你來了 像南風吹 向著我時 是朦朧的眼神 吹過我是 住著一個人 怎也纏繞 走不出情人眼裡 只是晃蕩兩地之間 暫時失明 我再強調 這絕對不是夢

 「如果要論命運，罔腰仔，我不會比妳好到哪裡去。金花的狀況妳最清楚，簡直跟阿貴沒有太大的差別；即使他們的遭遇令人同情，而我們則是無辜的。所以之前我曾經說過，我們同是這個村子的歹命人，如此的說法一點也不誇張。   但是，歹命的日子總會過去，孩子的成長就是我們最大的安慰。儘管是用我們的青春換取而來的，但我們毫無怨尤，只期望他們的身心能正常地發展。尤其是天賜，他怪異的個性曾讓妳擔憂，甚至懷疑遺傳自他的父親阿貴。如今隨著年齡的增長，他已領悟到為人處世的道理而有所改變，也可以徹底地消除妳內心的疑慮。只要好好讀書，再加上他的聰穎與好學，假以時日必能看出他的成就，成為社會菁英亦是指日可待，這是一件多麼令人興奮的事啊！」福生哥有感而發地說。   「福生哥，謝謝你對天賜的鼓勵，但距離這一天還早，他除了要努力讀書外，也得踏穩邁向人生旅途的每一個腳步，將來才能在這個現實的社會立足。如果他的個性真能徹底地改變，即使像木興一樣學得一技之長，做一個平平凡凡的人，我非僅沒有遺憾，甚而更加高興。假設他延續之前那種怪異的性情，與家庭和社會脫節，與親情及友情疏離，凡事自以為是，縱然書讀得再好，或是將來賺大錢、做大官，也是枉然啊！」罔腰仔語重心長地說。（二○八）

  二、王家大租權的轉移   王氏家族擁有南庄、北庄墾區庄的大租權，大租戶除了負擔正供及勻丁銀、耗榖，差役串銀（租稅徵收人的佣金）等公課後的大租榖，收項相當豐厚。但是大租戶或墾戶必須面臨官方不斷的苛捐雜派等壓力，以及維護墾區內治安或各項民政事務，大租戶或墾戶除非主事者強而有力或家擁鉅資，否則難應付各項捐派公餉和佃戶抗租。王世傑死後家族失和，乾隆時連年纏訟，案懸府署，累年不決，家道遂衰敗，惜哉！因此乾隆初年台灣城守營利用王佐派下爭奪大租訟案的拖累，王氏後人又因南庄大租權爭奪，形成更大的致命傷。久訟拖累破財，除飽足訟棍、胥吏之無度需索外，亦顯示出經營大租權的致命所在。   至於北庄十三庄約四百甲的大租仍在王世傑派下經理，王家以北庄業主王世傑名義參與城隍廟、東門堡福德祠、竹蓮寺等慰靈建設大力輸銀捐地基租以全其事。一直能恃其祖產之收入，至日本佔據台灣後，大租權均被政府收回，家道方始中落，絕非如坊間傳聞，王家瓦解於隆恩息庄成立之時。《新竹縣採訪冊》有相當詳盡的記載，幫助釐清訪談資料的謬誤。   肆、官方對王世傑的紀念   一、新竹市政府   為了感念先民王世傑對開墾竹塹城的貢獻，新竹市長林政則與新竹市開拓先賢王世傑研究會研商相關紀念事宜，每年於元宵節王世傑誕辰日，由市府定期舉辦官祀，並在王世傑忌日農曆十月十五日（實際應為農曆八月十五日）於「境福宮」舉行祭拜，以感念其對開墾竹塹城的貢獻。為緬懷王世傑開墾竹塹的犧牲與奉獻，由市政府定期辦理祭祀，一來可緬懷王世傑在開墾竹塹時的，更期勉後人們延續王世傑的精神，更期勉後人們延續王世傑犧牲與奉獻的精神，造福人群。除將其列入鄉賢祠外，並指示教育局將其事蹟列入國小鄉土教材，未來亦將設置王世傑紀念公園或王世傑紀念道路，並立碑紀念其對新竹市開墾貢獻的功績。   王世傑原是泉州府同安縣人，路過竹塹埔時，只見有少數原住民，後因督工運糧有功，獲准開墾竹塹埔。康熙年間，王世傑率領子女及親屬等百餘人搭船來到新竹。由於王世傑曾經與社番往來，憑藉著交際經驗及熟悉當地的地理環境，與原住民開始接觸交易，畫地相處，互動良好。除了開墾竹塹埔之外，王世傑先後多次捐地建廟、修建東瀛福地、新竹城隍廟、竹蓮寺等，安撫移民心理，也因此加快土地開發。他對竹塹城的開發，有著一定的貢獻。目前境福宮、竹蓮寺、城隍廟等寺廟都有奉祀王世傑的長生祿位或牌位。二○○八年二月廿四日，新竹市政府在「境福宮」舉行新竹市各界紀念竹塹開拓先賢王世傑347歲誕辰祭典，邀請各界人士參與祭拜，新竹王家族裔也首次邀請金門浦邊王世焜兄弟五人參加祭典。二○○九年三月二十九日將王世傑、鄭崇和、鄭用錫、鄭用鑑、林占梅、徐立鵬入祀六位「鄉賢」在新竹市孔廟，作為青年楷模。   二、金門縣政府   金門地區於二○○七年九月六日通過審查，將金沙鎮浦邊39、40號的王世傑古厝與古墓列縣定古蹟。康熙六十年（1721年），王世傑出外巡看圳道，被伏於草莽中之野番所殺，並割除首級，族人尋獲其遺體，不見頭顱，乃以金屬鑄造一頭合其身歸葬其遺體於金門北太武山麓蔡厝之郊外，古墓為高78公分，寬51公分，厚17公分之青草石所打造，碑題「顯考郡大賓世傑王公之墓」，浦邊世傳裔孫每年清明祭掃其墓，稱「金頭殼祖墓」。王世傑並不忘本，他在竹塹墾荒時為了能照顧留在家鄉的親族，設立了公田，每年將公田營收寄回家鄉或由族人前往竹塹領回公款，做為照顧親族、冬至祭祖及祖厝維修費用，直到日本殖民台灣時期才中斷公款支助活動。   王世傑是清代康熙年間竹塹地區的開拓者，跟隨他前往竹塹，除了他的子侄外，還有金門的鄉親。因為王世傑祖籍同安，所以隨他到竹塹開發者，除了金門人之外，還有同安人和泉州人，原有的記載都是為了更清楚的確認這位開拓者的原籍究竟是同安縣那個地方人，藉由金門現有的這三項資料，我們可以更進一步的確認，這位新竹地方的最早開拓者王世傑，是泉州府同安縣的金門人。從台灣方面有關他「晚年回歸在祖籍別世」的記載，他在金門的故居、族譜上以及他的墳墓在金門太武山腳下的各項記載，都作了非常詳細的交代，再比對於台灣方面的記載、同安方面的記錄，都可以為王世傑當年直接參與新竹的開發，提供一項更有力的佐證。   王世傑辭世之後，其子孫定居台灣，每年忌辰及清明掃墓，都由金門的旁系族人代為料理，使這位竹塹地區開拓者一生的功績，在金門的志書上沒留下任何資料，他的事蹟也未能在金門地方志書上見到任何蹤跡。而《同安縣志》對王世傑的記載，是謄錄連橫《臺灣通史》的內容。時至今日，由於其族人為他的故居和古墓申請登錄歷史建築古蹟，才讓這位竹塹地區主要開拓者，在金門地方史上得到其應有的地位，趁重修《金門縣志》之時，應將其事蹟編輯入【人物志】中，以表彰先賢王世傑對開拓台灣竹塹的貢獻，留下其應有的地位。   伍、後記   在偶然的機運下完成《開臺進士鄭用錫家族之研究》一書，因金門日報記者張建騰報導《浦邊三百年古宅──甚具保存價值》，和顏立水先生在金門日報浯江副刊發表《王世傑的古宅值得保護》，才發現竹塹開發墾首王世傑是金門人的訊息。金門縣采風文化發展協會創會理事長黃振良老師的《竹塹開墾者王世傑本籍初探》和王建成老師的《首墾竹塹城的金門人──王世傑身世平議初探》，相繼在金門日報浯江副刊登載，並以自己淺薄研究王世傑的認識，提出許多疑問與兩位老師討論，均獲得老師們圓滿的解說。新竹中學退休歷史教師張德南，在竹塹文獻雜誌對《王世傑開墾竹塹埔年代商榷》和《乾隆初年王家訟案的析釋》有精闢的探討。在張德南老師引領進入新竹市文化局的文獻室，找到大量新竹和臺灣史蹟書籍，其中找到由新竹市開拓先賢王世傑研究會，在民國八十五年出版的《竹塹開拓先賢王世傑派下族誌》，自費影印全書，連同由張老師提供現存民國六十四年歲次乙卯五月十七日抄錄，王家在台線裝「開拓竹塹始祖王世傑」的族譜手抄本，一同寄給黃振良老師，不久黃老師寄來《金門王氏族譜》〈學法公（浦邊）裔派譜序〉。輾轉與新竹市開拓先賢王世傑研究會理事長王忠仁取得聯絡，告知得到一份金門王世傑譜牒，王理事長初覺訝異，以前竹塹王世傑裔孫曾多次前往泉州及同安尋根不得。便相約在王家燦先生家中見面，召集王世傑裔孫多人，詳閱和比對昭穆的接續，並告知「王世傑古墓」在金門太武山下，金門縣文化局接受王家族人申請後，經審查通過，將「王世傑古厝、古墓」列為縣定古蹟。適逢王世傑第十一代裔孫王忠仁二○○七年九月十二日將率領新竹市家具公會來金參加家具公會商務會議，由金門王氏宗親會和浦邊宗親陪同展開尋根序幕，確認無誤並拍攝「王世傑古厝、古墓」照片，順利使兩地王氏宗裔血脈相連。二○○九年二月金門縣文化局，委託中國技術大學計畫主持人閻亞寧教授，完成「金門縣縣定古蹟王世傑古厝與古墓調查研究及修護計畫」報告書，不久「王世傑古厝與古墓」工程發包重新改建，由漢光建築師事務所規劃設計監造，建華營造修建，耗費新台幣一千兩百多萬元，是繼東溪鄭氏家廟與「開台進士」鄭用錫連結，另一項與竹塹發展息息相關的歷史淵源。而「新竹開拓先賢王世傑研究會」民國一百年四月底也組團到金門參加破土典禮，理事長王冠翔、前理事長王忠仁、理事王盛臣、王忠慶、王孝民、常務監事王盛沼、會員趙寶定、監事王盛洪、總幹事吳青山議員等，與金門縣前議長王再生、前文化局長李錫隆、祕書黃雅芬、課長郭朝暉、承辦人員許勇為、浦邊王氏族人王世焜、王世振、王仁戚、王世瑞四兄弟及王世德等，另有研究過王世傑生的文史工作者黃振良、王建成等人都到場觀禮。   金門縣文化局費時一年三個月的修葺縣定古蹟「王世傑古厝與古墓」，二○一二年九月三十日正式完工落成啟用，也讓竹塹開拓者的先賢王世傑古厝，再次重現往日的光采。王世傑古厝是金門當前公告的宅第類古蹟中年代最早的建築，更是明末清初金門民居建築材料、建築形制上最典型的代表作。   王世傑古厝為二落大厝加雙突規形式，正面出簷是大展步形式，兩側出簷以花崗石條出挑支撐捧簷；後落桷板突出背牆牆體形成出簷。建築內部以正廳為中軸線上的空間佈局，前後兩廳以深井區隔，深井兩旁置櫸頭，而突規前後落房間以深井做區隔，與一般閩南式傳統建築之格局相同。而前落次間房與櫸頭間有以花崗石做為下堵，上堵以木板牆作為區隔。前廳兩側的木板牆體以菅蓁（菅芒桿）編砌再敷上泥土，為清初閩南建築之特色。   而其古墓位在蔡厝村西郊太武山下，朝高坑村方向，其直系後人定居台灣，故長期以來，其墓都由其侄系世傳後裔照料，在三百多年兵荒馬亂中，卻一直未曾荒廢殆管。該墓型制簡單，目前僅見者是墓龜及墓碑部分，墓碑前有花崗石供桌。墓龜以三合土築成圓龜形，墓碑以青斗石鑿成，上方兩角鑿平呈六角形，有浮出碑面的邊框，陰刻碑文「顯考郡大賓，世傑王公之墓」，雖歷近三百年之久，僅有少量苔斑及邊角的些微傷痕，全石無斑駁現象。 （下）

  聯絡簿是國小階段，親師溝通重要的媒介，它的用意，有著意見交流、情感維繫的功用，是一種溫馨、軟性又方便的互動方式，但是，當聯絡簿成了親師、親子間沈重的負擔時，它可能是家庭問題的玄機所在。在零星帶過的幾個孩子中，就有幾個是令人覺得不捨的。   阿元，出生在一個隔代教養的家庭，母親在外地工作，父親因案入獄服刑，由不識字的外婆和作息不定的阿公撫養。有好幾回，發現他的聯絡簿經常沒簽，便心血來潮特地到他家拜訪，才發現外婆根本看不懂聯絡簿上抄了什麼東西，而阿元回家時，外公不是在外頭，就是早早就睡了，連阿元主動放聯絡簿在桌上，阿公也「眼不見為淨」，所以家長簽章的欄位經常是空白的。當然，要簽收的回條、要簽名的考卷、作業，也只能碰碰運氣，就算簽了，也未必能夠「以示負責」。看到這樣的聯絡簿，往往越看越令人鼻酸。   還有另一位孩子，父親重症，經常跑醫院，母親久病在床，幸好兩個孩子很懂事，回到家總是家事、作業自動優先完成，再料理父母的事，還得過縣市的最高榮譽。每當我在聯絡簿上註明：「小琪服務熱心、負責任、課業表現令人刮目相看……」等正面鼓勵時，換來的都是「空白的回饋」，或者是「橡皮圖章」，後來才知道，父母親沒有能力寫字，要不就是精神不濟，與子女做課業的時間擦肩而過；而「橡皮圖章」則是姐姐擅自拿自己的印章當做簽名來蓋，後來才發現與母親的名字不吻合，自己簽名的事才曝光；我沒有責備他們，因為我認為，姐姐能瞭解聯絡簿的用意，也會擇重點告知父母，因此，簽章是「有責任的蓋章」。   還有幾位大相逕庭的案例。有一位家長，非常關心子女的學習狀況，二三天聯絡簿就會出現家長對老師與孩子的期許，位置不夠寫，浮貼再浮貼是常有的事，因此，不僅老師壓力大，連孩子的壓力都可見一斑。有一次聯絡簿上我要求孩子把考試的分數寫上，志聖的聯絡簿上竟有用立可白塗改的痕跡，幾天後，謊稱聯絡簿不見了，後來才得知，聯絡簿讓志聖備感壓力，也常藉口老師沒發考卷、全班都考不好……等。   當然還有更多類型的「聯絡簿故事」，有不斷鼓勵老師的，有不斷鼓勵孩子的，有對老師的提醒視若無睹的，有對老師的建議滿滿回應的；不同的聯絡簿，來自不同的家庭，造就出不同的親、子個性；當老師下次批閱聯絡簿時，或是家長簽名時，記得多看幾秒鐘，也許背後的故事就在這之間，而你可以解決、發現的細微之處，也就在這些蛛絲馬跡裡。

  「福生哥，有你這句話我就放心了。雖然我身邊還有一點錢，但若依天賜的算法，勢必是不夠的，到時你一定要先幫幫我的忙，將來一旦賣豬我會先還給你的。」罔腰仔以央求的口吻說。   「妳放心，我王福生說話算話，更何況天賜是我看他長大的。」福生哥語氣堅定地說。   「有時候我不斷地反覆思考，當年橫心把阿貴趕走，到底是對？還是不對？」罔腰仔若有所思地說。   「雖然男人是家的支柱，但當年妳們家的狀況則是不一樣的。如果入贅妳們家者，是一個正常卻又爭氣的男人，想必妳今天也不會那麼辛苦。可是卻偏偏招來一個行為偏差、個性怪異的男人，在忍無可忍的情境下，妳才會出此下策。說一句不客氣的話，即便留下他能幫妳耕種，減輕妳工作上的負擔，但一旦他的病情發作，卻會搞得全家雞犬不寧，增加妳精神及身心的雙重壓力，簡直比妳自己上山耕作還要疲累。所以村人幾乎都支持妳把他趕走的做法。」福生哥說後以疑惑的眼光看看她，「難道妳現在後悔了？」   「不，我沒有後悔，從來就沒有後悔過。雖然當年是我娘的安排，但我並不怪她，只怪我怎麼會那麼歹命，世間的男人多得是，為什麼偏偏遇到阿貴這個神經病。如果遇到的是像你福生哥這樣的男人，我的命運必然會有所改變，這輩子也不可能那麼坎坷，更不會那麼地辛苦。」罔腰仔感嘆地說。（二○七）

  康熙五十年（1711年）左右，王世傑第三次返鄉召集居住在今天金門浦邊鄉里遐邇族親等，在其帶領下，一百八十餘名族人及子侄，一行人浩浩蕩蕩搭上帆船，渡過風濤駭浪險惡的黑水溝，到了臺灣。搭船先入臺中梧棲港登陸，再沿陸路北行來竹塹開墾。當時大甲溪以北無官治及軍防，諸羅（嘉義）政令僅及半線之大肚、通霄諸處，山川奧鬱，水土苦惡，南崁、淡水則窮年陰霧，罕見晴霽。先就竹塹社番聚棲之地，斬茅築室數十間，作為工作和寢食居住之地，初步奠定開墾的基礎，開始有步驟的集體開闢竹塹。本其過去與社番往來交際貿易的經驗，以及對地理環境熟稔的關係，取得竹塹社番歡心，與社番原住民開始接觸和交易，以糖果、煙、布貢番，與平埔族同胞和睦相處，劃定地界並成立哨站巡查，輪流日夜戒備防變，以求相安無事。是時北臺除雞籠和淡水地置少數防兵外，未有漢人之跡。原來社番他們本以漁獵為生，不諳農牧，大片的土地也同意以租借、買賣、典當方式，提供給王世傑等開墾成田園。王世傑引用漢人耕作技術，以暗街仔為圓心開墾，從東門大街起，接著是西門大街、石坊街到棘仔腳（南門大街），最後在樹林頭庄聚居。樹林頭庄位於竹塹城北門郊外的聚落，傳說往昔樹林茂密，故得名樹林頭。   王世傑此次渡海來台時，為祈求開墾順利，從故鄉移奉土地公、土地婆於現在東門「暗街仔」的十字路中間搭建茅屋奉祀。這就是新竹最古老的土地公廟，也就是「開台福德祠」。創建廟宇是王世傑另一貢獻，早期開拓者把生命安全寄托在神靈祭祀時，王世傑先後捐獻土地、資金，修建了「東瀛福地」、「城隍廟」、「竹蓮寺」、「關帝廟」、「天后宮」、「境福宮」等，使移民在心理上獲得庇佑，更加快了土地的開發。拓墾精神表現在聚落的形成、城市的建立、寺廟祭祀圈、土地的圍據、貿易商業的日益發展等正面因素；負面上則易滋生械鬥、盜匪反亂的悲劇。拓墾主要為團體以宗族姓氏、商號集資、集約盜墾等方式進行，當漢人農耕與原住民狩獵接觸，漢人透過農作技術、水利灌溉、政府的干預等方式，導致就地合法非法私墾番地，進剿番亂以清除拓墾障礙，屯番使漢民漁翁得利，原住民式微，或融入漢人農耕社會，或逃遁入高山地區。   施添福教授於一九八九年於《台灣風物》第39卷第3期，發表釐清阮蔡文〈竹塹詩〉中「鹿場半被流民開」的範圍，僅是「竹塹的範圍係以當時竹塹社址，即今日新竹市內城隍廟附近的暗街仔和東門街一帶為中心，而其南北最遠不會超過客雅溪和頭前溪，這個地區的始墾者為王世傑，而始墾年代在康熙五十年代前後」。自此後一般研究大多採用此說，若將其斷為「康熙五十年」實需詳查，以免誤導。   康熙五十七年（1718年）王世傑時年五十八歲，王世傑將學到的農事新技術用在開墾上，更知道水源的重要，對農田水利特別重視，開渠埤圳，引水灌溉，使有限水源，能充分運用，為開墾南勢、西勢之荒埔，開鑿修建水渠埤圳，開啟竹塹水利之始，灌溉面積有四百甲，稱「四百甲圳」（後稱隆恩圳），因貫穿竹塹，亦名「大南北圳」。主幹道築成後，灌溉農地數百甲，奠定了新竹地區農田水利建設的基礎，今天仍是新竹平原重要的灌溉水圳。   由於陳朝龍自光緒十三年至光緒二十年（1887－1894年），受知縣方祖蔭之命擔任隆恩圳經理，總纂的《新竹縣採訪冊》卷三水利志中在隆恩圳條目下，敘明「康熙五十七年，王世傑開墾竹塹埔」應是有所依據的。台灣總督府內謄寫的《新竹縣採訪冊》僅為殘本，缺頁過多，又書列於水利條項內，未能引人注意，在目前所有討論新竹始墾年代的著作中未曾被提出討論，確為研究上的一大缺憾。   到了康熙末年，臺灣海峽也阻擋不了如潮水般湧來的開拓人潮，康熙五十九年（1720年），泉州人林列來竹塹墾荒，由王世傑出資，派人引種同安家鄉的苧麻，林列在今明志書院和大遠百附近的西門一帶種植，以苧麻抵給其資，用以織布，以其纖維織造禮品，故新竹產苧特盛，其地名為「苧仔園」。   康熙六十年（1721年）八月十五日王世傑出外巡看圳道，被伏於草莽中之野番所殺，割其首級，族人尋獲其遺體，不見頭顱，乃以金屬鑄造一頭合其身歸葬，其遺體於金門北太武山麓蔡厝之郊外，碑題「顯考郡大賓世傑王公之墓」，浦邊世傳裔孫世代祭掃其墓，稱「金頭殼祖墓」。   隨南澳總兵藍廷珍征討朱一貴之役的藍鼎元，途經竹塹地區，寫了「記竹塹埔」一文，有如下的描述：「竹塹埔寬長百里，行竟日無人煙，野番出沒，伏草莽以伺殺人，割首級，剝髑髏飾金，誇為奇貨，由來舊矣。行人將過此，必倩熟番挾弓矢護衛，然後敢行。」雖然文獻中並無記載王世傑因出外巡看圳道，被伏於草莽中之野番所殺，是否影響使藍鼎元親察竹塹地勢，促使藍廷珍上書朝廷，力陳竹塹設治化為重鎮之必要性，隨著竹塹埔地的開發，漢人移墾逐漸增多，為求統治上的方便，康熙六十一年（1722年），民番劃清界線分居，禁止互相侵越，以杜民番糾紛和防奸匪藏匿。   從研治史學的觀點來看，是應該採用及評估的。「康熙三十年」之說至今已不為學界採信。而施添福教授《竹塹、竹塹埔和「鹿場半被流民開」》一文，澄清竹塹埔的範圍，在結論中稱「竹塹的開墾似應始於康熙五十年前後」，正和陳朝龍所敘的年代有重疊之處，新竹學者張德南老師也認為「康熙五十七年王世傑開墾竹塹埔」應是可以採信的。但是以金門王氏宗譜所記載自王世傑取得竹塹墾令開始，進行對竹塹地區從事土地開墾，康熙廿七年（1688年）和康熙三十年（1691年），前兩次開墾的規模，較趨於小地域靠近竹塹城市區附近土地開發，應屬於私墾的行為；康熙五十年間，應是已取得竹塹官方墾區業戶大租權，第三次才敢大規模召募鄉民往竹塹城外圍擴展土地開發。據金門王氏宗譜所記載似乎應更早於康熙三十年（1691年）之說，但金門王氏譜牒屬地區家族性的記錄，無法與台灣官方正式文件的證據相比，否則竹塹開墾年代可更往前推至康熙廿一年（1681年）明鄭時期的「跑馬定界」開始算起，獲准領取開墾竹塹埔的墾照令，便一直停留在竹塹從事土地墾荒。   參、王氏家族衰落探討   一、王、鄭爭訟釋疑   乾隆初期，王家聲勢急墜，拓墾時期領導身分消失，推究其原因，一般皆以為與王家長期爭訟有關。至於王家因何興訟？與何人爭訟？以及大租、水租所有權的變遷，皆各有所陳，實有釐清之必要。   早期文獻記載較詳的是《新竹縣制度考》其要為：乾隆五年（1740年）間，王家與鄭家爭訟，王家敗訴，王家因久受訟累，耗資甚鉅，竹塹樹林頭莊王世傑之管事王佐往臺南府互控案情，遷延數年，王家經費不敷，乃向臺灣城守營參將借款，後臺灣城守將卸任時，被借之項未還；乃從庫中帑藏支銀五千圓付臺灣城守領回，將缺額庫銀五千圓指為王家借項。洎新臺灣城守抵任，遂向王家逼催此項。王家無銀可還，經請特准願將該王家田地年徵大租穀平價抵償公款。所有大租，自此歸官收掌；名曰︰「隆恩息莊田」。因訟案的典賣的給台灣城守的隆恩息莊是南庄的大租權，由南起鹽水港北至客雅庄間沿海一帶，共計田九百三十二甲五分四釐二毫、園二百三十八甲五分四毫。上田每甲年徵穀八石、中田六石、下田四石、園每甲年徵銀二圓。歷年租項，由臺南城守派員駐竹塹徵收，照民間市價代銀完納。除辦理人工食及各款開銷外，盡數解歸臺南城守查收繳庫。至承買此田地後，每任守營參將收解庫，名為隆恩也。「隆恩」一詞最早是清世宗為八旗設隆恩莊，有謝主隆恩之意，並供其收租，以此生息銀兩，做為賞卹、嘉喪之用。埤圳亦歸公有，其圳名從「四百甲圳」改稱「隆恩圳」，當時開鑿修建的「隆恩圳」，開啟竹塹水利之始。稍後的《新竹廳志》、《台灣通史》、《新竹文獻會通訊》均有相同的說法，因此王鄭爭訟，王家財力不支而衰敗為一般人採用。王家其遺留產業諸子姪間不合睦，後拆產以居。而鄭家究竟為何？在淡水廳轄內較早具影響力的鄭家應為北門浯江鄭氏：依《浯江鄭氏家乘》所記，鄭家於乾隆四十年（1775年）來後龍，其後遷居竹塹，此一時間與乾隆初年相距太遠，顯然沒有關聯，可見爭訟為另支的鄭家。與日後「內外公館」林占梅與鄭如梁兩家互控的一樣，顯示長久以來，竹塹巨室之間互不相容，爭強久訟競起，不過耗時破財而已。   然而當初王佐與其叔父王世傑同開墾竹塹埔地，其範圍包括北庄和南庄。南庄之地在康熙年間歸於王佐掌管。乾隆初年，其子孫因分管大租權發生糾紛，終於訴諸官府，當時新竹未設廳署，爭訟者必須遠赴台南，雙方固執不讓，經數年仍無法解決，訴訟費用隨之增加，雙方以大租權為擔保向台南城守營借貸，最後將爭端的大租權賣給台南城守營。王佐掌管的南庄被典售為隆恩息莊，王氏衰退應是王佐之派下內爭，終致典售南庄之故，與北門浯江鄭家無關，所以王世傑派下最後均通用以「北莊業戶」的戳記。（中）

  竹掃帚隨著生活型態的改變，用量日趨減少；然而由於其用於打掃馬路、落葉……頗具實用性，因此至今仍是戶外掃地的最佳工具。每回看到竹掃把總有一份難以言喻的親切感。   拿竹掃把打掃，是很多人共同的回憶。學生時代打掃校園，入營服役打掃營區，乃至颱風過後清理家園，竹掃把是不可或缺的工具。值得一提的是，我們當年服役時強調「勤儉建軍」，任何物品都要節約與愛惜使用，竹掃帚也不例外，大夥兒皆知如何將耗損的舊掃把拆解重組，留下不少克難而有趣的回憶。   現在編製竹掃帚的人日益減少。有一回在彰化西勢社區，看到編製竹掃帚的阿公阿嬤，特別停下腳步觀看。製作竹掃帚的流程，從取材、修剪、排列、捆紮，每一個動作都要非常確實，成品才會好用、耐用。「編掃帚賺不了大錢，但把它當作做好事，心裡就會很快樂！」和一位師傅聊天，他告訴我製作掃帚也可享受一些心靈上的樂趣。值得一提的是，社區為了傳承先人智慧，成立掃帚文物櫥窗，介紹掃帚的製作過程和相關物品，透過文物介紹，也許能帶來不一樣的人生啟示。「掃帚含有掃千災，納百祥的意義，值得用心體會……」阿伯說出了對掃帚文化更深層的看法。是的，不論是有形的掃帚或無形的掃帚，都是人生不可缺少的；另外社區也請舞蹈老師編「掃帚舞」，並積極推廣，生動而有趣的舞步，頗有民俗特色。    竹掃帚出現在山林步道呈現美麗畫面，讓人印象深刻。我和內人經常到住家附近的仙跡岩登山，這條登山步道由於景緻優美，來登山的人不少，但步道保持得相當乾淨，很少看到有垃圾或落葉在步道上。這條步道為何如此乾淨？因為有不少山友會主動拿起放置在步道旁的竹掃把打掃，「早安！」有一回和正在打掃的阿伯打招呼聊天。他告訴我每回來爬山，就會順手拿起放在小徑旁的竹掃把掃一掃，也算是另一種運動。聽聽竹掃把來回掃動的聲音，看看山友臉上愉悅的笑容，教人倍感親切！   掃帚連結美景彩繪出美麗畫面，開啟無限想像空間。「好大支的掃把！」走進基隆八斗子潮境公園，遠遠地，就可看見幾支大掃把豎立海邊，不少人暱稱其為哈利波特的魔法飛天掃帚。其實，這是法國藝術家Patrick Demazeau的創作，名為「掃把救星」，寓意掃除海洋環境中的各種汙染，維護海洋的潔淨空間。簡單的設置融入多元意涵，展現秀麗的風景，頗耐人尋味。不少人以大掃把為背景拍照，捕捉藍天、大海和綠地的畫面，留下美麗而愉悅的身影。   掃帚，平凡而樸實的工具，除了清潔環境之外，更蘊含人生的智慧，值得細細品味！

  「天賜是一個聰穎的孩子，即使小時候有異於常人的個性，但隨著年齡的增長，一定會領悟到許多為人處世的道理。他的改變，也是一種正常的發展，加上他在學校的好成績，一旦考上理想的大學，未來的前途無可限量啊！罔腰仔，有一個這麼出色的兒子，我真替妳高興。」福生哥笑著說。   「不要高興太早，如果真是考上大學，或許才是我煩惱的開始。」罔腰仔憂慮地說。   「應該高興才對啊！怎麼會煩惱呢？」福生哥不解地問。   「聽他說如果是公立大學，學雜費一學期就是好幾千，假使是私立大學，學費更是不得了，而且還不包括日常生活費。福生哥，你說說看，憑我這個婦人家，到時要到哪裡去籌措那麼多錢呀！但這些話我始終不敢對天賜講，怕傷了他的自尊心。只能硬著頭皮鼓勵他，叫他安心讀書，其他不必煩惱。」罔腰仔實說。   「說真的，妳的憂慮並非沒有理由，我也能瞭解妳此時的想法，但俗語不是說船到橋頭自然直、關關難過關關過嗎？關於天賜學費這件事，我也聽妳說過好幾次了。雖然有一個會讀書的好兒子讓妳感到欣慰，可是為了他將來升學的費用卻也造成妳精神上的壓力。不錯，我們都是以農為業，倘若有點積蓄，也是靠平日節衣縮食，以及販賣家畜或家禽所儲存下來的一點錢，即使為數不多，如果將來天賜有實際上的需要，我一定會拿出來供他先繳學費，絕對不會看妳這個好鄰居束手無策。」福生哥誠懇地說。（二○六）

  壹、前言   探討竹塹地區開發的研究，幾乎所有文獻都指出最早進入竹塹的墾首是王世傑，率子侄及泉州鄉親百餘人至竹塹，最先開闢的地方在鄰接竹塹社的暗街仔（東前街36巷），成立了南庄二十四社和北庄十三社，兩大個墾區共三十七個莊社，富甲一方，同時糾集業主修建四百甲圳，灌溉新墾地區，但是始墾年代卻未能有明確認定。近年來，對竹塹墾首王世傑生平與開墾年代的考證再度引起關切，在眾說紛云的觀點裡，重新釐清竹塹始墾年代的工作，不僅是進行各項紀念活動的重點，更是緬懷開墾先賢王世傑和墾民們艱苦奮鬥的精神，他們為子孫拓殖萬古基業，締造竹塹成為清季北台第一要邑的豐功偉業。   明永曆十五年（1661年），鄭成功率軍二萬五千人進攻臺灣，登陸鹿耳門，荷蘭兵敗退出臺灣，前後據臺三十八年。明永曆十六年（1662年），鄭成功三十九歲病薨，鄭經繼任。鄭經棄金門、廈門兩島，盡撤軍返回臺灣。竹塹社名義上雖隸屬臺灣府天興縣，後屬天興州管轄，但實際上並未派官治理，是屬於原住民部落內德高望重的酋長自理，漢人無法於竹塹地區進行有效的屯墾經營。   王世傑家族在竹塹開發史上是居功厥偉，連橫稱讚其「以一匹夫憑其毅力，鼓其勇氣，以拓大國家版圖，功亦偉矣！」除了開墾土地、興築水利外，在宗教慰靈上亦多助益，大抵在乾隆中期以前竹塹的寺廟土地，幾乎全由王世傑家族捐充，廟內都有他的長生祿位。以城隍廟為例，除捐土地外，並敬獻北門內百間屋店地基租銀，做為寺廟支出經費之用。可惜王家乾隆初期即因訟案家道中衰，後人又鮮少躋身士紳階層，以致無法維持其聲譽，其功蹟亦在史冊中失色，除五世王士俊自取中秀才，在家設塾，誘掖後學，以教讀為業，竹塹人士素慕其名，爭先遣子弟前來求教，「開臺進士」鄭用錫和其堂弟「學界山斗」鄭用鑑皆為其高足。六世裔孫王鳴猷，曾任林占梅的「潛園」管事。七世裔孫王青錢，為新竹縣武秀才。王氏家族子孫原本多恃其祖產大租權之收入，稱富竹塹，又因日本據臺後，大租權均被政府收回，而家道中落。   因此釐清王世傑開墾事蹟的年代，重估其在新竹的貢獻，自為首要之務。造成始墾年代混淆的原因大致有：   一、文獻記載不足：有關竹塹開發的記載，無論是道光十三年（1833年）鄭用錫等纂《淡水廳志稿》或是同治十年（1871年）陳培桂所修《淡水廳志》對王世傑的墾務均未加著墨用筆。諸如《淡水廳志稿》有「在廳治東門外有二，一曰四百甲圳……該圳原係業戶王世傑開築」，《淡水廳志》亦僅「四百甲圳在廳治東門外，業戶王世傑置」的記錄。《新竹縣制度考》中，有「王世傑獻充北門內地基百間」的記載。這三項最早的竹塹歷史記載，只有在水利部份稍為提及，對王世傑開墾的事蹟則未見詳述。最早記載王世傑開墾竹塹埔的《新竹縣採訪冊》，卻在光緒二十年（1894年）完稿後，因乙未割台之故，由總纂陳朝龍攜往內渡，未見刊行，遲至明治四十年（光緒三十三年，1907年）波越重之的《新竹廳志》，才有王世傑開墾竹塹埔年代的資料，由於距離始墾年代相差約有二百年之久，也造成研究上的困難。而「淡新檔案」是清乾隆四十一年至光緒二十一年（1776－1895年）淡水廳、臺北府及新竹縣的行政與司法檔案，所記載年限尚不及王世傑墾荒之期。   二、王氏族譜的簡陋：王家現存在台的族譜手抄本，是民國六十四年歲次乙卯五月十七日抄錄，僅記載王世傑「開拓竹塹始祖，在明朝時代與延平郡王鄭成功來台，官封護糧大司馬，生於辛丑年（順治十八年，1661年）正月十五日，卒於康熙六十年（1721年）八月十五，回歸在祖籍別世，享壽九十三歲」，然而此項記錄頗有可議之處，依記載享壽實際應為六十一歲，與家族傳述的九十三歲不符。也正因如此，有關王世傑的生卒年代產生不同的說法，不論是依據文獻所稱「康熙三十年，王世傑率族人開墾竹塹，時年三十二」，或是耆老相傳「王世傑與鄭成功，董小苑同庚」的說法，都增加在王世傑身世研究上的謬誤。   貳、王世傑身世平議：   金門明清時代屬舊福建省泉州府同安縣翔風里綏德鄉十七都的浦邊村，就是王世傑的原鄉。依據《金門王氏族譜》中所列〈學法公（浦邊）裔派譜序〉記載：「浦邊社始遷祖學法公，按其出生年代及昭穆字行推計，係開閩王審知公之第廿三世孫。生於大明年代，由福建泉州府同安縣遷來浯江，……至第四世春公，字友夏，傳子有三：長公喜，次公愛，三公祿。」浦邊社的王姓譜系記載，始遷祖學法公之昭穆字行與金門山后社相同，是按「崇上維鴻學，念子甫元士，爾孫敦孝敬，奕世為公卿」二十字排行，浦邊一世始遷祖是第五字「學」字輩，至第五世是元字輩，所以世傑兄弟公喜、公愛、公祿等分別以元會、元美、元安為字。就資料中顯示，學法公裔派自第五世王世傑移墾竹塹後，裔孫分居台灣者甚眾，所以第五世起另編昭穆字行曰：「世德際美士，鳴和國家盛，忠孝承先業，詩書啟後昆」。所以第五世的世傑兄弟三人，又以世什、世傳、世傑為號，將兩組昭穆排行接續對照連結起來。王士傑乃是公祿公，字元安，號世傑，生於明末桂王永曆十五年（清順治十八年，1661年）正月十五日，是年鄭成功據台灣，順治帝崩，由康熙即位，八月欽命戶部尚書蘇納海至閩，遷海邊居民於內地，離海三十里，村社田宅悉招焚棄，百姓失業流離，死亡上千累萬，世傑與父母及兄長隨鄉人撤至同安城內地。父尚春公，生於明神宗萬曆四十六年（1618年）正月十六日，卒於清康熙三年（1664年）四月初四日，年四十六。母何氏媛娘，生於明熹宗天啟四年（1624年）正月廿五日，卒於清康熙四年（1665年）五月初二日，年四十一。四歲失怙，五歲失恃，父母均葬於同安城外。   永曆二十九年（1675年）世傑年十五歲，在兄長應允之下，以青少之齡投身軍旅，隨同鄭軍運補軍需輜重之後勤工作。   明永曆三十五年（1681年），鄭克塽聽聞清兵即將攻打台灣，除命劉國軒駐守澎湖外，又因雞籠（今基隆）、淡水地進福州，恐清軍由此地登陸，遂命將領何祐、李茂守雞籠、淡水，為防備清兵來犯，著手修築此二處毀棄的砲臺。明永曆三十六年（1682年），時清降將施琅，在對岸訓練水軍，準備進犯台灣。明鄭王朝急修堡壘防戰，王世傑擔任軍糧督運，年輕有為的王世傑被鄭克塽官封為謢糧官，自台南安平運糧北上至雞籠、滬尾砲壘，途經竹塹埔，見本地只有少數平埔族人，從事原始耕種和狩獵。當運糧的任務達成後，因而王世傑馬上申請開墾竹塹，明鄭王朝因王世傑督運軍糧有功，因此特別獲准「跑馬定界」的方式，在竹塹刮地墾荒。王世傑從鳳山崎（今新豐山崎）馳馬至老衢崎（今苗栗崎頂），以馬馳驅停止為界，聽其拓墾。馬行走的行程範圍內之拓墾權利均為其有，獲准領取開墾竹塹埔的墾照令。   康熙二十二年（1683年）八月，因鄭克塽上北京降清，授漢軍公，鄭氏治臺凡三世共計二十三年，明鄭王朝崩亡。施琅同年十二月上陳「臺灣棄留疏」，陳述臺灣棄留之利害，說明臺灣優越的地理位置、富饒的物產，以及指出徙民遷界的困難，其中談及「蓋籌天下之形勢，必求萬全。臺灣一地，雖屬多島，實關四省之要害。」增顯臺灣的重要性，施琅親歷臺灣，深知臺灣良窳，而堅持把臺灣納入版圖。後來康熙亦認為：「臺灣棄取，所關甚大。鎮守之官，三年一易，亦非至當之策。若徙其民，又恐所失，棄之不守，尤為不可。」康熙採納其意見，臺灣在康熙二十三年（1684年）五月，正式納入清朝版圖。清廷遂在置一府三縣以統治百姓及眾番，其中臺灣府和附郭臺灣縣，為原來明鄭的承天府，隸屬於福建省管轄，南路為鳳山縣為原萬年州，北路諸羅縣原為天興州。但初期治理都以南部地區為主，大甲溪以北地區尚未開發，當時竹塹隸屬於諸羅縣管轄，縣治在今嘉義市。由於早期官治、軍防，皆止於大肚溪，自大甲溪而上，非縣令給照，不容出境，然而私渡、偷渡、偷航者仍絡繹不絕。清廷對台灣海禁森嚴，要有良民證又要申請照單。王世傑一時不敢回來，當初他跟鄭克塽之間的協定早已形同廢紙，好在附近竹塹社的山胞（即平埔族），性情和善，人數也不多，加上他們本以漁獵為生不諳農牧，王世傑便召集些許同鄉的軍伕在暗仔街（東前街三十六巷）為基地開始墾拓。   康熙廿七年（1688年），王世傑時年二十八歲，眼見時局已穩，他便第一次趁機回籍，買船返回福建同安泉州，並與長兄公喜（號世什），次兄公愛（號世傳），一同前往同安城外祭拜父母之墳，並於當年十月二十日將父母之靈骨撿入黃金甕攜回金門，合葬於金門蘭厝山翁婆石，坐乙向辛兼辰戌。其家鄉泉州府同安縣，山多地少，再加上飢荒連年，於是鼓吹鄉人共同來竹塹墾拓，宣傳和籌劃赴臺墾田之利，作東渡之準備，此行長兄公喜公即隨世傑前來開墾。   康熙三十年（1691年），王世傑時年三十一歲，世傑再次乘機回籍，率族人及親朋戚屬等約數十餘人渡海來台開墾竹塹一帶，引水灌溉墾耕，從東門街到暗仔街一帶開始，接著是西門街、石坊街到棘仔腳，最後在樹林頭庄聚居。   康熙三十六年（1697年）四月郁永河來台採集硫磺，在他撰寫的「裨海紀遊」書中，描述他目擊的「竹塹埔」情況之詩曰：「自竹塹迄南嵌，八、九十里，不見一人一屋，求一樹就蔭不得。………非人類所宜至也。」足見當年郁永和所經之處尚是一片未完全開發之地。 （上）

  最近，燕子都在飛了。   大約四月開始，走在人行道上都可以看見春燕築巢。不記得是從什麼時候開始留心，起初通常是已經看到待哺的小燕，窩在巢中只紛紛張著一喙的嗷嗷聲響，便能看見往來穿梭的春燕忙碌飛翔。後來陸續看到某些貼心的人家，會在簷下釘築小小的木板，好讓燕窩可以更加地穩固。甚至，我還看過有人以透明的小傘倒掛，顯得突兀，卻也成為奇觀。   這卻都比不上那一年成群的春燕在板橋高中的中庭迴旋來得奧美壯觀。   我才高三，世事人情彷彿與我毫無瓜葛，我只是認份攀越跋涉每一次的升學考試的崇嶺及幽谷。記得那一天是模擬考，在中堂下課，當所有的同學在教室溫書、或是在走廊嘻鬧時，我獨自趴倚在圍牆旁，驚覺新智樓與慧樓之間的人造庭園，來了一群春燕飛舞盤旋。他們像是或高或低，卻可以明顯看出一個循環的軌跡，往來反覆，不知從哪裡來，也不知道要飛到哪裡。我就這樣讚嘆無語，直到鐘聲響起，進場考試。   我專注於試卷的問答，很快地就投入在另一個反覆練習琢磨的世界裡。在ABCD的方格中不斷塗抹或深或淺的音鍵──答案卡多像是神祕的琴譜或鍵盤，隨時能夠彈奏出不同的智識性情而有的樂章。忽然一個不留神，我的筆甩了出去，在靜謐的教室中一路往前滾到了講桌前。   妙妙，是我們的導師，也是這一場考試的監考老師。她低身拾起筆來，走到了我身旁，將筆遞給我時，俯下身來輕輕地溫柔地說：「你知道嗎？外面有好多的燕子唷！」   心領神會，我多麼明白妙妙與我分享她心中的震懾與感動，因為我也同樣的震懾與感動──對於飛燕，以及對於讓人迷戀的春天。   燕子，有另一個神祕的名字，《莊子‧山木》記載名為「意怠」，又稱「鷾鴯」，「進不敢為前，退不敢為後」，「其畏人也，而襲諸人間」，畏懼於人而依附人住，偏偏世人又愛其纖巧，終究使得燕子不遭人禍。這種不溺塵境的靈活姿態，正是哲人提醒我們處世所該具備的智慧與視野。   四季始終是循環遞嬗，一件事情的結束，必然是另一個階段的開始。當我升上大學與高中的朋友相約回到學校探望妙妙時，在那多愁善感的年紀，我欽羨著別人大學生活的豐富與艷麗，「為什麼其他人的生活這麼燦爛呢？」   我們信步閒逛，走入那狹長的中庭花園時，妙妙只是說起：「去年春天，是我這麼進板中以來，第一次看到這麼多燕子。」   我終於開心地笑了。   妙妙好像是在說，我們本來就不該錯把全副身心投入一場萬殊的變化的情境，再來哀嘆事與願違。妙妙總是說，不要害怕改變，有改變才有進步的可能。   是啊，世事恆變。那是二○○二年的春天，我大學一年級。其他同學完全搭不上話，他們竟然沒有一丁點印象，只有我開心像是得天獨厚的孩子說：「我跟妙妙最有默契。」

  只要老天爺適時降下甘霖，並經過兩次除草鬆土，以及沒有受到「塗猴」與老鼠的危害，勢必就會有好收成。花生對於農家而言，與地瓜同等的重要；煮熟或炒熟的花生米可以當佐餐，次等的花生煉油廠會來收購，除了可以換取花生油供人食用，亦可換取「豆餅」餵豬，更可換取「豆粕」做肥料，可說一舉數得啊！難怪農人都會以土質較好的「塗園仔」來種植。   當他們收拾好農具準備回家時，罔腰仔誠摯地說：「福生哥，你中午就在我家吃飯，我煮麵條很快就好，免得你回家還要生火煮飯。」 「我昨天還剩下一些飯菜，只要下鍋熱一下就可以吃，不必客氣啦！」福生哥推辭著說。   「我這個女人真是笨手笨腳的，竟然做了幾十年的農夫，連「車塗豆股」都沒有學會，每次都要麻煩你，真是不好意思。」罔腰仔歉疚地說。   「下田耕種原本就是男人的事，妳一個婦道人家，沒讓田地荒廢已對得起祖龕裡的列祖列宗，更何況妳還能憑著自己的本事，把孩子養大。說來真不簡單啊！」福生哥誇讚著說。   「福生哥，實不相瞞，天賜之前被我臭罵一頓後，個性好像有慢慢在改變。星期假日回家，多少也幫我做點家事，甚至也會主動告訴我準備考大學的事。」罔腰仔興奮地說。（二○五）

  繁文縟節費周章，勞師動眾也麻煩，村莊一人亡，鄉親總動員，有後盾者免操煩，沒財力的問蒼天！烈嶼男兒漢，根深蒂固的思想，移風易俗在今天，因此，他走進了殯葬業……。   民國五十三年出生的許修身，居住烈嶼鄉，國二那年去台灣，從事藝術放大洗照片，年滿二十歲，每半年返金報到自衛隊。他思考年年來去，不如服役，因而報考國防部警衛士官班，民國七十六年退伍，轉往中國商銀服務，負責安全勤務，並於休憩時日，兼差佛教塔壇。民國八十六年離開銀行，轉往台北縣八里佛教蓮舍，與師父住了兩年，接觸經懺、梵唄、儀軌，並且協助往生者走完最後一程。   民國八十八年，許修身在台北開業，經營「菩提園殯儀有限公司」，十年後，深刻體會金門的殯葬文化亟待改革，除往生者需要尊嚴，家屬花錢辦喪事更應該有充分表達意見的權利，如何做？怎麼做？殯葬業與家屬直接做溝通，換來的才是雙贏，也讓往生者的靈魂得以升天。   島嶼傳統的觀念，大費周章，儀式的意義在哪裡，很多人回答不出來，而老一輩的常說：「舊例不除、新例未設」使得一場葬禮花費不貲。其實算算，在禮儀部份，包括棺木、孝服、靈堂佈置等，約需十五萬，但動輒七、八十萬，甚或上百萬的開銷，即是花在其他不該花的地方，而這費用不是每個人都花得起。許修身回金門八年，依據他的統計，早期百分之九十八均土葬，如今剩不到百分之九十。而以前停柩殯儀館者每月不到二、三人，而今常常客滿，表示鄉親的觀念已逐漸改變。而政府的宗教科亦應大力宣導，與地方仕紳做溝通，將問題浮上檯面，做一個徹底的改變，才是關鍵。   金門禮儀公司目前有安順、威揚、富鄉、歸鄉、華園……等等，未滿二十五家，無法成立工會。早期，殯儀館的地板為四角磁磚，旁邊有縫，每回往生者的擔架推過，底下的輪子發出聲響，這樣如何能安寧？家屬又做何感想？他反映了之後，終於獲得了改善。而夜晚陰森森的，沒有光亮照身影，感覺一股駭然，倘若能以感應照明，讓家屬有溫馨感受，乃功德一件。他取出了手機，裡頭全是台灣殯葬的訊息，他認為，如果金門也能跟進，並適時的座談，除宣導，也是協調溝通的好管道。而業者在地方經營與生存，應有使用者自備的理念，諸如麥克風、淨水、聖水……等等。   目前地區殯葬業有證照者幾乎為丙級，許修身也是。身為禮儀公司，在傳統與現代之間為鄉親服務，尊重需求，涵蓋道教、佛教、一貫道、伊斯蘭教、基督教……等等，依循各種習俗，協助提點，以達圓滿。去年，基督教墓園的規劃，請他協助規劃，他認為應先鑑界，再做整體營造，諸如規劃各種宗教區。亦可用塔位，無論是骨灰再葬或草坪式，均提昇為公園化的經營。倘若建造經費不足，可以認購方式，將區域規劃做動線處理，如此才能久遠。   身為烈嶼人的許修身，除感嘆該地區的醫療不足，回想昔日的病患須送來大金治療，夜晚超過十點無船，須由海巡支援，但乃有不便之處。而白天將擔架抬到船上，只有醫院的毯子覆蓋，漸進式的有布簾遮擋，如今亦有救護設備。但一水之隔，船兒搖啊搖，從小金到大金，都搖暈了！而烈嶼人家辦喪事，同樣較辛苦，而今幾乎找許修身，從頭到腳、鍋碗瓢盆、椪粿紅圓……等等，他全包了，明白給了價目表，喪家自行挑選，台灣板、大陸板，預算到哪裡就辦到哪裡，他和幾家殯葬業，君子之交，以服務往生者為目的。   做生意當然要賺錢，但上門的不一定都有錢。有錢賺當然好，但沒錢就當做功德。遇到沒錢安葬的往生者，他也曾為其尋覓台灣的塔位，讓他安息。更服務單身獨居，尤其是那些老榮民，出生入死、為國為鄉，小時候的記憶，家中蓋房子，那時沒有碎石場，一位老兵每天幫他們敲石子，終成就了遮風擋雨的屋宇。從此，他立願為榮民伯伯服務，只要有需求，有錢沒錢，就幫他們圓一個滿。最近，一位獨居榮民身後，坎坷的際遇，令他同情，從清理屋子垃圾、早晚供飯、骨灰罈、道士……等等，在極少的經費裡，做了最完善的處理，這是他對榮民伯伯的敬意。   許修身屈指算算，台灣的葬儀社成本十萬就能成立，金門居於諸多特殊因素，創業基金就要好幾百萬。為了減輕成本，也為了讓喪家減輕負擔，他直接找供應商供貨，並以公開、透明化的價碼服務喪家。   接受筆者訪談的同時，正好有烈嶼鄉親來接洽喪葬事宜，他補充說明，昔日的烈嶼鄉親要火葬，到大金殯葬所很不方便，經他溝通與協調，殯葬所備車、由太武輪到烈嶼運大體來大金；而棺木則為一、三、五有海運，每具由鄉公所補助五千元。最近，洪鴻斌議員已向縣府提議，建蓋烈嶼禮堂，讓烈嶼鄉親的最後一程功德圓滿。   許修身建議五鄉鎮，每間公墓的祭祀廳蓋二樓，一樓祭祀，二樓則為納骨塔，以解決人滿為患的問題。而生老病死乃人生必經過程，對死不必忌諱，生前做規劃，才不會往生後手忙腳亂。他更建議老人家，事先交代後輩事項，以免將來花錢沒尊嚴。至於筆者提出的一個疑問，為何有些業者，在往生者入殮時，要家屬迴避？他認為沒此必要，只要影子不蓋棺，沒什麼迴避的問題。   珍惜所有，活在當下，曾經當選模範榮民的許修身這樣認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