農曆正月十四（國曆3月2）上午，過年的氣氛還很濃厚，天空下著濛濛細雨，一位穿著雨衣走到店門口的「顧客」，沒有要買東西，反而表明要找「老師」（就是我啦！）。後來才知道他是曾經陪同陳炳容博士來過我家的李秉鈞先生，他平日對文史涉獵頗深，結交的朋友也是喜歡尋幽攬勝、訪查古蹟，最近他們經常結伴到各地的碉堡探險。   某一天，有朋友告訴他，在水頭發現有一個碉堡，往堡壘的通道，旁邊擋土牆的底部，砌了一塊鐫刻「白雲鄉」的巨大石刻，就問他是否知道這三個字的意思，一群人首先閃過腦中的念頭是：這塊巨大的碑石是否和吳厝吳氏宗祠左前方，民國40年，當時任金門行政公署行政長李德廉所題的「白雲故鄉」方柱碑有關聯？但是發現在時間上搭不上，這個碉堡的建築年代可能早於民國40年，那時還沒有蓋白雲故鄉。地點上也不合情理，那有水頭蓋防禦工事，不就近取材，卻跑到吳厝去拿的道理，何況只是一塊大石頭而已。   非常湊巧的是他看過2000年李金生先生所寫的「金門水頭」一書，其中第貳章有一篇「從地平線消失的白雲鄉」，知道水頭相傳以前有一個村莊就叫白雲鄉，便把他所知道的訊息告知伙伴們，這個謎團也就此解開了。   自從他得知這個消息後，也急著想要親臨現場一看究竟，便趁著春節年假，抽空按照朋友所標定的位置，跑到現場那個碉堡去看看，並且拍了一張照片，隨後就立刻趕到我家來告知我這個信息，他心裡想我一定很喜歡得到這個喜訊。   在還沒有看到照片之前，我還是有些懷疑：金門各村莊的石製地名牌（村口地碑），在民國70年代至80年代（1980-1990年代）之間，才由金門縣政府等單位，陸續在各村落入口處建立，白雲鄉有幾百年的歷史，會有那麼「先進」，有立村名的石碑？令人不敢置信。但在看到照片之後，所謂有圖有真相，鐵證如山，我實在太高興了，今後對白雲鄉的報導或解說，不再是斷簡殘篇式的，臆度式的講法和介紹。   以前提到白雲鄉，總是離不開「傳說」、「據說」等詞彙，如今白雲鄉巨大的村落「名片」重新大白於世，再根據72年出版金水黃氏族譜之鄉土雜錄，以及89年李金生先生根據耆老口述所寫的「金門水頭」，我們可以肯定的說，水頭曾經擁有一個名叫「白雲鄉」的聚落，唯一可惜的是不能天長地久的保持。   白雲鄉故事的留傳，歸功於已故的鄉老黃啟政先生，他是一位博學多聞的人才，平時訪談清朝出生的老者，村莊大大小小的一些要聞軼事無不了然於胸。因此記得在民國卅六年間，他和幾個鄉人在金水國小內，謄寫鄉民投給「塔峰月刊」的稿件時，有一個郵差拿著從四川（故老相傳白雲鄉的後裔有人遷居四川）發出的信函，收信人地址是「金門金水村白雲鄉」的信件去詢問他，後來他和許多知情的長者告訴郵差，村莊內確實有這個地名，但已經沒有人居住了。   白雲鄉的位置在將軍泉的後方，現在的萬善宮前方，大約在地號金城鎮水頭段27-5號的附近，因為曾經在此處耕作的農民，還有做墳地的風水先生，都有發現許多蓋房子用的紅瓦片，可見此處曾經蓋有許多房舍供戍卒居住。   白雲鄉距離現在的塔山電廠約百餘公尺，塔山電廠附近以及前方臨海古稱「金龜尾」的岬角高地，隔海與浯嶼相望，地勢險峻，扼守金烈水道，為後浦屏障，早在康熙年間，即建有金龜尾礮臺，隸屬左營水陸汛。雍正年間，置煙墩三座，大炮六位，有外委一員，配兵卅七名。為方便帶兵軍官及隨扈居住，在營區附近築屋數間，但又不能距離駐地太遠，否則一旦有敵情發生無法迅速反制，這就是水頭村民和白雲鄉極少互動的緣故，也因此連村莊入口有巨大的村名碑石都不知道。   在中華民族的歷史上，二十四孝萬古流芳，狄仁傑望雲思親的行為自然容易引發大家所效法，金龜尾駐守官兵他們對故鄉、對親人的思念之情，和狄丞相並無不同，因此他們把村舍命名為「白雲鄉」，來表達仕宦在水頭的遊子，對遠方白雲下親人的想念。我感到遺憾的是無法知道白雲鄉是何時建立的，也不知何時村舍就廢棄了，如今村名的碑石再現芳蹤，顯示了他們凡走過必留下的唯一痕跡，為了告慰歷朝歷代曾經居住白雲鄉的保家衛國戰士們，在金門縣志的紀錄上，千萬不能讓白雲鄉在鄉鎮村里的篇章中留白，更要寫下勇士們捍衛疆土的辛勞，好讓後來者效法他們忠孝兩全的情懷。   參考文獻   一、《金水黃氏族譜》，金門縣金水黃氏大宗編印，1983。   二、《金門水頭》，李金生著，金門縣政府出版，2000。

  在金門島地圖最狹窄的「蜂腰部」，南臨料羅灣的驚濤，北倚成功崗的險峻。這裡有一座建築，它不只是營區，更是一部濃縮的金門現代史。從戰火中的救贖之地，到捍衛海疆的前哨，尚義營區靜靜地矗立在木麻黃的綠蔭中，訴說著一甲子的滄桑。   民國40年，那是個物資匱乏、戰雲密布的年代。首任司令官胡璉將軍察覺到金門醫療資源的極度匱乏，不僅是為了官兵，更是為了島上的百姓。他親自籌款、規劃，擇定了這塊避彈面佳、地形隱蔽的尚義坡地。   民國43年，一座在當時金門極其罕見的現代化建築破土而出。美軍巡弋過金門上空所拍下的航照圖，尚義營區的雛形就像一個精確的幾何符號，鑲嵌在島嶼的蜂腰處。那是金門現代建築史上極其罕見的設計：以三角形為基地，主建築「八字形」量體端坐南側，像是一雙有力的大手，環抱著後方的北棟與東西兩側的醫官宿舍。這種配置在戰火紛飛的年代，顯得既理性又堅固。這不僅是建築學上的幾何美學，更是軍事醫療功能的理性實踐。隔年，「陸軍53醫院」從陳景蘭洋樓遷入，正式開啟了它作為「尚義軍醫院」的輝煌歲月。   營區的主玄關前出現了一個優雅的圓環，後側複雜而有序的路網系統連接各處，兩側沿著環島南路栽植的木麻黃已然成蔭。從高空俯瞰，這裡不像是肅殺的軍營，倒更像是一座充滿秩序感的「療癒之城」，在黃土與花崗岩交織的島嶼上，展現出早期RC建築的俐落與美感。   歷史的轉折點落在民國47年。那個悶熱的八月，原本靜謐的尚義醫院被尖銳的嘶吼聲撕碎。5枚砲彈破空而下，精確地擊中了這座八字形的主棟。那瞬間，建築震顫，碎石與煙塵充斥在外科與內科病房的長廊。我們可以想像，當年的醫護人員如何在劇烈的震動中，用身體掩護受傷的袍澤。   在那個被煙硝燻黑的深夜，兩名醫護人員倒在了他們守護的崗位上，白袍染成了緋紅。那一夜，手術室外的燈火閃爍，開刀房隱蔽在兩側的山體陰影中，醫官們在微弱的照明下，搶救著從前線抬下來的傷員。這座「八字形」的建築，在那一刻不僅是鋼筋混凝土的堡壘，更是無數士兵心中最後的避風港。牆上的彈痕雖已被後來的油漆覆蓋，但那份「醫者不退」的壯烈，早已滲進了營區的每一塊磚石裡。   隨後的二十年間，醫院番號數度更迭-從「813」到「866」，這裡成了金門官兵口中最重要的生命線。直到民國69年，隨著「花崗石醫院」落成，這座老建築才卸下醫學任務，轉身投入戰備與訓練。   隨著醫療單位的遷出，尚義營區進入了另一個身份轉場。它曾是砲指部幹訓班的操場，也曾是防空營榭樹連的據點。民國89年，隨著兩岸局勢轉變，海岸巡防署進駐，它從內陸的防衛轉為海洋的守護。   走進今日的營區，歲月彷彿在此凝固。主建築那充滿現代主義色彩的窗楣，以及1950年代遺留至今的土埆牆庫房，依然保存完好。後方山體內挖掘出的彈藥庫與避難所，像是大地的傷痕，記錄著那個隨時準備應戰的年代。   作為金門早期最完整的RC（鋼筋混凝土）現代建築作品，這座營區見證了從土埆牆到RC建築的演進，也見證了從救人到戍守的轉變。尚義營區不只是胡璉將軍推動軍事現代化的代表作，它更像是一位老兵，見證了金門從戰場轉為邊境，從砲火轉為寧靜。當木麻黃的微風吹過八字形大樓的玄關，我們看見的不只是鋼筋水泥，而是一段島嶼求生的意志，與醫療救人的慈悲。

  從車水馬龍的大都市走進大安森林公園，那一瞬間，我感覺被漫天蓋地的綠意包圍。空氣過濾了廢氣的燥熱，變得清新；視野從狹窄的高樓縫隙延伸到遠方的草坡，變得廣闊；連原本習慣快轉的步調，也不由自主慢了下來。這是一個截然不同的空間，能讓人短暫逃離城市喧囂的異世界。   一邊享受周圍綠意盎然的景色，一邊用目光隨意捕捉周遭的人事物。在一片起伏不平的茵綠草地上，映入眼簾的兩隻白鷺鷥吸引了我的注意，頓時感到十分驚訝，在台北這座被鋼筋水泥包圍的大都市中心，竟然能看見本該棲息於農田濕地的白鷺鷥。牠們輕巧且隨意的移動著步伐，宛如五線譜上跳動的白色音符，為這座寧靜的森林公園，增添了幾分活潑與生命力。   不遠處，有幾個人隨興坐在如地毯般的草坡上，或許是為了躲避城市的嘈雜，又或許只是想與大自然更親近一點，因而選擇了這片翠綠廣闊的心中淨土。他們時而閒談，時而瞇著眼感受微風的吹拂，盡情享受著大自然帶來的悠閒與自在。他們的身影與草坡的弧線融為一體，不知不覺間與白鷺鷥一起共享這美好的午後時光。   我悄悄的按下快門，捕捉這幅與世隔絕的絕美風景。鏡頭裡的草坪、白鷺鷥與遠處席地而坐的人，形成了一個恬適和諧的畫面，交織出城市裡的靜謐與溫柔。我想，這就是大安森林公園最迷人之處。即使生活步驟再快、再繁忙，這裡依然能保有慢條斯理的節奏。它提醒著我，在忙碌生活之餘，也別忘了留給自己一個呼吸的空間。

  憲兵官辯解著說：「這個頑固的老太婆，死不認錯不打緊，而且還理由一大堆，簡直是一個刁民！不把她抓來教訓教訓怎麼可以。」   隊長不客氣地說：「她沒有做錯事，當然不認錯，這是人心自然的反應；她替自己辯解又何錯之有，怎麼能就此認定她是一個刁民呢？而且你什麼贓物都沒有查到，只憑一個空罐子就把人家押回來，這不是我們憲兵辦案的態度。我們講求的是證據、是毋枉毋縱，沒有犯罪的人不能受到冤枉，犯罪的人不能放縱，這才是我們辦案的態度，難道你忘了。尤其她的年紀又那麼大了，要是出什麼狀況我們都承擔不起。現在已八點多了，她竟然還沒睡醒，我們趕快再去看看。」   想不到隊長夥同憲兵官正準備到拘留所察看時，金防部憲兵科童參謀關切的電話也同時到來。隊長深知事情不妙了，也想不到上級關切的電話會那麼快來到。不管誰去申訴或告狀，想必這個人一定大有來頭，因此，既然上級已知道事情原由，紙是包不住火的，他這個隊長不能官官相護，更不能替自己的部屬掩蓋事實，只好承認是他們隊上的疏忽。無論受到任何處分，他們都將坦然接受，也可以給平日氣燄囂張的憲兵官一個教訓。   不可否認地，憲兵具有軍法、司法警察權力，但必須依法行政，豈能濫用公權力，從這個案件，也可以做為日後執法的借鑑。憲兵官年輕氣盛，囂張跋扈，以為百姓善良好欺，任由他為所欲為。非但沒有查到任何贓物，僅憑一個空罐子就把一個上了年紀的老太太押回來，並關進拘留所。不僅小題大作，也實在太過分，難怪會遭人告狀。（四七）

　圓山古名圓山仔，這個南北長、東西窄的長方形區域，原是平埔族的分支凱達格蘭族的居地，據此他們發展出大浪泵的部落，務農耕作。初來台的日人看中圓山的風景優美，於是首任民政長官水野遵在1897年將北隅開闢為「圓山公園」，時間比新公園為早（1908），日後再增建動物園（1915）和遊樂場（1938），考古學者在遊樂場之側發現圓山貝塚遺址。 　早期的圓山十分荒涼，四周都是稻田、水塘、小山丘，僅西隅建了一所日本佛教的臨濟護國禪寺（1912），所謂「護國」，其實是護侵略者。由於風水好，其餘閒置的土地則為日人用作陸軍共同墓地，中間蓋了「忠魂堂」，供奉乙未戰爭攻台時陣亡的北白川宮能久的孽魂。 　1923年，殖民政府在南隅又建了「圓山運動場」，包括田徑場和棒球場，觀眾席可容納三千多人。1939年為因應太平洋戰爭乃將它廢除，土地改建為陸軍病院圓山分院，戰爭結束前，台南白河的盟軍戰俘被移送至此集中管理。1949年國民政府來台後，遷移墓地和拆除「忠魂堂」，將日人的骨灰暫存臨濟寺，土地為軍方利用設置台北憲兵隊（213營），中山橋兩頭設有崗亭。 　1953年，「中國電影製片廠」隨國軍來台，廠長龍芳為安頓工作人員，於庫倫街55巷一帶，向土地銀行借地興建「康樂新村」，住民大都是藝工總隊的眷屬，坪數小而簡陋，屬於丙種眷舍。因地勢低窪，逢雨必淹水，1963年9月11日，葛樂禮颱風挾帶空前的雨量，因基隆河尚未築堤，低矮的房屋快淹到天花板，4天後水纔退去，一下子成為台北市的重災區。 　龍芳（1914~1964），字志雲，安徽人，中央警官學校畢業，轉服務聯勤總部特勤署，後擔任國防部康樂總隊隊長，並參與拍製電影，1962年完成台灣第一部彩色寬銀幕的電影「吳鳳」，不幸因公殉難於神岡空難。村民感念之餘，將村名改為「志雲新村」，資深演員葛香亭（兩屆金馬獎影帝）、曹健、錢璐、傅碧輝等，皆是眷村的知名人士。 　圓山地區的眷村為數不少，海軍有「同德新村」（陸軍公墓）和「濤園」（中山北路），陸軍有「圓山新村」（彩虹賓館後方），中山橋下有「一心新村」，台鐵的員工宿舍分佈在鐵路旁邊。比較高級的眷村為「大同新村」和「中興新村」，所謂高級指坪數較大，擁有自家廁所。「大同新村」原在大同街上，畫馬的國畫大師葉醉白，影星張琍敏，曾經住過那裡，如今大同街已併入大龍街。「中興新村」在保安宮後方，出了攝影界名人李小鏡，附近還有一個「大龍新村」。  　1955年，美軍協防台灣司令部成立，以中山北路三段為界，分割為東、西兩個營區，司令部在西區，大門口有中美憲兵站崗。葛樂禮颱風過境時，營區泡水嚴重，許多貨物被PX拋棄，附近的居民涉水撿拾蘋果、梨子、水蜜桃和牛油罐頭。保安宮設立臨時的賑災中心，由國軍提供免費的飯菜，成為當年災民的痛苦記憶。 　我第一次認識圓山時是唸初一，還沒去過動物園，而是放學時從北投搭火車回士林，因人多擠不出去，結果坐過站到了圓山。一時張皇失措，幸好有同班同學用腳踏車載我去搭10路車，他家住在敦煌路，好像是某一個眷村，聯勤招待所還沒有為美軍設立。 　圓山的改變應該是始於美軍的駐防，為了改善觀瞻，台北市興建了第一條行人地下道（動物園前），有10路、17路、44路的公車經過，車站設有交通勸導員，維持上車的秩序。蔡潔生利用政商關係先後開了林口和樂馬飯店，附設第一交通公司（計程車服務站）；民族東路口有蒙古烤肉店，民族西路口有林口書局，基隆河上停泊一艘水上餐廳，民權東路、民族西路、中山北路的酒吧林立，形成不夜的紅燈區。 　1979年台美斷交後，聯勤總部為美軍專設的招待所和俱樂部先後拆除，東營區為憲兵司令部接收，西營區改建為中山足球場。由於足球並非台灣的熱門運動，它落成後發現處於航道下，飛機的噪音會讓球員聽不到裁判的吹哨，因而使用率偏低，反而用作舉辦大型活動較適宜。 　1989年11月下旬，南韓「純福音中央教會」的趙鏞基牧師首先在此舉行萬人的佈道大會。2007年11月16日，美國搖滾天團「聯合公園」（Lin Kin Park）在此開唱，儘管票價高達4千元，卻有4萬多人入場觀賞，創下亞洲單場人數最多的記錄。 　2010年，台北市舉辦國際花卉博覽會，將舊日的圓山公園、美術公園區（前彩虹賓館）、新生公園整合為花博公園。中山足球場則在「花博」期間改造為「爭艷館」，活動結束後並未復原，如同將它廢除，自此足球比賽轉移到敦化北路的多功能台北田徑場。2021年的COVID-19大疫，它成為施打疫苗時的最大接種站。 　荒僻的圓山歷經清治、日據、美援的三個時代，景物都迥然不同，不過人行道的楓紅秋景依然美麗。今日的花博公園是市民在週末的最佳去處，處處展現城市的活力。

　雲和，歷史上的吳越之地，與春秋末期橫空出世的龍泉寶劍的龍泉毗鄰，同為江東地區翹楚。 　雲和街，台北市一條緊鄰國立臺灣師範大學的短巷，與相去不遠的龍泉街，一靜一鬧，遙相呼應，毫不違和地串聯起歷史與時光長河的隻字片語。 　江東子弟多才俊……籍貫錢塘的梁實秋當不負此名。 　歷史的陰陽與造化，時而弄人，時而巧合。 　梁實秋先生在抗戰時期，曾避居重慶北碚雅舍，國共內戰時移居台灣，扛鼎國立臺灣師範大學文學院的院長。 　眼前這處位於雲河街靜巷的舊日式官舍，成為先生晚年的居所，矢志不移的梁實秋，同樣將此廬命名為「雅舍」。 　一株長葉如劍的緬梔樹、一株闊葉如扇的麵包樹，一左一右傘蓋著這幢故居小屋。 　灰瓦坡屋頂、格子窗、木色、大師手書的門額……漸次在眼前展開。 　外牆上有先生的著作《雅舍小品》的手稿，梁實秋將俯仰起居的日常瑣事以風趣幽默的筆觸觀照，將狗、豬、鳥等人們最熟悉不過的動物，及下棋、散步、理髮等日常娓娓道來，妙趣橫生。梁實秋自述「長日無俚，寫作自遣，隨想隨寫，不拘篇章」。事實上，因其學貫中西，文風上承唐宋，下擷晚明，旁取英國小品文的從容灑脫，使其散文篇篇讀來，幽默風趣，莊諧並作的風格見諸文字，情、意、豁達恰如一道道人生風景，成為膾炙人口的佳作。 　隱隱然感覺，昔日的故居，正隨著時光長河老去，而昔日的故人，儼然成平行的風景線，僅能遠遠地欣賞，或憑弔。 　後記：「雅舍」命名之由來，乃是抗戰期間，梁實秋疏散到重慶北碚，與吳景超、龔業雅伉儷合資購屋，有天吳景超提議給房子題名，梁實秋說：「不妨利用業雅的名字名之為『雅舍』。」後世傳為佳話。

　整夜沒有睡好的秋菊，巴不得天亮，一大早就到營部連找連長，請他設法幫忙把姆婆救出來。但營區是軍事禁地不能隨便進入，帶班的士官知道她是連長的老相好，趕緊去請連長出來。當秋菊見到連長，就一把眼淚一把鼻涕地把昨夜發生的事向他哭訴，請他無論如何要設法把姆婆救出來。連長告訴她這裡是營區，老百姓不能在這裡逗留太久，要她先回家，他會想辦法的。 　連長回到辦公室，第一個想到的就是他擔任金防部第一處副處長的遠親，他拿起話筒，二話不說就立即搖起電話。因非上班時間，所以總機並沒有忙線，旅部和師部的總機很快就接通，想不到經常忙線的金防部閩江一號總機也順利地接通。當他把事情的原委向副處長報告時，副處長也深感訝異，怎麼會有這種情事發生，待上班時他將要求憲兵科查清楚。連長可說是找對人了，因為以前的憲兵組裁撤後改為憲兵科，並隸屬於第一處。上班時副處長立即要憲兵科毋枉毋縱查清楚，還給當事人一個公道，不能違背長官親民愛民的旨意。 　翌日上班時，當憲兵官打開拘留所的房門看了一下，發覺老太婆竟然還沒睡醒，憲兵官惟恐出事，趕緊把昨晚查戶口以及把老太婆關進拘留所的事向隊長報告。 　隊長聽後，不認同他的作法，責問憲兵官說：「我們接到檢舉，要查的是整箱豬肉罐頭的去向，好把違法亂紀的人移送法辦。既然沒有查到任何違禁品，怎麼能憑一個空罐子，就把人家老太太押回來關進拘留所，這種作法很不恰當。要是被上級知道而追究下來，一定會受到處分。」（四六）

　在2026年的世界棒球經典賽 上，中華隊的征途像一條崎嶇的山路，時而跌入低谷，時而奮力攀登。有人說，勝利固然令人歡呼，但真正令人動容的，是在黑暗中仍然不願熄滅的光。中華隊這次的表現，正像一團在逆風中依然燃燒的火焰，雖然搖晃，卻始終沒有熄滅。 　比賽一開始，中華隊就遭遇嚴峻考驗。面對澳洲國家棒球隊，最終以零比三落敗，被對手完封。更令人沉重的是，中華隊這場的安打數只有三支，球場上彷彿籠罩著一片陰霾。那沉默的記分板，就像冷冷的夜空，沒有一顆星星。這不僅顯示澳洲棒球實力的快速提升，也讓球迷感到一絲不安。 　然而，更大的考驗還在後面。對上亞洲強權日本國家棒球隊時，中華隊在第七局就以十三比零提前落敗，中華隊從對戰澳洲到對戰日本連續十六局沒有得分。比分像一道刺眼的閃電，劃破球迷的期待。這樣的結果，可說是前所未見，甚至讓人一度懷疑：中華隊是否已經走到谷底？ 　但棒球最迷人的地方，就在於它從不只是一場比賽，而是一段故事。當人們以為故事即將結束時，中華隊卻開始書寫新的篇章。 　那就是接下來對上捷克國家棒球隊時，中華隊逐漸找回節奏，以十四比零大勝捷克；而與韓國國家棒球隊的對決，更是整個賽事最令人屏息的一戰。兩隊你來我往，如同兩名劍客在擂臺上過招，每一球、每一棒都牽動著球迷的心弦。九局打完仍難分勝負，比賽進入延長賽。時間彷彿被拉長，空氣也變得凝重。 　終於在第十局，中華隊以五比四擊敗韓國。當最後一個出局數出現時，球員們像壓抑已久的洪水般奔向場中。有的人哭到癱軟，有的人激動的擁抱隊友，還有許多人忍不住流下眼淚。那不是失落的淚，而是努力後綻放的淚光。那一刻，汗水與淚水交織，彷彿在告訴全世界：中華隊從未放棄。 　可惜的是，命運有時比小說更曲折。韓國在隔天對上澳洲時展現驚人的反彈，大勝對手，最終與日本攜手晉級八強。想像一下，前一天才輸給中華隊的韓國，隔天卻像浴火重生的鳳凰般強勢反撲。這樣的轉折，讓中華隊晉級的夢想瞬間破碎，也讓球迷的心情像雲霄飛車般起伏。 　然而，失敗並不是句點，而是一個問號。為什麼我國在少棒、青少棒與青棒的國際賽事中屢創佳績，到了成棒卻常常力有未逮？這就像一棵幼苗在童年時枝葉繁盛，長大後卻無法長成參天大樹。我們或許需要重新檢視選手從小到大的培訓制度、獎勵機制與發展環境，看看是否存在缺口和外在不良的壓力、誘惑。若能補上這些缺口，改善這些缺點，台灣棒球的未來必定更加光明。 　棒球是一場九局的比賽，但國家的棒球發展，卻是一場沒有終點的長賽。只要制度完善、培養得當，中華隊終有一天能在亞洲賽場上與日本、韓國分庭抗禮。那一天，當我們真正擊敗日韓，站上亞洲之巔時，球場上響起的歡呼聲，將不只是勝利的喜悅，更是多年努力終於開花結果的證明。 　中華隊這次在經典賽的表現，或許沒有帶來最理想的結局，但它留下了一個更珍貴的東西——「永不放棄的精神」。正如黑夜再長，黎明終會到來；只要火種仍在，終有一天會燎原。 　而那一天，所有球迷都會驕傲的豎起大拇指說：這就是中華隊。

  說起金門，你腦子裡第一個浮現的畫面是什麼？是那尊站在路口、披著紅斗篷、看起來有點嚴肅卻又莫名喜感的風獅爺？還是那把據說能砍斷坦克車軌道的鋼刀？或是那一口下去喉嚨像火燒，隔天卻能讓你神清氣爽的金門高粱？如果你只想到這些，那你的金門導覽手冊可能還停留在上個世紀。現在的金門，其實更像是一個巨大的黑膠唱片行，每一寸紅土地、每一個防空洞，只要你湊近了聽，裡頭全是音樂，而且是那種層次感豐富到讓你懷疑人生的那種。   我們得先把時光機撥回到1950到1990年代。那時候的金門，不是什麼觀光勝地，那是「戰地」。如果你在那個年代走在金門街頭，你聽到的絕對不是什麼周杰倫或蔡依林，你聽到的是大喇叭裡傳來的單打雙不打的砲聲，還有那種恨不得把肺活量全噴在麥克風上的雄壯威武的軍歌。1969年的《金門之音》，或者那些收錄在1960年代戰地歌曲裡的《金門之歌》，聽起來是什麼感覺？那是一種「鋼鐵直男式」的浪漫。歌詞裡全是英雄、陣地、保衛家園，旋律整齊得像儀隊走步，那是金門的第一層地方感：硬邦邦的、迷彩色的，像一塊剛出爐的石蚵煎，燙口且充滿生命力。那時的認同感很簡單，就是「我們守在這裡，誰也別想過來」。   但有趣的事情發生了。當冷戰的煙硝散去，金門開始解除戰地政務，這座島嶼突然發現，自己除了會打仗，其實還很會說故事。縣政府聰明得很，他們知道要讓人記住一個地方，不能只靠發傳單，要靠「旋律洗腦」。於是，我們看到了2006年的《金門英雄組曲》。這雖然是現代的作品，但它像是一部好萊塢史詩片的配樂，試圖用交響樂的厚度去撐起那段沉重的防區歲月。聽著聽著，你真的會覺得自己背後長出了防空洞，眼前浮現出阿兵哥在坑道裡寫家書的剪影。這是一種「後戰地」的修辭，把過去的苦難轉化成一種英雄式的審美，讓現在的年輕人聽了也會覺得：「哇，原來我阿公當年這麼帥。」   不過，金門人的故事如果只有戰爭，那就太扁平了。金門人其實有一種流淌在血液裡的冒險基因，叫做「落番」。什麼叫落番？就是以前島上太窮，種番薯種到心發慌，年輕小夥子提著一只皮箱，就往南洋（新加坡、馬來西亞、印尼、汶萊等地）衝。這是一場賭上性命的遠行。2011年的紀錄片《落番》和隔年李子恆老師的專輯《回家》，徹底把金門音樂從「鋼鐵直男」變成了「憂鬱詩人」。   如果你靜下心來聽《落番》的配樂，你會發現那裡面有一種悶悶的、濕濕的、帶點鹹味的情緒，就像南洋午後那場怎麼也下不完的雷陣雨。那是鄉愁的味道。這些音樂文本在探討一個很深刻的問題：當你為了生活遠走他鄉，你到底是哪裡人？在南洋，你是「唐山客」；回了金門，你又成了蓋洋樓的「番客」。這種「離散認同」在音樂裡被具象化了。旋律裡沒有激昂的喇叭，只有如潮汐般的弦樂，緩緩訴說著那些在異鄉打拚一輩子，最後只求一塊神主牌能回歸故里的心願。這時候的金門，地方感不再是戰壕，而是那座歪歪斜斜、卻充滿故事的洋樓。   講到這裡，如果你覺得氣氛太沉重，那讓我們來聊聊酒精。這世界上有一種東西叫「金門高粱」，它不只是酒，它是金門人的血液。2011年金酒公司出了一支廣告曲叫〈溫溫的〉，找來閩南語天后「二姊」江蕙演唱。這首歌簡直是神來之筆！它把金門那種硬底子的形象，瞬間軟化成了一杯溫潤的酒。   這首歌為什麼重要？因為它重新定義了金門的生活感。它不再跟你講什麼反攻大陸，也不跟你講什麼下南洋的辛酸，它跟你講「溫度」。生活很燙，現實很冷，所以我們要用一種適中的溫度去面對。歌詞裡那種悠閒、淡然，把金門從一個「戰鬥過的地方」，轉化成了一個「可以生活、可以品味的地方」。當音樂響起，你看到的不是白酒的度數，而是老家門口那棵樹，是隔壁鄰居阿伯臉上的笑紋。這就是音樂對地方感的魔法，它能把一個硬邦邦的軍事據點，揉捏成一個充滿人情味的故鄉。   你看，從1960年代那種喇叭震天響的戰地歌曲，到2000年後那種充滿史詩感的英雄組曲，再到《落番》與《回家》裡那種低迴不已的離散哀愁，最後到〈溫溫的〉這種日常的幸福感。金門的音樂文本就像是一層一層的濾鏡，疊加出了這座島嶼最立體的模樣。   當我們談論「音樂」與「地方感」的關聯時，其實我們是在談論「記憶的掛鉤」。如果沒有這些音樂，金門的歷史可能只是教科書上幾行乾巴巴的文字。但有了這些音樂，歷史就有了聲音。當你在翟山坑道裡聽著水聲與迴音交織，你聽到的不只是水，是歷史的呼吸；當你在模範街頭喝著咖啡，耳邊傳來那種輕快的民謠，你感受到的不只是悠閒，是金門人在經歷戰爭與貧窮後，終於得來的雲淡風輕。   金門人對原鄉的認同，是很複雜的。那是一種「雖然我想逃離，但我更想回去」的矛盾。音樂正好承載了這種矛盾。它讓那些散落在世界各地的金門子弟，只要聽到一段南管的音調，或是那首熟悉的閩南語歌，靈魂就能瞬間穿越幾千公里，回到那個滿是高粱稈的小徑上。   所以，金門的文化產業之所以成功，是因為他們不只是在賣產品，他們在「調頻」。他們把整座島嶼的頻率調整到一個能讓人感同身受的位置。無論你是想懷舊的老兵，還是想尋根的僑生，亦或是單純想來大吃大喝的遊客，你都能在金門的音樂文本裡找到屬於你的那個音符。   這就是音樂的力量。它能連結已知的地理空間，並在我們心中開墾出一片未知的認同荒野。金門，這座在大海中浮沉的小島，用它那獨有的、混雜著火藥味、鹹海水味與高粱酒香的音樂，告訴我們：地方感不是長在地上的，是長在心裡的。只要旋律還在響，那個充滿故事的金門，就永遠不會在記憶中淡去。   下次如果你去金門，請不要只是忙著拍照打卡。找個安靜的角落，或許是在古崗湖畔，或許是在某個頹圮的洋樓前，戴上耳機，點開這些曲目。你會發現，風聲變成了伴奏，海浪變成了鼓點，而你，正站在這場橫跨七十年的壯闊交響樂的最核心。你會發現，原來「回家」這件事，有時候只需要一段四分鐘的樂章。而那種「溫溫的」幸福，正是這座戰地小島給予世界最溫柔的回報。

  小時候，在金門的日子裡，家裡偶爾會蒸碰糕。廚房裡的大蒸籠放在爐火上，水慢慢滾著，蒸氣一陣一陣往上冒。孩子總是好奇地站在旁邊，看著大人忙進忙出，心裡充滿期待。   等到蒸籠的蓋子打開時，一顆顆碰糕在蒸氣中綻開，表面裂成像花一樣的紋路。那鬆軟的糕體帶著淡淡甜香，總讓人忍不住想趁熱吃上一口。簡單的味道，卻成了記憶裡最深刻的古早味。   長大之後，自己開始動手做碰糕，才知道看似簡單，其實每一步都藏著耐心。紫地瓜先蒸熟，趁熱和糖一起壓成細細的地瓜泥，放在一旁慢慢放涼。另一邊，把水和酵母攪拌均勻，再加入糖和鹽調和，等到最後，紫地瓜泥再慢慢加入其中。   當麵糊拌勻後，倒入模子裡等待發酵，再放進蒸籠裡。蒸氣慢慢升起，時間一點一滴過去。等到蒸籠打開時，紫色的碰糕在熱氣中慢慢裂開紋路，就像蒸籠裡開出一朵朵小花。   或許碰糕並不是精緻的甜點，但它帶著一種樸實的溫度。從童年的記憶，到現在自己動手蒸的一籠熱氣騰騰的碰糕，那份古早味，彷彿一直都沒有離開。   在蒸氣升起的那一刻，看見碰糕慢慢開花，彷彿蒸籠裡真的綻放了一朵紫色的小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