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年一度的花蛤季正如火如荼在成功海濱熱鬧舉行，炎炎夏日，這清涼的海邊活動直叫人嚮往。   無疑的，每年的花蛤季、石蚵小麥節、香芋節與傳統的迎城隍活動已成家鄉觀光的重要節慶，吸引著絡繹於途的訪客。迎城隍是我熟悉的迎神慶典，印象中每年農曆四月十二日城隍爺出巡，鑼鼓聲響徹雲霄，化妝遊行、隨香信眾沉醉在慶典歡樂中，讓整個後浦小鎮沸騰了起來。而花蛤季、石蚵小麥節、香芋節等節慶是新近才有的慶典，且皆以家鄉的土產為主角，可見這些土產在鄉人心目中的份量。   最近返鄉碰上石蚵小麥節，看了那千人剝蚵的場面，壯觀極了！剝蚵桌上堆著帶殼的石蚵，兩旁坐著參與剝蚵的民眾，桌子一張接著一張，像接龍似的從古寧頭村莊一路連接到海邊；路旁蔥綠的小麥田在微風吹拂下盪著陣陣的麥浪，恰是印證了石蚵小麥豐收的歡愉。   成功是花蛤季主要村落，村莊居高臨下，一邊是嶙峋巨大的岩石海岸，一邊是細緻綿密的白色沙灘，這裡是家鄉最美麗的海岸之一。沙灘延伸至尚義、后湖、泗湖、歐厝等村落，形成一道美麗的弧形海灣孕育著豐富的花蛤。昔日曾在后湖海邊挖取花蛤，那赤腳踩踏在沁涼海水的舒暢，挖到花蛤的喜悅，至今難忘。這趟返鄉，又訪陳景蘭洋樓，並順著門前階梯到海邊，去年花蛤季的沙雕仍有兩座屹立著，雖然有部分已被海浪損毀，但仍不失其雕塑之美。   與大金門僅一水之隔的小金門，氣候土壤與大金門類似，但小金門種植出來的芋頭就是好吃，口感鬆軟而有彈性，吃過的人讚不絕口。因此，每年在小金門舉行的香芋節總是吸引大批人潮。   鄉人對於芋頭、石蚵、花蛤，自是有一份濃濃的感情，對其料理出來的膾炙佳餚更是垂涎欲滴。那「紅燒肉芋頭」，紅燒三層肉與蒸過的芋頭拌一起；「芋角仔排骨」，芋頭切成小塊油炸後與排骨一塊蒸煮；「芋頭拔絲」，將炸過的芋頭拌焦糖，是一道家鄉宴席的甜點。石蚵則有聲名遠播的蚵仔煎、蚵仔麵線、蚵仔炸、椒鹽石蚵等小吃，而石蚵豆腐、石蚵豆豉都是美味家常菜。花蛤除了是理想的快炒下酒菜，如蛤蜊炒九層塔、蛤蜊炒箭筍外，蛤蜊加些薑絲煮湯，更是一道清甜鮮美的湯品。當然，若能有些佳餚與節慶更緊密連結，成為節慶的一個圖騰，當參與節慶就想到這些美食，那是多麼迷人的事。   旅行又有地方特色的美食可吃，總是令人雀躍！

  住在台灣那裡最幸福？根據台灣競爭力論壇進行的「2012台灣幸福大調查」結果指出，在台灣幸福城市部分，金門縣以77.3分拿下第一；金門在影響幸福感的最主要四個面向上，家庭關係、工作情況、經濟收入、未來發展的得分都高居全國首位。新竹縣、連江縣則分別拿下2、3名。   什麼是幸福？對於幸福，千百萬人恐怕有千百萬個說法，而且都有其理論根據，或親身經歷為憑。金門在幸福城市中掄元，多數人不會感到意外，畢竟金門的家戶配酒、老人年金等等，經年不斷，社會福利冠於全國乃是不爭的事實，甚還和連江縣是全國「唯二」零負債的縣市，要說金門不幸福，委實說不過去，但幸福的肇基或不僅表象於個人觀感或經濟數字，還有更多的幸福標的有待我們去追尋。   首先，我們必需來探討一下所謂的「幸福標準」。以本回金門拔得頭籌的「2012台灣幸福大調查」為例，具體展現在家庭關係、工作情況、經濟收入、未來發展四項指標。家庭關係以個人觀感為重，金門地區民風淳樸、人際關係緊密，居首位應也無庸置疑，然就工作情況、經濟收入、未來發展三項，或便有更多探究的空間與必要。   金門的工作機會多嗎？實則見仁見智。金門的工作機會自然比不過都會城市，但日常開銷也相對儉省。然而，金門的工資水平普遍低迷卻是不爭的事實；民間受薪階級的起薪水平已較台灣為低，日後的晉薪幅度及生涯發展，更足令打工一族寒心。金門挾兩岸區位優勢之地便，有無可能肇建知識育成中心，扎根於台灣引以為傲的經濟軟實力？以此利基，或便能讓金門的人力市場擁有更多競市的本錢。   其次，工作機會與未來性，將直接影響居民的經濟收入。近期，金門房地產「飛黃騰達」，儼然已足以和新北市近郊及桃園縣媲美，然而金門的人均收入卻明顯偏低。在自由市場經濟下，抑制房價或不是聰明的作法，但政府有責任讓房價回歸到它正常合理的訂價機制。欣見縣府已有興建合宜住宅的政策構想與擘劃，該如何運用此一政策儘速的減緩鄉親們對高房價的不幸福感，或才是日後最嚴峻的考驗。   最後，幸福感絕不能少了對未來發展的瑰麗期待。金門未來的發展機會在哪？有人將其指向離島博奕，也有人期待金門能成為台灣第七個「自由貿易區」，甚或是兩岸和平試點、金廈共同市等等。不論如何，這些都指明了金門高端的發展方向與實力，反求諸己，我們首需確認，自個的優勢在哪裡？有道是，「靠山山倒、靠人人倒、靠自己最好」；在金門還保有縣政經濟優勢的當下，如何以最有效的經濟成本，創造最大化「非我不可、缺我難成」的政策利基，或才是金門保有發展性的最大本錢。   「一定要幸福喔！」是我們在偶像劇中最常聽到的祝語。幸福往往只源於單純、認真的生活，而終於因勢利導的不忮不求。因此，獲得幸福不是一種運氣，而是如何先去構築一條坦途，指引我們通向幸福之門！

  利用暑假跟兒子整理地下室的雜物，將近20年的霉味與灰塵，連呼吸都不敢太喘氣，林林總總的東西，逐一擦拭，是煩不勝煩，兒子突然冒出一句話；「老爸，你還真很跨領域哦！」，這句話也許是兒子看到我藏納東西的感觸，不知是佩服還是消遣，我跟我兒子一向對話不正經，老實講我在家一向地位不穩固，四個孩子一向唯他媽是從，我的話連參考都嫌沒分量，難得兒子會有這句由衷之言，我藉機表達一下抗議：「怎樣，你瞧不起我！」   這個暑假，在我人生中經歷許多無常的憂喜：兒子高中畢業了（想當年身高走在飯桌下，頭頂還碰不到上方的桌板，如今已經高頭大馬，滿頭烏髮，搬重物都要靠他。），被老友簡兄訓練出價購金門高粱老酒的膽識(百忙的他特別撥空，走訪14年未到的金門，培訓我尋訪金門店家，出價買酒，教我脫離只敢買空瓶的水平，結果測試出我買酒的能賴，輸給簡兄十萬八千里。)，而妻子經過長官栽培、同仁愛護支持，幾個月來苦讀「經書」，筆試過關，複試時再蒙社會各界賢達方家助成，終於膺任治校的心願，這些喜事都是上蒼給我的恩惠，讓我心懷感激。   而唯一的憾事是樂觀開朗的「欽哥」，超脫苦楚走向極樂，「欽哥」是那種熱情到讓你感到窩心的人，他高頭大馬，頸間喜歡戴一條粗獷的金項鍊，講話氣勢飽滿，這個認識那個也認識，天南地北無所不談，一個很江湖海派的人，他喜歡找人吃飯，他的親朋好友開筵席也喜歡請他作陪，筵席間只要有他，就有許多笑話可聽，大家酒也喝多菜也吃多，奈何漂的他帶走許多親朋好友對他的不捨與懷念。   「欽哥」年輕時代打過籃球，個性豪邁甚至有點粗枝大葉，「感覺」不太像是會教小孩的父親，但他的子女個個對他敬畏有加，每一個子女都赤手空拳在社會上打拚有成，看來他扮演父親的角色是化有聲為無聲，是潛移默化，始底於成的。   人生年過五十，還有多少事是可以掌握的，是你的就是你的，不是你的就是天注定，來不及做的後悔也沒用，我突然領會到阿兵哥出身的阿輝竟然能說出一些哲學的漫談，說真的，人到天命，「看破」要多於「突破」，要爭的好像越來越少，我靜心觀賞客廳那副張木養先生的竹刻對聯：「事能知足心常樂、人到無求品自高。」，不得不佩服古早人的智慧。

  一位如你我一般的平凡旅人，為了省錢或是其他我們不知道的原因，搭乘了韓亞航的班機，經過仁川再飛到目的地-美國。原本自以為理想的安排，到了中轉的韓國機場下機，才晴天霹靂的發現滿滿的行李中，竟忘了攜帶必要的美簽護照；按世界各國的規定只有一個結局--遣返。   她枯坐在異國的機場裡像個囚犯，先是悔恨著自己的粗心大意，後又懊惱著往後行程的安排及金錢時間體力的浪費；她的雙手搔著自己雜亂的頭髮。突然，想到自己國家的航空公司，她掏出手機，以死馬當活馬醫的心態，聯絡國內的航空公司。   電話通了，接電話的是位督導，瞭解了狀況，竟說放心，他會安排一切。隔天一早，真的有專人把她遺忘在家中的護照送到了手中；她像遇到了水的魚，興奮的活了過來，繼續她規劃的後續行程。   她不知要感謝上帝還是佛祖，回國後，她以誠懇的心寫了一封感謝的信。於是「義行」曝光了，航空公司把這樣擄獲旅客的服務，稱為加值的服務(service plus)的最佳典範，被肯定、被推荐，並要求見賢思齊。   可是，仔細一想：這樣成功的加值服務，其中有善心熱心更有許多的機運。我猜想如果那晚，值班的督導遭到了上級的指斥、下屬的挑釁、奧客的侵擾、或工作壓力與負責任突然的增大，他還會不會有如此的義舉？或許一句：請找妳搭乘的航空公司協助。或，對不起，那不是我的工作職掌範疇。沒有功，但至少沒有錯。又如果，駐韓的經理不是返台休假，又恰巧隔日一早就要返回駐地，又怎能如及時雨般的將證件送達？失敗，總有眾多的原因；然而，成功要靠更多機運的配合，就讓人憂心了。   成功的企業，要靠人才也要依賴健全的組織架構。再多的SOP，只能維持正常的運作，卻不能保證企業的可久可長；就像再多的道德勸說、鼓勵，並不能把偶發的成功變成常態的勝利。如何成立一個類似不管部的單位，統籌辦理這些灰色的突發的工作，才是長久能夠讓客人信賴與依靠的公司。   這樣的思考，竟讓我想通了多年沉澱在我心中的疑問。那是真實發生在美國的故事，一家銀行遭遇了搶匪，幸好駐守的警衛機警的阻止了搶案，並奮不顧身的衝出了銀行，把已逃跑的搶匪制伏；不但維護了銀行的安全，完成了自己的職責，並加值的發揮了一個見義勇為，應為人讚佩的公民行止。結果，那位負責盡職的警衛，並沒有如我們的想像，是楷模、是英雄般的得到獎勵或者要求學習；他竟以擅離職守，被解僱了。   是的。能夠熱情的做完、做好自己的分內的職掌，就應該得到掌聲。加值（plus）是經濟上的理論，不應該引用到平日應有的工作職掌上；因為有加，固然會帶來掌聲；可是遇到了減除時，是不是更容易引來噓聲。一個沒有標準的程序，或是強調plus的作為，極易的讓人們陷在迷惑中，而失去了人們對這個企業的信任。   因此，一味的鼓勵加值的額外服務，不在健全組織上設想，是資方的一種卸責，勢必無法得到一個可長可遠的肯定。

  時間為人類所帶來最大的災難是死亡，自古以來，人即已對生命的短暫有所覺醒，希臘神話中Cronus用以閹割其父之大鐮刀也出現在圖繪的死亡之神手中。早期西方的鐘錶，總刻上這樣的句子：「死亡是必然，生命則未必然」（Mors certa, hora incerta），「你時刻步向死亡」（Toutes les heures vous tue），面對不可征服的時間之神，人自不甘心雌伏，因此征服時間就成人類生命中最重要的追求。古埃及法老王以祭祀農神Osiris來求取永生，這一祭祀後來也為平民所襲用，他們相信經由對Osiris的祭祀，人可以死後得永生。希臘哲人柏拉圖在其Symposium 中借Diotima之言，說明人在面對死亡時，每以子孫、文藝作品的遺留後世，成其不朽。而在基督教義中，受洗是成就不朽的一種方式，教徒在洗禮中，如同基督般死後復生，羅馬人書中保羅解釋受洗的意義云：「豈不知我們這受洗歸入耶穌基督的人，是受洗歸入他的死嗎？所以我們藉著洗禮歸入死，和他一同埋葬，原是叫我們一舉一動有新生的樣式，像耶穌藉著父的榮耀，從死裡復活一樣………我們若是與基督同死，就信必與他同活，因為知道基督從死裡復活，就不再死。」基督藉著受洗儀式而新生，如同埃及人藉祭農神而不朽，都是人類追求不朽，征服時間的努力。   美索布達米亞人也在其詩中表達了時間的毀滅性及其帶來我死亡，這首詩云：「吾人築室豈可久？/吾人簽約豈可長？/………/自古以來無永恆，/寢者與死者何其相似，/平民與王公，/當其死時，實同一運。」但同時考古所得證據也顯示，美索布達米亞人對死後再生深信不疑，1927年到1929年間，英人Leonord Woolley　在烏耳（Ur）掘出陪葬的奴僕與隨從，猶執刀戟以捍衛死王，可見其人視死後如生前，也是對永生深信不疑。   中國人對不朽的追求歷史悠遠，深信形體可以不朽的用盡辦法養生，相信靈魂不滅的則尋求死後魂魄的安頓。對大部分士大夫而言，如同「左傳」中叔孫豹所說，精神不朽的捷徑無非立功、立德、立言。唯先秦迄漢，而形體不朽是否可能，一直是個爭論不休的問題，一直要到道家的神仙之說興起，中國人始對形體不死的傳說有了堅定的信仰。

  俗話說「愛之適足以害之」，指的是偏執、溺愛之弊。這句話用在台灣政壇，例子不可勝數，就如曾經耀眼奪目的政治明星，受到選民盲目錯愛，一旦權力到手，權錢糾葛不清，終成階下囚，陳水扁是此中代表之最。而眼前的馬英九總統，又何嘗不是在媒體「盲寵」、群眾「盲從」、選票「盲投」下另一類型的政治人物代表？讓支持者由當初充滿期待，到現在則是感慨、失望與無奈！   馬英九是怎麼樣的一個人？周美青在2004年幫他站台助選時講過，大意是「他不怎麼會關心別人」等云，這話明白告訴大家「他是個只關心自己的人。」所以，他「不沾鍋」的政治潔癖，再加上「模範生」與「明哲保身」的心態，形成「馬式風格」的特質，它的特色是「好處全是他的，壞事全是別人。」也就是不願承擔困難的責任，遠一點的例子如：余文在馬市長的特別費案裡扛起責任，他卻完全撇得乾乾淨淨；近者，林益世涉貪瀆案件，他為了自保，一句「林益世是榮譽主席吳伯雄所提拔」的話，十分冷酷與無情，這種「切割責任」的方式，手法粗糙。   林益世涉貪瀆案件，顯示馬總統的識人能力與資訊管道出現問題。林益世近幾年來，又是黨的副主席、又是立院黨團書記長，又在毫無行政經歷下一躍而為行政院秘書長，看得出是層峰刻意培養與拔擢的明日之星；許多和他接觸者都了解其行為跋扈、言語囂張，遲早會出問題；上位者是視而不見？或聽而不聞？甚至是太過驕縱溺愛，讓他有恃無恐、膽大妄為？最後捅出這樣的大紕漏；尤其是，府院高層一時反應不及，未能當機立斷，凡此，皆暴露馬總統識人不明，以及人才培養、考核機制的疏漏，付出很高的代價。   官場用人不能囿於小圈圈或過於偏執，否則早晚出事，禍秧個人或社稷。我在軍中三十年，見識過不少自認天縱英明、剛愎自用的長官，用人偏執己見，以至誤人誤己的例子。有這麼一位司令官，總以主觀認定人的好壞，只要是他認為好的人，即使是個壞胚子，他照用不誤；曾經為了某位才庸無德、會「拍馬屁」的愛將，雖然通不過人事查核，卻堅持派其擔任上校主官職；這人恃寵而驕、胡作非為，搞得天怒人怨，結果不出半年，就因涉及一件戰備工程貪瀆弊案而鋃鐺入獄，這是偏執之害的明證。   馬總統若要做一個好的領導人，在用人方面，必須從林益世的弊案中記取教訓，並檢討其用人決策過程的盲點，不要老是從自己口袋掏出人選，尤應健全人才培養的完善機制，廣納天下英才，蔚為國用，才是國家社稷之福。

  開始打包畫作準備航空運往金門辦個展時，我心儀的繪本出版社邀我一起討論layout。我開心的穿過大安森林公園，像一個純真的孩子一樣走進風景裡，打開心窗，走進公園對面的出版社。我興奮的一邊作筆記一邊和編輯群討論相關細節，繪本裡有五個特殊的剪影插頁，我們商量著該用彩色紙或單色紙、比較美術紙和米道林紙的特質、還有插頁的鏤空、凹壓等技法選擇。主持編輯會議的張副總調閱出許多優質的國外繪本，那些充滿巧思創意、美得讓人嘆息的扉頁，讓我們的臉都笑開一朵花，那是夢想之花，盛開在門裡門外。   記得上一次來出版社，討論結束後我隨意跳上一輛行經捷運站的公車，因為專注想事情而一直坐到終點站，再搭回頭車時一樣感覺像在旅行。因為心中存有美麗的計畫、夢想，所以可以開心勇往向前。彷彿「遊行到哪裡」的繪本一直在唱歌，唱進我的心坎裡。   最近重讀的好書，查拉圖斯特拉說道：「你應當追求柱子的道德，它愈升高，就愈美麗而飄逸，而內部則愈堅實強勁」這經驗我在連畫十幅120號畫作時深有所感。如果不是存在一個純粹的中心思想，我很難在短時間內畫出一本繪本，接續又能再畫出十幅大畫。   記得在為大畫作最後的修潤時，因為120號畫布超出我的畫桌，我只好趴在地上作畫。我的畫桌是木材行購買的一片現成的最大尺寸的木板，再加上兩張書桌拼組而成。但仍無法把120號畫布完全展開，所以整幅畫作作最後修潤時只好把畫布平攤在地板上。   修畫時我的寵物龜暫時被隔離在浴室內，免得牠好奇的在大畫布上以龜步走迷宮。這隻養了十九年的烏龜因為太寵愛牠，總是黏人黏得很緊，有事沒事常像一隻貓一樣趴在我的腳背上。畫畫時我喜歡把地板拖得極乾淨，可以打赤腳、腳踏實地的畫畫，吸收大地元氣。我每次拖地時烏龜都會黏人的來咬棉條拖把，而且一咬住就地老天荒再也不肯鬆口，任我拖著牠滿屋子拖地牠也不放，迫得我只好把牠咬住的棉條剪下來送給牠。   定題為「門對門˙玩美的交叉」個展，為了讓畫作色彩更鮮活，我放棄簡便的以水調色，改採乾筆法調色，有時玩得興起便直接在畫布上重疊調色。這種上色技法顏色多變而富生命力，但卻非常費時，因為每一筆都得獨立沾顏料調配色彩，還得專注的拿捏顏料濃淡分量以及沾水多寡。常常畫布上才完成一小片彩繪，我已畫到手軟、站到腳軟、累得口乾舌燥，為此我的冰箱總是塞滿冰水，一瓶一瓶的猛灌，藉此消溫也補充身體的圓潤循環。   深夜，只有古典音樂和烏龜陪伴我作畫，我不禁想起我深深佩服的世界級的指揮家，其中有好幾人都是倒在演出指揮過程中，結束他們風華的一生。那些天才的心靈之門一但打開，便永遠不會闔閉，他們留給世人的精神財富，因此源源不絕的流傳。當我專注創作時，那優美的情境讓我完全明白，查拉圖斯特拉所說的「柱子的道德」的崇高意境。門裡門外的心靈風景，只能靠純淨的道德去打開，而且一旦打開，便永遠不會關上，即使生命走到終點，那扇門仍一直開著。

  經濟部次長林聖忠日前拜會金門縣長李沃士，說明烏坵成為建議核廢料候選場址事宜，並委請縣府辦理後續公投選務工作，如進行順利，最快將於明年上半年舉行公投。 李沃士表示，「核廢料處置場建議場址在烏坵，希望烏坵鄉能發出明確的聲音，尊重烏坵的決定，投下去才會安心。」   針對本案，一般人或許有以下疑問：核廢料不是存放在蘭嶼嗎？再者，就算處置場要設置在烏坵，為何需要在金門公投？   這樣的疑問以及李縣長的呼籲，其實已清楚說明本案的複雜程度。   應該先釐清的是，要存放在烏坵的究竟是什麼核廢料？   簡單來說，當1970年代台灣政府決定興建核電廠時，就已經埋下現在的問題，為了貯存核廢料，在未取得蘭嶼住民支持下，政府就在蘭嶼設置「台電核廢料貯存場」，當達悟族人發現真相後展開了長達30年的抗爭，迫使政府只能制訂《低放射性廢棄物最終處置設施場址設置條例》作為回應，並自2006年5月24日施行。   目前經濟部將烏坵與台東縣達仁鄉列為「核廢料候選場址」即是根據前揭條例相關規定而來，未來只要通過地方性公投，烏坵極有可能成為放射性廢棄物之永久隔離處置場所。   爭議處在於，雖然烏坵鄉公所已明確表達反對立場，但由於烏坵自1954年起由金門縣政府「代管」，依據《公民投票法》規定，「地方性公投」係以縣為單位進行，以致將出現金門人代替烏坵居民決定前途的矛盾困境。   平心而論，此一困境的道德壓力固然不應由金門人承受，但基於己所不欲，勿施於人的道理，金門人卻必須表達堅定反對烏坵成為核廢料永久貯存場的立場：   一、核廢料的安全性無法擔保：無視全球反核風潮，官方每每宣稱核廢料安全無虞，然而，如果確能保證安全，怎麼不就近貯存在台灣本島？哪裡需要蘭嶼的「臨時性場址」？需要烏坵的「永久性場址」？需要在法律名稱上強調是「低放射性廢棄物」？誠如達悟人所控訴的：「如果核廢料不傷人，為什麼台灣人不一人一桶放在家裡？」   二、烏坵的地理環境並不適宜：烏坵原屬福建省莆田縣，西距湄洲島20海里，大坵與小坵總面積僅1.2平方公里，烏坵名義上雖然為金門「代管」，實則，兩地南北相距70餘海里，往返甚為不便，未來如確定成為核廢料永久場址，據經濟部官員表示，將採「海床下坑道式處置」方式處理，「不會污染環境與影響民眾健康」。   要問的是，這樣的保證算數嗎？即便烏坵地小人少，當地軍民亦有免於恐懼、免於健康威脅的國民基本權利，加上烏坵鄰近中國大陸，未來恐怕連對岸人民都要群起抗議。   先不談金門人是否有權幫烏坵居民決定其未來，金門人應當自問，假設核廢料最終永久性場址落腳金門，我們的選擇是什麼？如果連我們自己都避之唯恐不及了，又憑什麼幫烏坵人決定？

  記得卅年前當我還是國小學生時，我的級任老師將我的作文投稿至金門日報，我因此拿到了人生的第一筆稿費「廿二元」，也是第一次與金門日報社結緣。稿費看起來很少，但是對於當時沒有零用錢的我卻是一筆相當可觀的收入，而當時投稿的題目正是「公德心」。   當時談公德心主要是國語課本上的課文就正講述一個與公德心有關的故事，而在戒嚴下的金門也正打著「整潔的金門、禮貌的金門、守法的金門」等的口號，乾淨的道路以及人人以禮相待的規範等大行其道。現在回想起來，當時的金門確實是一個相當重視公德心的地方，並且是一個非常守法的社會。所以當年講公德心，基本上有點畫蛇添足。   但是這幾年隨著地方越來越開放，外來人口日增之下，金門道路上多了許多的煙蒂、檳榔汁與垃圾，公德心的流失讓人擔憂。或許有人認為當年是因為管制嚴格，所以大家才願意「奉公守法」；但這不正說明了當下「公權力」不彰，加快了道德的淪喪。   我的社區中僅有一戶是台灣來的住民，或許是因為工作的需求，總是深夜兩三點回來，但是巨大的關車門聲總是讓其他住戶在睡夢中驚醒。鄰居的幾位老人家也曾私下抱怨，但總是沒人願意跟他反映，以至於這樣的狀況未曾改善過。即便我曾登門按鈴反映，但眾人的媚俗主義無由的隱忍，卻也縱容了不公義的擴張。退讓使得我們失去原先可以保有乾淨與安寧的生活環境權，是以再談公德心，該換個角度來看待。   公德心不該如過去的論述，只強調自我的管理，更該擴大到舉凡維繫眾人利益的「公德」行為都該是範疇。更重要的我們得說服自己，透過公權力的落實，即是在實踐公德心。國家有既有的法令規章來維護社會的環境清潔與社會安寧，只要人們願意秉持著做「功德」的念頭，舉手之勞的舉發就能讓公權力進行社會教育，真的淨化社會。   過了卅年我也已經忘記了當年那篇文章的內容，但面對卅年後惡化的生活環境與社會狀態，誰能不心痛與感慨。常聽到人們發牢騷數落哪戶哪家的不是，但卻鮮少有人願意積極的改變現況，於是只能任由社會道德淪喪。仔細思索，金門人的好禮，在面對社會結構的改變時，是不是也該調整。過去金門人似乎對於別人「私德」的興趣遠大於關心「公德」的事，這現象是不是讓我們的「好生活」正一點一滴的被侵蝕了？而我們卻只能高唱「往事只能回味」！

  16世紀中葉的東亞海上貿易盛行。中國大陸沿海、臺灣島、日本列島、南洋群島之間的貿易往來十分密切。   隆慶元年（1567年），明朝部分開放海禁，准販東西二洋。但為嚴防倭寇，仍限制「不得往日本倭國」貿易。閩南人善於航海與經商，商人鋌而走險，將閩粵臺等地生產的絲綢、砂糖私自運往日本。當時，「販日本之利倍於呂宋」，於是「冒險設利，視海如陸，視日本如鄰室」，走私相當頻繁。   當時的日本江戶幕府，為了彌補財政困難，增加國庫收入，積極鼓勵發展海外貿易，對中國的走私船舶持歡迎的態度。主要港口為九州島西部的長崎（1570年開港）、以及平戶島和九州南部薩摩藩的鹿兒島、坊津等。17世紀60年代以前，由福建啟航赴長崎的走私貿易船數，佔總數六成以上，其次是江、浙的商船，其中勢力最大者屬閩南籍的鄭芝龍集團，1612年鄭芝龍首次來到日本。明天啟、崇禎年間（1621-1644），幾乎每年都有鄭芝龍的商船開往長崎。因為禁止天主教的緣故，從寬永10年（1633年）頒布第1次鎖國令、寬永12年（1635年）第3次鎖國令，明朝、荷蘭以外的船隻只能進入長崎，一直至安政5年（1858年）之間，為了防止走私及禁止天主教的傳播，江戶幕府實行閉關自守的鎖國政策，在長達二百餘年期間，長崎成為日本唯一的對外開放港口。   明末清初，流寓或落戶於長崎的華人漸多。為了管理在長崎居留的華人，1689年長崎唐人屋敷（唐館）建成，將中國客商、船員在長崎上岸後，限制集中居住在唐人屋敷內，禁止散居至市區。唐人屋敷總面積約9,373坪，內部有20多座長屋，約可容納2000至3000人。這塊基地本身有坡度，四周築起圍牆，外側則有溝渠可供天然屏障，且設有兩道大門，可有效形成與外界之阻絕。入口處還留有空地，用竹柵欄圍起來，設有檢查站，除了妓女（遊女）之外，連管理人員都不能任意進出。唐人屋敷內的一切貿易、採購商品以及船舶返航等事宜，均需委託唐通事（翻譯聯絡官）與日方貿易管理人員接洽辦理。唐人屋敷做為一個特許貿易港口提供給外國人暫時居留的專區，與當時長崎出島（Dejima）荷蘭商船居留地齊名。   因此，華人（船主、船員）被集中於唐人屋敷內，直到下一次返航。一般來說，住上4至6個月是常見之事。由於當時主要的船員為福建籍、江蘇及浙江籍居次，長途跋涉的辛勞及長時間居留的壓抑，久而久之他們需要心靈慰藉，遂發展出華人的寺廟及祭典文化。當時有四座寺廟保留迄今，包括土神堂、天后堂、觀音堂、福建會館（媽祖廟）。其中，土神廟就是土地公廟，天后堂是南京船主所建，福建會館是閩南人的會所加上供奉媽祖的信仰之地，觀音堂則是跨方言群的廟宇。當時也有一些來自福建、江蘇、浙江的漢醫來到唐人屋敷，在早期的圖繪中，可以看到日本當地醫生向他們學習醫術之情景。   換言之，長崎唐人屋敷可說是繼中古時代遣唐史交流之後，近世華人文化在日本傳播的另一高峰。而這個歷史階段，閩南人是主要的歷史作用者，其中不少船員是金門籍。這些船員的身世故事，有待我們進一步的追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