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03年11月12日，我應邀參加金門縣立金城國中創校50周年校慶，金門縣副縣長吳友欽致詞說：「金城國中是全國首創九年制國民義務教育的學校」，此話引發我憶起城中創校，那段戰地政務軍、政長官，不眠不休，「搶時間、趕路程」，艱辛困難、動人心弦的歷史故事。   話說民國五十年間，美國一家電子工廠在台灣設廠，需用作業員千餘人，卻招不到合適的青少年入場工作，頗為苦惱。工廠創辦人，美國退役將領雷士頓將軍向台灣省主席黃杰建議，我國應延長九年制國民義務教育，造福有志向學的窮苦平民子弟，提升國民教育水準，解決工廠無人可用的窘境。黃主席向 蔣中正總統報告雷將軍的建議， 蔣公深以為然，要在台灣推行時，許多學者專家一致反對，咸認台灣尚無實施九年制國民義務教育的必要條件，而窒礙難行。   52年5月，蔣公蒞金巡視指示：「金門地區先試辦九年制國民義務教育」。因為當年金門實施戰地政務體制，防區司令官兼任政務委員會主任委員，縣長也是政務委員兼任，於是司令官下令：「由兵工籌劃興建校舍，縣政府研擬九年制國民義務教育實施方案及辦理原則」，才積極籌備一年時間，終於在民國53年8月新建的金城初級中學，就這樣開始試辦「九年制國民義務教育」了。   在校舍落成及開學典禮那天，教育部長黃季陸先生，蒞金參與盛典，致詞盛讚金門縣立金城初級中學，是在中共砲火下誕生的，首先辦了全國九年制國民義務教育，是中國教育史上，最偉大、最創新的史頁。他表示，金門位處戰地前線，隨時遭受戰爭的威脅，各項條件遠不如台灣，台灣不能行，金門卻實施了。他感謝金門軍政工作者，勇於承擔責任，以大無畏的作為，克服了萬難，把不怕苦、不怕難，化不可能為可能的金門精神，發揮得淋漓盡致，且光芒萬丈，令世人欽敬而讚嘆不已。   金城初級中學開學時，那時候學生沒書包、沒制服、沒鞋襪可穿，沒營養早、午餐可吃，沒電扇可吹，沒錢買零食，更別說電視了，放學還要上山下海做農事、幫家務，到哪裡都靠雙腳走路，那時的學生很苦，很單純，也很認命，但很感念政府建校，讓他們免費升學，老師告訴學生要心存感恩，要努力讀書，只有努力讀書，才能改變窮苦命運，才能有出頭天，才有向上層社會流動的機會。   57年7月筆者師大畢業，回鄉服務，應聘金城國中任教，86年2月，相隔近30年，重回金城國中擔任校長時，校舍已經煥然一新，高樓林立，勵學樓、科學大樓都蓋起來了，53年初級中學的老教室不見了，一些我們當年所種的樹也移除了，還真感到陌生與失落。後來我在整建勵學樓前的中庭時，無意間挖掘到當年教室的一塊磨石子地坪，如獲至寶，它似乎告訴我：「勸君須保存，此物最相思」，睹物思情，它喚起我當年在此任教的美麗回憶，因此決定將它重新整理，保留下來，雖然和週遭要舖的鮮豔瓷磚有些不搭，致使不知它為珍貴之物的同仁，欲除之而後快，但它確是一種從無到有的象徵之物，一種早期城中人難得的印記，不應磨滅。後來在莊友焙、黃靜柯、王金國等老師協助下，增置了一塊大石頭及周邊植栽美化，為了彰顯它的意義，我為它題了「思源」兩大字，並請王振漢老師書寫碑文，大意是「這是民國53年全國首創九年制義務教育的建校地坪，具有繼往開來的歷史意義，留下它，讓城中人懷念」，這裏後來竟成為城中的一處景點，來賓及畢業生，都喜歡在這合照留影紀念，城中的同學們！你們發現了嗎？   城中50歲了，正是風華璀璨的年紀，現由許維民校長接棒，將率領師生再邁向另一個燦爛的五十年。大家在歡欣鼓舞歡度城中50歲生日時，千萬要記住城中是個有光榮歷史、有象徵意義、有指標作用的學校，城中人要效法當年創校先賢勇於承擔責任的大無畏精神，要以前輩學長為師，把「生活不怕苦，學習、工作不怕難」的往昔金門優良傳統文化再發揚光大。

  許朝琼（Co Tiao King，1911-2002），出生於金門后沙。1922年，虛歲13的朝琼和大3歲的哥哥朝在（Co Tiao Chai），一起南渡菲律賓謀生。當時，他們的叔父許及注在宿務發展，為兩兄弟辦了移民文件，並引介到棉蘭佬（民答那峨）西米薩米斯省（Misamis Occidental）的奧三棉示（Ozamis）鎮上的華人雜貨店內做雜役。即使十分偏遠，但因這裡的漁業資源豐沛，也可出產椰子、水稻、玉米、蕉麻、咖啡、可可和橡膠等經濟作物，吸引了一些華人土產商來此貿易，也有人落腳於此經營雜貨店。就這樣工作一年多，哥哥朝在因為思鄉而返回金門，獨留朝琼於異地艱辛工作。歷經10餘年的努力，累積了一些資本的朝琼在奧三棉示開了雜貨店，自己當起店主。  　1934年，許朝琼返回金門，迎娶浦邊周福氣（Chio Hok Kee，1919-2001）。旋即回到菲律賓工作。1936年，長女許璇治（Co Suan Tee）在金門出生。1937年日本佔領金門，朝琼安排他的妻女自廈門搭船到菲，先入宿務，再轉往西米沙鄢群島（Western Visayas region）西內格羅斯省（俗稱西湖省，Negros Occidental）加的斯（Cadiz）定居。朝琼則擔任行船（seaman）職務，亦即在往來於菲律賓內海港口的貨船上，負責人員與貨物之管理，也兼做不同港埠的土產貿易買賣，以養活家庭。當然，也因為行船的工作，使得他逐漸熟悉貿易，並和幾位華人合作經營輾黍廠。事業起步，二女許麗華（Matilde Kho，1938- ）、許成基（King Kee Robert Ko，1940- ）陸續於加的斯出生。1941年日軍南侵菲島，全家帶著輾黍機器的頭軸構件「馬境」，一起逃難至宿務省西北一座名為班塔延島的聖達菲（Santa Fe, Bantayan island）。戰後，為了要謀求更好的生活，並給孩子們好的教育機會，朝琼決定舉家遷往宿務。之後，許淑華（Milagros Kho，1942- ）、許英華（Lourdes Kho，1944- ）、許金璇（Gim Suan Co，1948- ）、許如省（Lucing Co，1951- ）、許成賽（Co Sing Say，1954- ）相繼出生。夫婦共育有8名孩子，家庭美滿。   戰後回到宿務，生意一切從頭開始。1950年代，許朝琼另與幾位友人重新開設一家名為協和公司（Hiap Ho Company）的輾黍廠。其間曾遭遇過大颱風吹垮廠房屋頂的挫折，不過都沒有阻擋朝琼經營生意的決心，事業逐漸興旺。然而，真正的危機是菲國第8任總統加西亞（Carlos P. Garcia，任職總統於1957-61年）實施「菲律賓人優先政策」（Filipino First Policy），禁止外籍者經營米黍貿易。這樣一來使得他們無法再繼續營業。天無絕人之路，當時他的一位堂叔Diosdado Rafanan已經入菲籍，通過與他合作，開設了一家East Visayan Milling Corporation，重新經營。惟因經營理念不同，讓他興起獨資經營的想法；同時，1970年總統馬可仕（Ferdinand Marcos）同意讓華僑入菲籍，許朝琼一家和其他許多華僑一樣，在此時取得公民權，並於1975年成立了Atlas Cebu Corn Mill。   許朝琼的長子成基，畢業於聖卡洛斯大學（Univ. of San Carlos）機械工程系，在學生時代即以半工半讀協助父親的輾黍廠。由於宿務是菲律賓島國的中心港埠，海運交通便捷，北部所產的米及南島所產的黍，均可運至加工、販售，因此生意蒸蒸日上。1973年，許成基迎娶祖籍金門後浦的陳廷國之女陳秀莉（Julie Go Ko，1952年出生，畢業於聖卡洛斯大學數學系，任教於Said University與Cebu Christian School），兩人育有2男2女，俱受良好的教育，全家和樂幸福。1995年，許朝琼交棒給成基。2001、2002年，周福氣與許朝琼先後辭世，安葬於宿務慈恩寺。   許成基憑藉著聰敏與勤勞，以及對菲國米黍糧食市場的了解，Atlas Cebu Corn Mill生意更加發達，目前已經是宿務數一數二的輾黍大廠。2012年，成基將工廠交棒給下一代，與牽手秀莉退休享福、含飴弄孫。近百年前，金門移民走出小島，走向未知的世界，吃苦打拚，一代傳一代。他們的故事值得發掘與發揚。

  上個月筆者參加了由「台灣光彩促進會」所領軍的農業參訪團前往大陸貴州省黔東南自治州展開為期5天的訪問行程，此次行程雖是以考察農業為主，但仍安排有當地部分風景區，如：西江苗寨、鎮遠古鎮的旅遊行程，使得筆者有機會見識到大陸推展觀光產業的魄力與用心，其發展觀光產業之作為，可供金門借鏡之處頗多，值得加以申述。   黔東南自治州主要以苗族、侗族為大宗的自治州，漢族在當地反而是「少數民族」，一進入該州，「文化意象」立刻鋪天蓋地席捲而來，不論從其族群男女的衣冠、服飾、建築、聚落，或一進門的攔路酒、蘆笙曲，乃至舞台上表演的錦雞舞、侗族大歌等，在在都訴說著此地是有別於中原文化的苗疆地域，真的是很不一樣。事實上，當地政府也似乎有意展示此種文化特色，並已蔚為文化產業，例如：西江苗寨中便有苗族專屬的歌舞表演場，苗族男女透過其華麗的服飾，歡快的歌舞，展現其族群的熱情與友善，所謂的文化產業，它容留了大批傳承文化的就業人口，且不分老少，其身上總是洋溢著自信與幸福，其成效絕非虛幻的口號所能比擬；至於鎮遠古鎮的文化行銷，則是巧妙結合影視技法，透過舞臺劇的表演方式，向觀眾介紹有關鎮遠的傳說、歷史與風情，場面華麗壯觀，氣勢磅礡，演員水準與舞蹈技巧均佳，顯然是經過名家編輯導演，收費雖然不算便宜（成人票價：220元人民幣），卻也座無虛席。   金門雖說集閩南、僑鄉、戰地、酒鄉等文化元素於一爐，按理有極深厚的文化底蘊，然而觀光客畢竟時間有限，如何在短時間內對金門文化產生深刻印象，來了還想再來，便是文化行銷的課題。目前金門的文化行銷，似乎還停留在「蚊子電影院」的層次，播放的影片，早期如：「星月無盡」、「夏天協奏曲」；現在可能再加上「戰酒」、「落番」及「軍中樂園」，這些電影對文化行銷雖不能說毫無效果，但論歡樂氣氛之營造，不如西江苗寨的歌舞；論歷史風情之展演，又不如鎮遠古鎮的舞臺劇，再說看電影也不一定非到金門不可，既然到了金門就該看些不一樣的東西。   陸客遊金的落地簽證，即將上路，金門旅遊人潮將再創高峰，少數民族歌舞及金門歷史風情舞臺劇之展演，或可讓旅客有不虛此行之感，就看如何妥慎規劃了。

  學生上課席不暇暖，東晃西晃，屁股有如針扎，只等待下課的鐘響；學生上課聽不懂老師講的，成為丈二金剛摸不著頭腦；學生上課想學，卻因基礎薄弱，似懂非懂，痛苦吃力；學生為搶分數，考前抱佛腳，考後忘光光，因此只有假像的分數，沒有一點實底的知識；當然也有跟著敲鐘上學放學，考試寫上大名就呼呼大睡，上課一條蟲下課一條龍的「教室客人」，如此日積月累，冰凍三尺，難怪各級學校的老師，都抱怨如今學生程度低落不好教，一級怪一級，從高中一直怪到幼稚園。   這樣怪來怪去，怎麼辦？到底這些「教室客人」是怎樣產生的？學生學業程度低落，是學生無心學習？還是老師沒教好？是教材太難太深？還是讀書無用，學生岔心學其他去了？誰有責任？誰該負責？誰該來解決這些問題？   痛定思痛，因此，我們的教育部實施所謂的補救教學，冀盼發揮公平正義，讓弱勢的學生，透過補救教學，習得自信，獲得基本知識，也寄望12年國教政策下的學生，其基本學力素養，不輸給其他先進國家的學齡青少年。   金門的所有中小學，均有在推動補救教學，行之多年，不管在行政、教學上，多少都會呈現一些問題，因此月初教育局籌組部分學校赴台參訪補救教學成功的學校(以新北市青潭國小與汐止國中為取經學校)，其中頗有可借鏡之處，簡述如下：   為讓老師了解補救教學的精神，可以在備課週，聘請學者專家進行教師補救教學智能研習；學校可建立一套「補救教學標準作業流程」，從診斷分析、教學實施、成效評估等，有系統的讓教師同仁充分了解其推動方式；至於補救教學的「五率」，一定要加以解釋應用，建立資料導向決定模式，才能補得有效。   補救教學的生員因為是後段的35%學生，學習意願本來就較低弱，因此要從情緒、認知、行為來晤談，讓他們自尊的願意入班，甚至班級可取名為「精緻化教學班」，破除他們是被處罰的標籤觀感；補救教學要落實在課程的教學，並且是要有層次、漸序性的，不能以辦活動的方式來進行；補救教學需要有熱忱、愛心的教師，若能循序漸進教學生，當師生四目交接，老師發現學生懂了，不認為是種負擔，那才會成功；補救教學除了應用教育部研發的教材，亦可應用民間的網站教材，或是減化、簡化教科書的內容，以慢教多教，多教一次，才有效果。   為讓補教學生集中注意力，可採用分組合作學習方式，教師設定問題，發給學生紙張，讓學生自行看書找答案，老師再給予解釋說明，一次不要給太多東西，學生發現，就會有緩慢進步的成就感；此外課中的補救教學，要回補過去的課程，會永遠跟不上目前的進度，因此是以現在的進度為主，偶一跳回以前的課程加以釐清，只要學生懂得基本概念，不要是零就好。   記錄參訪這些晤談，頗有所感觸，目前教育部尚無專職的補救教學教師規劃，那些低成就的學生還是需要靠現場的老師來教，身為教師的我們，沒有權力不教那些遲鈍的學生，相信只要多教幾次，他們也會從內心吶喊：我好像有一點懂了，那麼教室的客人也許變少了，那份成就感，我相信留在我們心中會多於在學生的眼神裡。

理性思考，一直是西方思想的傳統，不僅自然科學的成就，整個現代西方思想如民主與科學及倫理等，都是基於理性觀念上。但到了二十世紀六○年代，卻發生了理性爭議(rationality debate)。最初是緣於少數人類學家，他們發現原始民族也自有一套「理性」觀念，與西方不同，卻也能自成體系，因此懷疑：理性有客觀標準？而孔思(Kuhn)適在1962年發表＜科學革命的結構＞，揭露所謂科學典範只是一群科學社群所共同的「信仰、價值及其他」；而社會學大師韋伯(Max Weber)的一系列著作，也提供了理性本身的曲折：「人類的生活，是可以在許多不同的基本觀點下，朝著許多不同方向，而加以合理化的。」   韋伯的研究著重於歷史性的演進，欠缺結構性的分析，在這方面，以＜開放社會及其敵人＞馳譽的巴柏(K.Popper)恰好提供互補，他認為科學演進，本質上是一連串縝密而嚴格的「臆測與否證」，是以巴柏的理論，對摧破任何獨斷性的教條，都具有一針見血的效果，也為自由與理性之相互關係，設定了清晰的哲理。   理性思想的辯證發展，儘管言人人殊，但也只有依循嚴格的理性思想，才能加以廓清的，如科技破壞環保，仍須依靠科技來改善一樣。是以重新省思「毋意、毋必、毋固、毋我」，對今日困境無異是最好的醍醐灌頂！   「如果認為人類是社會動物，那麼你對社會學的流風能雲淡風清視之？」談到理性，不得不談現代社會學影響最大的三個人：德國的韋伯(Max Werb)、法國的杜凱(Durkheim)，及馬克思。馬克思在學院外的聲音最大，但在學院內，則是杜凱與韋伯的分庭抗禮。尤其是韋伯，他的著作已公認是社會學中的經典之作。   韋伯在英美及東方的形象是學者，是一個社會學家，但在德國則好像是一個極富爭議的政治思想家。的確如此，韋伯一方面對學術有無條件的執著；一方面對政治又有不可遏止的獻身感。他澈底了解政治與權力的關係，所以他的政治思想中沒有浪漫的烏托邦，卻有達爾文與尼采的成分，他認為隨著「理性化」(rationalization)的抬頭，「科層組織」(bureaucracy)必然成為現代社會最壟斷性的組織形態。但別以為韋伯讚揚科層組織，殊不知他最大的隱憂卻「組織科層化」(bureaucratization)對人類自由的窒息，這豈是一般韋伯迷始料所及，就如同海德堡一樣，令人遐思。   海德堡是座歷史名城，也是山城，由於尼加河的穿流，使她變成一座靈韻搖動的山水之鄉，不只在歐洲政教史上扮演重要角色，在文化史上也有她輝煌的一頁。十九世紀時，德國文學浪漫主義繼古典主義興起，因古典主義重知性，以希臘為模型，浪漫主義則標舉情感，而以中古為企慕之對象，是以1810年凱蘭勃(Greimberg)雲遊到此，一見古堡，驚為天人，便極力搶修，正因為古堡為中古精神之象徵耳。而海德堡大學也無異是「韋伯學」的重鎮，不僅是他的母校，他也在此教過書，而他的傳世著作就是在海城尼加河畔的那所屋子裡寫的，更重要的是，海城的傳世文風及渾厚的思想，此種傳世文風及理性思想，頗值金門深思！

最近郵購的書籍，有一本《積存時間的生活》（太雅出版社，李毓昭譯）是日籍作家水野惠美子採訪一對老夫妻，記錄他們如何以優雅的方式過老年生活，讀後回味無窮。   津端修一曾經是建築師、大學教授，他和老妻英子兩人加起來有175歲高齡，仍充滿生命活力。40年來他們一直過著積蓄不多但令人羨慕的生活，他們認為「好生活不是金錢可以買到的，而是用時間積存下來的」。津端修一的工作態度如同許多傳統的日本菁英一樣，勤奮、認真、規律，但生活哲學充滿智慧與優雅。他們居住在靠近名古屋的愛知縣，一間老屋，一塊耕地，是他們的生活重心，菜園劃分為幾十小塊，分別栽種各種有機蔬果，自食以外，還定期用包裹寄送給兩女與親友，寄送的內容品目，每次都一一用文字與插畫註記，以留存紀錄；這樣細緻的建檔管理功夫，也表現在他個人的歲月記事、日常活動如交際宴飲的菜色內容等。為了讓工作場域及生活空間更方便、舒適、安全，他用心規劃改造各種設施物件，日子過得充實、忙碌而有序。他們以歲月積累的智慧及憑藉勤勞精神，不亂買傢俱、服裝，要買就精挑可傳之久遠、耐用耐穿的好東西，吃的是健康食物。英子經常親手製作果醬糕餅瓜果分送親友，以維繫感情，廣結善緣。他們養生有道，田園生活簡單自然，卻樂趣無限，人生如倒吃甘蔗，越來越甘甜。   津端修一的生活規律嚴謹而不呆板，他經常為自己設定目標，努力實現，三年前，他以86歲的高齡駕帆船獨自完成從日本第二度駛往大溪地的夢想。一個老人駕駛帆船穿越太平洋，航程萬浬，這需要多大的恆心與毅力，而他的老妻是如何看待：「男人需要玩具，帆船是他的夢想」，充分予以支持尊重。   據說像津端修一這樣懂得過生活的老人，在日本並不少見，或許這跟日本有良好的社會福利制度，以及社會風氣有關，但耄耋之年還能充滿活力，活得多采多姿，除了靠上天賜與的福份外，個人修為也很重要，否則不可能如此優雅。   在台灣這樣的例子不多，因為如今年逾七十的世代生於戰亂，都有很深的憂患意識，也相當壓抑自己，不太會勇敢追求自己想過的生活方式；此外，中國人含飴弄孫，頤養天年的傳統觀念深深拘限人們的思維，因此多選擇在既有的框框中度過晚年。   這樣的模式下，有人過得快樂逍遙，有的落落寡歡，主要則是與個人抱持的心態，或者說價值觀有關。環顧周遭，許多長者辛苦一生，退休後雖稍有積蓄，卻捨不得花，以致到最後財產都變成遺產；有些人則是退休後放不下身段，無法忘懷過去的風光歲月，或終日怨天尤人，不願改變自己，抑鬱而終。但有許多積極正向的人，很快調整心態，瞭解到退休乃是人生另一階段的開始，他們善於養生，懂得安排生活，不時結伴旅遊，或抱著終身學習精神勤研技藝，或從事公益，所以耄耋之年仍能到處行走，享受人生美好的金秋時節。

  金門，作為閩南地緣環境的一部分，保存了相對完整的傳統文化。飲食文化即為其中一部分。受到歷史變遷之影響，南洋僑居地與戰地文化也為金門的飲食注入了新的生命。本文先就傳統閩南及南洋的影響討論之。   早期閩南地區農產不足、濱海為生，食物得來源多半是就地取材。《金門志》云：「浯洲（金門）蕞爾地，羽毛齒革之所弗生。澤國居民，惟資海錯；問生涯於風濤萬頃中，亦足概已。田無水利，居山者，時苦抗暘；所產地瓜、花生而外，更鮮嘉穀。」是故，明代地瓜（番薯）傳入福建以後，「…金門無水田，不宜稻，故遍地皆種地瓜。終歲勤勞，所望祇此。若年歲豐登，僅供一年之食。其粉，較他處尤良。至於黍、稷、菽、麥，亦間之，特所產少耳。」海產方面則有「鰣魚、紅花魚、塗龍（沙蟲）、紅蠔、香蟶、雞蛤、龍蝦、烏力（海參）」等。   換言之，地域環境與氣候物產形成了金門日常菜餚的特點。首先是主食，儘管大米是南方人主食，但由於早期經濟條件有限，且絕大數稻米是由外地供應、價格較高，金門人常將米與地瓜摻雜一起，煮成為「安（番）薯糜」，或加入曬乾的地瓜簽成「安簽糜」；加入蔬菜、芋頭、豬肉、海蚵等稱「鹹糜」。有時則會做成「鹹飯」，加入豬肉、芋頭、菜豆或高麗菜熱炒後，淋上醬油，蓋上鍋蓋悶熟即可。俗稱「擦餅」的薄餅，以豆芽、高麗菜等為主，調以花生粉等素材，也是閩南人喜歡的特色菜餚。   再者，日常副食一般是葷素兼食。肉類以豬、羊、雞、鴨、鵝為主；魚類有淡水產的鰱魚、鯽魚、鰻魚、鯉魚、草魚、鯰魚等；海產有黃瓜魚、帶魚、鯧魚、馬鮫魚、鮭魚等；蟹、蝦、蛤、蟶、牡蠣（蚵）等貝殼類也是居民的盤中之物。蔬菜主要有白菜、包菜、芥菜、韭菜、菠菜、油菜、番茄、花菜、芹菜、豆芽菜、蘿蔔、胡蘿蔔及蔥、蒜、薑等。將蔬菜、肉類或魚類以鹽醃製或曬乾，在閩南地區十分常見，如菜脯、鹹魚等。這些庶民生活的必需品，在數百年的歷史發展中，逐步發展成精緻化的菜餚。   近代以來，僑民出洋成為金門人的宿命。然而，早期的華僑即使身在海外，但仍心繫故土。他們一方面將各種民情風俗移植到海外，建立了具有當地特色的華人社會；一方面也透過僑匯經濟照顧家眷、宗族，當然南洋殖民地文化也因此影響了閩南飲食習慣。   舉例來說，閩南僑鄉不只是喝茶，也一度流行飲用咖啡烏（kopi-O，黑咖啡）。當時南洋的親族寄回咖啡粉，本地則以棉麻布袋裝填後，以熱水沖泡來喝。可以提神的咖啡烏，不但被視為洋人的補品，也被當成僑鄉家庭的象徵之一。此外，被華人視為具有益氣、潤肺、健脾、養陰、化痰等療效的燕窩，也普遍地被富裕華僑自南洋寄回僑鄉，成為日常飲食的一部分。   另外，原本閩南料理罕見辣味，但受到南洋的影響，部分菜色放入辣椒、胡椒等香料調味，如以辣椒及鹽所醃製的嗆蟹（金門話稱（虫截）膎），開始廣受歡迎。肉骨茶（Bak Kut Teh）、沙嗲（satay）肉串、咖哩、蝦麵等南洋料理，以及榴槤、山竹等南洋水果，接受度也高。   其中，加入中藥、香料（包括八角茴香、桂皮、丁香、大蒜）及豬肉排骨所熬煮的肉骨茶，自馬來亞一帶傳回唐山後，在僑鄉一帶流行了起來，成為秋冬溫補的新選擇。在閩南地區，比較普遍的是福建式的肉骨茶，除了藥材之外，也運用了較多豉油（黑醬油）作調味，所以顏色較深（相較於潮州式的肉骨茶之胡椒白湯），亦有較濃郁的藥材味。   這些點點滴滴的味道，豐富了金門人的味蕾經驗，也形塑了自身的文化認同。

十月，我應邀到廈門，參加第三屆「海峽杯全國書畫展」，廈門市翔安區主辦的，由翔安接待我等住在馬巷的飯店。24日在廈門市美術館開幕後，回馬巷午餐，等晚宴後要筆會揮毫。趁晚宴前空檔，找到馬巷街218號，聞名很久的池王宮。金門金城東門代天府供奉的池王爺，就是從馬巷分爐過金門，這幾年東門代天府常回馬巷的祖廟進香。   馬巷與金門的位置很接近，金馬自古淵源深厚，同屬同安縣。乾隆40年，馬巷與廈門、金門等三地設馬巷廳，民國元年廢馬巷廳，金廈設思明縣，民國4年金門始自立縣。元代設置都圖至明清，金門屬泉州府同安縣綏德鄉翔風里（大嶝、小嶝、金門、烈嶼屬之），馬巷翔風里即今翔安區，編成：15都大嶝保、16都小嶝保、17都劉浦保（金沙）、18都倉湖保（金湖）、19都後浦保（金城）、20都烈嶼保。馬巷古鎮，原名馬家巷、馬厝巷，別稱舫山。乾隆45年，金門通判才移駐馬巷廳，欲將衙署建材拆卸運走，浯江書院職員黃汝試，請變價買下，建為浯江書院。明末發明中秋博餅的忠振伯，金門後豐港武將洪旭，在馬巷蔡浦還有一個家，古屋現還在，供奉著洪旭的神像。   馬巷池王爺祖廟元威殿，俗稱「池王宮」。明萬曆始建於馬巷五穀市榕樹下，天啟二年遷至現址。迄今，元威殿威靈顯赫，香火鼎盛，分爐甚多，主要分佈在閩南十三縣市，金門、臺灣，以及新、馬、泰、菲等地，廟達1000餘座。池王爺，名然，字逢春，又名德誠。原籍南京，明萬曆三年武進士及第，他文中舉人，武中進士。池然派任漳州府道臺，途經同安、南安交界的馬巷小盈嶺過夜時，路遇兩使者，奉玉旨往漳州，要撒播瘟藥裁減人口。他心想自己上任伊始，不忍漳民遭殃，為救漳郡生靈，騙取瘟藥吞食一盡，臉部發黑，中毒以殉。玉帝感其忠義為民，封為代天巡狩，下凡察陰理陽、賞善罰惡，派在馬巷元威殿為神。   池王爺在漳州、泉州一帶顯化，尤其是漳州人得知王爺的恩情，紛紛建廟奉祀。池王的造型黑臉、粗眉、凸眼，裝塑「手持鐵鞭天地動、腳踏七星步雷雲」的英姿。池王是文人也是武將，精通中醫岐黃，救護百姓，「上天堂、下地府」屢顯神蹟，因此是民間最崇祀的神。   農曆六月十八是池王爺祭典的日子，相傳當時馬巷建廟，池王乩示時刻，從金門半山屏逆潮漂來的大樟木，雕成神像，現是元威殿「鎮殿之寶」。金城東門代天府，直接由馬巷「元威殿」分靈而來。此外金門主祀池王爺的廟有：后園代天府、下埔下代天府、后宅普濟寺、復國墩欽月殿、榜林昭應廟、后盤山威濟廟、古寧鎮西宮、大古崗雙峰巖、官裡仰雲殿等。配祀池王爺的廟有：后湖昭應殿、沙美萬安堂、瓊林保護廟、西宅忠仁廟等。   我安岐吳氏家廟神案上，還特別請一尊池王爺鎮守，祈求庇佑。古時醫藥不發達，有病就請示醫神吳真人，扶乩派藥救治。金門沒有喜來樂神醫來治瘟疫，每逢鼠年（子年）前後，鼠蚤指數飆升，古今金門鼠疫流行了數次，黑死了不少人口，只有求助瘟神池王爺的庇佑！現代恐怖的瘟疫病毒伊波拉、禽流感、H1N1新流感、非典SARS、漢他等，雖醫學文明仍無藥可救，唯祈求池王爺大顯神通，驅瘟抗毒，庇庥一方！

八煙是陽明山一處山坳聚落。   猶記得那回滿山秋色，山徑小道芒草搖曳，我獨自從擎山崗沿魚路古道走向上磺溪橋附近，原本可直通八煙及天籟溫泉會館的道路，因坍方無法前往。路邊告示牌「八煙」地名，讓我留下印象。後來，讀到許多有關八煙的介紹，那山光水色，岩石矗立水田中的美麗倒影，深深吸引著我。   這回，我搭乘往金山的客運前往，當車子行經馬槽附近，原本陰鬱的天候，一時大霧瀰漫。車子雖開著大燈，能見度僅及數公尺，心中暗叫不妙，這等濃霧如何賞景！沒想到車子於山間蜿蜒，轉了幾個彎後，能見度越來越清晰。抵達目的地，大地像剛下過一場雨般的濕潤，霧氣倏忽消散不見。   八煙隱藏在一處靜謐的山坳裡，有數間以石塊砌成的老厝，斑駁的牆面及屋瓦，正訴說著村落的年歲。來到村口，有一菜攤賣著自己種植的時令蔬菜。主人是一位老伯，我趨前詢問「有岩石矗立水田中的美景，該怎麼走？」「這裡有那些好玩的？」他回答說：「可以泡溫泉啊！」並順手往背後一指，要我往那條小路走。   從萬頭攢動的台北來到八煙，一種放鬆自在油然而生。這裡水資源相當豐沛，地勢略高的梯田、路旁的溝渠，水總是不停地流著，發出潺潺水聲。沿著田間彎曲小路走，有時是一畦水田種著芋頭，寬闊的葉子精神抖擻地矗立著。有時是一處爬滿綠色瓜藤的棚架，數朵黃花點綴其間。或是幾畝田地，種植翠綠菜蔬。或是零星一、兩間屋舍，一攤小店，散落於田野。   來到小路的盡頭眼前為之一亮，這正是我想探訪的畫面，幾個大岩石立於水田之中，雅致，寧靜，帶著禪意。看著這些岩石，我心中疑惑了，這些大岩石原本就立在那兒？還是主人的傑作？觀之村落小路，重型起重機似乎進不來的！姑且暫不論那岩石，光這方水田，便顯現主人的匠心獨運。岩石因這一池水而有了生命，那水中倒影，風吹過的紋路，藍天的倒影，飄過浮雲的影子，遠山的山影，還有田埂邊，只剩枯枝樹的倒影。不曉得這些樹是桃花、櫻花還是李花？想開花時節將是何等美景？又是何等嫵媚的倒影？   沿著水田邊窄窄的田埂，我一面觀賞，一面手握相機蹲著或彎腰獵取鏡頭。繞了一周意猶未盡，又繞一圈，再觀賞再拍。這時，天空飄下雨來了，這一趟雖無法觀賞陽光下燦爛的水影及花朵盛開的艷麗。但陰沉的天空，蕭索的枯枝，清涼的空氣，有著另一番光景，像繁華落盡充滿著生機。   綠野阡陌，雞犬相聞，這樣幽靜純樸的村落，就如一方淨土，洗滌人心，讓心靈遠離塵囂與擾嚷。

  藝術家需要像海綿一樣，可以隨時放掉舊思維，保持暢通、吸收新能量。當我打包好行李要趕往機場時，母親來電問那可以買到保暖的鞋子。十一月，是一輛驛動的馬車，家人都各有自己的移動軌跡。千羽在高雄澄清湖忙替代役的教育役專訓，美國加州的弟弟即將返台，我心裡一直有一朵雲在飄，走到哪都是過客，但終會為了家人，特別調整出發與歸來的時間，交會親情並滋潤身心。已定妥返金機票的雙親，關注著我的動向，匆匆話別後，我們同時都預定了歸程，好配合弟弟的返台度假行程。    驛動，需要穩定的根支撐，我慣常以創作作主根，堅實自己的內在，經歷生命風華。這日，我搭公車到古區，走進友人的文創旅館，用心拍下許多照片，老榕樹下豎立的「無障礙停車位」立牌，旅館門口的無障礙步道、特別規劃的寬敞無障礙住房，讓我看見友人經營旅館的品質與用心。   用心的人可以做許多事，完成發光的夢想計畫。每次返金，都是一個新階段的起點，面對一切變化，我得不斷調整自己，當星星在天空閃耀，人們手裡也輝映許多星星，屬於我的一顆，在樹梢上對我眨眼，我把它放在心裡，當作激勵。每次我以最單純的心，期待締造最美好的生命成果時，難免遇上周邊潛伏的人性糾結，致使夢與理想破滅，但我依然以純淨之心，繼續捕捉最純粹的創作，留住一種美。悲傷的石頭會化成玉，我相信，更多的悲傷可以變成群星閃耀。我了解，逆境可以逼人成長，書寫也是一種「自療」，當自己可以動刀刮療自己的傷口時，成長的速度就會更快。所以天上的星星最得夜神寵愛，越黑越亮，越痛越精神！   在文創旅館拍下許多精彩照片後，隔一天，我又走向星光所在，我想藉著熟悉環境、感應未來的美好連結，包括儲備架構一片彩繪天地。友人的文創旅館，維持一種難得的高度，就像我追求純粹藝術的心志，我們都明白堅持的美學，努力把星星握在手裡，期望星光永遠燦爛。在移動的縫隙，我常寫信給自己，其中一個片段我寫說：「畫畫讓人內在的力量增強，書寫讓人興生睿智、豐潤的感覺，在不會被時間與空間束限的年歲，我得慎思取捨做最有價值的事，讓生活與靈性匯聚在一個美好的定點上。一個女人，應該保持珍珠閃亮的光彩，避免淪為魚眼睛，不開花的植物。」這是我在公車上寫給自己的一段話，寫的時候窗外風景不斷變化，隔著車窗，我拍下藍天、飛鳥、農村、牛群。人在家鄉，因為變成擅長吸收的海綿，心情融合歸人、過客、流浪者之歌，層層疊疊繁複如詩的景色變化，把深秋點綴得更誘人。我對自己說，我想讓生命帶我去要去的地方，經歷該經歷的事。每次隨意跳上公車當一名「微型旅者」(micro-tripper)，我都會深深迷戀島嶼的深邃之美。藝術家需要像海綿一樣，隨時放空，吸收周邊湧動奔竄的靈思，不必擔心被環境束限，只需把自己敞開，天空、心裡、手上的星星都會閃耀。   我讀著寫給自己的信，發現每一個階段我都充滿戰鬥力，有時被一些人、事所傷，為了修護自己，更為了保持平衡創作，我都會繞過障礙物，凝望美麗的事物，包括走進戲院，藉一齣好電影，讓自己變成另一個海綿，吸收不同的人生故事。十一月的驛馬車，我聽見它格格的車輪滾動聲，催促我繼續趕路。

每次談創作分享，且從歷史回顧時，必須提到台灣解嚴。我也曾在文化局或作家協會舉辦的營隊，提起80年代中葉，解嚴、開放兩岸觀光，以及蔣經國過世等大事。   「解嚴」後，文學如繁花盛開，眾聲喧嘩。90年代以降，台灣傳統力量紛紛遭受衝擊，像是女性、同志、情色、原住民、客家文學與海洋等，乃至於眷村、金門澎湖等離島、馬華作家，都擁有各自的發言位置。以上創作，都成為台灣重要的「邊緣」文學，進而編撰傳播，「邊緣」忽爾易位，成為「主流」。   擔任《幼獅文藝》主編，與創作流潮近一點，但也更「容易」受傷，因為，較不受臺灣文壇重視的「邊緣文學」，正是「離島」文學。牧羊女、洪玉芬與翁翁等人，為了溝通金門酒書以及《金門文藝》編務，在「Line」建立群組，前一陣子吳三連文學獎揭曉，蔡素芬、林文義等紛紛獲獎，有人勸進某藝術家試試，藝術家發言說，金門人能得獎嗎？我忍不住回說「不容易，但歡迎勇者試試」。   任何不可能都是用來打破的，包括意識形態，很多根深蒂固的意識形態獎項，更需要無比勇氣，才能挑戰。我們不是氣餒，只是自強才能自立。   與邊緣化走向並馳的是全球化。80年代，全球化時代已是凶猛潮流，為免於迷失，當局從產業、從地方等，培植地方特色，由文建會推動「社區營造」，台灣以鄉鎮為單位，發展各自特色，希望在全球化衝擊下，找到自己的特色跟競爭力。我還記得多年前曾邀集藝術家、作家，在昔果山社區發展委員會的促成之下，召開社區營造會議，金門縣政府則派李廣榮兄與會。   社區營造在金門，已表現為日常生活了，比如泳渡金廈海峽、搶灘活動、剝蚵、花蛤節等，都是營造的部分，它們在彰顯地方的特色。文學亦然。90年代，各縣市遍設地方文學獎，硬體建設之外，開始側重地方軟實力的建立，如海洋文學獎（基隆）、台北市與新北市文學獎、竹塹文學獎（新竹）、天人菊文學獎（澎湖），金門則設「浯島文學獎」，我曾多次評審閱讀，金門與台灣作者彼此較勁，是豐收的文學耕耘。   但是，文學獎日多，也造成許多不誠懇的參賽者。暨南大學教授黃錦樹即曾為文反省，這一支得獎大軍，把文學變成「資料處理」，可以因為得獎的「需要」，一下子讓父親在金門打鐵、一會兒在宜蘭種稻，然後一轉身，又到高雄深山打獵。   二十一世紀以後，延續地方營造，以及扁政府上台，鼓吹的本土意識，廣設台灣文學系所，鼓吹地方之聲，鄉土寫實舉土重來，加以二十世紀末引發的回歸效應，「家族寫作」成為潮流。我經常戲言說，現在每一個作家，都有一本家族小說，以及正在完成的家族小說。   雖網路發達，金門離島距離台灣畢竟遠，但越是遠離「中心」，更要明白「中心的潮流」，政治力量如解嚴、社區營造以及去中心化等，帶來「本土思維」，它變更了很多作者的寫作狀態。   書於此，寓意當然大於此。

很多金門鄉親知道我主編《幼獅文藝》，也曾與文化局合辦「來金門作客」徵文。今年三月，《幼獅文藝》過甲子，我主編這本雜誌，竟達十五年。《幼獅文藝》是1954年創刊，「幼獅」為蔣經國先生親自定名，長年以來，它偶被誤會是「雄獅旅遊」或《雄獅美術》的關係企業，也常被誤會是兒童文學雜誌，但依然沒有更名，因為值得回憶的總統委實不多，而蔣先生親自命名的雜誌，恐也不多。   台灣文學雜誌少，我得了個幸運，得以主編，並可透過編輯檯來稿，以及個人從事寫作的原因，切身感受創作流潮，得知現代青年所經歷的寫作環境，以及影響寫作的力量。   80年代初，台灣甫自「二次鄉土文學論戰」的塵囂退身，文學該如何擴充定義，作家該為何而寫、怎麼寫？一時之間，文學路徑難辨。鄉土文學論戰引發體制思考與權威衝擊，加上台灣經濟起飛，雙薪家庭越發普遍，兩性位置變動。80年代初，李昂寫就的〈殺夫〉、袁瓊瓊〈自己的天空〉、廖輝英〈油麻菜籽〉，都站在女方位置發言。李昂的〈殺夫〉描寫柔弱的妻子受不了屠夫丈夫的凌虐對待，持刀砍殺，大膽批判台灣傳統父權社會，甚至暗喻國民黨極權。本書迴響大，改編為電影外，亦已翻譯多種外國語言。   李昂曾於七、八年前，多次造訪金門，參加並主導「白酒美食之旅」，曾於山外以及文化中心演講。她酷愛美食。有一次參加金門酒廠活動，並以拜訪歐美各處酒莊藏酒為例，呼籲酒廠一定要窖藏白酒。她近來的著作是《路邊甘蔗人人啃》，以情色暗喻政治。   若說李昂等，以題材挑戰台灣傳統父權社會，張大春、黃凡等，以「後設」技巧寫作，則帶來形式上的突破。80年代中葉迄90年代，「後設」或者「後現代」成為台灣創作的重要潮流。80年代的寫作，無論小說或新詩，受此風潮，創作上多強調實驗、創新，鼓舞作家找尋新的文學表現。台灣文學雜誌《聯合文學》，也在這個階段創辦小說新人獎，鼓勵新進作家大膽創新。   這約莫就是我文學茁壯的年代。所謂的積極創新。 今年，《幼獅文藝》與文化部合辦「類型文學」徵文，有一次期中發表會，與某資深記者聊國內創作走向，她說，台灣文學走向越來越冷僻了，作者與讀者的共鳴越少，她覺得這是一個憂慮，而且，她也是造成這股憂慮的推手之一。言下無限惆悵。所以對文化部與《幼獅文藝》合創類型文學平台，給予肯定。   每一個作者都有他的練功心法，有時候演講，與學生交流，大家各有寫作的動機，其中一法，正是自我的完成。簡言之，「我」最大，「藝術」最大，文學能否妥善溝通就是其次的事情了。   文學，真該這樣文學嗎？我啟蒙於鼓勵創新實驗的八○年代，當然如是想，但茁壯於網路文學的新世代，未必這般想。文學的分歧，正是它豐富的緣由。這是一個值得觀察的趨勢，誰能觀察它的趨勢，當然是沒有界限的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