當夏季的刻度終於推進到最灼燙的階段，城市便徹底陷入了一種被烈日豢養的瘋狂之中。   柏油路面在正午的強光下泛著暈眩的波紋，彷彿大地正承受著無法言語的高溫，而身處其中的我們，總是被那種如影隨形的黏膩感所圍困。   那是汗水在毛孔間試探性地湧出，又被厚重的熱空氣迅速封鎖在衣物纖維裡的感覺。   在這樣的日子裡，我們每走出冷氣房一步，便成了被強制放逐在蒸籠裡的生命，這種體感讓人厭倦了戶外的一切，甚至連原本對夏日微風的期待，也被這無止盡的灼燙給磨損得支離破碎，讓人只想躲進冰鎮過的空間裡，與外界徹底斷開聯繫。   然而，在我們這方小小的居家天地裡，對抗酷熱成了一種近乎修行般的日常儀式。   它不需要宏大的敘事，只需要廚房那只快煮壺偶爾發出的沸騰聲，便能準時啟動。   面對這場彷彿永遠不會結束的暑氣，我和老公最偏好的回應方式，並非投向那些添加了過量糖分與陌生化學配方的現成飲料，我們更傾向轉向中藥房裡那些沉澱了數代經驗的乾料櫃，從幾只布袋裡抓出一把麥籽與決明子，而那種抓取的力量，彷彿是在為即將到來的酷暑，調配一劑能夠安撫靈魂的契約，讓我們在混亂的環境中，還能保有一絲自主控制生活節奏的尊嚴。   當決明子投進沸水的瞬間，那股混合著土地濕氣、乾燥麥田以及深邃山林的原始氣味，便會在狹窄的廚房空間裡徹底炸開，它隨著水氣不斷升騰，逐漸將廚房原有的燥熱感稀釋。   我總喜歡在那時站在鍋邊，觀察深褐色的液體如同漲潮時的泥沙，在鍋中翻湧、重疊，因每一粒微小的種子似乎都在高溫洗禮中，釋放了沉睡數個季節的潛在能量。   當老公溫柔地建議加入幾根甘草與幾瓣黃菊時，這場儀式的層次便變得更加豐富了，我看到那一抹金黃色的小花在滾水中緩緩舒展，像是在寒冬裡凋零後，終於在熱湯的簇擁下找回了綻放的勇氣，最後它們與深褐色的決明子交織，在濾網的極致過濾下，沉澱出了一種透著溫潤琥珀光澤的清澈茶湯，那不僅僅是液體，更是一種對季節的妥協。   這看起來宛如一種極為安靜且神聖的過程。   我們在濾除殘渣時，必須極其專注地對待那過於細密的篩網，將所有的草木雜質與植物纖維一併移除，只留下最純粹的琥珀色液體。   當茶湯裝進了那幾只洗得通透的玻璃瓶中，並且被整齊地放進冰箱的冷藏空間時，我們如同完成了一種對時間的收納。   這種冷飲與白開水的寡淡截然不同，它帶著一種來自大地底層的深沉滋味，那是一種微苦過後必然迎來的甘甜，是那種在飲下的瞬間，能讓燥熱的胸腔在一陣涼意中獲得赦免的救贖。   我們常常在揮汗如雨的餐後，緩緩啜飲這一口清涼，感受那股清香順著喉嚨滑過胸腔，將那種被熱浪擠壓的疲憊感，一點一滴地從身體深處剝離，還給心靈一個清靜的居所。   相比於現代社會那些標榜快速與張揚的含糖飲品，這種自製的草本茶湯更像是一個沉默的觀察者，它不會過分干擾你的味覺，卻能在每一次的咀嚼間，讓你意識到自己與自然世界的微小聯繫，它更不需要華麗的商業廣告包裝，甚至不需要為了應酬而帶上一點甜膩的偽裝，它就這麼靜靜地躺在辦公室的背包裡，成為我在面對同事們那些色彩繽紛的手搖飲時，獨自享用的樸實力量。   這亦是一種屬於我們夫妻倆的私密對話，在每一個需要補充水分的時刻，我們透過玻璃瓶那冰冷的觸感，感知到了草木與時間共同織造的溫柔，這種對身體的細膩照料，遠勝過任何形式的進補。   我逐漸意識到，所謂的夏日儀式，其實不在於任何節慶的喧囂，而在於我們是否能夠在這種連呼吸都覺得沉重的日子裡，依然擁有這份簡單且純粹的選擇權。   我們一次又一次地煮上好幾千CC的茶湯，將它們精準地分裝在不同容量的瓶罐中，這並非單純為了儲存，而是為了在這漫長且黏膩的酷夏中，留下幾個能讓身心暫時安放的節點。   我們在這種不斷重複的煮沸、濾渣、冷卻與飲用的流程中，逐漸對抗了外在的侵蝕，並在藥草的香氣裡，建立起了一道屬於我們自己的保護線，這種生活方式是一種對抗瑣碎感的手段，當我們開始主動地去篩選進入自己身體的物質，我們也就同時開始了對心境的重新整理。   那些藥草散發的氣息，也總讓我想起那些遙遠、遠離塵囂的荒野，想起曾經被我們遺忘在生活細節中的真實溫度，它們雖不是什麼驚天動地的珍饈，卻在每一次入喉的瞬間，讓我覺得這世界依然有著一種值得回味的穩定感。   我們就在這不斷往冰箱裡更替茶瓶的日子裡，將那個原本充滿了黏膩、煩躁與刺痛的季節，過成了一種帶著草木香氣的日常藝術。   那不僅是對抗高溫的戰術，更是一種對於生活細節的極致尊重，每一瓶深褐色的茶湯，都記載著我們對於這個夏季的理解，關於如何在那種令人難以忍受的熱力之下，尋找到一種能夠與之共處的優雅。   而這，或許就是我們在這場浩大酷暑中，所能給予自己最溫柔且堅實的解答吧。   當窗外的陽光因為太陽的西斜而終於變得不再那麼充滿攻擊性，我們依然坐在餐桌旁，感受著在冰箱中那一瓶瓶冷飲逐漸在我們手的溫度中降溫的過程，彷彿我們也在這個過程中，將那顆因為酷熱而躁動的心，重新安放回最原本的位置。   其實，我們並不刻意去標榜這種生活態度的優越，只是覺得這是一種適合我們的方式，一種能在喧囂中保持自我的方式，就如同這杯茶湯，雖然樸實，卻在每一口的回甘中，給予我們繼續面對明天挑戰的能量。   在這座不斷變化的城市裡，能有這樣的一隅，能有這樣的一壺茶，其實就已經足夠將這漫長且難熬的夏天，變得稍微有一點點值得期待了。

楓葉從遠方來 像一封沒有地址的信 落在窗台 秋風不語 卻把歲月 慢慢染成 深深淺淺的黃金色彩 我只是路過秋天的人 忽然想起 遠遠的家鄉 原來── 秋天 是思念的回信

  夏天最先失去耐心的，往往不是人，而是胃。   太陽才剛爬上窗台，熱氣便一層一層往屋裡鑽，走到廚房準備午餐時，連開火這件事都讓人猶豫。平常喜歡的熱湯熱菜，到了這個季節突然變得有些遙遠，反倒是一碗冰涼爽口的食物，還沒入口，光看著就覺得暑氣退了幾分。   我家的夏日餐桌，也因此悄悄換了模樣。   以前吃麵，總習慣煮一鍋熱騰騰的湯麵；夏天則改成涼麵，麵條煮熟後沖涼，拌上小黃瓜、紅蘿蔔絲，再淋些醬汁，簡單幾樣食材，就能端出一盤清爽的午餐。有時候懶得煮太多菜，我便切些當季水果放在旁邊，酸甜多汁的滋味，正好替燥熱的天氣降降溫。   我也慢慢發現，夏天的料理不一定要複雜，真正重要的是讓身體吃得舒服。   一盤冰冰涼涼的地瓜葉，拌些蒜末；一碗放涼的綠豆湯；幾片清甜的西瓜；甚至只是把平常的家常菜稍微改變做法，都能成為夏日裡的小確幸。   最有趣的是，天氣越熱，我越能體會「吃飯」其實不只是填飽肚子。   有時候忙了一整天，回到家沒有什麼胃口，打開冰箱，看見早已洗好的水果，或是一盒準備好的涼拌小菜，心裡便會突然鬆一口氣。那一刻才明白，所謂家的味道，並不一定是大魚大肉，而是有人記得天氣很熱，所以替你準備了一份清爽。   現在每到夏天，我便學著讓餐桌慢下來，也讓自己慢下來。   少一點油煙，多一點清爽；少一些繁複，多一些當季食材。原來消暑不只是替身體降溫，也是在提醒自己：日子不必每一天都過得轟轟烈烈，懂得順著季節調整腳步，哪怕只是一頓簡單的飯，也能吃出生活的滋味。   窗外依然是炙熱的陽光，而我坐在餐桌前，吃著一口冰涼爽口的家常菜，忽然覺得──夏天不是要我們躲開熱，而是教我們用自己的方式，讓日子涼快一點。

  現在回想心有餘悸，但當時只愁要睡那裡。砲彈是擊中二樓右邊牆壁往屋頂飛出再落下貫穿旁邊的草房，當大人們把砲彈挖出時，彈殼還有餘溫。近一甲子過去了，承天之祐還能在陽台看看田埔城，望望太武山，瀏覽碧山村的燕尾馬背，眼前每一棟古厝都是兒時捉迷藏躲過的，當時小孩隨便竄進竄出別人家，登堂入室，都習以為常，夜不閉戶更視為當然，彼時人們的行為模式相對單純，沒有現在所謂的「社會工程學」。   月餅二三事   民國4、50年代物質匱乏，金門尤其艱困，當時村裡有番客（華僑）返鄉是小孩子最興奮的事，每家都可以分到幾塊番餅（如目前燕麥蘇打及奶油小圓餅），小孩子拿到餅捨不得吃，拿著到處炫耀，沒分到餅的小孩瞧見，眼珠都快掉出來，口水滴濕衣襟。有一年秋節前，旅星的叔公返鄉探親，其族人提了一籃番餅挨家分送，後面跟了一堆小孩子吆喝。   念小學時最高興就是中秋節，比兒童節還興奮，因兒童節只有看一場電影，而中秋節可以分一個大月餅，該餅是聯勤總部製作的，犒賞國軍，內餡類似伍仁並加龍眼乾、滷肉火腿等，香味四溢油滲包裝紙，當時金門實施戰地政務，防區長官嘉惠學子，比照駐軍發放月餅。當秋節前夕放學時，降旗典禮結束，排好路隊出校門口，從老師手中接到月餅，心情愉悅勝過考滿分，而平日歸途中總要打一兩場架的同學，捧著月餅忘了幹架。50至54年間王多年將軍任金防部司令官，秋節發送學生月餅時，姓王的學生多送了一個，大夥都很羨慕，恨不得也姓王。   國中時班上有位家開餅店的同學，每逢秋節前趕製應節月餅，總會邀幾位同學幫忙，有一次到他家裡，擺了幾個大盆，裡面放了一堆餅乾、桔餅、瓜子仁、芝麻、花生仁等，淋上豬油準備製作伍仁餡料，他爸爸叫我們把腳洗一洗，隨後各自一盆踩踏，起初硬餅乾還會刺腳底板，待軟化後，餡料從腳趾間擠出，那種快感就像雨天踩踏爛泥的遊戲一般。   負笈台北，父執輩老友在金山街開饅頭店，每逢秋節都會買上海老大房月餅餽贈，該餅與台灣伍仁喜餅相當，外皮烘焙較硬，保存期限較長，香酥內餡極為爽口，以麻線綁牛皮紙包裝，是其特色。秋節將屆，應節糕點以蛋黃酥為大宗，各大飯店均有月餅上市，價格不菲，但總找不到兒時所嚐聯勤月餅的味道，只有在午夜夢迴中找尋。（下）

  等到王審知封王，建立了閩國後，正式確認了王審知在福建獨一無二的統治地位，生存的問題已完全解決了，但隔著一條險峻的武夷山脈，土地相對貧瘠，人口又少，相對落後的福建，如何發展經濟成了王審知的當務之急。節流固然重要，但省來省去還是那幾枚硬幣，因此開源更加重要，否則沒錢一切都是空談。   所以梁貞明元年（西元915年），王審知在發現寧化縣（今福建省三明市寧化縣）出產鉛礦後，隨即設立了官方的「鉛場」進行開採。並於梁貞明二年（916）下令鑄造「開元通寶」鉛錢，與銅錢並行流通。梁龍德二年（922）又在今泉州承天寺南面的「永隆通寶」鑄錢廠遺址鑄造大鐵錢在福建境內通行，俗稱為「大糯錢」，主要目的除了不讓銅錢向外流出，畢竟銅錢在當時第一等貨幣，相當於現在的黃金儲備，還有就是根據福建的地緣特點，大力發展海外貿易，畢竟洋人的錢不賺白不賺。所以王審知開明的對外貿易政策，吸引許多海外商人來福建進行貿易，阿拉伯以及波斯的商船穿梭於福建沿海，雙方進行貿易。（七之六）

　　2024年，曾於1982年8月～1983年7月就讀文化大學政治研究所新聞組二年級的洪春柳，邀請我為她即將出版的《在戰地金門教書、傳教》新書寫序，備感意外、驚喜與榮幸。 　　42年前，怎麼結識洪春柳？ 　　1982年8月，我應文大張其昀創辦人之懇請，接任文大政治研究所新聞組主任，主要目的是協助他完成文大獨立「新聞研究所」的心願，此在當時是政治性極高的「不可能任務MissionImpossible」。 　　接任後，就這樣意外地見到洪春柳他們這一屆的五位碩士生，跟他們的教學相處只兩學期而已，短短的一年情緣。但42年後，還能與洪生續緣。太神奇了！ 　　1983年，洪春柳碩士畢業後，隨即返回家鄉金門，繼續任教。金門高中二十六年、金門高職一年，至2007年乃退休。碩士學位前後，她的學歷也很齊全，名校畢業：1974─78年台灣大學中文系學士、2006─2011年廈門大學中文系戲劇戲曲學博士。 　　她作「大學生、碩士生、博士生」，十一年的學生生涯，歷經「傳道、受業、解惑之師者」二十七年，認識的長官、同事、好友應不少，為什麼邀四十二年前只教學她一年的碩士班主任為她寫序？ 　　答應之後，我多次跌回記憶，追憶起那一段很有紮實教學意義、相處溫馨的師生緣。 　　46年前，拗不過素昧平生的文大創辦人張其昀先生的召見、懇邀，自美來台採訪的我，答應返台相助一年，擔任文大新聞系主任，革新文大新聞教育。一年到期，創辦人又召見我，再三懇留，總計延任了兩任期、六年的新聞系系主任。後來，甚至接任文大政治研究所新聞組主任。 　　當時，台灣惟一有新聞研究所者，只有國立政治大學。溯及其特殊校史，非文大可及。又基於當年任何公私立大學，從未申請成功創立台灣第二個新聞研究所。因此，更非毫無任何政治關係的我可達成此項不可能的任務。 　　就這樣，在41年前，1982年，34歲的我接任了「政治研究所──新聞組」主任，也接下了向教育部申請、設法核准、升格為獨立「新聞研究所」的巨大任務。 　　因此，1982年9月，我就在台北市陽明山的「文大政治研究所──新聞組」，初識二年級研究生26歲的洪春柳和其他四位同組研究生。 　　接任後，我隨即思索訂定設所目標、研擬尋覓達標的策略、方法、人脈資源： 　　一、我得先穩定現有在學這一屆研究生的「君」心，安心續學，年後順利畢業。 當年1982年，新聞組包括洪老師在內，只有五位研究生。他們是畢業於台大中文系的洪春柳、台大外文系的劉黛雲、黃美珠、政大新聞系的龔麗英、文大新聞系的簡明輝。五位研究生的基礎學識素質很高，彬彬有禮，一心向學。 　　學制上，碩士研究生通常兩年畢業。我與他們相處，名義上，僅剩第二年的一年而已。具體地算，只有兩個學期9個月。所以，要如何提升安排名符其實的課程與師資，找到恰當的論文指導教授，煞是費心費時費事。 　　還好，經過一番努力，幸運的請到：中興大學公共行政研究所的鄭興弟教授〈政治傳播研究方法〉，政大新聞研究所的汪琪教授〈文化傳播〉、〈政治傳播學〉，矌湘霞教授〈傳播應用電腦〉，我自己則教授〈新聞專題研究〉。 　　上課期間，因文大校址高處台北市之北的陽明山，而政大校址則位在台北市之東南的木柵，兩校相距甚遠，當年台北市尚無捷運，轉車費時，交通不便。因此，我每周駕車將研究生載至木柵，準時上課，以免其因轉車費時，錯失學習內容。 　　為研究生的論文敦請適當的指導教授。包括中央研究院研究員胡佛教授擔任洪春柳研究生的論文指導、前駐美大使沈劍虹先生擔任劉黛雲研究生的論文指導。故五位研究生，先後都獲得碩士學位、順利畢業，皆大歡喜。 　　二、我為創立「新聞研究所」之申請，前往主管單位「教育部高教司」，請教應遵守之申請程序、時程、及必須的書面文件等。 　　當年，全台灣各大學只有政大有獨立的「新聞研究所」，我向教育部高教司主管申設研究所業務官員，陳述我受文大創辦人、前教育部長張其昀先生之託，申請升格「文大政治研究所新聞組」為獨立的「新聞研究所」，期望成為國內第二個新聞研究所。 　　幸好，因緣聚會，因為當年我曾幫過李天慧女士一個大忙，她為回報我，特別為我介紹了王昇上將。透過這層關係，在王昇上將的幫忙下，速交申請設所文件至教育部，且於半年後，真的被核准設獨立的新聞研究所。 　　此事之緣起、過程、轉折、成功，是34歲、年輕、不了解政治的我從來沒有經歷過的，是荒誕時代、驚奇政治、戲劇造化總合的神奇、樂觀成果。 　 1983年申請設所核准後，1984年8月1日起，文大以新設之「新聞研究所」招生、開學。張創辦人隨即發了張「首位所長」的聘書給我。 　　往事塵封，只因洪春柳的邀約寫序，彷彿再續前緣。 　　洪老師的《在戰地金門教書/傳教》，採訪了50多位教學／傳教的人士，是本多元傳播的書籍。其中，最引起我注意的，是那篇2023─6─18刊登於《金門日報》的採訪〈推動羅寶田神父列為聖品-賀金城天主堂60年堂慶〉。 　　她文中寫道，羅神父是金門人共同的資產，藉此活動，不但可以凝聚金門教會前進的動力，提高教友們的榮譽感，也可喚起金門人對那段戰地歲月的反省，振奮人心，掌握人生方向，這對整個金門的社會風氣、觀光立意都是非常正面的。 　　不料，寫序期間，我因生病，稿件一延再延，錯過新書出版的結案期。 　　2027年，洪春柳新書《浯江展書讀》出版，她特意將此舊序修改新用，這又是一件意外的因緣！ （稿費贈金門大同之家）

  直至天祐四年（907年），朱溫為穩固局勢，他於四月迫使唐哀帝禪位，自立為帝，建都開封，國號「梁」，改元「開平」。唐朝也至此滅亡後，王審知和朱溫仍保持著臣屬關係，因此開平元年（907）五月後梁帝朱溫加封王審知為開府儀同三司，檢校太尉。又於開平三年（909）又下詔冊封王審知為閩王，由此正式揭開了五代十國的序幕。   據傳當時居住在同安的官員，為慶祝王審知被敕封為「閩王」，舉辦了一場盛宴，就將授其方形大印，變成席間一道佳餚，先把整塊豬肉切成四四方方，然後配上香菇、蝦米、板栗等佐料，但敕封是一道程序，並不是拿刀切成方形就可以了，既然要「敕封」，就得像皇上把批示好的詔書封起來，所以封肉會用一條黃巾（即用白紗布浸煮北辰山的所產黃梔子葉而成）猶如束印黃綾，把豬肉封捆成包裹狀，再整塊裝盆，加蓋入籠蒸熟後再煮，使其經長時間滷煮後依然能保持方正形狀，上桌時才掀蓋，所以就叫「封肉」，這也就是關於同安封肉的由來。（七之五）

  週休假日，在家沏茶及讀家鄉金門日報和品嚐沙美合美貢糖店的口酥、豬耳朵、原味貢糖，著實是：人生快哉！   金門沙美復興路的合美貢糖，乃吾從小吃到大的貢糖，創始人為安伯，在那國難當頭的大時代，他與我的義父，同全國各地的青年一樣，為了國家民族，毅然投入國民革命軍青年軍戰車連服役，駐紮地為金門沙美。 退伍後，在金門沙美復興路經營貢糖店，並於碧山老家設置貢糖廠。他的貢糖雖沒像金門第一品牌貢糖名聞遐邇，但他的貢糖卻有著傳承金門傳統手藝的好味道，而且細嚼後還散發出金門道地的落花生之香。   幼年時，我阿嬤時常差遣我去買合美貢糖，回家後我們會把貢糖捏碎，然後包著春捲皮一起吃，真是好吃。這是艱難歲月裡，最為幸福的時光與享受。   這也是我，至今返鄉回臺前夕，必到沙美復興路的合美貢糖店，購買許多綜合口味的貢糖，返臺後分送同事品嚐金門家鄉的好味道。

　　關於地雷二三事 　　記得民國50幾年間，后扁出海口管制哨附近布了不少地雷，除了體積較小的人員殺傷雷（一般百姓以腳踏雷稱之），離海岸較遠處的沙丘上則布戰防雷，由於體積大所以非常明顯。 　　當年我隨父親在海邊防風林旁開墾農田時就有一顆戰防雷在開墾區草叢裡，當時父親在地雷旁挖了一個一公尺深的大坑，讓地雷沿著沙坑斜坡的沙堆慢慢滑下坑底，再掩土埋平，由於地雷埋在地下一公尺深，牛犁耕田最深不會超過40公分，所以覺得對於人畜都是安全的，但現在想起來還是很危險，真的要田不要命，或者說是當時金門農民的宿命吧。 　　那塊田地種了地瓜、花生及高粱，收成還不錯，但父親往生後就拋荒了，戰地政務終止後的安輔條例土地補登記，我沒去辦理，該地被收為國有，覺得對不起父親。當時海岸高潮線以上沙丘佈雷區，軍方用鐵絲網圍起阻絕人員進入，但在鐵絲網外仍有零星地雷。 　　1983年同村兒時玩伴陳唯元在大膽島擔任砲兵連長，同學蔡顯慶的胞弟顯吉正好在隔壁兵器連服役；某日島上指揮官下令：昨夜發現共匪水鬼上岸摸哨，我軍執行槍擊圍捕，不知是否擊斃水鬼，著各連連長帶二班士兵進行搜索。由於當時大膽島四周布雷，搜索地點即為雷區，當唯元責任區搜索完畢收隊返連部時，聽到一聲巨響，原來是鄰近兵器連班長不慎觸雷，炸斷一腳，現場血肉模糊，狀甚悽慘，由於離島交通不便，後送就醫煞費周章，該員班長平日喜愛籃球，常與顯吉鬥牛，其父親還是一位國軍將領。 　　2005年委外排雷，在金湖鎮下湖人工湖地點發生意外，造成英商Mineteck公司辛巴威籍排雷工程人員兩死一傷慘劇，而廢雷爆破更使下湖村莊民宅牆壁龜裂，門窗玻璃震碎，衍生不少抗爭事件。2022年底美國國務院批准售台陸上機動布雷系統（VolcanoAnti-tanksystems）1.8億美元，2023年初陸軍編列49億台幣預算購置布雷相關設備，並聲稱反制中共登陸，不是針對國人，其實不管老共或台人，被炸死的絕不是美國人。 　　政府花了近20年才把金門地雷清除，如今聽命美國將重啟布雷，唉！天作孽猶可違，自作孽不可活，胡復何言！新厝中彈記民國54年間，我家新厝樓上住一家族人（伯父、我們及叔叔三家），樓下給步兵射擊隊（狙擊手）借住。日常活動及三餐都在老古厝，通常晚餐後除非有家事需幫忙，小孩都會被趕到新厝樓上。某夏天晚餐後，照例上樓，但樓下阿兵哥有的在擦槍有的閒聊，我就跟他們一旁玩耍，反正大人都在舊厝忙，也不會趕我上樓。當晚是單號，約莫8點左右，中共圍頭第一輪砲宣彈打來，就在我們村莊碧山附近，第二發落下，一聲巨響，樓上瓦落，磚土飛揚，濃濃的煙硝味撲鼻而來，中彈了！驚叫聲四起，來不及躲防空洞了，阿兵哥瞬間收拾槍械，頓時寂靜許多，待砲口轉向，砲聲遠颺，大夥上樓察看，我們房間的梳妝桌及長板凳中間被砸下的水泥磚削掉一塊，煤油燈倒落，煤油混了塵土洒滿桌上，整個房間磚瓦四散一片狼藉。 　　哇！那不就是我晚上唸書的地方，如果早幾分鐘上樓，那磚頭砸了的可就是我啊！ （上）

　　當唐代詩人李白於西元762年逝世，至今已逝世1264年後，他的狂放不羈、他詩作的澎湃詩音，給人印象最深的是，他以吞吐山河的壯美意象與宛如排山倒海的樂府節奏，正是一代詩仙將自己對盛唐的愛而迸發的熾熱詩情，讓後世讀者在吟誦時，能產生極具敏銳的聽覺與心靈震撼。 　　比如，這首〈夜宿山寺〉，大約是李白45歲時所作的五言絕句。當時，他剛離開朝廷，隱居於湖北黃梅縣的江心寺（又名：峰頂寺）。當他登上寺院的高樓，駐足仰望，星空無比璀璨，遂寫下此詩：「危樓高百尺，手可摘星辰。不敢高聲語，恐驚天上人。」 　　寫得太好了。李白發端的第一個「危」字，大膽革新了山上寺院高聳的影像語言，使之融入星辰閃爍與極目遠眺的寫意，再現天上與人間混為一談的氣勢。在詩的畫面光影、山寺屹立的曠闊，以及雄視寰宇的空間跨度與其想像力，也一併發揮得淋漓盡致，因而具有極高的詩美價值。 　　此外，我又發現，〈獨坐敬亭山〉詩云：「眾鳥高飛盡，孤雲獨去閒。相看兩不厭，只有敬亭山。」這首詩有意象的組合，又有李白隱居山林的閒適與孤寂。表面上，他抒寫大自然之美，實則寄寓了他面對政治失意時，所產生的曠世孤獨感，以及一種超越現實名利與物欲的豁達心境。全詩運用擬人法，展現李白將敬亭山視為最懂自己的老朋友的深厚情感。 　　當時李白遭讒言佞語累害，被迫離開長安，四處漂泊。他飽嘗世態炎涼之後，轉而寄情於山水景物之間；即使世人無法理解，但只要有山水相伴，他便能將內心的孤寂轉化為浪漫曠達的生命哲學，獲得了心靈寧靜。 　　探討李白放還出翰林，看透了世態炎涼，有助於深入解讀詩中蘊含的孤寂之感；而坐落於安徽宣城市北的敬亭山，在詩人的讚羨中，有種淡然而曠遠之美，極目如畫。此詩兼具美善，有助於我們認識李白不放縱遷就、傲岸而磊落的內在個性；更能由此了解天才橫溢的李白在抒發長期漂泊時，袒露出對現實不滿的抑鬱情懷。 　　最後，需要指出的是，李白的這首膾炙人口的〈靜夜思〉：「床前明月光，疑是地上霜。舉頭望明月，低頭思故鄉。」這雖是李白大約26歲寫的，但很適合朗誦。當時，他離開了自己在四川綿州（今四川江油）長大的故鄉，可能在深夜的旅舍中，孤身輾轉難眠，忽見月光穿過窗戶，在其床前灑下一片銀白，因而觸景生情，遂寫下這首傳頌千古的思鄉之作。 　　全詩表達了遊子在他鄉的夜晚，因見到月色極好，遂而引發濃濃的思鄉情懷。詩中蘊含李白在月下客遠思鄉的愁緒，深藏的是對世態炎涼的大智若愚，其情逼真，耐人尋繹。而其熱情塑造豪邁浪漫、清新樸素的筆觸，表現出他始終不忘故鄉的情懷。因而，後世讚許此詩是「妙絕古今」。

　　說到故鄉，不能不提山外中正堂。 　　時光倒回近四十多年前，就在山外公車站的旁邊，現今金門縣警察局金湖分局及果菜市場的原址上，一棟特別的灰白色建築座落在一大片碎石廣場之上。廣場之外有圍牆，牆上有電影海報。走進廣場後，迎面可見的是十多級的水泥階梯，登上階梯後是建築的大門，大門上方有「中正堂」三個大金字。對於我們這些早年在金門市街上長大的小孩來說，承載舊記憶的地方往往不在高粱田或池塘邊，反而在這些熱鬧的休閒遊憩場所。 　　中正堂是棟上下兩層的電影院，建於民國五十六年，記憶裡正面一樓的右邊有兩或三個售票口，以鐵欄杆分開買票動線。售票口很小，看不見裡面，人必須湊著窗口說好要買哪一場的票、幾張，把錢放進去，售票小姐便把電影票和找零推出來。成人票一張二十五元，軍警與學生票價有優惠，小孩半票，票上面以紅色簽字筆寫著座位號。 　　票務室的側邊牆上是一面大玻璃櫃，紅底白字寫著「今日放映」的壓克力板下方，綠色絨布上，以大頭釘釘著十多張十六開大小的電影劇照。對面還有「下期放映」和「近期放映」。我們一聽說正在流行哪一部電影，討著皮痛也要向爸媽吵著去看。中正路上的僑聲戲院就在市街上，沒有中正堂寬敞，而且通常演的都是洋片，我們看不懂，也就少去。 　　中正堂只有一個放映廳，大約有七、八百個座位。和一些國外劇院的設計類似，進廳後走進短短的上坡甬道，便來到劇院中間靠後的區域。周圍是一排排椅座可上翻、方便清掃地板的木質座椅，椅背上都以白漆漆上座位號。往前是向下的斜坡道，往後是拾級向上的階梯。廳外的二樓有小賣部，交誼廳裡有撞球檯，牆上嵌著大油畫，畫的是田單復國故事裡的火牛陣。 　　電影開演前是孩子們最歡樂的小時光，劇院裡播放著輕快的音樂，銀白色的電影布幕前方是個抬高的舞台，布幕的上緣總是打著紅、綠、藍三種顏色的五個大光暈，像小學生畫紙上的五個小太陽。斜斜的走道上永遠有屁孩追逐嬉鬧，直接把電影院當成了遊樂場。大人們通常都嗑著瓜子，小朋友們一人一個圓圓扁扁的小美冰淇淋。電影散場後總是掉了一地的瓜子殼，還有挖冰淇淋的木平匙。 　　燈光逐漸暗下來之後，大人們開始喝斥小孩子，催促就位坐好。等到燈光全暗，銀幕出現「唱國歌，請起立」字樣，伴隨國歌的是國軍戰備及國慶閱兵之類的短片。所有人懶洋洋站起，在國歌播到最後一句「貫徹始終」的時候，不等到「請坐下」，就紛紛落座了。 　　自然總是有人在電影開演了之後才進場，為了找座位，他們要不亮著手電筒，要不就點燃了打火機，一排一排地照過去。碰上熱門片子，有不少人還自願無座站在兩旁看。 　　抬頭上望時，可看到一道強勁光束從最後一排的上方射出，光芒不斷地變換著，那是放映室，使用的是碳弧燈搭配膠卷的投影方式，光束中還可以看見浮在空中的煙霧與塵埃。現在的影院都已改為數位投影，室內空氣乾淨，塵埃少，已經看不見那道光柱了。 　　在電影播出的時候，影像旁經常會被遮掉一小塊，移入手寫著某某人外找的黑底黃字。這時就會看到有人從座位上站起，低頭彎腰走出廳外，多半是家裡有什麼要緊事。 　　一個週末下午，老爸部隊裡的一個原住民補充兵阿龍放假，來到我家。老爸有事出去找朋友了，阿龍沒事做，帶著我們三個兄弟去中正堂看電影。阿龍是典型的台灣山地原住民，身材粗壯，皮膚黝黑，濃眉大眼，很少說話，說起話來有個怪怪的腔調。 　　我們並不知道今天放映什麼，反正有電影可看就好，在他前後蹦蹦跳跳地來到中正堂。街上三三兩兩走著草綠軍服戴小帽的阿兵哥。 　　阿龍買了票，帶著我們三個小鬼進了電影院。驗票員撕掉半截票，返回票根後，我們興奮地跑了進去。 　　阿龍帶著我們坐好。那天放映的片子是林鳳嬌主演的「驚魂風雨夜」。我十二歲，我兩個弟弟九歲和七歲。幾個阿兵哥走過我們旁邊，吃驚地看著我們說道：「蛤？這麼小來看這種電影？」他沒說錯，我不知道我弟弟如何，但在看完那部電影之後，我一連做了幾晚惡夢。電影裡診所護士發瘋，將手術刀劃在醫生臉上那個畫面，還有恐怖的笑聲，一直在我腦海中重複著。   在中正堂看過的片子雖然不多，當年情景仍歷歷在目。最早的記憶或許是「梅花」，最後一次則是民國八十三年周潤發與吳倩蓮主演的「英雄會少林」──當時回金門過年，與在金門服役當輔導長的大學同學相約中飯後看的電影。聽說就在這次觀影之後的一兩年內，因為競爭不過出租錄影帶市場，電影院即告停業，荒廢十多年後，大約於民國一百年時拆除，如今只剩下網路上鳳毛麟角的老照片可資追憶。

  人不能離群索居，所以周遭環境、社會變遷、時代脈絡，乃至一花一草、陰晴圓缺等，與我們不但息息相關且影響甚鉅。近日天寒地凍，午後賴在被窩，胡亂遐思，念頭閃到我們與時代的關係，霎時讓我回想起幾年前，那場深深影響我生活的疫情，它打亂了我規律的生活，更把我的青春都定格了……。   一如既往的平日早晨，我拖著濃濃的睡意，熟練的戴起口罩，搭上通往學校的公車。滿座的公車，本該人聲鼎沸，但現在每個人都低著頭，各自縮在口罩裡的小世界；校園裡，本該充滿青春活力，但現在每個人都保持距離，也鮮少交談。在看不見的空氣中，充斥著許多駭人的病毒，我被迫把情緒和話語都封存在口罩底下，有一種說不出的壓迫與陌生。   一切都和以前一樣，卻又完全不一樣……。   「因應國內疫情，全國各級學校停止到校上課改採行居家線上學習……。」病毒持續肆虐台灣，每日的死亡人數也持續上升，逼得政府採取了最終手段──停班停課。那天，聽到放假的消息，即使戴著口罩，也能看出同學眼神裡藏不住的開心，我也不例外。起初，我還天真的認為，終於可以自由的安排時間，做自己想做的事；然而沒過幾天，我逐漸失去生活重心，除了線上上課的時間外，就是滑手機、睡覺，最後，甚至連線上課程也開始放空……。不久，學校又宣布了運動會、園遊會的取消，身為十幾歲的中學生，本應該在操場上盡情奔跑、在球場上互相較勁、在園遊會上留下歡樂與喧鬧。但現在，只剩下一個頂著一頭亂髮，躺在房間地上的自己──那是一個渾渾噩噩的我。   原本規律的生活，因為一個無形的威脅，變得混亂不堪。我懷抱最後一絲希望，心想：「至少還會有畢業旅行吧？」但是，疫情並沒有趨緩的跡象，反而越來越嚴重，最終，畢業旅行還是逃不過被取消的命運。看著手機裡的訊息，我頹廢的倒在床上，腦袋一片空白，彷彿有人在我的青春裡按下了暫停鍵。那些期待已久的行程、熱鬧的營火晚會、和朋友在旅館通宵聊天的夜晚……，一個個要用來拼湊青春的美好回憶，如今全都化為泡影。那一刻，我感覺世界都靜止了，生活也變得黯淡無光。   疫情延燒的這段日子，我的生活變得悶、怕、和一大片空白。每天醒來，面對的都是同一個房間、同一張書桌、同一個螢幕。因為房門緊閉，裡頭的空氣好像沒有流通，有種令人窒息的悶。除了悶，也有害怕──怕確診、怕家人被感染，也怕哪天醒來，生活又會突然被改變。這種看不見卻一直壓在胸口的恐懼，每天都陪著我。然而，最讓我無法忍受的是，原本的計畫一個個被取消，行事曆變得一片空白，生活好像也因此停滯不前。經過了那段混沌的日子，我才明白，疫情按下的不只是生活的暫停鍵，而是把我的青春都定格了，任憑我怎麼努力，也無法按下播放鍵。   在那段被暫停，無法與人交談互動的日子，我以為自己的青春就會這樣一點一點的消逝，最後什麼也沒有留下。然而，過了一段沒有目標、浪費生命的日子後，我開始思考自己是否該做一些改變。當一切都被迫暫停時，我看見了以前不會注意到的小事。在我早起趕著去上課的日子，早晨的陽光，原本是刺眼的，現在卻成了能照亮陰暗生活的一道溫暖的光；樹上的鳥鳴，原本是刺耳的噪音，現在卻成了提醒我世界仍在運轉的信號；原本不曾注意的空氣流動，現在卻成了我仍然在呼吸、仍然活著的證明。我學著放慢腳步，調整步調，自己安排每天的行程；也學著面對孤獨，享受獨處的時光。心中那份空虛感，那個空白的青春歲月，雖然沒有一下子被填滿，但至少，我覺得自己在慢慢走回正軌。   當疫情終於慢慢趨緩，世界開始恢復運轉，我的青春也漸漸走向尾聲。回首這段被暫停的生活，我學會在混亂中看見自己，學會在停下來的時候，仍然充實自己，不讓青春留白。疫情帶來了許多恐慌、痛苦、混亂，但也讓我明白，人生道路上雖然有許多變數與阻礙，只要願意一點一點前行，也能在被按下暫停鍵後，重新找到屬於自己的節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