎重，也非常隆重，更是非常嚴重，小心謹慎，誠惶誠恐，不許有任何疏忽差錯，不遵儀制或觸犯神忌。前數日，由值年爐主鄉老率同旗、鼓、輦及境內弟子前往庵前恩主公宮，奉請聖侯恩主及四門城頭境主神駕，前來城隍廟「作客」並共襄巡安事宜。前三日由「軍將爺」引導沿「香路」進行夜間「踩路」，向陰陽二界告知城隍爺將於某日巡安，閒雜人等，妖魔鬼怪務須及早迴避，否則必嚴加究辦，沿途污穢不潔之物及阻道障礙，亦須一一清除。同時達到安檢、淨空及熟悉香路路況的目的。儀制設計，極盡巧思週延。 小迎於午未之交，在城隍廟邊牧驢仔紅大埕「取齊」，四境「大 纛」、五方旗、輦、八座、鑼鼓隊、粧人化裝隊(馬隊，蜈蚣座)、藝閣(早年由好興者出資，雇風塵優伶妝扮古美人，坐在四人抬的無頂藝座參加遊行，出資者爭相扛抬，在男女授受不親的年代，能有稍親芳澤的機會不易，爭不到扛抬之份，常以「出錢無扛閣」自嘲。現藝閣主角已由女童取代。)及無數隨香信眾，紅大埕廣場已是人擠人。此時城隍廟前「正音」(平劇武戲)準備開鑼，軍將爺在廟埕踩路淨空，四境王爺乩童先後起駕，主事老大長老將殿中主神恭奉上輦、入轎，值年頭家依預定巡安遊行秩序，按路線先行指揮就位，待一聲鳴炮「起行」，輦、轎一一上肩待發。盛大陣容緩緩前進，井然有序。遷治前導旗、頭旗、大鑼托燈、了亞、馬上吹，將軍爺，旗牌執事、瓜、槌、恩主神轎，關聖，四王爺，接著是董排爺、文武判，「御前清音」(南管)、鄉老、道士、馬軍爺、香擔、「十音」，城隍神轎、羅傘，隨香信眾(手持三支一束耐點粗條香)，接著是陣容盛大，內容精采，各具特色的四境神明隊伍及陣頭，此時萬人空巷，爭相頂禮膜拜，為巡安的最高潮，且將本土民俗文化特色，作具體發揮，原本一般性的賽會，已引發文化資產的深耕活化。主事當局近年來亦朝「城隍文化祭」方向規劃推動。 大迎費時三日，繞行前面勢十三鄉，規模更是盛大，四月初十首日，巡安隊伍自紅大埕起行出發，經網寮由南門海仔墘出後浦，沿海仔岸而下市、後豐港、賢厝、前水頭，入金門城後，中午恭向「古地城隍廟」大城隍「請香」，出北門，而官路邊、古坵、東社、官裡、吳厝，在庵前恩主公宮上香參拜行禮後，由頂下後垵、東洲，返回值年爐主廟休息。第二天四月十一日，經許厝墓出城，巡行榜林、盤山、湖南、山灶、西埔頭、四埔，返歸值年廟休息。第三天四月十二正日，巡安後浦四境後，結束這項空前盛況的「大迎」。三十八年以後因兩岸對峙，先是登陸戰，後又砲戰，金門在無辜中淪為「殺戮戰場」，大迎已停辦。今後如有恢復機緣，香路行程恐需再行更迭。 入夏之後，應是南風送暖，萬一真要「天變一時」北風直貫，那就不幸應了「四月做北霜，討海人坐到爛尻川」，金門四面環海，有風就有涌，近海漁船屬舢舨類小噸位船隻，海相不良就出不了海，討海人以海為田，向海討生活，海上風強，海面浪大，望風搖頭，望海興嘆，只好苦等苦坐，不然又何奈？這就是討海人的宿命。也是孟夏四月的變數，最好不發生。

  余敏給了我一拳：「這些話你為啥不早說？」 　　有一次過中秋節，何暢多喝了兩杯酒，窩在心底牢騷話，脫口而出。他說所謂優秀幹部，嘴巴甜，巴結上級，討長官歡心。其次是混吃、悶睡、等死。如果你熱情，有正義感，愛講話，一定倒楣。何暢說：「大陸上鬥爭胡風，把胡風一批人批成現行反革命份子，真是冤枉啊！我讀過胡風的評論文章，他是魯迅最欣賞的文學作家，他怎麼能反共呢？這是天大的笑話。」 　　何暢這些酒話被登記在資料袋。他讀過胡風、魯迅作品，思想左傾，應加強追查其政治立場。是非只為多開口，煩惱皆因強出頭，何暢實不該多喝兩杯酒，更不應該賣弄自己文學知識，結果惹出了麻煩。否則，何暢一定成為當前國軍的著名表演藝術家。 　　何暢三年前，有人介紹他去香港卲氏電影公司拍攝一部電影故事片，待遇不錯。何暢和那個經紀人在台北西門町藍葉咖啡館會面。何暢當面婉拒此事。經紀人喝了一口咖啡，不解地問：「何先生，請你告訴我，你即非現役軍人，也不是政府公務員，你去香港有什麼顧慮？」 　　「我雖然沒出過國，但對香港也瞭解一些。香港親共份子很多，我不能沒有顧慮。如果老共把我綁架，或是暗殺，那不是瞎子打碎了賣碗的─打了白打？我在台灣軍中作過政工隊員，而且做到陸軍上尉，我不能草率行事，我不能答允此項決定。」何暢坦率地說。 　　對方實在忍俊不住，噗哧笑了！他從來沒見過如此愚蠢、呆板而固執的人。他在九龍半島上，渡輪上，每天碰見國共兩黨離職的官員、將軍和黨政領導人物；他在茶座、飯館見過張國燾、張發奎、衛立煌、關麟徵，以及戴墨鏡的老軍統特務，哪一個伸出手指頭也比何暢的腰粗。那人暗想：「這個人腦筋僵化了，國民黨訓練成功，如果早這樣，怎麼會失去了大陸？」 　　何暢創造的《水滸傳》中的英雄形象，比我筆下的劇本宋江，有生命與性格。何暢讓觀眾認清了宋江的身世背景、時代環境以及不幸遭遇，和埋藏在他胸中的窩囊氣。何暢的戲沉著穩重，不賣弄、不誇張，他努力地再現了北宋年間梁山水泊的宋江形象。那日，我和余敏在宜蘭電影院看這部影片，何暢的優異表現，使我們倆淌下了感動的熱淚。 　　這部影片在台灣造成了轟動，而且香港及星馬地區賣座奇佳，陽泰電影公司邀約我去擔任專業編劇，為了余敏，為了宜蘭，為了我豢養的鹿隻，我是不會轉業的。住在風光秀麗的太平山麓，我跟余敏過著甜蜜的幸福的田園生活。正同馬致遠在〈漢宮秋〉裡描寫的唱詞：「你便晨挑菜，夜看瓜，春種穀，夏澆，情取棘針門，粉壁上除了差法。你向正陽門改嫁的到榮華……」唯一感到遺憾的，余敏因先天性陰道狹小，不能生育，中醫稱為「石女」，亦稱「實女」。余敏曾去婦產科求診，醫師說可以動手術治療。我不同意她流血住院，這是封建自私的觀念。何況健壯的男人和石女行房，雙方享受到難以形容的情趣。   何暢為了邀約我去台北陽泰電影公司，曾來宜蘭數次，起初我嘴上拒絕，心裡卻開始動搖。余敏一直保持沉默態度，但是何暢走後，到了決定的時刻，余敏才道出她的心事。她的父親為了女兒演戲，引為恥辱，作船長的心目中，搞表演藝術的男女，狗皮倒灶，男盜女娼，船長已和愛女脫離了父女關係。若是我再飛蛾撲火，投進影劇圈去討生活，船長一定會氣得血管賁張，一命見閻王。

臉上的皺紋深了 眉毛上的寂寞深了 鼻頭上的青春痘呢 為何還那麼倔強地撐著 我們未兌現的諾言？ 　莫非還想訴說什麼？關於 愛情的深度，還是情愛順序 甚至是牽掛的褪色？ 　唇的溫度仍溫溫的 如暖燙的落日 紅橙橙的 也如橘子的酸甜？ 　已無須爭執 　魚尾紋淺了 嘴角邊緣滯留的笑容淺了 鼻頭上的青春痘仍緊緊揪住 心事的痛

當金融海嘯席捲全球，不景氣帶來一波一波的失業潮，社會的動盪和人心的不安日漸顯現，目前能擁有一份工作是幸運也是一種幸福，至於工作的內容和待遇已經無從挑剔和考量了。目前我擁有一份兼顧興趣和能力的工作，因而能快樂的悠遊於職場中，每天我都懷抱著一顆感恩和知足的心，兢兢業業的恪守本分，以感謝上蒼的眷顧，讓我從家庭主婦邁入職場，仍然可以成為職場上的幸運兒。 最近自己服務的單位有了人事的大變動，一群朝夕相處的好同事瀕臨契約期滿被解職的窘境，恐懼、不甘、憤怒彰顯在每一個人的臉上，在人心惶惶的狀況下，服務的品質節節下降，主管、同事對這既定的政策都愛莫能助，無奈、心疼只能往心裡頭擱，因為每一個人都是棋盤上的一顆棋子，生殺大權掌握在下棋者的手中，何時下場、誰可以成為棋盤上的贏家？沒有人可以預知。在明哲保身、自求多福、自身難保的情境下，冷漠成了偽裝的面具，這是一個令人窒息的空間。 在一切是是非非、反反覆覆之後，總算有一個拍板定案的結果，讓契約期滿的夥伴可以重新投遞履歷參加原單位的甄選和面試，大家總算鬆了一口氣，頂著原先的人脈和工作場域的熟悉度，勝算的機會應該很大！大家終於穩定了下來，把未完成的工作期程圓滿完成！可是計畫趕不上變化，當新聞傳媒將消息公佈之後，投遞履歷的應徵信件如雪片般紛至沓來，在僧多粥少的情勢下，人人卯足勁，個個是勢在必得，在公平和公正的原則下，主辦單位在短時間內挑燈夜戰，投入所有的人力做第一階段的把關和篩選，終於第一波符合應試資格的名單出線，近800人次搶奪不到30人次的缺額，這將會是一場激戰！ 好不容易挑選出符合甄試的名額，冗長的名單除了公諸網路，為了審慎將訊息傳達到每一位應試者，近800通的電話要在一、兩天內完成，而且是要滴水不漏，考驗著主辦同仁的耐力和耐心。個人也參與了這項工作，當我重複再重複每一通電話的內容，我的心卻是起起伏伏，因為電話的另一頭是一顆顆迫切等待工作的心，所以在將心比心的心態下，我不敢有絲毫的懈怠，雖然千篇一律的轉告內容枯燥又繁瑣，但我鉅細靡遺的一一交代，深怕對方不夠清楚而延誤面試的種種細節，兩天的疲勞轟炸，不但口乾舌燥，腦筋、耳朵也轟轟作響，當圓滿達成任務時，已是身心俱疲、頭痛欲裂，但這些都是短暫的反應，最難過的是心中有種酸楚的感覺在醞釀，並且渲染開來，隱隱作痛！ 「喂！請問某某先生在嗎？」電話那頭傳來中年婦人的聲音：「他不在，有什麼事？」聲音平淡而冷漠。當我述說縣府單位通知參加面試的來由後，電話那頭開始緊張焦躁了起來，不標準的國語加上結巴的聲調，聽來很不舒服，但是我感受到一位母親的焦急之心。「我是他的阿母啦！我可以幫他記下資料。」「哦！那我打他手機。」「不！不！小姐！他不會接手機的啦！我真的可以幫他記下來啦！」我耐心的等她取來紙筆，一個字一個字的教她寫下面試時間、組別、地點和內容，看來她是一位識字不多的婦人，不算多的字對她來說已是很大的挑戰，再加上又要擔心我無法等待她寫完，焦慮從電話線的那一頭直襲而來，我安慰她可以慢慢來，我願意等，等她花了比別人多好幾倍的時間寫完我的交代，卻又不放心的一遍又一遍的複誦，希望我能確定她沒寫錯，這一來一往耗去我十幾分鐘，當我掛掉電話，心好沉重，頓時陷入深深的沉思，電話那頭殷殷期盼的母親，是何等的心情？我想像她渴盼兒子有一份工作的心應該很久了，大字不識幾個的她無論如何都不能錯過兒子應試的機會，這就是天下父母心的真實寫照，平凡、囉唆卻偉大。 我與這位母親的緣分因為電話，但這只是偶然的短暫交會，也許這一輩子我都不會見到她，但她對我內心的撼動不小，也許天底下有千千萬萬如她的母親，我卻對她有深深的祝福，希望她的兒子可以如願應徵上工作，沒有辜負老母親的殷殷期望。

「爸，老家那棵老木棉開花了嗎?」 「快了吧，花苞滿樹，已經出現要開花的樣子了。」 「是嗎？好久沒看到他了……」 老家的木棉樹下，阿祖走過，阿公走過，阿爸走過，我也走過，木棉樹是我生命中深深的記憶。   「木棉樹─木棉科，落葉大喬木；原產地印度、印尼、菲律賓。別名：木咼木、斑芝樹、攀支花。幹直立有明顯瘤刺；側枝輪生作水平方向開展；掌狀複葉，葉柄很長；花朵大型，橙黃或橙紅色；果實為蒴果，成熟後會自動裂開，裡頭充滿了棉絮，棉毛可做枕頭、棉被等填充材料。木棉外觀多變化：春天時，一樹橙紅；夏天綠葉成蔭；秋天枝葉蕭瑟；冬天禿枝寒樹，四季展現不同的風情。 花桔紅色，3-4月開花，先開花後長葉，樹形具陽剛之美。」   自從到台北唸書，有多久沒看到木棉樹那目為之炫的火紅，張狂顏色像要把天空燃燒一般，盡情散發絢麗之後，滿樹的紅花毫不留戀的離開樹幹粗壯的懷抱，紛紛落下，染紅小巷地上，上學經過，踩在上面，內心滿懷不忍。木棉─永遠給我豔麗卻陽剛的懷念。 老家巷子的木棉，屹立在那已有一兩百年了，從阿祖的時代之前就待在那，看著阿公長大，看著阿爸長大，也看著我。小學上下學總會經過他的樹底下，習慣抬頭看看他巨大的身軀，小小的我喜歡站在樹下感覺自己被他的枝椏包圍，那時候只覺得這棵高到天邊的大樹，像是守護神般守護著這巷子大大小小的人家，老家那裡的人說起這棵樹也總是充滿驕傲。 每年二到三月只見滿樹紅花，站在樹下臉都會被染紅，常看著看著就被吸引進那滿樹通紅的神祕之中，往往發呆好一會兒才舉步離開。但花期一過，滿樹紅花下墬，這時大家可就沒心情駐足樹下，常常一不注意就被落下的花朵砸到，木棉花朵厚實砸下可是挺痛的！只有小孩愛在樹下看花朵旋轉落下，聽花朵落地的響聲，然後爭著撿拾那掉下的紅花，希望能從中看到白白的棉絮，殊不知時候未到，只留下小腳下地上一片鮮紅。其實我跟木棉樹挺有緣的，小時在木棉樹的包圍下成長，搬了家，高中校園裡也有棵一樣高大，但似乎年輕些的木棉。木棉更因此成了是我自小生長的家─金門的縣花，象徵著金門民性堅毅燦爛，未來發展的無可限量，你說我怎能不愛木棉！   「木棉花常常長得極高，那年在廣州初見木棉樹，不知是不是因為自己年紀特別小，總覺得那是全世界最高的一種樹了，廣東人叫它英雄樹。初夏的公園里，我們疲於奔命地去接拾那些新落的木棉，也許幾丈高的樹對我們是太高了些，竟覺得每團木棉都是晴空上折翼的雲。─張曉風（詠物篇）」   「木棉古稱史侯花，俗稱紅棉。因樹枝幹高聳，常常高出附近其他各樹之上，所以又有英雄樹之稱。」的確木棉那高大挺直的樹身高聳於其他樹木之上，就如奮發向上的英雄精神一般，小時的我常抬頭仰望，橫生的枝椏像網般，網住我的人和思想。粗壯的樹身有著豔紅的花，在春天張狂的盛開，用滿滿的紅告知你春到來的訊息，我常想所有花開總是嬌艷，像女人，但木棉豔而不嬌，是一種可以用來形容男子的花，美麗中包含了剛毅。西雙版納的少數民族們習慣把木棉樹比喻成小伙子，少女更以高大的木棉樹來形容心中所屬的情郎！那剛毅的身軀不只隱藏豔紅，也生出柔白，在繁花落盡後出現片片雪白，片片棉絮自天上緩緩落下。只有木棉能如此─既剛強炫目又暗藏溫柔。在張曉風的文章中我再次深刻體悟到：   「所有開花的樹看來該是女性的，只有木棉花是男性的。木棉樹又乾又皺，不知為什麼，它竟結出那麼雪白柔軟的木棉，並且以一種不可思議的優美風度，緩緩地自枝頭飄落。木棉花大得駭人，是一種耀眼的橘紅色，開的時候連一片葉子的襯托都不要，像一碗紅麴酒，斟在粗陶碗裡，火烈烈地，有一種不講理的的架勢，卻很美。─張曉風（詠物篇）」   木棉又稱「烽火花」，因那紅不僅灼人，也將駐足仰視的人們映照得滿心悲壯啊。 是的，烽火花是烽火之島的縣花，我的故鄉曾是烽火漫天的島。歷史上，海寇曾襲擊過；鄭成功曾盤踞過；近代，古寧頭的肉搏血戰已近一甲子；八二三砲戰的煙硝也已歷五十年了；烽火花走過而且凝視祖輩父輩的悲壯和哀傷。今日雖已時過境遷，但我深知哀傷依然是在的。   「木棉落後，木棉樹的葉子便逐日濃密起來，木棉樹終於變成平凡了，大家也都安下一顆心，至少在明春以前，在綠葉的掩覆下，它不會再暴露那種讓人焦灼的奇異的美了。─張曉風（詠物篇）」     常常見木棉而不知其為木棉。木棉是先生花再生葉的，如果沒看到花開，那生葉後就只是株異常高大的樹，夏天綠葉成蔭、秋天枝葉蕭瑟、冬天禿枝寒樹，總要在那火紅般的乍現，才會被震懾失措，他的豔紅，像不惜生命的綻放傾灑一般，在經歷綠葉枯之後奮力綻放滿樹血紅，像拋開一切自枯寂中呈現了鮮紅如血，那美是灼人的。這奮力迸出的生機，放肆說著春的到來，然後在仍豔紅時不顧一惜落下，滿地落紅，預告夏之將至。木棉自春至冬，由鮮紅到枯枝挺傲，用不同的姿態訴說季節的訊息。 在異鄉的日子裡，我何時才能再望著那用盡生命綻放的木棉花，那熊熊燃燒的烽火之樹，以及回到木棉花巷子裡我溫暖的家！

孩提時，沒什麼玩具，玩彈珠和擲瓶蓋、甩陀螺等遊戲，輕易就讓童心在門口廟埕等地爛漫起來，天真無邪的滿足從不憂慮那髒污的泥土灰塵。年節時候，大人三五成群圍聚在破舊的院落草房裡擲骰子，運氣拚運氣，覬覦搏覬覦，讓骰子聲、贏錢的歡呼、輸財的怨歎迴盪在那遠走的時光裡。 在這一天，當我提著畫袋來到這大院落時，一見，遠走的時光，深藏的記憶，都喚回來了。熟悉和親切，使心中連連感慨「像極了」，就不由自主走入他們的天地。 院落簡陋零亂，除了一小塊水泥地外，都是泥土地。四五個孩童在牆角玩彈珠，跪著趴著想彈珠進洞。他們專心玩著，無視我這外人。後來，一個較大的男孩問要不要玩，一時有了童心，跟著玩了兩次，生硬的指法，引來一些訕笑。小孩無心，大人就較有戒意。水泥地上、昏暗的屋裡各有七八個人聚著擲骰子賭錢，兩攤的人將骰子擲得聲聲響。一靠近，好幾雙銳利的眼睛炯炯刺過來，我微笑頜首，他們之中有人認出我是這幾天在溪邊一帶寫生的人，才安心又呼盧喝雉去了。 那熟悉和親切，讓腳步想多些徘徊，讓人想多些回味，但終究還是離了院落。走到對街，毫不猶豫坐下畫院落外的屋宇。這些屋宇斑駁的泥壁、古老韻味的板牆是夠吸引人的，然真正留下我的是這兒有許多人，有著熱烈的氣氛。 人頭在前鑽動，黑壓壓的將我圍著，幾乎擋了視線；我真是受寵若驚，從來沒有這麼多的觀眾。先前院落已人多熱鬧滾滾的，沒想到現連道路上也是沸騰騰的。紛亂的人們穿梭遊蕩，讓我分心，因為不時得叮嚀他們小心來往的車輛。 該來的還是來了。只見三輛摩托車急馳而過，忽然淒厲聲起，一隻小狗被輾了。車被阻擋下來，大家開始尋找狗主人來處理，喊著叫著，才從聚賭的人群中姍姍走了出來。人們往「車禍」那兒去了，紛紛指責年輕人車速太猛，你一言我一語的，逼得那批騎士只說了幾句話，就啞口無言。一番七嘴八舌後，狗主人得了些錢摸了小狗兩把又走去賭了。小狗被幾個小孩抱著，還是「汪汪」哭叫著。 身旁的人散了，剩兩三個小孩和一個大女生。大女生看得十分仔細，像似對畫畫頗有興趣。過了一陣，她說了句：「住了十幾年，竟不知家門口有這麼美的畫面？」聽了這話，自己一點也不以為奇。早先，對於身旁的事物，總是習以為常，看不出有何好看的，有何出奇的。練習寫生後，多了些觀察和用心，就多了些發現。跟她說了些經驗，並強調「這是每個人都可以的事」後，看是個壆生模樣，順便問問在哪唸書？ 「我在廣州唸外語。以前很喜歡畫圖，但爸爸認為那沒前途，每次畫的時候，都把圖撕掉，都不讓我畫。」女生說著。 自來這畫畫和生計的問題就常考驗著一些人，畫家的傳記裡也經常出現這類的掙扎。當一時聽到她不愉快的經驗，又涉及到前途這麼嚴肅的問題，真不知該如接話。想想素昧平生，應該是不必談得這麼沉重的。「現唸外語，喜歡吧？」臨時想了這麼一句問了。 「還行。」她簡短答後，探詢我手上的炭筆和畫紙，問是不是進口的？ 「紙本是英國的，筆是在泉州買的，上海製造的。」我停了手，將紙和筆傳給她瞧瞧，也讓她畫了幾筆，一絲喜悅就掛在那清純的臉上。看那神情，當下，就將筆送了，她直說了幾聲「謝謝」。希望一截小小的筆，能幫她重溫些舊夢，拾些往日樂趣。 拿出另枝筆，我繼續畫著也說著：「妳家鄉很美，有山有水，一輩子也畫不完。喜歡畫的話，回鄉時有空就像這樣寫寫生。自己畫著玩，也是挺不錯的。………一年回來幾次呢？」 「過年才回來。」 「那些年輕的人應該也像妳一樣吧？」我指著附近一些人說著。 「他們有些是學生，有些在外工作了。」 「在哪些地方？」 「福州、廈門、廣州、深圳這些地方，有些還更遠。」 「妳們都穿得很時髦！」 「過年嘛。」她笑笑著說。這年節，返鄉的人潮，讓山村有的就是人聲，就是熱鬧，就是美麗的妝扮。 和她談些話後，起了身休息片刻。將畫豎立，自己檢視著，也引來人群評頭論足。我將帶來的方塊酥分享給周圍的人，一群人就在路邊吃餅看畫，讓路過的車輛無不伸頭探究竟。 熟些了，當我再度遊走院落時，聚賭的人已無戒心，甚至邀玩玩看，我笑笑搖搖頭。自個到處走，到小孩群旁，先前的小狗已不叫了，孩子正努力逗弄牠玩。 再回對街繼續畫著，觀眾不時輪流陪伴。一位平頭的男子頗有耐力陪了許久，但他吞雲吐霧卻叫我難受。曾一度遞煙給我，我說沒抽，他有些不解。對於普遍抽煙的大陸人來說，是有些難以解釋，但當我告訴他「在三人的場合中，一抽煙就要被罰新台幣壹萬元」，他就露出不可思議的表情。我換算成人民幣大約兩千元讓他知道，他還是捨不得當場捻熄手指間的煙，但應該知道我的用意，只見他猛力吸了幾大口，然後扔棄。後來他要離去了，問我要不要喝茶，我謝說有帶水來。 男子走後，身邊坐著的婦人要他牽小孩回家。一問之下，她已是當祖母了，是男子的母親。她很高興我將她們家畫進圖裡，雖然有部份在紙外。我稱讚房子有古意，她不以為然說老了窄了。原來她有兩個兒子都已成家有小孩，沒錢購置新房，一家三代就擠住在窄狹的屋子裡。看來是不夠住，所以她說得有些愁苦，我也只得說些人多住起來溫暖的寬慰話。她笑笑著。 不久，男子啃著一根雞脖子回來我身旁，小孩也咬著一塊雞肉在他腳邊磨著。婦人、男子、小孩一家三代就靜靜陪著看畫她們的家，讓我心生著溫馨。我看溫暖的陽光照著他們家牆，就將那兒留白亮些，祈願那也是幸福洋溢透出的光亮。 隔天帶明燦過來，人潮依然鼎沸，讓他頗為吃驚，也頗詫異我怎往這人多的地方寫生？人多雖然有些干擾，但來到這山村，多見識些人，多和些人說話，貼近他們些生活，多了解些在地的情事，會讓自己得些寫生以外的樂趣。單純這麼想，於是又來了。 這下午，空地上仍有一攤人擲骰子，另一攤從屋裡遷來馬路旁。他們已沒戒心，大方任憑我們畫進圖裡。這一畫，引起不少騷動。看畫的人大聲告訴「某某人，在畫你了！」那個人就跑來看，沒想到只被畫了上半身，趕緊再跑回原位補畫下半身。有些人也想上畫，急忙跑到賭攤旁，正襟危立擺出姿勢，但肢體僵硬，面向不對，無法融入情景中，只得用畫筆「糾正」過來。人群走來走去，不一而足的情態，又讓馬路上院落裡喧鬧著，也讓我們度過另一個午後。 新春時日來到這稱作「下節」的地區，人們純樸友好一如和煦的春陽。兩天下午，我享受著他們的擁抱；那些人那些事，我將不會忘記。

在唐朝的詩人中，賈島不僅是一粒「明星」，而且是一座「謎礦」。 說賈島是一粒「明星」，是因為他身上有個輝耀千古的「推敲」典故，和半句「郊寒島瘦」的成語，及一首小孩子都能背誦的「松下問童子」的詩。此外，他身上還有不少詩的故事，和很多唐詩選集、《千家詩》、詩話、詩品裡都有他的名和詩。 說賈島是一座「謎礦」，是因為他身上那些詩的故事，多來自後人的小說和稗官野史，十之七八都「查無實據」。例如：韓愈寫過「孟郊死葬北邙山，日月風雲頓覺閑；天恐文章渾斷絕，再生賈島在人間」的詩，來褒美賈島嗎？那首膾炙人口的「松下問童子」，是賈島的作品嗎？賈島是先做和尚後還俗，還是在考場連番失意後，因為窮困才出家？賈島是二十歲時出家的嗎？賈島在認識韓愈以前的經歷如何？……還有，賈島究竟是那裡人？ 賈島究竟是那裡人？ 據李嘉言《長江集新校·附錄「賈島年譜」》：「元和六年（八一三）三十三歲。春，自長安赴洛陽，始識韓愈。韓愈〈送無本師歸范陽〉曰：『家住幽都遠……。』」 賈島死在四川普州，蘇絳〈賈公墓志銘〉曰：「公諱島，字浪仙，范陽人也。」《新唐書·本傳》：「島，字浪仙，范陽人。初為浮屠，名無本。」元朝辛文房的《唐才子傳》：「島，字閬仙，范陽人也。初，連敗文場，囊篋空甚，遂為浮屠，名無本。」五代何光遠《鑒誡錄·賈忤旨》（小說）：「賈島，字浪仙，忤旨，授長江主簿。島初赴名場日，常輕於先輩。賈又吟〈病蟬〉，以剌公卿。是時，逐出關外。島後為僧，改名無本。」（摘要，原文獨未提到籍貫） 自此以後，所有的「賈島小傳」，不採《新唐書》，便採《唐才子傳》。不過，近人也有在這個基礎上，把「初為浮屠」寫作：「早歲以家貧出家為僧」，或「家境貧寒，一度為僧」的。這是根據賈島〈朝飢〉詩中的「市中有樵山，此舍朝無煙。井底有甘泉，釜中乃空然」的寫實詩境而加上去的。另外，在賈島的詩中，也出現了幾個似是他「故鄉」的地名。如：〈題青龍寺〉有「碣石山人一軸詩」；〈寄山中王參〉有「長懷燕城南」；〈黃子陂上韓吏部〉有「石樓云一別」等。總之，各家都抓住了「范陽」做為賈島的籍貫。 現在，先將上述有關地名，依各種辭書的解釋，摘錄如下： ⊙范陽─是郡名，在河北省，治所有今薊縣、涿縣等不同。轄境相當於今大興、宛平、昌平、房山、安次、寶坻之地，約五、六千平方公里。 ⊙幽都─即宛平。又說是范陽、幽州。幽都，一說在北京密雲縣東北。 ⊙燕─國名，其地包括河北、遼寧及朝鮮北部。又，北京就是燕京。 ⊙碣石山─地名有七個之多，有的在山東、熱河和北韓境內。在河北的也有四座，昌黎和大興各有一座。昌黎的碣石山已開發為觀光景點。 ⊙石樓─山名，在山西。今北京房山有個「石樓村」，傳說是賈島的故鄉。 至此，大致可以說，賈島認識韓愈時，是「大北京」的「范陽人」。 不過，上述結論不一定可靠。因為，按李嘉言的《賈島年譜》，賈島初謁韓愈時，已經三十三歲，而且是和尚身分，韓愈也以「無本師」相稱。﹙見前﹚依常情常理來說，出家人有出家人的規矩﹙戒律﹚，落髮時就「塵情永滅」了。從那以後，就不再對外人說出自己的「鄉關來歷」﹙戒律的嚴鬆，古今有別，支派也有差，但對「鄉關來歷」，大致不會詳說﹚。所以，當時的「無本師」告訴韓愈「回范陽去」，或「回幽都去」，都應該說是回他常住或掛單的寺院所在地，而不是回他的俗家所在地﹙原籍﹚。 因此，「賈島是范陽人」的說法就不可靠了。 再者，韓愈以「無本師」相稱，雖不能證明賈島已出家有年，但賈島的出家，多少與「家境貧寒」有關。這可從歷代很多名僧﹙含聖嚴法師﹚的傳記中，得知個中消息。那些因家境貧困而出家的孩子，年紀多在十六歲以下﹙李嘉言把賈島的出家時間繫在二十歲，有點不妥﹚。證以賈島〈寄賀蘭朋吉〉的「故園從小別」，和〈送僧遊衡嶽〉的「有家從小別」等語，及星雲、聖嚴兩位大師都是十五歲以下出家的現例，賈島幼年因家境貧寒而出家的論述便無問題了。以此推論，賈島初識韓愈時，至少已出家十八、九年了。以他的聰慧，和能詩能文，又善書法的水平，從十多歲出家到三十多歲遊方，其間還可能換過師父換過廟。所以，范陽也不見得是賈島初次出家的地方，亦如台北的北投之於聖嚴法師，只是雲水人生中的驛站，不是出家人的原鄉。 走筆至此，不妨插個有關的故事。《紅樓夢》第八十七回裡，小尼姑妙玉正在惜春那裡下棋，寶玉突然來到，妙玉問寶玉：「你從何處來？」寶玉怕她的話裡藏有機鋒，一時竟答不出來。惜春就笑道：「二哥哥，這什麼難答的？你沒有聽見人家常說的：『從來處來』口麼？」可見，這個「從來處來，往去處去」的公式，應是出家人規避「鄉關」問題的方法。所以，當韓愈問賈島「從何處來」「往何處去」時，賈島就據實答以「從范陽來」「回范陽去」，這跟今天很多在台遊子口中的「從台北來」「回新竹去」，是同樣的意趣，但卻不是指原鄉，則古今相同。韓愈當然也知道出家人的規矩，便也不再多問，因而把詩題定為「送無本師歸范陽」，似此，能肯定「范陽」是賈島的原鄉嗎？ 不僅如此，試將賈島所留下的近四百首詩作細讀一遍，還可發現「三湘」和「瀟湘」的地名，如〈冬月長安雨中見終南雪〉中有「今朝灞滻鴈，何夕瀟湘月」；〈下第〉中有「知音逢豈易，孤棹負三湘」；及〈送李餘往湖南〉中有「若尋吾祖宅，寂寞在瀟湘」等是。雖然，有人把「吾祖宅」註成「賈誼在長沙的故居」。但下第後的「孤棹負三湘」，及因鴈寄情的「何夕瀟湘月」，又該如何註解？況賈誼只在長沙住了三年，房子也是公家的，能否稱作「吾祖宅」？不無問題。所以，不妨把「湖南」列為賈島原鄉的「謎底」之一，以待來者，還有點意思。 總之，賈島雖留下近四百首詩，但因三十三歲以前的經歷已無從查考，更增加了考證的困難，也是事實。看來，「賈島究竟是那裡人」的謎題，可能要等到有緣人來了才可以解開吧？

   若是查察活著，由他飾演宋江這個角色，才最適合。想到查察，眼淚幾乎奪眶而出。 　　余敏悶坐旁邊，沒有表示意見。我原是不願應允的。在電影藝術江河日下，商品化掛帥的時代，編劇的地位跟龍套演員一樣。只要閉上眼睛，那些來自窮鄉僻壤的農民、漁夫、工匠、吏胥、軍官的被侮辱與被損害的臉孔，栩栩如生，映現腦際。 　 赤日炎炎似火燒，野田禾稻半枯焦。 　 農夫心內如湯煮，公子王孫把扇搖。  　我簽了名字，應允在兩個月內交出劇本。鍾製片倒很爽快，先寫出一半，即行開鏡。何暢走後，我騎機車去宜蘭圖書館，借來了《宋史》、《水滸傳》等書籍，重新溫習一遍。我決心塑造的宋江，不是盜寇，不是山大王，而是一個從小城小吏分化出來的仗義疏財、有威信有膽識有權謀的梁山水泊領袖；不過，宋江的見解有局限，也有包袱，既不敢推翻趙氏王朝，他是一個被梁山兄弟的鮮血染紅的悲劇英雄。 　　４　　 　　鍾岳的觀點正確，若想寫好這個電影文學劇本，必須準確地塑造出宋江這個人物。宋江原為山東鄆城縣的押司。官與吏不同，官是科舉或恩澤出身，吏則不能參加科舉考試；官是士人，吏是庶民；官有功績可以升遷，吏則只能長期服役，永遠抬不起頭。所謂吏，就是在各級衙門當差服役的「公人」，如吏胥、書佐、押司、孔目、門差、供事、里甲、地保、番役、看守、獄吏、巡捕、都頭、舖司等，名目繁多，身分皆為卑賤。不過，吏雖卑賤，但卻上可通官，亦可通盜賊，因而當時北宋末到南宋的內政，形成了「不信官而信吏」的局面。  　《水滸傳》第二十一回，閻婆惜見了宋江，逼他要一百兩銀子，就說出非常難聽的話：「公人見錢，如蠅子見血。他使人送金子與你，你豈有推了轉去的？這話都似放屁！做公人的，哪個貓兒不吃腥？」宋江受到屈辱，怎不萌起悲憤填膺的志氣？ 　　在歷史上農民起義的領袖，不少出身吏胥。秦末的劉邦、蕭何、曹參，西漢末王莽時赤眉軍政權的丞相徐宜，也是出身獄吏。隋末，曾佔領山東、河北廣大地區的造反領袖竇建德，也曾作過里長。中唐時的農民起義領袖袁晁，過去也是一名專司鞭背之刑的小吏。因此，宋江從一名鄆城縣押司，走向梁山水泊為寇，不是偶然的事。 　　我把電影劇本寫完，以限時掛號寄到陽泰電影公司，並且附帶連議宋江這個角色，可否考慮何暢飾演？客觀地說，這絕非我的私心，而是我深知何暢的演技精湛，他可以帶動這部電影故事片的農民造反精神。   袁主任當初沒把何暢帶進陸光藝工大隊，實在是最大的憾事。這不能埋怨他，而是何暢的政治考核有問題。何暢的演技僅次於已故的查察，他為了實踐斯坦尼拉夫斯基表演理論，曾耗費三年光陰，作自我訓練，這是政工隊上僅有我知道的秘史。我曾暗地跟余敏掏心話：「小余啊！如果妳當初愛上何暢，比我強十倍，他才是優秀的演員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