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撰稿人：徐品豐﹞   在藝術的無垠畫布上，每個人都在尋找一條回家的路。對於出生於金門、在台灣藝術界深耕多年的跨界藝術家 Tracy 而言，那條路不是地圖上的經緯度，而是一抹封存在記憶深處的藍，以及一隻在15歲那年拎起、至今仍在時空中漂浮的格子行李箱。 　　「傳承不是只有保存，而是要激發出新的生命力。」許翠華老師身為前台南新象畫會會長，步履不停，從金門菜市場的野放童年，到台北文建會時期的藝廊歷練；從西班牙的水墨實驗，到埃及的跨國濕畫創作，甚至以微電影製作人《慧命丹青》榮獲佛光山三好微電影國際創作競賽Three Acts of Goodness International Microfilm Contest，國際大獎。許翠華老師用複合媒材打破畫框界線，將布、沙與土地情感肌理，揉碎在充滿個人風格的畫布中。將日常生活，淬鍊成一場又一場藝術的盛宴。 　　四合院的窄巷與菜市場的野放童年 　　許翠華老師的藝術啟蒙始於軍管時期的金門。身為家中么女，父母給予極大的自由。她住傳統閩南四合院，與鄰居間的一條窄巷，是她童年的攀岩場；她能撐著雙腳從一樓爬到二樓，這種挑戰地心引力的遊戲，培養了她對空間與身體律動的感知。 　　鄰里的生活也滋養了她。隔壁鄰居煮豬飼料時，她總會從大灶中撈出一起燉煮的小地瓜來吃。大自然是遊樂場，人情冷暖是養分，這種探索世界的過程，成為了她最早的藝術啟蒙。 　　唐敏捷老師的65分，與格子行李箱的轉向契機 　　進入國中後，Tracy遇見了她藝術生命中的第一位關鍵人物～金城國中的美術老師唐敏捷（金門著名水墨大師唐敏達之兄）。在那個升學至上的年代，走美術一條路被視為異端，但唐敏捷老師卻用極其嚴格卻專業的眼光，開啟了Tracy的水墨之門。 　　「國中三年來我都只分配到唐老師水墨畫班。他非常嚴格，全班臨摹老師作品之後，我看我怎麼才拿60幾分？結果竟然65分就是全班最高分，其他同學都只有20、30分。」Tracy回憶起這段往事，眼裡閃爍著對恩師的懷念。唐老師的嚴格不僅在於筆墨線條，更在於對工具的態度。那時水墨顏料極其昂貴，每當Tracy用手去磨墨、調色，畫完想去洗手時，唐老師總會喝斥：「回來！洗手之前，要把調色盤上的顏料刮得乾乾淨淨，不能浪費！」這種對材料的珍惜與敬畏，內化成了Tracy日後創作的嚴謹態度。因為不想被關在教室裡念書，暑假時她總愛跟著王金國老師騎著腳踏車，在金門烈日下的古老聚落與紅磚燕尾間到處寫生。國中畢業時，她拿下了全金門水墨畫比賽的第二名。 　　15歲那年，Tracy懷抱著對美術的憧憬，跟隨同學跨海到台灣報考復興美工。第一次離開金門的她，帶著家人的叮嚀與期待來到台北，卻在考場受到極大的震撼。當時台灣考生使用炭筆、專業水彩紙等完整繪畫工具，而來自物資相對匱乏的金門，她只接觸過水墨與普通圖畫紙。面對巨大的落差，她最終選擇放棄考試，回到金門重新思考自己的方向。 　　返鄉後，Tracy 就讀金門高職家政科，雖然沒有走上純美術的道路，卻在烹飪與服裝設計中找到創作的熱情。她總是不滿足於制式作品，喜歡突破框架、挑戰創新，例如將服裝設計成雙面穿的樣式。畢業時，她的作品更登上《金門日報》，也讓她體會到，藝術並不限於畫布，而能存在於生活的每一個角落，為日後投入複合媒材與跨域創作奠定了重要基礎。 　　職涯轉軌：重拾創作的契機 　　高職畢業後，Tracy 再度來到台灣，選修就讀實踐家專夜間部應用美術科。原本想轉往服裝設計科，卻因藝術史與藝術欣賞課程，重新燃起對藝術的熱情，決定留在應用美術領域。 　　畢業後，她進入行政院文化建設委員會美術科，參與文化藝廊的營運，長達十多年的行政工作讓她近距離接觸陳進、楊三郎、林玉山、吳承硯、單淑子等台灣資深藝術家。這些前輩的人格風範與藝術精神，不僅拓展了她的視野，也讓她從創作者的角度，進一步理解藝術與文化的價值。 　　然而，台北緊湊的生活節奏與狹小的城市空間，逐漸消磨了她的創作熱情。直到丈夫莊雅棟決定回到南部發展，在丈夫的鼓勵下，她重新拾起畫筆。開闊的環境與自由的生活節奏，讓她再次找回創作的力量，也迎來藝術生命的重要轉折。 　　媒材煉金：將生活點滴轉化為創作語言 　　談起故鄉金門，Tracy第一個想到的是泗湖海邊那片遼闊的沙灘與藍天。童年時，雖然海邊仍是軍事管制區，但她總會偷偷到海邊踏浪、吹海風，那片海成了她心中最自由、最療癒的地方。如今，每次返鄉，她仍會赤腳走到沙灘上，感受海風，也讓這片藍成為作品中反覆出現的重要色彩。 　　Tracy的創作從不受媒材限制。她融合油畫、水墨、拼貼、布料、沙土、釉料、陶瓷等不同形式，把人生經歷化作藝術語言。十五歲離鄉時的格子行李箱、軍用船上的星空、疫情隔離期間的幻想、海外駐村的文化交流，都成為作品的一部分。她曾於埃及、日本、澳洲等地創作與展覽，並將毛筆、青花瓷等東方元素融入當代藝術，讓藝術成為跨越語言與文化的共同語言。 　　一路走來，她也曾因藝術行政工作遭遇挫折與誤解，但始終相信：「藝術是心靈與美的化身。」對她而言，創作不是追求名聲，而是一場持續探索世界與自我的修行。因此，她更喜歡稱自己是一位「藝術的行者」，帶著好奇與熱情，不斷在生活中尋找創作的可能。 　　藝術地景：連結台南與金門的文化橋樑 　　閩南骨與古都魂的雙城對話 　　作為一個在南部生活多年、同時擔任過台南新象畫會會長的角色，Tracy的身上完美融合了兩個古老城市的文化DNA｜金門的「閩南聚落文化」與台南的「府城古都文化」。 　　「台南新象畫會是一個非常有歷史與藝術氣息的團體」，它有著非常深厚的『底蘊』。」Tracy分析道。在她看來，台南與金門有著極其相似的靈魂核心-兩者都是充滿「故事」的地方。台南的廟宇、巷弄、古蹟，與金門的宗祠、洋樓、花崗岩石牆一樣，都經歷了時間的千錘百鍊，散發著一種優雅而沉靜的文化厚度。 　　這種雙城的滋養，讓Tracy在進行國際藝術交流或帶領台灣在地畫會時，擁有了一種獨樹一幟的底氣。她常說，她的創作是「順著因緣走」。當她回到金門陶瓷廠，她就把台南古都對色彩的細膩理解帶進青花瓷的燒製中；當她帶領台南新象畫會的藝術家前往日本長崎或埃及、澳洲交流時，她又以金門人特有的包容力，打破國際藩籬。她不需要刻意去強調自己來自哪裡，因為她畫布上那種融合了多國沙土、異國布料與東方筆墨的豐富層次，本身就是一場精采的跨文化雙城對話。 　　回鄉「交功課」的忐忑與家鄉人的溫情 　　近年來，Tracy頻繁帶著她在世界各地創作的豐碩成果回到金門舉辦個展。談到回故鄉展出與在台灣或國外展出心境上的不同，Tracy露出了親切溫暖的笑容： 　　「回金門展出，對我來說最深刻的感覺就是｜回家『交功課』。那是一種很特別的心情，因為我的家人、親友都在金門。我總希望把自己在外面學到的、看見的、累積的成果帶回家鄉，和大家分享。每次站在金門展覽，我心裡都會想，希望讓大家看見，這些年我一直沒有停下腳步，也沒有辜負金門這片土地對我的養分。」 　　國外展出面對的是專業的藏家與陌生的觀眾，考驗的是市場與國際辨識度；台灣展出面對的是同業與媒體，考驗的是當代藝術的學術對話；而金門展出，面對的則是像「家人」一樣的鄉親。 　　在金門展出時，美術協會的許多資深大師級老師們會齊聚一堂，給予她最專業且中肯的評論，這讓Tracy受益匪淺。而更有趣的是來自一般鄉親純樸的回饋。有一次，一位身兼金門鳥類協會成員的朋友來到她的畫前，對著她用異國布料拼貼出來的抽象鳥類作品端詳了許久，搖搖頭說：「Tracy啊，妳畫的這些鳥，我怎麼一隻都不認識啊？」Tracy聽了哈哈大笑，調皮地回答他：「連我自己都不知道牠們是什麼鳥，你怎麼可能會認識？牠們是我幻化出來的、飛在世界各地的奇幻之鳥啊！」 　　這種如同家人般毫無隔閡的隨性聊天與回饋，是她在世界任何其他展場都無法獲得的珍貴能量。鄉親們看著她畫作中隱約浮現的燕尾脊、泗湖海灘的藍色調，都能一眼認出那份屬於島嶼的共同記憶。這種情感的共鳴，讓她每一次回鄉「交功課」的忐忑，最終都融化在故鄉家人溫暖的掌聲中。 　　傳承展望：美感教育與藝術人生的下一站 　　傳承不是複製，而是激發新風格的生命力 　　作為專欄所關注的核心議題，地方文化的轉譯與傳承一直是Tracy念茲在茲的責任。面對金門新一代的年輕創作者，她給予了最真摯且具啟發性的勉勵： 　　「我一直覺得，傳承絕對不是只有死守著過去的保存，不是叫你依樣畫葫蘆地去複製一張閩南大厝或是風獅爺。傳承的真正意義，是你要運用在地的文化作為養分，去激發出更新的生命力、更新的想法，最後一定要發展出『屬於你自己的繪畫語言』，形成個人的特色與風格。」 　　Tracy以自己為例，她從不反對年輕人在學習階段去模仿大師或是西方流派，那都是必經的過程與養分。但創作者最終必須要問自己：「我的作品辨識度在哪裡？」她希望金門的年輕人能夠大膽地去追求夢想。她自認非常幸運，在那個保守的年代，父母給了她一條極其寬廣的路，從不給她世俗的壓力，只希望她能快樂地學習成長。因此，她也期許下一代的創作者能夠放下包袱，用個人的風格把島嶼的故事大膽地講出來。 　　快樂是美感教育的起點：連續六年的手工書夏令營 　　談到地方的美感教育，Tracy 的眼神裡充滿了溫柔。在過去連續六、七年的時間裡，她與先生莊雅棟老師每逢暑假，推掉許多展覽邀請，回到金門舉辦「兒童手工書夏令營」。 　　「每次看到金門的孩子們在夏令營裡，用小手作手抄紙、塗抹色彩、做出一本本屬於他們自己的小書時，那種發自內心的快樂笑容，就是我美感教育的全部報酬。」Tracy堅信，美感教育的起點不是技巧的灌輸，而是「快樂」。她不希望孩子們太早被固定形式的繪畫技巧給框住。 　　她期望未來的金門在地美感教育能夠朝向更「多元化」的方向發展。不要讓孩子覺得學美術就只能單方面地畫水墨、畫水彩或畫油畫。美感是相通的，它可以是服裝設計、可以是陶瓷工藝、可以是複合媒材的拼貼，甚至可以是影像的記錄。多去學習不同領域的知識，融會貫通之後，再把金門在地的獨特元素～無論是花崗岩的紋理、高粱田的色彩還是海灘的沙土，有機地揉和進去。只有讓孩子在多元的嘗試中找到樂趣，金門的藝術種子才能真正遍地開花。 　　「好奇寶寶」的下一站：把日常生活變成藝術的盛宴 　　當採訪接近尾聲，被問及接下來在創作上是否有任何尚未嘗試過、但未來非常渴望去挑戰的主題或計畫時，Tracy像個孩子般興奮地張大眼睛，笑稱自己永遠是個「好奇寶寶」。 　　「世界太大了，好玩的事情太多了！無論是自然界、動物界還是植物界，有太多的題目我做都做不完、畫都畫不完。即使是海邊的一顆石頭，從不同的面向與光影去看，都有著截然不同的特色與生命力。」她說，自己從不給自己設定明年一要去哪個國家、後年一定要辦什麼主題的展覽，因為「隨順因緣」才是最舒服的創作狀態。 　　就在過去的一年裡，因緣際會下，她與先生莊雅棟老師共同接下了一個充滿意義的任務～帶領一群虔誠的長輩，歷時數月創作，集體心靈力量凝聚，共同創作了一幅長達26公尺的巨幅《佛說阿彌陀經》經變圖。在創作過程中，平時就熱愛用鏡頭紀錄生活的Tracy，隨手拍下了三千多張珍貴的照片。後來，在一位導演朋友的協助下，她與先生搖身一變成為「影片製作人」，將這群長輩圓滿心願的溫馨歷程精煉成了一部感人至深的微電影《慧命丹青》。這部影片在沒有任何商業資源的背景下，全憑真摯情感，一舉榮獲了全球性的佛光山第七屆三好微電影國際大獎前三名，這無疑是她「好奇心」所結出的又一顆璀璨果實。 　　同時，她利用在埃及學習的特殊技法所創作的超大尺幅「沙草紙複合媒材作品」，因其深刻的島嶼情感與獨特的國際肌理，目前已被金門縣政府正式典藏，並隆重展示於縣長辦公室內，成為金門文化外交的一張亮麗名片。   「如果有一句話要送給《金門日報》的讀者以及所有熱愛藝術的朋友，我最想說的就是，把日常生活變成藝術的盛宴。」Tracy誠摯地說道。 　　在她的哲學裡，藝術從來不是擺在博物館玻璃櫃裡、遙不可及的奢侈品。很多人抱怨生活平淡、日子枯燥，那是因為缺乏了一雙發現美的眼睛。四合院窄巷裡的一抹陰影、海灘上被潮水沖刷的沙粒、甚至是陪家中長輩體驗生活的溫馨片刻，這些看似微不足道的「日常生活」，只要你願意帶著好奇心去凝視它、帶著熱情去感受它，它們全都可以成為畫布上最驚艷的色彩、最動人的故事。 　　Tracy的奇幻旅程還在繼續。她拎著那隻無形的格子行李箱，裡面裝滿了金門的藍天、台灣的底蘊、埃及的沙土與全世界朋友的墨跡，正以一位「藝術行者」的優雅步履，踏實地走在世界的每一個角落，繼續將平凡的日常，點石成金，幻化成一場又一場永不落幕的藝術盛宴。

  在金門這座曾歷經戰火洗禮的島嶼上，兩岸關係隨著時代潮汐起落，但總有不變的民間力量在守護生命。無論政治風向如何轉變，只要急難救助的電話一響，金門縣紅十字會總是義無反顧地衝向第一線，在黑水溝與死神賽跑，為急需救援的同胞撐起一把保護傘。   在這群志工團隊的身後，總幹事呂忠飛已默默堅守了二十載。他曾是守護國家元首的英挺侍衛官，退伍返鄉後，因家庭變故與對家鄉的深情，讓他卸下戎裝，隨即擔起這份沉重的使命，在金門縣政府建設處陳朝金處長和林志國課長的麾下擔任銷毀大陸走私農產品的工作，而後轉任金門紅會總幹事至今，他始終保持志工身分，全程無私投入。   「有苦難的地方就有紅十字會，有紅十字會的地方就有愛與希望。」呂忠飛的聲音低沉果斷，帶著軍人特有的正氣。作為金門兩岸人道救援的見證者，他不僅是守護生命的硬漢，更是無數破碎家庭得以團圓的幕後推手。   從七海官邸到紅十字會：鋼鐵侍衛官的返鄉與轉身   七海官邸的二十年風雲與侍衛官的榮譽   在投身公益慈善事業之前，呂忠飛有著一段極其英挺的軍旅背景。那是個兩岸依舊對峙、軍紀嚴明的年代，金門因為特殊的戰地背景，島上的子弟兵因忠誠、刻苦、耐勞，時常成為身邊保衛力量的首選。年少時期的呂忠飛，便是在這樣的背景下被精挑選出來，一路從基層的衛士隊，因表現優異、考核嚴格，最終被拔擢進入總統府侍衛室，擔任貼身中校侍衛官。   「我以前是當兵的，在蔣經國總統、經國先生旁邊擔任總統府侍衛官。」呂忠飛回憶起那段歲月，眼神裡依舊閃爍著軍人的榮耀。他的執勤單位，是防衛極其嚴密的「七海官邸」。在那裡，他一待就是二十個年頭，朝夕見證著歷史的巨輪如何轉動。民國七十七年（1988年）蔣經國總統駕崩，呂忠飛作為身側的侍衛官之一，懷著悲痛圓滿完成了靈前最後的任務。   退伍後，他曾前往台北的國揚建設，為侯西峰董事長擔任貼身隨扈。在台灣發展順遂、生活安穩的他，卻在不久後迎來了人生的重大轉折。   父親中風與無給職總幹事的奉獻起點   「那一年，我的父親突然中風了。」得知父親病倒的消息，呂忠飛沒有絲毫猶豫，毅然決然放棄了在台灣溫厚的工作與發展機會，迅速收拾行囊趕回金門照顧父親，並思索著退伍後如何回饋這片生養他的土地。   幸運的是，當時他服役滿24年退伍，身為中校侍衛官的他，擁有穩定的「終身俸」，足以維持基本的家庭生活。這份經濟上的底氣，讓他得以做出一個純粹的決定｜｜當金門縣紅十字會創立初期向他發出邀請時，他決定以志工身分，承擔起總幹事的重任。 　　「我們紅十字會是屬於民間社團，不屬於政府部門，會裡面的幹部與志工全部都是無給職的犧牲奉獻，不能尋求任何回饋。」呂忠飛正色道。支持他做下去的，不是物質的回報，而是在軍旅生涯中被鍛造出來的責任感，以及那份「存好心、做好事、說好話」的純粹初心。 　　冰封年代的人道橋樑：見證遣返與兩岸協尋親人 　　金廈小三通的歷史經緯與救援重啟 　　金門縣紅十字會的創立，核心根基在於承接1990年秋天海峽兩岸所簽署的歷史性《金門協議》。 　　在這座特殊的島嶼上，歷年來，由創會會長許金龍先生，以及歷任會長王水彰、洪國正，至現任會長許玉昭，帶領著各位理監事、志工夥伴及呂忠飛總幹事所組成的團隊，長期在黑水溝的第一線為兩岸人道合作搭建橋樑。利用小三通航線運送急難病患，早已內化成了紅會夥伴們的運作日常。然而，2020年春季突然席捲全球的新冠肺炎疫情，迫使邊境採取嚴格的管理措施，小三通客運航線隨之在2021年2月宣告全面中斷，這條維繫兩岸生命的醫療綠色通道也因此停滯了兩年之久。 　　「兩岸的意外是不會因為斷航而停止的，這期間我們只能更辛苦地在幕後奔走協調。」呂忠飛感慨。直到2023年初金廈小三通重啟復航，金門紅十字會第一時間重回綠色通道。在這條波濤洶湧的生命航線上，呂忠飛與志工們不辭辛勞，至2024年春季為止，已接力護送了71名在對岸面臨險境的重病同胞平安返鄉，讓他們能在最關鍵的時刻，重新獲得台灣完善的醫療診治與家人的悉心呵護。 　　金門縣紅十字會的人道救援工作，源自於1990年兩岸簽署《金門協議》奠定的合作基石。這條兩岸醫療綠色通道，長期作為守護生命的關鍵航線；然而，2021年春季因受疫情嚴格封控影響，兩岸小三通航線宣告中斷，通道一度停滯兩年。直至 2023 年春季金廈小三通正式復航，紅十字會迅速重啟生命綠色通道，截至2024年春季，已成功接力護送29名在對岸面臨險境的同胞平安返鄉，讓他們能在關鍵時刻重獲妥善照護。 　　驚濤海難下的悲情大愛 　　由於金門與對岸沿海比鄰，豐富的海洋資源時常吸引陸方漁民越界捕魚，海上意外也因而頻傳。當海巡隊在第一線展開救助與安置時，海難發生後的善後與大愛協尋，往往是紅十字會最沉重的考驗。 　　最讓呂忠飛難忘的，是疫情爆發前夕發生在夜間的一起海上翻船悲劇。當時一艘來自大陸漳州龍海的漁船載著一家五口，在深夜遭巨浪吞噬。海巡隊與紅會同仁第一時間在大膽島海域打撈起父親與年僅五歲的小孫子大體，而媳婦的遺骸則在多年後才在海岸線的礁石縫中尋獲。 　　這起悲劇恰逢疫情封控的三年期間，小三通航線封閉，陸方家屬無法前來，大體亦不能草率處置。呂忠飛與志工們頂住壓力、居中協調，讓這三具大體在金門殯葬所中完好存置了三年之久。直到航線復航，紅十字會同仁才以最高的尊嚴見證遣返，完善地協助對岸家屬辦理親人的身後事，讓破碎的靈魂得以落葉歸根。 　　有苦難的地方就有希望：24小時待命的緊急醫療綠色通道 　　跨越萬里的救難勤務與免收費承諾 　　金門縣紅十字會的工作性質極其特殊，用呂忠飛的話來說，那就是「24小時全年無休、隨時待命」。「只要有需要我們出面的地方，大夥兒放下飯碗就得立刻動身，因為死神是不會等人的。」呂忠飛說。 　　這條跨越海峽的「生命綠色通道」，因受海基會委託，近年來承接了大量台灣同胞在對岸突發中風、癱瘓或遭遇重大意外的醫療後送任務。只要接到緊急通報，呂忠飛總幹事便會帶領4人緊急醫療救援小組搭船前往廈門，在碼頭將病患穩妥地接上客輪。在這個過程中，金門與大陸的航運公司皆展現了極高的默契，公文一到，船票與座位一律優先開啟，尤其每次出勤時，會長許玉昭總會再次叮嚀紅會的夥伴們，大家在工作時一定要注意自身安全，戴口罩多喝水。 　　呂忠飛特別自豪地強調：「我們跨海去接人，這整段路程完全不收取任何的費用，全部有海基會實報實銷！」病患抵達金門後，部立金門醫院隨即接棒，利用每週二與週五的固定醫療軍機，將垂危的同胞安全後送至台北松山機場。就在接受採訪的前一天，他們才剛協助了一名從河南坐十五小時的救護車到廈門，交由兩岸的紅十字會，讓癱瘓的台胞平安返回台灣治療。 　　國際博愛論壇與地方急救種子   「兩岸之間的良性互訪與深厚友誼，正是我們長期厚植地方服務的重要養分。」呂忠飛指出。在復航後的一年多裡，本會相繼迎來了廈門台商協會韓螢煥會長以及晉江金同聯張亞宗會長的到訪，深化了兩岸人道團體的互信。 　　紅十字會的善行足跡也逐步邁向國際與兩岸的多向度交流。從參加大嶝的交流路跑、走訪漳州城市職業學院，到前往南安市參與海峽兩岸紅十字博愛論壇，本會正式與泉州市紅十字會簽訂了互助救援協議。此外，本會更組織30人青少年團參與晉江青少年夏令營，傳播博愛種子，並前往廈門紅十字會交流，共同推進金廈生命綠色通道的完善。 　　除了繁重的跨海情務，本會為響應「世界紅十字日」，更常態性地在地方開辦CPR+AED急救訓練班，走入校園與社區推廣技能，期望喚起全民「學急救、會急救、能急救」的安全意識，落實守護生命的終極目標。 　　終身奉獻的行者：只求博愛不邀功的無私靈魂 　　失聯台胞返鄉的人倫拉扯 　　除了驚心動魄的海上搜救，呂忠飛與志工們還默默承辦著協助落魄失聯台胞返鄉的艱巨任務。近年來，不少台商因投資失敗、年老無依而流落對岸街頭。當對岸紅會與台辦通報個案時，金門紅十字會便會積極協助尋親。 　　然而，當呂忠飛請戶政事務所協助尋找這些失聯台胞在台灣的家人時，往往會面臨唏噓的人倫考驗。「說真的，十個個案裡面有八個，台灣的家屬一開始都明言要放棄。因為這些人過去幾十年對家裡不聞不問，老病了才想回來。但我都會勸家屬，飲水思源是基本的道理，他總歸是自己的父母。在我們的居中開導下，多數個案最終都能順利團圓。」 　　曾有一名被接回台灣的病患，因家屬出面意願不高，台北紅會只能暫時安置，不料該病患竟理直氣壯地賴在會館不走，認為是紅十字會硬把他接回來的，就該負責養他一輩子。面對這種無奈的人性百態，呂忠飛總幹事付之一笑，依舊按部就班尋求社政部門的協助，並在多數家屬在松山機場重逢流淚的瞬間，找到了這份工作最無價的尊嚴。 　　愛心助人不打烊，全靠理監事自籌的「職務捐」 　　金門紅十字會的愛心助人不分晝夜。每逢春節紅會便會結合安心食物箱進行寒冬送暖，探慰地區社福機構。 　　然而，這個每年救人無數的組織，其會務運作卻面臨政府與台北總會「零補助」的窘境。全靠許玉昭會長、林再求副會長、王國代副會長與常務監事周子傑等核心幹部以每人十萬元的「職務捐」自籌會務基金，今年許玉昭會長經理監事會議同意，宣布停收全體會員年費，改由幹部自力募捐。目前紅會140多位會員無私奉獻。 　　紅十字會建立起志願服務的公益平台，每當地方發生突發變故，總能及時伸出援手。呂總幹事由衷感謝廈門台商協會歷屆理監事長期對基金的挹注；更感念金沙鎮黃獻平博士、黃逸歆博士兄妹，自2017年起至2024年，以令尊令堂「黃清安、董團治夫婦」名譽，累計捐贈新台幣六十萬元整善款，委由紅會專款轉贈急難救助鄉親。 　　低調行善二十年，出門只求「帶三分」 　　「出門做事，你要帶三分（指謙卑低調、與人方便），千萬不要以為自己了不起。做事情只要低調，自然能得人心。」這是呂忠飛堅守了二十年的處事哲學。 　　在台灣，許多社團在做公益時習慣拉起巨大的布條、大肆宣傳；但金門紅十字會恰恰相反。呂忠飛自豪地說，他擔任總幹事這20年來，從未在外面聽過任何一個鄉親對紅十字會有過半句批評。每當他出門在外，鄉親們總會由衷地稱讚：「總幹事，你們紅十字會做得很好！」 　　前陣子，金沙沙美地區曾發生一起風波。一名特定人員向紅十字會申請急難救助金。呂總幹事本著嚴謹的審查態度，請沙美在地的理監事親自過去了解，赫然發現這筆錢若發下去，會有被挪作不良用途之嫌，違背了善心人士專款專用的初衷，於是果斷拒絕了發放。不料，對方惱羞成怒，在網路上不斷開直播咒罵紅十字會貪污。面對污衊，呂忠飛與紅會同仁不置一詞，始終保持低調。直到前幾天，該名涉案人因為非法案件當場被警察依法抓走。紅十字會的清白，根本不需要透過辯解來證明。 　　「今天金門紅十字會所有的功勞與勞苦，完全是屬於我們全體夥伴與志工的，絕不是我某一個人的功勞。總幹事，只不過是在後方負責規劃與策劃而已。」呂忠飛謙虛地表示。 　　金門紅十字會成立迄今二十四週年，履行「人道、奉獻、志願服務」任務從不間斷。在別人的需要上，看見金門紅十字會的服務。 　　透過《金門日報》，呂忠飛總幹事最後代表全體紅十字會夥伴，向全體金門鄉親與兩岸同胞，傳達了他們不變的博愛承諾： 　　「我們當竭盡所能，向前邁進。只要兩岸同胞有任何急難、任何需要紅十字會出面幫忙的地方，請隨時與我們聯繫。在永不休止服務的道路上，能看到金門紅十字會的足跡。有苦難的地方，金門縣紅十字會，永遠都在！」 　　這位前七海官邸的侍衛官，正與全體夥伴齊頭並進。他們用雙手抹去海峽上的淚水，繼續將這份跨越政治藩籬的日常行善，點石成金，幻化成一場又一場代代相傳、永不落幕的博愛盛宴。

  在金門傳統閩式建築的大廳燈樑下，一對紅底彩繪、寫有姓氏與堂號的子婿燈，承載的不只是婚嫁喜氣，更是一戶人家的源流、禮數與祝福。它懸掛於廳堂之上，既是喜事的象徵，也是家族記憶的標記；既連結新人，也連結祖先與後代。   董騰祥承接父親董天補老師傅的手藝，從削竹、上布、上漿、彩繪到書字，將金門特有的婚俗記憶，一筆一畫留在燈面上。面對婚俗簡化、居住型態改變與傳承斷層，他仍以一雙穩定的手守住傳統，也思考如何讓子婿燈走進展覽、教育與文化推廣，讓這盞象徵添丁、圓滿與家族延續的燈，繼續照亮金門人的生活。   從古崗走來，一雙做過生活的手   董騰祥來自古崗。聚落保有金門傳統生活的紋理，祖厝、大廳、婚嫁、祭祀、宗族與鄰里人情，這些並不是課本上的名詞，而是日常存在的秩序。子婿燈正是在這樣的地方被需要、被懸掛、被記得，因為它從來不是單純的工藝品，而是金門人生活禮俗的一部分。   董老師的前半生，並不是從「工藝師」的身分開始。年少時，他依著父親「要學一技之長」的期待，先後接觸照相館與電器修理。在那個年代的金門，學技術是生活出路。照相要進暗房、要洗照片，連水都得自己打；修電器則要懂從拆解到修復，都靠一雙手慢慢練出判斷。   後來，他到臺北學習音響與電器維修，也曾在金門一邊修音響、一邊開計程車。這些經歷雖與做燈無關，實際卻養成了他對工具的熟悉、對材料的敏感、對結構的判斷。也因此，當他在五十多歲後回到古崗，接續父親董天補老師傅的子婿燈工藝時，並不是單純把上一代的做法照著做一遍，而是用自己半生累積的技術經驗，重新理解這門老手藝。他知道哪些地方必須尊重傳統，哪些地方可以透過工具與材料讓作品更耐用。一盞燈要能掛在金門潮濕的氣候裡，不能只有漂亮，還要經得起時間的考驗。   從父親手中接下的不只是一門手藝   董家的子婿燈傳承，始於父親董天補老師傅。早年金門傳統婚嫁子婿燈需求，卻因時代條件與交通限制，不易取得合適燈品，董天補便參考舊燈樣式與閩南圖案，一筆一畫摸索製作。原本只是為了回應地方婚嫁需求，後來逐漸成為金門重要的傳統製燈技藝。到了董騰祥這一代，這門手藝不再只是家庭生計，也成為一種地方文化的延續。   真正接手後，董騰祥更深刻感受到，子婿燈難的不是「做出一盞燈」，而是「做出一盞對的燈」。它不是普通燈籠，而是婚嫁禮俗中的重要物件。燈面上要寫姓氏、堂號與祖籍；懸掛時有位置、左右與大小的規矩；圖案裡有成雙成對、添丁納福、圓滿興旺的祝福。若只追求外形相似，卻不明白它為何而掛、為誰而做、掛在哪裡，就無法真正進入子婿燈的核心。每一次落筆，都不只是畫花、畫龍、寫字，而是在替一個家庭留下祝福；每一對完成的燈，也像是替一段婚姻、一個家族，點上一盞可以回望的光。   子婿燈不只是燈，是金門的家族語言   子婿燈，又稱新郎燈，是金門傳統婚嫁禮俗中極具代表性的禮器。傳統上，男方家會準備新郎燈，婚禮時由晚輩提燈前導，伴隨迎親隊伍而行；婚後再將燈掛於祖廳燈樑之下。女方則另有新娘燈，形式、位置與象徵意義各有不同。   在金門話中，「燈」與「丁」音近，因此掛燈也帶有添丁、興旺、光明與家族延續的祝福。燈面上書寫姓氏、堂號與祖籍，不只是為了裝飾，而是標示一個家庭的來處與血脈。若家族中有承繼、冠姓等特殊情形，燈號也可能因此不同。董騰祥談起這些細節時，說的不是單一物件，而是一套金門人長年累積的婚嫁秩序與家族倫理。   「掛燈也有規矩。」董騰祥說。傳統祖廳裡，燈的位置、左右大小、姓氏與堂號都有講究，不能隨意安排。民間有「左青龍、右白虎」的觀念，左邊較大、右邊較小；燈掛在哪裡、字怎麼寫、圖案如何配置，都代表對祖先、婚姻與家族關係的尊重。   這些規矩在現代人眼中或許繁瑣，但對傳統社會而言，正是禮俗的核心。子婿燈不是單純掛上去就好，而是透過具體的物件，讓一場婚禮從個人的喜事，連結到整個家族的延續。   慢工之中，藏著真正的專業   製作的過程是一門無法急就章的工藝。從選竹開始，就必須判斷竹材的節點、韌性與厚薄。竹子要削、要泡水，竹篾前後要薄、中段要厚，才能彎出穩定而漂亮的弧度。若竹節太多，削起來費工，也容易斷裂。   骨架完成後，還要上布、上漿、晾乾、上白漆，再進入彩繪、書字與裝飾。每一道工序都與天氣有關，若遇上潮濕、下雨或霧氣重，乾燥時間便會拉長。趕工時，甚至得靠外力協助乾燥。一般而言，一盞燈至少需要半個月以上，且多半是一批一批、分工序進行。   真正考驗匠師功夫的，往往不是外人一眼看見的彩繪，而是藏在燈體裡的判斷。竹篾削得太厚，燈形不易彎出圓潤弧度；削得太薄，又容易在成形時斷裂。上布時要顧及張力，太鬆會失去挺度，太緊則可能在乾燥後拉扯變形。上漿與上漆更講究時機，若沒有等到適當乾度就進入下一道工序，日後便可能起皺、發霉或剝落。這些細節看似微小，卻決定一盞燈能不能真正掛得久。   細節照見董騰祥的匠人精神   金門是海島，南風潮濕，傳統物件若不耐潮，很容易發霉、破損。董騰祥特別重視子婿燈的耐用度。他指出，有些燈籠採印刷或貼布方式，時間久了容易剝落、發黑，甚至整片脫落；而他所製作的燈，會在燈面上多層防水漆，使其較能抵抗潮濕，也能擦拭清潔。   在立體裝飾上，他也延續父親工法並進行改良。過去父親曾以水泥製作部分紋飾，但較容易脫落；董騰祥則改以熱熔膠勾勒龍紋、珠飾與線條，再上色固定，使圖案更牢固，也較不易受損。這些改良不是為了改變傳統樣貌，而是讓傳統物件能更適應金門的氣候與現代保存需求。   傳統工藝並非不能改變，而是要知道什麼可以改、什麼不能改。圖案、寓意、禮俗與形制，是子婿燈的精神，必須守住；材料、工具與保護方式，則可以因應時代與環境調整。董騰祥的專業，正在於他能分辨其中的界線。   圖案會說話，牡丹、桂花、龍紋都有祝福   子婿燈的美，不只在於形體，也在於圖案。董騰祥說「燈籠有雞蛋型、陀螺型等造型，圓潤的燈面象徵圓滿。牡丹花、桂花、玉佩、元寶、雙龍戲珠等圖案，也各有吉祥寓意」。牡丹花葉講究雙雙對對，象徵婚姻成雙；桂花連結早生貴子；元寶寓意財富；燈臺則有「財」與「才」的諧音，既是錢財，也是人才。   廟宇用燈也有不同規矩，常見龍紋以示辟邪，旁邊書寫神明或王爺名號，不能隨意安排。換言之，子婿燈是一套會說話的圖像系統，每一筆、每一色、每一個圖案，都是祝福，也是文化記憶。   對匠師而言，這些圖案不是「畫得漂亮」而已，更重要的是畫得合宜。婚嫁用燈與廟宇用燈不同，家族用燈與展示用燈也不同。什麼場域該用什麼圖案，什麼文字應該放在哪裡，都需要理解禮俗與場域脈絡。這份判斷，正是傳統匠師最不容易被取代的地方。   婚俗簡化與建築改變，讓傳統燈藝面臨挑戰   過去金門村落婚嫁熱鬧，子婿燈在祖厝、祖廳中十分常見，象徵家中男丁成婚，也象徵家族枝葉繁盛。然而今日社會型態已經改變。董騰祥觀察，現代結婚率下降，疫情之後婚喪喜慶也逐漸簡化，許多傳統儀式不再像過去那樣完整。   另一方面，公寓式住宅增加，許多家庭不再擁有傳統大廳與燈樑，子婿燈也失去原本懸掛的位置。禮俗簡化不一定是壞事，但若簡化到最後，連物件背後的意義都被遺忘，文化便可能真正斷裂。   這也是今日子婿燈最現實的處境。它不是沒有人欣賞，而是越來越少人真正知道它應該出現在哪裡、代表什麼、為何重要。當生活場景改變，文化物件也必須重新找到被理解的方式。   傳統不能失味，創新也要守住核心   面對傳統與創新，董騰祥態度清楚。他認為，傳統的味道要保留，不能為了新奇而改到失去原本樣子。子婿燈之所以是子婿燈，不只是因為它是一盞燈，而是因為它有婚嫁禮俗的位置、有堂號姓氏、有祖廳方位、有祝福圖案，也紀錄著金門人的文化脈絡。   但他並不排斥創新。他曾思考運用同步馬達，讓燈籠緩緩旋轉，使觀眾能看見四面圖案與文字；也思考在文化園區或展覽空間中，以互動方式呈現姓氏、堂號與圖案含義，讓年輕人願意停下腳步觀看。對他而言，創新可以是表現方式的調整，但不能抽空傳統的精神。   這樣的想法，讓子婿燈不只是停留在懷舊。它可以被展示、被教學、被轉譯，甚至成為金門重要的文化品牌；但前提是，不能只留下外觀，而忘了它原本承載的家族倫理與婚俗意義。   願意教，但真正學會需要長時間磨練   子婿燈不是短時間能學會的工藝。董騰祥坦言，若只是體驗、畫一畫帶回家，當然可以；但若真正要學到能獨立製作，必須經過長時間磨練。沒有手作基礎的人，學上數年也未必能完整掌握。   製作工藝每一步都需要經驗。小燈也不一定比較簡單，因為尺寸小，手伸不進去，圖案與字體反而更難安排。即便如此，董騰祥仍願意教。他認為，過去許多工藝因為藏私而失傳，若有人真心想學，他願意分享，只希望學的人要有耐性，也要有長期投入的決心。願意教，是他的開放；不輕易把學藝說得簡單，則是他的誠實。這份誠實，也正是老匠師對工藝最大的尊重。   從文化園區到社區推廣，讓子婿燈被更多人看見   董騰祥曾與文化園區合作，製作多個姓氏燈籠展示，也曾參與展覽與DIY教學活動。文化園區中一些中小型姓氏燈，正出自他的手。這些燈掛在展示空間裡，讓不同姓氏、不同家族的觀眾看見自己的源流，也讓子婿燈從婚嫁現場走入文化展示場域。   這類展示的意義，不只是把燈掛出來好看，而是讓原本存在於祖廳與婚禮中的生活文化，被整理為可被觀看、理解與傳承的地方知識。當觀眾從一盞燈上看見姓氏、堂號與圖案寓意，子婿燈便不再只是老一輩記憶裡的婚禮用品，而能成為理解金門地方文化的一把鑰匙。   未來，子婿燈若能結合學校教育、社區展覽、文化園區活動與觀光體驗，或許能讓更多人理解其價值。真正的推廣，不只是讓人拍照，而是讓人知道燈上的字、圖案、形制與位置，背後都有金門人的生活智慧與家族記憶。   子婿燈過去依附於婚嫁與祖廳，隨著生活型態改變，它必須找到新的溝通方式。展覽可以讓人先看見形貌，導覽可以說明背後的禮俗，DIY體驗則讓孩子與遊客透過手作靠近工序。若未來能進一步整理姓氏堂號、圖案寓意、婚嫁流程與製作技法，形成更完整的教育內容，子婿燈就不只是被保存的傳統物件，也能成為金門文化觀光與地方教育的重要素材。   一技之長，是董騰祥想留給年輕人的話   談到人生格言他只說，現在的年輕人要學一點技術，要有一技之長；不要總想著簡單、好賺，世上沒有一本萬利的事。這就像他一生的註腳。做燈如此，做人也如此。竹子要削得剛好，太厚不好彎，太薄會斷；燈面要一層一層等它乾，急不得；圖案要有位置，字要寫得端正，不能隨便。這些工序看似在做物，其實也是在磨人的心性。一步一腳印，才有真正留下來的功夫。   對董騰祥而言，技術不是用來炫耀的本事，而是讓人踏實生活的根。從電器維修到子婿燈，他走過不同工作，最後仍回到一雙手能做什麼、能留下什麼的問題。這也是他想提醒年輕人的地方：真正靠得住的能力，不會一夕形成，而是在長時間的反覆練習中，慢慢成為自己的一部分。   一盞燈，照見一座島嶼的家族記憶   從父親董天補到董騰祥，再到下一代協助接手，董家的子婿燈不只是一門家族手藝，更是金門生活史的一段縮影。它曾因金廈斷航而在金門落地生根，也曾因婚嫁習俗興盛而繁忙不歇；如今面對少子化、婚俗簡化與居住型態改變，它也必須尋找新的存在方式。   一盞子婿燈，照亮的不只是新人的路，也照亮金門人對「家」的想像。董騰祥守著的，不是一件老物件，而是一套曾經支撐金門家庭生活的禮俗語言。更重要的是，地方文化的保存，往往不是靠宏大的宣示，而是靠一位位仍願意動手的人。子婿燈之所以珍貴，正在於它同時連結了工藝、禮俗、家族與地方生活。當時代越走越快，願意坐下來削竹、糊布、等漿乾、慢慢畫一朵牡丹的人，就顯得更加珍貴。董騰祥的手，延續著父親留下的工藝；他的燈，也讓金門人在變動的生活裡，仍能抬頭看見一點熟悉的光。那光不刺眼，卻厚實；不喧嘩，卻長久。它照見一個家的喜事，也照見一座島嶼如何把祝福，一代一代掛在廳堂之上。

  黃穎泰三十多歲，金門沙美人。他的餐廳「浯洲廚藝」開了六、七年。在此之前，他在臺北待了十三年，從學徒做到主廚，學日式料理，做鐵板燒。他不是從小夢想當廚師的那種人。   講到為什麼做這一行，答案沒什麼戲劇性。剛當完兵，二十出頭，人生還沒有方向，父親在臺灣有認識的朋友在做廚師，跟他說：「你去看看」他就去了。沒有掙扎，沒有抗拒，就是聽爸爸的話，去學一個技術。他心裡想的是，有一技之長總比什麼都不會好。   他被帶進鐵板燒的廚房，從學徒做起。鐵板燒環境嚴苛，鐵板溫度動輒兩百度以上，站一整天，腳底板是麻的，手被燙到是家常便飯。他從洗鐵板、擦桌子、備料這些最基本的事情開始，師傅做菜的時候他就站在旁邊看，眼睛不能閒著，要自己抓師傅的節奏。什麼時候翻面、什麼時候調味、什麼時候起鍋，這些東西師傅不一定會講，要自己偷學。   他對那段時間的細節沒有說太多，沒有強調自己有多苦。他只說那時候做的比較多是私廚，師傅出去當比賽委員，他就跟著去幫忙。所以他是從委員級別的師傅身邊開始學的，看的不是一般小店的經營方式，而是比賽規格的標準。這對他影響很深，他學會的不只是怎麼把東西煮熟，而是怎麼去理解一道菜的結構，怎麼判斷食材的好壞，怎麼在擺盤的時候用最少的元素說出最多的事情。   十三年臺北，然後回家   在臺北十三年，他從學徒做到師傅，做到可以獨當一面、帶人、設計菜單，跟其他師傅交流研發新東西。他特別提到，在臺灣他們有一個團隊。不是正式登記的公司，而是幾個師傅之間有默契，彼此交流技術，一起討論某個食材可以怎麼處理。他說，他只要有一個想法，比如「我想做高粱一夜乾」，團隊就會幫他研發出來。這種合作的習慣，成為他回金門之後最想複製的事。   身邊的人大概都覺得他會留在臺北，這裡有穩定的工作、豐富的食材供應鏈、懂吃的客人。但他回金門了。他給的答案很簡單，四個字：「時候到了。」沒有返鄉創業的熱血宣言，也沒有對都市生活的厭倦，就是覺得差不多了。家裡原本在做陶瓷，品牌叫「浯洲陶瓷」，是爸爸打下來的基礎。他決定把這個名字拿來用，餐廳就叫「浯洲廚藝」。這兩個字不只是招牌，而是一個記號，代表他是從哪裡來的、要在這裡做什麼。   「如果我回來還做跟臺北一樣的事，那我回來做什麼？」   剛回到金門，他很快就碰到食材的問題。在臺北，宜蘭的魚、基隆的螃蟹、屏東的蔬菜，一通電話就有車送來。但在金門，漁民自己出海，抓回來的魚就是在市場賣，賣完就沒了。今天想做什麼菜，不是他能決定的，是市場決定的。   他記得剛開店那陣子，還是用臺北的思維做事，先設計好菜單，再去買食材，結果好幾次買不到需要的東西。他開始調整，把固定菜單拿掉，改成無菜單料理。今天市場有什麼，他就做什麼。這個決定不是為了搞文青或追求理念，純粹就是務實。他知道，只有在這個模式底下，才能真正使用金門在地的東西。他說：「如果我回來還做跟臺北一樣的事，那我回來做什麼？」   石蚵與嗆蟹：用老方法做新東西   金門有很多傳統食材，但大部分不容易處理。石蚵就是典型例子。金門石蚵有名，但個頭很小，不像其他地方養的那麼大顆。香港的石蚵可以養到很大，用蒜蓉蒸、用奶油烤，端出來很有份量。金門的石蚵就是小小的，看起來不起眼。但黃穎泰知道，小歸小，味道很濃。他不想只是做成蚵仔煎或蚵仔湯，他想讓這個東西有自己的樣子。   有一次他想到老一輩的做法。以前金門人會做「嗆蟹」，用高粱酒跟鹽去醃生螃蟹，讓它自然發酵，產生一種很特別的風味。黃穎泰開始想，這個邏輯能不能用在石蚵上？不是照抄，而是轉換。他把技法用在石蚵上，控制鹽的比例、高粱酒的濃度、醃漬的時間，慢慢試出一個他覺得可以的版本。這道菜端上桌，客人一開始會猶豫，因為味道很陌生。但吃下去之後，他們會問：「這是什麼？怎麼跟外面的蚵仔不一樣？」對黃穎泰來說，那個提問的瞬間就是他最想聽到的。不是稱讚，而是好奇。因為好奇才會記得，記得才會跟別人說。   高粱酒不是標籤   金門高粱太有名了，有名到很多時候變成直覺反應：只要菜裡加了高粱，就說這是金門料理。黃穎泰不喜歡那種「高粱直接入菜」的做法。他說，高粱酒跟鹽巴一樣，是用來提味的，不是用來證明自己是金門菜的標籤。   他的午魚一夜乾就是一個例子。午魚是親戚捕的，他用高粱酒淺淺地醃過去，讓酒香吃進魚肉纖維裡，不是浮在表面。然後風乾，用一夜乾的方式處理。烤的時候，酒香會從魚肉裡面慢慢散出來，不是一聞就知道有酒的嗆，而是一種很淡的底蘊，藏在魚肉味道下面。很多客人吃完甚至不知道裡面有高粱，只覺得魚比平常多了一層香氣。他說，他要的就是這個。不是讓人家說「這道菜有高粱」，而是讓人家說「這道菜很好吃，跟別的地方不一樣」。   另一道是高粱戰斧豬。上桌之前，他在客人面前淋一點高粱，然後點火。那個瞬間，高粱香氣衝出來，整桌人都聞得到。他說，那個瞬間客人會記得，這個東西是金門的。不是因為菜單上寫著金門兩個字，而是因為那個味道、那個畫面、那個感覺，是金門才有的。   沙蟲與消失的味道   沙蟲是金門傳統食材，老一輩會拿來炒、拿來滷。但黃穎泰說，現在沙蟲在金門幾乎吃不到了。沙蟲要靠人工去挖，很辛苦，年輕人沒人要做，老的也挖不動了，產量慢慢歸零。少到什麼程度？他用的字眼是「非常少，幾乎沒有」。   他曾經想把沙蟲放進菜單，但很快就發現，不是他想不想的問題，是根本買不到穩定的量。他可以接受今天有明天沒有，但客人不一定能接受。總不能跟客人說，今天點了沙蟲可是買不到。這是很現實的難題。他不會為了硬要強調在地料理，去強求一個無法穩定供應的食材。他很清楚本分是先把料理做好，在這個基礎上，有機會就用在地食材，沒機會也不勉強。   他講到沙蟲的時候語氣是可惜的，平靜地跟你說這個東西快要不見了。他說金門靠海，結果你來金門要找海鮮，卻缺乏穩定供應的管道。這不是誰的錯，是很多原因加在一起。海域的問題、產量的問題、人力的問題，全部卡在一起。他做的是偏日式料理，對海鮮要求很高，最好是當天捕的，最好有固定配合的漁船。但金門沒有這種系統，只能在有限條件裡盡量做。   做東西沒有私心   黃穎泰把廚房開放給金門大學食品系的學生。學生做熟成牛肉實驗，拿來給他試試做，請他給意見。他也好不避諱的說起其中的門道。學生也說，拿去給別人煎，煎出來的味道跟他煎的就是不一樣。他就會跟他們說差在哪裡，問題出在哪個環節。   有人問他，不怕被學走嗎？他的回答很直接：「做東西沒有私心。」大家一起成長，才會相輔相成。邏輯很簡單：如果有一天哪個學生做出自己的品牌，在金門落地生根，他不是對手，而是讓金門多一個亮點的人。金門亮點越多，來的人就越多，他開餐廳才會有客人來吃。他說，金門最缺的就是這種心態，現在很多人都在削價競爭，不然就是同業互相攻擊，長期下來沒有人會是贏家。   那些慢慢不見的東西   黃穎泰家裡以前做過高粱醋跟黃魚露，那是他小時候的味道。他說那個年代金門有很多這種東西，不是大規模生產，就是家裡自己做，做得好就拿出去賣，賣得不錯就變成小生意。產品甚至拿過全國產品展示會的優等獎。但後來這些東西慢慢就不見了，不是發生什麼大事，就是沒什麼人在做了，市場上出現更便宜更方便的替代品，東西漸漸就被遺忘了。   得月樓旁邊有一個空間，是爸爸以前在那邊做「風獅爺文物坊」的地方。他想把這個空間重新整理起來，茶點、香道的文化體驗館。他解釋，風獅爺以前跟香有關係，不是只有擺在那裡讓觀光客拍照。以前的風獅爺裡面會放檀香，是拿來祈福、避邪用的。他想把這個部分重新拉出來，讓來的人不只是看到風獅爺的外型，而是有機會坐下來，聞到那個味道，喝到一杯茶，吃到用在地食材做的點心。他說，文化不是用說的和看的就好，是要讓人家做過、聞過、吃過，才會有感覺，才會記得。   料理包與走出去的可能   除了餐廳經營，黃穎泰也在跟臺灣師傅合作開發調理包。不是加熱就吃的微波食品，而是半成品。讓小家庭買回去之後自己做一點簡單加工，花十五分鐘左右，就能把一道有金門風味的菜端上桌。例如高粱酒醃過的牛排、南洋風味的咖哩雞、用老菜脯熬的湯底。這個想法的背後，是他對「家鄉的東西要怎麼被看見」的思考。他認為，金門的東西要走出去，不能只靠觀光客來餐廳吃，人數有限。餐廳就這麼大，一天能服務的客人就這麼多，再怎麼努力，影響範圍就是這些。但如果做成調理包，讓一個在本島的上班族，下班之後買一包，回家簡單處理就能吃到金門的味道，影響力完全不一樣。當你來餐廳吃過，覺得很滿意，有印象了。之後在賣場看到這個品牌的調理包，你就會想買回去試。就像去賣場，有人讓你試吃，吃了覺得不錯就會買。要讓浯洲廚藝的品牌做出來的產品，走向大眾。   務實的轉譯者   在他的世界裡他沒有要推翻什麼，也沒有要發明全新的東西。只是用十幾年學到的技術，把那些可能被忽略、被遺忘的味道，重新放到盤子上，讓現在的人願意吃跟記得。他說這不是簡單的事，因為既要懂傳統的東西本來的模樣，也要懂現代人的味蕾想要什麼感覺。必須站在中間，兩隻腳跨在兩個不同的時代，再把兩邊的手牽起來。   他的菜每天都在變，端看今天買到什麼、客人想吃什麼。客人想吃金門在地的，他就用在地食材；想吃日式無菜單料理，他也可以做。他沒有把自己定位成「我就是做某一種料理的人」。他覺得自己也是這樣，不是固定的樣子，而是一直在適應周遭、回應這個地方的變化。   讓金門被記住的方式   金門從來不是一個被強調的標籤，而是一種慢慢浮現的回憶。它不一定以高粱酒的濃烈出場，也不一定靠石蚵、芋頭或地方食材的名字被辨認；更多時候，它藏在一口食物之後，藏在客人停下筷子、抬頭問「這是什麼」的瞬間。那一刻，料理才真正開始把地方說出來。   他提起小時候看過的一種吃法。從前金門漁民剛捕上岸的白蝦，還帶著海水的鮮活，會直接以高粱酒冰鎮。蝦子仍在跳動，高粱酒倒下去，幾分鐘後剝殼入口，蝦肉的清甜與酒香在口中交會。那是沿海生活自然生成的飲食方式。它粗獷，直接，卻有一種只有島嶼才長得出來的鮮明性格。   如今，這樣的場景幾乎不再常見。觀光客來金門吃海鮮，更多時候是汆燙、沾醬。形式簡約，流程完整，卻少了某種能讓人記住地方的穿透力。黃穎泰覺得可惜的，並不是一道料理不見了，而是一種飲食經驗正在從金門人的生活裡退場。當白蝦與高粱酒的組合不再被端上桌，消失的不只是味道，而是漁村生活、酒香的煙火氣。他在意的正是這件事。金門不能只被記成一趟完成打卡的旅行。那一口帶著海味的蝦、一陣高粱酒被火焰逼出的香氣、一碟用老方法重新整理過的石蚵。當客人回到本島，甚至更遠的地方時，仍然願意向朋友說起「我在金門吃到一種別的地方沒有的味道」，那才是料理能為地方留下的真正印記。   黃穎泰想找回的，就是這種記憶的重量。   但他並不沉溺於懷舊。他很清楚，老味道若只是原樣搬回餐桌，未必能被今天的客人接受；若只剩故事，料理本身不成立，也無法真正留下來。因此，他選擇的不是復刻，而是轉譯。把舊時代的吃法拆解開來，理解它為什麼成立，再用現代廚房的技術、衛生標準與味覺平衡重新組合。留下來的不是形式，而是那個地方曾經如何生活、如何待客、如何把海與酒放進一餐飯裡的精神。   更多時候，他把力氣放在那些不被看見的地方。鐵板是否乾淨，魚是否新鮮，火候是否剛好，醃漬時間是否足夠，客人問起一道菜時，能不能把它的來處與用意說清楚。這些事單獨看都不驚人，但長年累積下來，就是一位廚師的秩序，也是一間餐廳的底氣。   夜色漸暗，他開始準備晚上的出餐。燈光落在廚房裡，他低頭處理食材，神情專注，動作安靜。那一刻，可以看見黃穎泰身上最明確的部分：他沒有急著成為，也沒有把料理當成表態的工具。他只是很清楚，自己要留在這裡，用手裡的技術，繼續整理金門的味道。   把在地食材做進一桌飯裡，把老一輩留下的飲食記憶轉成當代人願意入口的風味，把金門從地圖上的島嶼，變成能被舌尖記住的經驗。這或許就是黃穎泰讓金門被記住的方式：不喧嘩，不標榜，而是在一道一道料理之間，讓人吃見這座島曾經有過、也仍然值得被留下的溫度。

  十多年前，張怡雯只是雨川食堂裡一名再普通不過的客人。那時候的她剛到金門念大學，和許多年輕人一樣，對未來沒有太明確的規劃。課堂、社團、朋友聚餐，構成了她大部分的生活。她不知道自己未來會從事什麼工作，也沒有特別篤定的人生方向。雨川食堂對當時的她而言，不過是一間氣氛舒服、餐點不錯的小店，一個能夠在課餘時間與朋友相聚的地方。她從未想過，多年之後，自己的人生竟會與這家店緊緊交織在一起。   人生的轉折往往不是轟轟烈烈地發生，而是在日復一日的平凡裡悄悄醞釀。因為經常到雨川用餐，張怡雯逐漸和老闆熟識起來。每次來店裡，除了吃飯，也會和老闆聊上幾句。起初只是一般的閒聊，但聊得越多，她越覺得眼前這位經營者與自己過去認識的餐飲業老闆很不一樣。多數人談餐飲，談的是成本、銷售與客流量，但老闆談的卻是品牌、制度、文化與未來。他會思考一家小吃店如何被記住，也會思考如何讓員工在工作中獲得成長。   對當時的張怡雯而言，那是一個陌生卻迷人的世界。她第一次發現，原來一間看似平凡的小吃店，背後竟然可以有這麼多值得思考的事情。她後來回憶，真正吸引她的其實不是餐點，而是人。吸引她留下來的，也不是一份工作，而是一種理念。她在老闆身上看見了對細節的執著，以及對未來的想像能力。那些過去她認為沒有必要改變的事情，在老闆眼裡都存在著改善空間，而這份持續優化的精神，深深吸引了她。   吸引她留下的，不只是一份工作   後來有一天，老闆問她：「要不要一起來做做看？」這句話來得突然，卻也讓她認真思考起自己的未來。她坦言，當時第一個反應其實是猶豫。因為那時候的自己很迷惘，不知道未來想做什麼，也不確定自己是否適合走餐飲這條路。然而，正因為沒有答案，她反而想給自己一次嘗試的機會。她笑著說，當時心裡有個念頭：「不然就來挖挖看，看能不能從老闆身上挖出什麼。」抱著這樣的心情，她踏進了雨川，也開啟了一段超乎預期的人生旅程。   剛開始工作的時候，她其實充滿疑惑。許多制度和流程在她看來都顯得有些繁瑣，她甚至不明白，一間小吃店為什麼需要花那麼多時間研究服務流程、產品設計或員工制度。有些時候，她也曾在心裡想著：「真的有必要做到這種程度嗎？」然而，隨著時間過去，那些當時不被理解的改變，逐漸展現出效果。顧客體驗變得更好，團隊運作更加順暢，而品牌也一步一步建立起屬於自己的特色。那些曾經讓她不解的堅持，最後都被證明有其價值。   這個過程不只改變了雨川，也改變了張怡雯。原本只是抱著試試看的心情留下來，卻在一次次學習與觀察中，逐漸找到自己的方向。她開始理解，餐飲從來不只是把食物端上桌而已。從客人進門的那一刻開始，燈光、空間、服務、餐點甚至一句問候，都會影響對方的感受。一頓飯的價值，不只來自味道，更來自整體的體驗。這樣的理解，讓她對餐飲有了完全不同的認識，也讓她開始期待，自己是否能和團隊一起做出一些不一樣的事情。   每一滴雨，終會匯聚成川   雨川這個名字，本身也承載著許多故事。最初，它其實來自創辦人的名字，但隨著品牌逐漸成長，團隊也賦予了它新的意義。他們認為，每一位客人都像是一滴雨，看似渺小，卻能在長時間的累積下匯聚成川。今天的雨川之所以能夠被看見，並不是因為某一個人特別厲害，而是因為有無數客人願意走進店裡、願意推薦給朋友、願意在網路上分享心得。這些看似微小的支持，最終匯聚成了品牌前進的力量。   在小吃店裡，看見品牌經營的深度   因此，雨川始終提醒自己，不要把任何成果視為理所當然。每一位客人都是品牌成長的一部分，每一次來店消費都是一份珍貴的信任。這樣的觀念，也逐漸成為張怡雯所相信的價值。她開始明白，經營一家店最重要的不是證明自己有多厲害，而是懂得珍惜那些願意支持你的人。正因為如此，她對待顧客的態度也越來越細膩。她知道，每一位走進店裡的人，都可能成為陪伴雨川成長的重要力量。   許多人第一次來到雨川，都會被店裡的氛圍吸引。帶著歲月痕跡的牆面、柔和溫暖的燈光、簡潔卻充滿生活感的空間設計，讓整間店散發出獨特的氣質。有人認為這是一家文青餐廳，也有人把它當成金門旅遊時必訪的小店。然而，這樣的風格其實並非刻意塑造。因為金門潮濕的氣候，牆面難以上漆，團隊索性保留原有樣貌，再透過燈光與擺設去營造氛圍。原本只是為了解決問題的選擇，卻意外形成了品牌獨有的特色。   對張怡雯來說，這樣的過程其實很像自己的成長。許多事情並不是一開始就規劃好的，而是在面對問題時一步一步摸索出來的。她從來沒有想過自己會成為店長，也沒有在學生時代替未來畫出清晰藍圖。但正因為願意嘗試、願意學習，她的人生逐漸走向另一條道路。那些曾經覺得迷惘的日子，如今回頭看來，都成了成長的養分。   如果說加入雨川是人生的第一個轉折，那麼從工讀生走向管理職，則是另一場真正的考驗。因為她很快發現，職位的改變不只是工作內容的改變，更是責任的改變。以前遇到問題時，可以請教主管，可以依靠前輩；但當自己開始帶領團隊時，許多事情都必須自己面對。而真正讓她印象最深刻的，並不是工作的辛苦，而是那種角色轉換所帶來的壓力。   她後來用一句話形容那段過程：「從有人可以依靠，變成別人開始依靠你。」   這句話看似簡單，卻濃縮了她多年來最大的成長。因為當一個人開始成為別人的依靠時，代表他不再只是照顧自己，而是必須承擔更多責任，也必須學會在壓力與挑戰中找到前進的方向。   管理最難的，從來不是制度，而是人   成為店長之後，張怡雯才真正明白，管理並不是一件可以依靠熱情完成的事情。比起把餐點做好，如何帶領一群來自不同背景、擁有不同個性的夥伴一起前進，反而是更困難的課題。以前當工讀生時，只要把自己負責的工作做好就可以了；但當自己成為管理者之後，必須思考的不再只是自己，而是整個團隊。   她發現，最困難的從來不是制度，而是人。每個人的想法不同、個性不同、面對事情的方式也不同。同一句話，對不同的人可能會產生完全不同的理解；同一件事情，也可能因為立場不同而有不同看法。因此，她必須不斷在管理者與夥伴之間切換角色，試著理解每個人的處境，再用對方能夠接受的方式溝通。這沒有固定公式，也沒有標準答案，只能透過一次又一次的觀察與調整慢慢學習。   直到今天，她仍然認為自己還在學習如何成為一個更好的管理者。遇到困難時，她會主動和前輩討論，也會反覆思考自己是否有更好的作法。因為她知道，管理並不是命令別人做事，而是讓一群人願意朝著同一個方向前進。這樣的能力，不會因為職稱改變就自然擁有，而是需要時間慢慢累積。   在這條路上，挫折自然少不了。當被問到是否曾經想過放棄時，她沒有任何猶豫地回答：「其實蠻常有的。」這個答案或許有些出人意料，卻也真實得令人共鳴。因為在許多人眼中，看見的是雨川越來越穩定的發展，看見的是店裡總是有絡繹不絕的客人，卻很少有人知道，經營背後其實充滿大大小小的挑戰。   有時候是管理上的問題，有時候是與客人的溝通，也有時候是和夥伴之間對事情的看法不同。每當壓力累積到一定程度，放棄的念頭便會悄悄浮現。然而，這些年下來，她逐漸明白一件事情：如果每次遇到困難，第一個反應都是放棄，那麼自己永遠停留在原地。於是，她開始逼自己換個角度思考。與其問「為什麼會發生」，不如問「要怎麼解決」。   這樣的轉變，看似簡單，卻徹底改變了她面對事情的方式。她開始接受問題本來就會存在，也開始相信，只要願意面對，總能找到解決的方法。即使結果未必完美，至少自己已經盡力嘗試，不會留下太多遺憾。   在服務現場，學會面對壓力與委屈   除了管理上的挑戰，站在第一線服務顧客，也讓她經歷過許多情緒起伏。她坦言，自己確實有被客人罵到想哭的經驗。對於服務業而言，每天接觸形形色色的人是再正常不過的事。有些客人願意互相理解，有些客人則有自己堅持的想法。當雙方立場不同，又無法順利達成共識時，夾在中間的人往往承受最大的壓力。   她記得那些感到無力的時刻。明明已經盡力說明，對方卻無法接受；明明想好好溝通，最後卻仍然被誤解。那種努力卻得不到理解的感受，確實令人沮喪。然而，也正因為經歷過這些事情，她逐漸學會調整自己的心態。她不再把所有情緒都往自己身上攬，而是試著從不同角度理解問題。因為她知道，服務業不可能讓每個人都滿意，但可以盡力做到問心無愧。   在雨川的這些年裡，她學到的不只是工作能力，更是一種面對人生的態度。以前的她害怕變動，也害怕未知。面對新的挑戰時，第一個反應往往是擔心自己做不好。然而，在一次次嘗試與學習中，她慢慢發現，很多事情並不是做不到，而是還沒有開始做。當願意跨出第一步之後，原本以為困難的事情，也會在過程中逐漸找到方法。   這份改變，或許就是雨川帶給她最大的禮物。它不只是提供一份工作，而是讓她看見自己的可能性。從原本那個對未來迷惘的大學生，到如今能夠獨當一面的店長，中間的距離並不是一天完成的，而是無數次選擇累積而成。每一次願意學習、每一次願意面對問題、每一次願意繼續堅持，都悄悄塑造出今天的自己。   談到雨川未來的方向時，張怡雯的目光依然充滿期待。她認為，金門有許多珍貴的飲食文化，而雨川希望做的，不只是把傳統小吃端上桌，更希望用新的方式讓更多人認識它。例如高粱肉燥飯，他們沒有直接使用高粱酒，而是運用高粱米磨製而成的米麩融入料理，希望讓風味更加溫和，也更容易被不同年齡層接受。又例如一條根雞湯，他們花了許多時間研究比例，希望把金門代表性的特色食材轉化成更多人願意接觸的料理。   對他們而言，創新並不是推翻傳統，而是在保留原有精神的基礎上，找到更適合現代人的表達方式。因此，除了持續開發產品之外，團隊也計畫未來與營養師合作，在菜單中加入熱量、蛋白質等營養標示，希望讓消費者能夠更清楚了解自己吃進了什麼。這些看似細微的改變，其實都反映著他們對品質與責任的堅持。   除了產品本身，雨川也一直重視與在地社群的連結。張怡雯認為，品牌之所以能夠走到今天，很大一部分來自金門鄉親長期以來的支持。因此，他們推出鄉親優惠，希望用實際行動回饋這些一路陪伴品牌成長的人。在她心裡，雨川從來不只是一間餐廳，而是一個讓人願意回來的地方。這裡不只是吃飯的空間，更像是一個充滿溫度的生活場域。   如果讓現在的張怡雯回頭看看十年前的自己，她想，那個女孩應該會感到有些意外。意外自己竟然能夠堅持這麼久，意外自己能夠承擔這麼多責任，也意外自己最後真的在金門留下來了。她笑著說，如果能對當時的自己說一句話，大概會拍拍她的肩膀，然後告訴她：「欸，妳比我想像中還有毅力耶。」   但如果真的有機會和過去的自己對話，她還想再補充幾句。她會提醒自己，不要停止學習，不要以為自己什麼都懂，也不要變成一個想法僵化的大人。因為世界一直在改變，人也應該持續成長。除此之外，她還會提醒自己保留一點幽默感。很多當下看起來過不去的事情，回頭再看，其實都只是人生裡的一段風景。學會笑著面對，有時候比執著於答案更重要。   十年之後，她走出了自己的方向   如果當年沒有答應老闆的邀請呢？面對這個問題，她沉思了一下。她猜想，自己或許已經回到家鄉，和幾個志同道合的朋友一起做些事情，想辦法讓家鄉變得更有活力。因為無論在哪裡，她始終喜歡那種和一群人一起把事情做好的感覺。只是人生沒有如果，而她也不後悔當年的選擇。因為正是那個看似偶然的決定，讓她遇見了今天的自己。   從一名坐在餐桌前的客人，到站在櫃檯後方的店長；從對未來迷惘的大學生，到成為別人依靠的管理者；從抱著試試看的心態踏進雨川，到把十多年的青春投入其中。張怡雯的故事或許沒有驚天動地的情節，卻有著許多人都能理解的真實。那是一段關於成長、關於選擇、關於學習如何承擔責任的旅程。   而這趟旅程最珍貴的地方，或許不在於她最後成為了店長，而是在於她明白了一件事：很多事情不是做不到，只是還沒開始做。當願意跨出第一步，願意相信自己，也願意給自己一次機會時，那些原本看不見的可能性，便會慢慢展開。就像無數滴雨最終匯聚成川一樣，每一次努力或許都很微小，但當時間累積起來，終究會形成屬於自己的方向與風景。

  「我不是從零開始，我是從負的開始。」談起十六年前創業的那段日子，青年牧場負責人陳玉嘉笑著說。這句話聽起來像一句玩笑，卻也是他人生最真實的寫照。當許多人把創業視為實現夢想的開始時，他卻是在背負三百萬元貸款的情況下踏進養牛產業；當許多人認為大學生應該在城市尋找穩定工作時，他卻選擇回到金門，走進一個自己完全陌生的領域。如今的青年牧場已發展成擁有數百頭牛規模的牧場，並建立從繁殖、育成、肥育到銷售的一條龍經營模式，但回頭看這一切的起點，其實只是因為一片荒廢的土地。   走進位於青年農莊的青年牧場，眼前的景象與一般人對牧場的印象有著不小落差。牧草在微風中輕輕搖曳，牛群悠閒地在戶外活動空間裡覓食，遠處樹蔭下還有幾頭牛靜靜反芻。原本以為牧場會有濃厚的氣味，但實際走訪後才發現，空氣中幾乎聞不到刺鼻臭味，反而多了一股來自土地與草地的自然氣息。四周環境整潔有序，綠樹與牧草構成一幅平靜的鄉間景象。站在牧場裡介紹環境的陳玉嘉，則與外界對傳統農民的刻板印象有所不同。他個性開朗、談吐風趣，聊起牧場經營總是滔滔不絕，從牛隻管理談到產業發展，眼神裡始終帶著熱情與自信。   然而，若將時間往回推十六年，當時的陳玉嘉與養牛產業其實毫無關聯。和許多金門年輕人一樣，他的求學之路從離開家鄉開始。當時的金門尚未有完整的大學體系，若想繼續升學，就必須前往臺灣。高中時期的他就讀電子科，之後接觸食品相關領域，再到臺灣攻讀工業安全衛生。一路走來，無論是電子、食品還是工業安全，都與畜牧產業毫無交集。畢業後，他留在臺灣工作，在加油站擔任站務人員。那份工作雖然穩定，但輪班與調動的生活讓他開始思考自己未來真正想要的是什麼。   後來完成兵役、結婚成家後，他與妻子討論未來規劃，決定回到金門發展。原本以為回到家鄉後能找到新的機會，沒想到現實卻沒有想像中順利。他回憶，當時母親曾告訴他：「回來金門隨便找都有工作。」然而真正回到金門後，他花了兩個月時間四處求職，卻始終找不到自己想投入的方向。二十八歲的年紀，不算太年輕，也還不到能夠輕易妥協的階段。看著身邊同齡朋友逐漸在職場站穩腳步，他卻還在思考未來該往哪裡走。就在那段迷惘的日子裡，他開始重新注意到家中的土地。   小時候，家裡的土地曾種植小麥與高粱，是一家人生活的一部分。然而隨著時代變遷與父母工作繁忙，這些土地逐漸失去原本的功能，最後變成一片荒草叢生的空地。當他重新踏上那片土地時，心裡有種說不出的可惜。曾經辛苦耕作的農地，如今沒有人管理，也沒有人使用，任由雜草蔓延。正是在這個時候，一個念頭慢慢浮現：如果這些土地能重新被利用，會不會有不同的可能？   同一時間，金門縣政府正在推動養牛計畫。計畫的起點來自金門酒廠。眾所周知，金門高粱酒是金門最具代表性的產業之一，但釀酒過程中產生的大量酒糟一直都是需要處理的問題。後來有專家提出利用酒糟作為牛隻飼料的構想，希望藉此發展金門特色肉牛產業。事實上，金門早年本來就有養牛傳統，只是過去多半作為耕田用途。隨著農業機械化普及，役用牛逐漸退出歷史舞臺，而酒糟牛的概念則讓養牛產業重新找到新的發展方向。   對許多人而言，這只是一項地方政策；但對當時找不到方向的陳玉嘉來說，卻像是一個新的機會。家裡有土地，縣府有政策支持，也許自己真的可以試著做點什麼。只是當創業的念頭真正出現時，現實問題也隨之而來。   最大的問題，是錢   養牛不像一般工作，只要投入勞力就能開始。牛舍要蓋、設備要買、牛隻要購入，每一項都需要資金。對剛返鄉的年輕人而言，這是一筆龐大的負擔。真正讓他有勇氣跨出第一步的人，是他的母親。   當陳玉嘉提出想創業養牛的想法時，母親並沒有因為風險而反對。相反地，她選擇相信兒子，願意將自己名下的土地作為貸款擔保。透過土地貸款，陳玉嘉取得三百萬元創業資金，也正式開始打造自己的牧場。回憶起那段時光，他始終記得母親說過的一句話：「沒關係，地給你貸款，你自己繳得出來就好。」看似簡單的一句話，背後卻是父母對孩子最深的信任。   也正因為如此，他常說自己不是從零開始，而是從負的開始。因為當貸款核准的那一刻起，他背負的不只是三百萬元債務，更是一份來自家人的期待與責任。而從那一天開始，他也沒有了退路。   創業初期的日子遠比想像中艱難。拿到貸款後，陳玉嘉開始整理土地、興建牛舍、購買設備，也正式接觸養牛這個完全陌生的領域。回憶起剛開始的自己，他笑著說，當時其實把事情想得太簡單了。原本以為養牛就是把牛買回來、餵牠吃東西，等牠長大、生小牛之後再慢慢擴大規模。然而真正投入之後才發現，牛不是機器，而是一個充滿變數的生命。牠會生病、會受傷、會難產，也可能在出生後不久便夭折。許多問題並不是努力就能立刻解決，而是必須經過長時間學習與經驗累積。   剛開始養牛時，他最大的挫折來自繁殖問題。許多母牛懷孕後出現流產、難產或胎位不正等狀況，有些小牛即使順利出生，也可能因體質虛弱而無法存活。對於一個沒有畜牧背景的人來說，每一次失敗都像是在繳學費，而且往往代價不小。一頭牛從配種到生產，需要將近一年的時間，若中途發生問題，不只是損失金錢，更可能打擊信心。然而陳玉嘉沒有因此放棄。他知道自己不是本科系出身，與其抱怨，不如加倍學習。   那段時間，只要防疫所獸醫或相關技術人員到牧場協助，他一定會站在旁邊仔細觀察。別人怎麼處理牛隻問題，他就在旁邊看；別人怎麼判斷病因，他就在旁邊記錄。回到家後，再透過書籍、網路資料與各種管道補充知識。很多人以為畜牧業靠的是經驗，但在陳玉嘉看來，經驗其實是建立在不斷學習的基礎上。正因為自己是外行人，所以更不能停止學習。   除了技術上的困難，外界的眼光也是另一種壓力   現在談到青年返鄉、地方創生，社會大多抱持支持態度，但十六年前的環境並不是如此。當時許多人認為，大學生應該到公司上班，找一份穩定工作，而不是回來養牛。尤其在一些老一輩人的觀念裡，養牛是一項辛苦且缺乏發展性的工作。一個讀過大學的年輕人放棄城市生活，回到家鄉養牛，在不少人眼中幾乎是不可思議的選擇。   陳玉嘉坦言，當時確實有很多人不看好他。甚至有些養牛前輩直接對他說：「你一個大學生，怎麼會跑來做這個？」在他們眼裡，這個年輕人既沒有經驗，也沒有背景，很難在產業裡站穩腳步。然而面對這些質疑，陳玉嘉並沒有花太多時間解釋。他知道，有些事情不是靠嘴巴說服別人，而是要靠時間證明自己。   在不斷摸索的過程中，他逐漸發現影響牛隻健康最重要的關鍵之一，其實是牧草。金門養牛最大的特色在於利用酒糟餵養牛隻，因此金門牛也被稱為酒糟牛。酒糟富含蛋白質與熱量，是很好的飼料來源。然而許多人忽略了一件事：牛雖然會吃酒糟，但本質上仍然是草食動物。牠們擁有四個胃，需要依靠大量纖維進行反芻與消化。如果長期攝取過多酒糟而缺乏足夠牧草，反而容易造成營養失衡。   剛開始養牛時，陳玉嘉和許多人一樣，認為酒糟營養高，多餵一些應該比較好。但後來他發現，許多繁殖問題其實都與飼料比例有關。有些母牛營養過剩，導致胎兒過大，增加難產風險；有些小牛出生後骨骼發育不良，甚至出現健康問題。這些現象讓他開始重新思考飼養方式。   為了找到答案，他投入大量時間研究牧草與營養管理。後來選擇種植台畜二號狼尾草，並逐漸擴大種植面積。如今青年牧場已擁有近二十公頃牧草地，每年可生產超過兩千噸牧草。這些牧草不只是飼料，更是牧場穩定發展的重要基礎。透過酒糟與牧草的合理搭配，牛隻健康狀況逐漸改善，繁殖效率也大幅提升。   更重要的是，他開始建立分階段飼養的觀念。對許多人而言，養牛似乎就是餵牛吃東西，但在青年牧場，每個階段的牛都有不同管理方式。繁殖牛、生長中的牛以及準備上市的肥育牛，所需要的營養比例都不同；公牛與母牛的需求也有所差異。甚至剛出生的小牛，從只能喝奶到開始接觸牧草，都有一套完整的照顧流程。陳玉嘉形容，這就像照顧孩子一樣，不同年齡需要不同教育與營養，而牛也一樣。   細緻的管理提升小牛育成率   青年牧場的小牛育成率逐漸提升，目前已超過八成。這個數字對外行人來說或許沒有概念，但對畜牧業而言卻是相當重要的成果。因為育成率代表的不只是存活率，更代表整體飼養管理的成熟度。從最初什麼都不懂的年輕人，到能夠建立一套屬於自己的管理系統，陳玉嘉花了許多年時間，也付出了許多代價。   然而，當牧場逐漸步上軌道時，一場更大的挑戰卻悄悄來臨。這一次考驗的不只是技術，而是整個產業的生存能力。而那場改變許多養牛戶命運的危機，就是疫情。   真正讓青年牧場面臨重大轉折的，是接連而來的動物疫情。回顧十六年的經營歷程，陳玉嘉認為，創業初期的貸款壓力雖然沉重，但只要願意努力，問題總有機會解決；然而疫情帶來的衝擊，卻是個人再怎麼努力也難以完全控制的事情。這些年來，青年牧場先後經歷結節疹與口蹄疫等疫情事件，其中對產業影響最大的，是牛隻運輸受到限制所帶來的連鎖反應。   當時青年牧場主要以繁殖場模式經營。母牛生下小牛後，經過一段時間飼養，等小牛離乳便出售給其他業者。這種模式最大的優點是現金流穩定，因為每年都會有固定數量的小牛出售，能夠支撐牧場日常營運。然而疫情發生後，牛隻無法順利輸往臺灣，市場需求瞬間萎縮，原本穩定的銷售模式受到嚴重衝擊。陳玉嘉回憶，那段時間最令人焦慮的不是價格下跌，而是即使願意降價，也未必有人願意購買。   市場需求有限，但牛隻卻持續增加。原本每年可以順利賣出的牛隻開始滯留在牧場裡，而新的小牛仍然持續出生。牛不像一般商品，無法放進倉庫等待市場好轉。牠們每天都要吃飼料、喝水，需要人力照顧與空間管理。當牛隻數量越來越多，成本也隨之增加。對許多養牛戶而言，那是一段相當艱困的時期。   面對這樣的困境，陳玉嘉開始思考新的經營方向。既然小牛賣不出去，那麼是否能夠自己把牛養大，再直接進入肉牛市場？這個想法看似合理，實際上卻伴隨著巨大的風險。因為從小牛出生到成為可上市的肉牛，往往需要三年以上的時間，再加上配種與懷孕階段，整個週期接近四年。換句話說，今天做出的決定，可能要四年後才看得到成果。   這意味著在這四年間，所有成本都必須持續投入，卻看不到立即回收的收入。所幸，這次轉型最終帶來新的契機。隨著肉牛數量增加，青年牧場開始發展出不同於傳統繁殖場的經營模式。陳玉嘉逐漸意識到，如果只是把牛養大再賣給別人，仍然無法完全掌握品質與市場。因此他開始往前延伸產業鏈，從繁殖、生長、肥育到屠宰、分切與販售，逐步建立起完整的一條龍經營模式。   在許多人眼中，養牛戶的工作就是把牛養好，後面的事情交給肉商或市場處理即可。但陳玉嘉希望能夠掌握更多環節。他認為，真正的品質管理不應該只停留在牧場，而是從牛隻出生開始，一直到消費者購買的那一刻為止。於是青年牧場開始建立完整的生產履歷系統。每一頭牛出生後都會掛上耳標，記錄父系、母系、出生日期、疫苗施打紀錄、疾病治療狀況以及配種時間等資訊。這些資料不只是管理工具，也成為品質追溯的重要基礎。   「安心」是品質管理的核心   他認為現代消費者越來越重視食品來源，因此透明化是建立信任的重要方式。透過完整紀錄與溯源系統，消費者可以了解牛隻的成長歷程，也能更放心地選購產品。對他而言，這不只是商業策略，更是一種對消費者負責的態度。   除了飼養管理之外，運輸也是影響肉品品質的重要環節。牛隻是敏感的動物，如果在運輸過程中受到過度驚嚇或緊迫，肉質可能受到影響。因此青年牧場在運輸過程中特別重視動物福利與環境管理。後來更投入冷藏運輸設備，確保肉品從屠宰場到門市的過程中都能維持低溫狀態。即使從屠宰場到店面只有短短二十分鐘車程，他們仍堅持使用冷鏈系統。因為在陳玉嘉眼中，品質往往就決定在這些容易被忽略的細節裡。   如果說一條龍經營是青年牧場的重要特色，那麼循環農業則是它另一項值得關注的核心理念。多年來，陳玉嘉一直在思考如何讓牧場不只是生產牛肉，而是形成一套資源循環系統。他認為農業不應該只是消耗資源，而應該盡可能提高利用效率，讓原本被視為廢棄物的東西重新產生價值。   在青年牧場裡，牛糞並不只是排泄物，而是重要的有機肥來源。經過處理後的牛糞被施用在牧草田中，成為牧草生長的養分；牧草收成後再回到牛隻飼養系統中，形成自然循環。此外，小麥與高粱收成後留下的外殼，也被收集起來作為小牛保育室的墊料。這些材料具有良好的吸水與保暖效果，不但能改善環境，也能提高小牛存活率。對陳玉嘉而言，循環經濟不是口號，而是一種實際運作的生活方式。

  ﹝撰稿人：徐品豐﹞   離開金門，曾經是翁睿漪最想完成的一件事。和許多在離島長大的孩子一樣，從幼稚園、小學、國中到高中，生活的範圍幾乎都在同一座島嶼之中。當臺灣本島的學生可以輕易選擇到不同縣市求學、生活時，金門孩子的人生似乎總被海洋框出一道無形邊界。於是，「出去看看」成了青春裡最具吸引力的想像。   高中畢業那年，家人其實希望她留在金門念書。因為沒有考上理想的志願，家裡覺得在金門大學就近唸就好，面對這些聲音，她的答案始終只有一句話：「我要出去看看。」於是，她離開金門，前往彰化求學。   真正離家後，她才發現原來距離不只是地圖上的數字。   從彰化回金門，必須先搭火車到臺中清水，再配合飛機班次等待起飛。短短一趟返家路程，往往需要花上三個小時以上。每當週末來臨，看著宿舍裡的同學陸續返家，整棟宿舍逐漸安靜下來，只剩少數外地學生留守，她才開始理解「想家」這件事。   那是一種很奇妙的轉變。年少時拚命想離開的地方，離開之後卻開始日夜思念。以前從不在意父親節、母親節，總覺得來日方長；到了外地求學後，卻開始珍惜每一次能夠返家的機會。兩三個月回一次金門，每次回來都覺得家裡似乎有些微妙變化，院子裡的樹長高了，阿公阿嬤又老了一些，連熟悉的街道都多了幾分陌生感。那時候的她還不知道，未來有一天，自己不但會回到金門，還會在這裡扎根。   大學時期的翁睿漪其實過得很忙。白天上課，晚上打工。她曾在小吃店端麵、收桌，也曾在甜點店學習烘焙；大三到行銷公司實習，參與女性公益路跑活動的企劃執行；大四則進入保險公司實習，接觸另一種完全不同的工作型態。不同產業、不同職位的歷練，看似零散，卻逐漸累積成未來創業的養分。   比起朝九晚五的上班生活，她發現自己更喜歡動手做東西。而甜點，正是在那段時間悄悄走進她的人生。起初只是興趣，她喜歡看料理影片，也喜歡研究各種烘焙作品。YouTube推薦頁面裡，幾乎全是做蛋糕、做甜點的教學影片。別人把影片當娛樂消遣，她卻看得格外認真，從材料比例、烘焙溫度到裝飾技巧，每一個步驟都仔細記錄。   畢業後，她沒有立刻投入職場。經過一段時間思考，她決定回到金門。2020年3月返鄉，5月成立工作室，12月正式開店。雖然曾考取烘焙丙級證照，但她坦言自己對甜點產業其實所知有限。當時花了三千元購買線上課程，每天跟著影片一步一步學習。失敗、重做，再失敗、再重做，成了那段日子的日常。蛋糕塌陷、塔皮失敗、口感不穩定、溫度控制錯誤，每一項問題都足以讓整批產品報廢。她笑說，創業初期大概有半年時間都在哭，不是因為後悔，而是因為太想做好。   當把興趣變成工作時，浪漫很快就會被現實取代。   外人眼中的甜點師，總是穿著乾淨圍裙，在咖啡香與甜味之間優雅工作；但實際上的烘焙生活，往往是清晨備料、深夜收店，身上永遠沾著奶油和鮮奶油的味道。如果當年知道這條路這麼辛苦，她笑說，或許反而沒有勇氣開始。然而也正因為當時什麼都不知道，所以才敢義無反顧地往前走。回到金門之後，她逐漸發現，自己返鄉的意義並不只是開一家甜點店而已。   對許多離鄉求學的年輕人來說，返鄉往往意味著重新適應。曾經習慣的街道變得陌生，曾經熟悉的人事物也在時間流逝中悄悄改變。離開多年後再回到家鄉，反而需要重新認識這座島嶼。翁睿漪也經歷過這樣的過程。剛回來時，她最不習慣的是交通在臺灣本島，想去臺中、臺北或高雄，只要搭上火車或客運就能出發；但在金門，想離開島嶼，就必須先搭飛機。看似只是交通工具的不同，背後卻代表著生活方式的改變。   然而，當時間慢慢過去，她開始感受到金門獨有的魅力。在彰化求學時，她住在相對偏僻的山區，每天往返學校與打工地點，生活步調總是匆忙。回到金門後，五分鐘就能看見海，傍晚時分吹著海風騎車回家，成了最平凡卻也最珍貴的日常。這種慢，曾經是她想逃離的原因，後來卻變成她願意留下來的理由。   只是，生活可以慢，創業卻不能慢。當店面正式營運後，她開始面對現實世界的考驗。員工薪資、水電費、原物料成本、設備維修，每一筆支出都是真實存在的壓力。尤其金門人口有限，市場規模遠遠比不上臺灣本島。咖啡、甜點這類產品並非民生必需品，消費者隨時可以選擇不購買，因此如何讓顧客願意持續上門，成為創業者每天都必須思考的課題。   更何況，她創業的時間點恰好落在特殊的歷史時刻。2020年，新冠疫情席捲全球。對許多產業而言，那是一段艱困的歲月；然而對金門的甜點與咖啡產業來說，卻意外迎來一波成長機會。由於出國受限，許多人被迫留在國內消費。原本習慣到臺灣或海外旅遊的人，開始重新探索自己生活的地方。許多金門居民第一次認真走進咖啡店、甜點店，發現原來島上也有不少值得停留的角落。Ms.W製正是在那段時間逐漸被更多人看見，店裡的蛋糕訂單增加，客群逐漸穩定，許多顧客甚至成為一路支持至今的老朋友。對剛創業不久的翁睿漪而言，那無疑是一段充滿希望的日子。   然而，疫情終究會結束。當國門重新開放，人們再次能夠自由出國旅行後，消費模式也開始改變。原本留在金門的消費力逐漸外流，整體市場回歸正常狀態。對許多店家來說，這才是真正的考驗開始。   「有想過收店嗎？」面對這個問題，她沒有否認。疫情後營業額下滑，市場競爭增加，經營壓力比創業初期更大。曾經也思考過是不是該停下來，重新選擇另一條路。但每當想到一路累積下來的客人、作品與回憶，她又捨不得放棄。六年時間裡，Ms.W製早已不只是營業場所，更像是她人生的一部分。於是她選擇繼續前進，增加餐點、嘗試餐酒館、延長營業時間、調整經營模式，她不斷尋找新的可能性，希望讓這家店能夠走得更遠。   而這份不願輕易放棄的性格，或許也來自她的家庭。   她的家族共有二十多位成員，每年過年、暑假、長輩生日，全家人都會從不同地方回到金門團聚。近幾年更發展出特別的家族傳統，每次聚會都設定不同主題，由堂兄弟姊妹輪流籌辦活動。有人扮成動物，有人設計角色裝扮，大家一起拍照、玩遊戲、吃飯聊天，看似幼稚，卻讓家族感情始終緊密。當許多家庭因成員分散各地而逐漸疏遠時，他們仍努力維繫著彼此之間的連結。也因此，當她決定返鄉創業時，家人給予的不是質疑，而是支持。因為對這個家族而言，回家從來不是退讓，而是一種選擇。   或許正因如此，翁睿漪始終沒有把自己定義成單純的甜點師。在她眼中，甜點不只是商品。每一個生日蛋糕、每一份彌月禮盒、每一次聚會訂單，都承載著某個家庭的重要時刻。那些出現在餐桌上的甜味，往往也是人與人之間情感連結的一部分。而她所做的，正是透過自己的雙手，把這些重要時刻保存下來。   從最初的五款甜點，到如今超過百種產品；從一個人獨自摸索，到擁有固定夥伴共同經營；從單純的工作室，到逐漸成為許多人熟悉的金門甜點品牌。六年時間，看似不長，卻足以改變一個人的人生方向。那個當年拚命想離開金門的女孩，已經在這片土地上扎下新的根。   如果說返鄉創業的前幾年，是在學習如何生存，那麼近幾年的翁睿漪，則是在思考如何長久地留下來。當她剛回到金門時，島上的咖啡與甜點產業其實仍處於發展初期。當時較具知名度的咖啡店屈指可數，彼此之間甚至更像朋友而非競爭者。大家會互相分享資訊、交流經驗，甚至一起從臺灣訂購原料，以降低運輸成本。   其中，與同樣返鄉創業的咖啡業者合作，就是她印象深刻的一段經歷。因為經營甜點店需要大量使用烘焙原料，而咖啡店則需要穩定取得咖啡豆與相關設備。雙方在創業初期經常互相支援，從原料採購到活動合作，都建立起類似夥伴的關係。後來，他們一起參與咖啡節、一起上專業課程，也共同見證金門咖啡文化逐漸成長的過程。   然而，市場成熟往往也代表競爭加劇   短短幾年間，金門咖啡與甜點店的數量快速增加。根據咖啡節活動統計，參與店家與工作室已從早期的少數幾間，增加到數十家規模。越來越多年輕人投入這個產業，希望透過咖啡與甜點打造屬於自己的理想生活。表面上看來，這是一件令人振奮的事，但身處其中的創業者都知道，當市場規模沒有同步擴大時，競爭勢必更加激烈。   畢竟金門的人口有限。在臺北，一間咖啡店可能只要吸引附近社區居民就足以維持營運；但在金門，每一家新開的店，都必須面對相同的客群。因此，如何在有限市場中找到自己的定位，成為每個經營者都必須面對的課題。   金門與臺灣本島最大的差異之一，在於生活習慣。許多人習慣晚上到臺灣旅遊、聚餐，甚至跨海到鄰近地區消費。因此，晚間市場的規模遠不如預期。再加上交通條件限制，即使提供調酒服務，消費者也常因為返家不便而有所顧慮。   經過幾年嘗試後，她開始重新調整方向。有些計畫暫時放慢腳步，有些品項選擇精簡，但她並不覺得這是失敗。相反地，她認為這正是創業最真實的樣子。沒有任何商業模式可以一次成功，也沒有任何店家能夠永遠依靠同樣的方法生存。市場改變了，經營者就必須跟著改變。   這六年來，她最大的收穫或許不是營業額，而是學會接受變化。曾經的她，以為創業是找到一條路之後勇敢往前走；後來才發現，創業其實更像是在濃霧中前進，每走一步，才能看見下一步。而在這段過程裡，金門也悄悄改變了她。年輕時，她總覺得這座島太小，小到每個人都彼此認識，小到生活沒有太多變化，小到讓人迫不及待想飛向更遠的地方。但離開之後，她才發現，正因為小，這裡才有著其他地方難以取代的人情味。   客人不只是客人。許多人從開店第一年支持到現在，陪伴著店鋪一起成長。有人從學生變成上班族，有人從情侶變成夫妻，有人成為父母之後，又帶著孩子走進店裡。六年的時間，累積的不只是生意，更是一段段真實的人生故事。有時候客人只是來喝杯咖啡、吃塊蛋糕；有時候則是來分享生活中的喜悅與煩惱。對許多常客而言，Ms.W製早已不只是消費場所，而是生活中的一部分。而這些關係，也讓她在經營最辛苦的時候，仍然選擇留下。因為她知道，如果關上店門，失去的不只是工作，而是一群共同走過歲月的人。   回頭看這六年的創業歷程，翁睿漪笑說，自己其實很幸運。幸運地擁有支持自己的家人，幸運地遇見願意陪伴的夥伴，也幸運地在家鄉找到真正喜歡的事情。   當年那個執意離開金門的女孩，大概不會想到，未來的自己會每天待在同一座島嶼上，為了一塊蛋糕的口感反覆調整配方，為了一杯咖啡的風味與客人討論半天，甚至因為休息一天而感到些許罪惡感。然而，也正是在這些看似平凡的日常裡，她逐漸找到屬於自己的位置。   人生有時候很像烘焙。配方不可能一開始就完美，溫度也未必永遠恰到好處。有些失敗必須親身經歷，有些答案只能透過時間慢慢發酵。翁睿漪的故事，或許不是轟轟烈烈的創業傳奇。她沒有驚人的資本，也沒有一夜成功的神話。有的只是無數次失敗後的重新開始，以及一份願意留下來的勇氣。   從逃離小島，到選擇回到小島；從想看看外面的世界，到願意守著家鄉的一間甜點店。這條路走了許多年，也繞了很遠。但或許正因為曾經離開，她才更明白回家的意義。   如今，當甜點櫃裡擺滿剛完成的蛋糕，咖啡香瀰漫在店內的每個角落時，她依然會想起年少時那個急著飛離金門的自己。而此刻的她終於明白，有些人窮盡一生尋找歸屬；有些人則在離開之後，才發現最想停留的地方，原來一直都在身後。   對翁睿漪而言，那個地方，叫做金門。

  「我知道你覺得黑暗的日子看不見盡頭，但不能停在這裡」   冷冽的東北季風從海面吹來，穿過金門村落狹窄的巷弄，也吹過一個少年漫長而安靜的青春。那時的黃山料還不知道，未來的自己會成為暢銷作家、影像創作者，也會用文字陪伴許多人走過低潮。他只是金門眾多年輕人之中的一個，成長在戰地記憶與海風交織的島嶼上，敏感、內向，習慣把不安藏在心裡。金門的生活步調緩慢，人與人之間距離很近，卻也讓青春裡的孤獨更難被說出口。少年時期的黃山料，並不是一個特別快樂的人。當同齡人談論未來、奔向熱鬧時，他更多時候選擇觀察，觀察人與人的距離，也觀察那些難以被說清楚的情緒。這份敏感，後來成為他的創作底色。   出生於金門的黃山料，童年記憶裡有海風、有高粱田，也有離島特有的寧靜與孤獨。相較於臺灣本島的繁華，金門的生活步調顯得緩慢許多。島嶼不大，人與人之間的距離很近，每個人似乎都認識彼此，但也正因如此，成長過程中的困惑與不安，往往只能留給自己消化。   少年時期的他並不是一個快樂的人。他敏感、內向，經常思考一些與同齡人不同的問題。當別人在操場上奔跑、談論未來的志向時，他更多時候是在觀察身邊的人與事，試圖理解人與人之間那些難以言說的情感與距離。那種對情緒細微變化的敏銳感受，日後逐漸成為他文字創作的重要養分。   就讀金門高中期間，他開始對創作產生濃厚興趣。閱讀、寫作與觀察世界，成了他與自己相處的重要方式。然而，對於一個離島青年而言，真正的轉折往往來自離開。2010年的夏天，十八歲的黃山料背起行囊，告別熟悉的海岸與聚落，前往臺北求學。那是一段許多金門孩子共同經歷的人生旅程，也是他生命中第一次真正面對世界的開始。   離開金門之後，黃山料來到臺北，就讀實踐大學服裝設計學系。對許多離島青年而言，臺北象徵著夢想與機會，但對初來乍到的他而言，更多的是陌生與衝擊。繁忙的街道、擁擠的人群，以及節奏快速的生活，都與金門截然不同。那段時間，他一邊適應新的環境，一邊努力在專業領域中尋找自己的位置。   在學期間，黃山料展現出優異的設計天分，畢業作品甚至獲得英國倫敦畢業生時裝週（Graduate Fashion Week）首獎。對許多人而言，這樣的成績足以成為職涯的重要起點。然而，當掌聲散去之後，他卻發現，自己並沒有因為獲獎而找到人生的答案。   「成功只是你曾經很努力的證明，不代表你要拿著這張獎狀度過接下來的日子」｜黃山料《好好再見 不負遇見》   黃山料坦言，那段時間的自己其實十分迷惘。外界眼中的成功，並沒有填補內心的空缺。他開始思考，自己真正喜歡的是什麼？未來想成為什麼樣的人？設計或許是一種表達方式，但似乎還不足以承載他想說的故事。 　　與許多剛畢業的年輕人一樣，他經歷過求職、轉職，以及對未來方向的反覆懷疑。那段日子裡，他做過不同工作，也曾對自己的選擇感到不安。他看見身邊許多人在追逐穩定的職涯道路，而自己卻像是在不斷摸索方向的旅人。只是，正因為這樣的徬徨與漂流，讓他開始更加關注那些與自己一樣努力生活的人。 　　黃山料發現，每個平凡人的生命裡，其實都藏著值得被看見的故事。早餐店老闆凌晨起床準備食材、計程車司機在深夜載著陌生人穿梭城市、年輕創業者在資源有限的情況下堅持夢想。這些人或許不曾出現在新聞頭條，也不是社會定義下的成功人士，卻都在自己的位置上認真生活。 　　這樣的想法，正是他創業故事的序章。 　　2017年，黃山料創立人物故事平台「一件襯衫」。平台名稱來自一個簡單卻深刻的概念：無論職業、身分、背景如何，每個人每天穿上的那件襯衫背後，都有屬於自己的故事。他希望透過影像與文字，把那些容易被忽略的人生片段記錄下來。 　　創業初期並不容易。沒有龐大的資金，也沒有成熟的團隊，他必須親自規劃主題、聯繫受訪者、拍攝、剪輯，甚至處理平台經營的大小事務。很多時候，一支影片的完成需要投入大量時間與精力，卻不一定能獲得相對應的回報。然而，比起流量與商業價值，他更在意的是故事本身是否真誠，是否能讓觀眾從中看見自己。在長時間的採訪與拍攝過程中，黃山料也逐漸意識到，故事之所以動人，並不在於主角的人生有多麼傳奇，而是那些平凡處境裡仍然願意堅持的瞬間。每一次訪談，都是一次靠近他人的過程，也像是重新整理自己生命經驗的機會。他看見許多人在低潮裡沒有被看見，在失敗後仍努力生活，在無人理解時依然選擇溫柔。這些真實的人生片段，讓他更加確信，文字與影像不只是記錄工具，也可以成為陪伴他人的力量。正是在這樣的累積中，他的創作不再只是表達自己，而是開始承接更多人的情緒與故事。 　　他曾說，自己一直相信「每個人都有值得被聽見的故事」。這句話不只是平台的理念，更像是一種人生態度。在那些年裡，他走進無數人的生命，也在傾聽別人的過程中，逐漸理解自己。 　　隨著一支支人物影片累積，《一件襯衫》開始受到關注。許多觀眾在影片中看見父母的身影、看見自己的掙扎，也看見那些被生活磨練卻依然溫柔的人。平台逐漸累積數十萬追蹤者，成為臺灣具代表性的人物故事品牌之一。 　　然而，對黃山料而言，創業最大的收穫或許不是流量與名氣，而是重新找到與世界連結的方式。他曾經以為自己必須成為某種成功的人，才能證明自己的價值；但在採訪無數平凡人的過程中，他慢慢明白，人生並非只有一種標準答案。真正重要的，也許是在有限的生命裡，找到願意投入熱情的事情，並真誠地活成自己喜歡的模樣。 　　「後來的我，什麼都擁有了，卻早已失去那個最初的自己」 ｜黃山料《好好生活 慢慢相遇》 　　從離開金門的少年，到獲獎的服裝設計師，再到創立《一件襯衫》的創業者，黃山料用了許多年尋找自己的方向。而這段不斷摸索、跌撞與重建的過程，也成為日後他轉型為作家最重要的養分。那些關於孤獨、漂泊、夢想與成長的體會，最終都化成了文字，陪伴著更多在人生路上尋找答案的人。 　　如果說離開金門是黃山料人生的第一次啟程，那麼創作，則成為他理解世界的方法。 　　「我一直到寫了《好好生活 慢慢相遇》之後，才真正的喜歡自己。」山料說。 　　翻閱黃山料歷年的作品，不難發現，他始終關注的並非宏大的社會議題，而是人心深處最細微的情感。他筆下經常出現孤獨、思念、遺憾、錯過與和解等主題，這些看似平凡的情緒，卻構成了每個人生命中最真實的風景。在他看來，人之所以感到痛苦，往往不是因為遭遇了什麼驚天動地的事件，而是在無數個平凡的日子裡，無法理解自己，也無法被理解。 　　「唯有和心裡那位受傷的自己和解，人生才能開始新的起點。」｜黃山料 　　這樣的價值觀，或許與他的成長背景有關。從離島來到都市，從默默無聞到受到矚目，他始終處於一種觀察者的位置。相較於追求絕對的成功或世俗定義的成就，他更在意一個人是否能夠誠實面對自己的內心。他曾在不同訪談中提到，人們窮盡一生追求愛情、事業與名聲，但真正困難的，其實是學會接受自己。 　　因此，在黃山料的世界裡，人生並非一場競賽，而是一段不斷認識自己的旅程。每一次失敗、每一次失去、每一次告別，都不是終點，而是重新理解自己的契機。這也是為什麼他的作品裡很少出現激烈的批判與對立，更多的是理解與包容。他相信，每個人都背負著自己的故事，而那些故事往往比表面看見的更加複雜。 　　談到愛情，黃山料的觀點同樣帶著濃厚的人文色彩。與其說他相信轟轟烈烈的浪漫，不如說他更在乎理解與陪伴。在他的作品裡，愛情從來不是占有，而是一種相互成全的過程。兩個人的相遇未必一定要走向永遠，有些人出現在生命裡，只是為了陪伴彼此走過一段路，教會彼此一些事情。即使最終分開，那段感情的價值也不會因此消失。 　　「有些人出現在你的生命裡，只是陪你走一段路」｜黃山料 　　這樣的愛情觀，也反映出他對人生的理解。他認為許多人之所以痛苦，是因為執著於結果，而忽略了過程本身的意義。於是他反覆書寫告別、遺憾與失去，不是鼓勵人們沉溺於悲傷，而是希望人們學會接受生命本來就充滿無常。正因為一切終將離去，人與人之間的相遇才顯得格外珍貴。 　　而在更深層的層面上，黃山料關心的其實始終是「人」。無論是《一件襯衫》記錄的平凡人物，還是書中那些關於愛情與成長的故事，他都試圖回答同一個問題：在人生漫長的旅途中，我們該如何與自己相處，又該如何與他人同行？ 　　或許正因如此，他的文字總帶著一種溫柔的力量。那不是來自於對世界的樂觀，而是在看見世界的殘缺與現實之後，依然願意相信善意、相信理解、相信人與人之間的連結。從金門海風吹拂下長大的少年，到今日陪伴無數讀者的作家，黃山料始終沒有停止對人性的凝視。而那些關於孤獨、愛與成長的書寫，也成為他與這個世界持續對話的方式。 　　「悲傷時不忘快樂，才是真正重要的能力」｜黃山料 　　從《好好再見，不負遇見》、《把日子慢慢變好》，到近年持續探討人際關係、自我成長與人生課題，黃山料的創作始終圍繞著同一個核心命題｜｜人該如何活成自己真正想成為的樣子。而在最新作品《我的黑道姑姑教會我的99件事》中，他則將筆觸轉向生命中一位最特殊，也最影響他的人。 　　這一次，故事的主角不是戀人，不是朋友，也不是自己，而是那位被家族視為異類、被社會貼上標籤，卻深深影響他人生觀的姑姑。 　　在世俗標準裡，姑姑或許稱不上是一個「成功」的人。十七歲離家、二十歲生子、經歷感情破碎、入獄服刑、罹患肝癌，人生充滿跌宕起伏。她曾混跡黑道，也曾遭受親友誤解，甚至錯過母親最後一程。然而，正是這樣一個傷痕累累的人，卻擁有黃山料從未見過的豁達與自在。 　　身為一個習慣規劃未來、總是擔心犯錯的「乖孩子」，黃山料從小活在社會期待之中。他努力成為別人眼中的好學生、好孩子、好大人，卻也因此經常陷入自我懷疑與內耗。而姑姑的人生恰恰相反，她不在意旁人的評價，不追求別人認可的成功，甚至經常做出旁人無法理解的選擇。然而多年之後，黃山料逐漸發現，姑姑看似任性的人生背後，其實藏著另一種面對生命的智慧。 　　書中透過「乖孩子的觀察」、「姑姑的自述」以及「閨密的視角」三條敘事線交錯展開，不只是講述一位黑道姑姑的傳奇人生，更是在探討每個人都曾面對的課題：我們究竟是為自己而活，還是為了滿足別人的期待而活？ 　　黃山料在書中寫道：「再好的人，都可能成為別人故事裡的壞人，所以永遠不要想當好人，要當對得起自己的人。」這句話或許正是全書最重要的核心。當每個人都活在自己的價值觀與故事裡，我們終究無法獲得所有人的認同。與其耗費一生追求別人的掌聲，不如誠實面對自己的內心。 　　從金門海風吹拂下成長的少年，到記錄平凡人物故事的創業者，再到陪伴無數讀者走過低潮的作家，黃山料始終在書寫人與人之間的情感，也在書寫每個人與自己的關係。而《我的黑道姑姑教會我的99件事》，或許正是他迄今最貼近生命本質的一次創作。 　　因為這不只是姑姑的人生故事，更是一面鏡子。讓讀者在別人的選擇裡，看見自己的執著；在別人的遺憾裡，重新思考生命的珍貴；也在別人的自由裡，學習如何放下那些不必要的束縛。生命只有一次，時間不會重來。或許正如黃山料在書中所傳達的那樣-「不要活得正確，而要活得自由；不要等到失去才學會珍惜，而要在此刻，好好擁抱那些仍然陪伴在身邊的人。」

  設計有時候不是從一張漂亮的圖開始，而是從日常裡一個細小的疑問慢慢展開。   一張菜單，為什麼和招牌不像同一間店？一間老店明明藏著好味道，為什麼旅客經過時，卻沒有被吸引停留？一場活動內容豐富，為什麼走進現場，卻少了一種被帶進故事裡的溫度？   對依瑾來說，這些看似細小的問題，其實都與品牌有關。品牌不是一個Logo，也不只是一只漂亮的包裝盒，而是一間店、一項產品、一場活動，如何在人心裡留下印象的方式。它可能藏在字體的粗細裡，藏在菜單的留白裡，也藏在店內光線的明暗、動線的安排、裝潢風格與入口第一眼的感受之中。它藏在經營者心裡那些還沒被說清楚的話裡-為什麼開始、想留下什麼，又希望被誰記得。   禾瑾設計最初從平面設計起家，從名片、文宣、菜單、商業視覺與印刷輸出開始，陪著店家整理最基礎的品牌樣貌。後來，隨著客戶需求一步步延伸，服務範圍也從平面走向品牌規劃、室內空間、老店改造、活動佈置與社群企劃，甚至即將發展跨海家居生產。所謂「一條龍品牌服務」，不是把項目做得很多，而是讓品牌從第一眼的視覺，到走進空間後的感受，都能說著同一個故事。   北漂的金門人，在宗親活動找到回家的起點   楊依瑾是金門官澳人，卻從小在台北長大。血液裡的金門印記，最初來自每年返鄉參加的董楊宗親會活動。她在台北從事相關設計工作，卻因為一場活動，讓她的人生軌跡轉了個彎。   「我應該算一個北漂的金門人，從台北回來。」她笑著說。六年前，金門頭一遭要舉辦董楊宗親會海外懇親大會，來自美國、新加坡、馬來西亞以及江西贛州等地的宗親，一共八百多人要齊聚金門。當時她因為一直對活動企劃有興趣，便決定回來幫忙。「那時候除了設計，還要整理他們的機票、船班、住宿，接送將近800人，中午吃飯甚至要分三家餐廳才塞得下。」她回憶，當時正逢許多大陸的宗親是第一次來金門。她要協助溝通、辦理證件。整個籌備期長達數月，她跟另一位夥伴扛起大部分的統籌工作。但這次經驗卻像一場濃縮的實戰訓練，一次打包了她創業所需的所有能力：視覺設計、專案管理、溝通協調，以及最重要的｜在混亂中把事情「生」出來的執行力。「那一次活動對我來講印象很深刻，也是奠基我們後面再去做活動的這些經驗。」她說。而這場活動也讓她決定留在金門，把設計的根紮在家鄉的土地。 　　把設計種回土地裡 　　楊依瑾很早就知道，自己終究會走向設計。年少時，她曾想過成為服裝設計師。那是一個關於線條、布料與輪廓的夢，也是她最初理解美感的方式。後來，她轉向商業設計，從更貼近生活與市場的地方，繼續回應自己對美的敏感。 　　二○一八年，她創立禾瑾設計。這個名字，藏著她對金門的理解。「禾」是土地，「瑾」是她的名字。對依瑾而言，土地不是一句口號，而是所有故事開始的地方。它是一間店的氣味、一座聚落的肌理、一段人情往來的溫度，也是金門品牌最初生長的根。當品牌需求從菜單、招牌延伸到店內空間，她也順著這條脈絡，走進室內設計與老店改造。許多地方價值，原本就存在於日常裡。它可能在老屋斑駁的牆面，在巷弄轉角的光影，在一碗熱湯的香氣，也在經營者日復一日的堅持之中。只是這些價值常常太安靜，安靜到需要被重新整理、轉譯，才有機會被更多人看見。 　　禾瑾設計想做的，正是這件事。比起站在品牌前面替它發聲，她更願意站在品牌後面，成為陪伴整理的人。年輕人想開店，可能有熱情，卻還不知道品牌如何開始；老店想轉型，有味道、有客人，卻還沒有找到新的表達方式；社區擁有自己的資源與故事，卻未必知道如何走進市場。設計不只是替品牌換上一件漂亮外衣。真正重要的，是陪它回到自身，找出原本就存在的價值，再用更清晰的語言說出來。於是，一間店、一個產品、一座社區，才有機會慢慢長出自己的形狀。 　　從一張名片開始的市場教育 　　創業初期，依瑾遇到最大的困難，不是沒有案子，而是讓市場重新理解「設計」的價值。她發現，金門許多店家味道好、產品也有特色，卻少了一套能被記住的樣子。招牌是一種語氣，菜單是另一種風格，名片、海報與社群圖片又各自分散。客人也許吃得滿意，卻很難在離開後記住這間店的輪廓。 　　更深一層的挑戰，是許多店家過去習慣把設計與印刷綁在一起，認為設計只是「排一排」。但對依瑾而言，設計處理的不是版面，而是品牌如何被看見、被理解，最後被留下記憶。 　　當資訊被梳理得更清楚，視覺變得更一致，店家的氣質也會慢慢浮現。客戶從小案子開始合作，漸漸看見差異，也把更多需求交給禾瑾。有人開新店想到她，有人老店轉型想到她，也有人想讓品牌更完整時，回來找她討論。「我們做的很多都是回頭客。」她說。 　　這份信任不是靠標語建立，而是靠一次次把小事做好。依瑾常問店家：招牌和菜單，是不是說著同一種語言？門口形象和社群照片，能不能讓人一眼認出你？如果每個接觸點都各說各話，品牌就很難在人心裡留下完整印象。設計要做的，就是替這些散落的片段找到秩序，讓一間店從被看見開始，慢慢被記住。 　　金門不缺好產品，缺的是被說清楚 　　做過許多店家、活動與空間後，依瑾對金門在地產業有一個很清楚的觀察：金門不缺好產品，缺的是把故事說清楚的能力。 　　她認為，金門伴手禮市場近年已經相當成熟，但餐飲與老店轉型，仍有很大的空間。許多老店味道很好，也有穩定客源，但缺少視覺整理、社群溝通與空間更新。當品牌故事沒有被說清楚，消費者就容易只看到價格，看不到背後的文化價值與經營者的用心。 　　這就是她口中的「品牌故事斷層」。設計在這裡的角色，不是替老店硬套上一層年輕外衣，也不是把所有品牌都做成同一種風格，而是幫它找到新的說法。老店可以保留原本的味道，但需要用新的視覺、空間與敘事方式，讓下一代消費者願意理解、願意靠近，也願意記住。 　　老店改造，讓你的空間會說話 　　禾瑾設計真正重要的轉折，發生在近兩年。過去，團隊多以平面設計與廣告視覺為主，從名片、菜單、招牌到商業文宣，協助店家整理對外溝通的第一層樣貌。直到接觸老店改造後，依瑾才更清楚看見，品牌並不只存在於紙面上，也存在於客人推門而入的那一瞬間。 　　「小莓小吃店」是她印象深刻的起點。那是一個老店重建案，也讓禾瑾設計正式從平面走進空間。後來，隨著綠園餐廳等案例展開，團隊逐漸累積商業空間改造的能力，也讓禾瑾的服務從單一視覺設計，慢慢延伸為更完整的品牌整合。 　　她發現，許多店家一開始只是想做Logo、菜單或招牌，但真正談下去，問題往往不只停在某一個設計項目。空間不是單純的裝潢，而是品牌與顧客相遇的第一現場。客人走進一間店，看見的色彩、燈光、座位、動線、牆面與入口形象，其實都在說明這間店的性格。 　　依瑾希望做的，是讓一間店從「有好東西」走向「有被記住的樣子」。這種品牌感，不是冷冰冰的包裝，也不是硬套上流行風格，而是讓店家的個性被放大，讓餐點、空間與人情裡的溫度，被更清楚地感受到。 　　商業是骨架，美感是皮肉 　　「商業是骨架，美感是皮肉」在她看來，一個品牌首先要能站得住。客群是誰、價格帶在哪裡、營運模式是什麼、空間如何被使用，都是支撐品牌的骨架。美感則是在這個骨架上慢慢長出來的肌肉，讓品牌變得有吸引力，也更容易被人記住。 　　因此，她在設計之前，總會先回到品牌本身，確認它真正要面對的市場與人，再從這個基礎延伸視覺、空間與整體語氣。她也常提醒客戶，文青感不一定只靠字體，它可以來自色彩的沉穩、材質的選擇、燈光的溫度、空間的留白，甚至是品牌說話的方式。 　　風格不是套上去的，而是從品牌定位裡轉化出來的。要有美感，但不能脫離營運；要有創意，但不能忽略場景；要有風格，也不能忘記品牌真正要服務的人。 　　一場圍爐活動裡的細節考驗 　　如果說老店改造考驗的是對空間的長遠判斷，那文化園區的圍爐活動，則讓依瑾更深刻感受到，活動設計真正困難的地方，不只是把現場布置得好看，而是讓不同文化、不同感官與不同物件，在同一個空間裡說出完整的故事。文化園區的圍爐活動，以各國新年文化為主題，從星馬、泰國、日本到韓國，不只是把不同國家的元素擺進展場，而是要讓觀眾走進空間時，也能完整感受年節氛圍。 　　其中的五感設計。為了呈現各國圍爐菜色，團隊客製食物模型，從菜色造型、比例、顏色到擺盤，都需要反覆溝通；因為現場不能擺放真正的食物，團隊還另外尋找香精，嘗試調配出對應的氣味，讓觀眾不只是看到一桌年菜，也能透過氣味靠近不同文化的節慶記憶。 　　各國的新年裝飾在也都需要從各國網羅，每一件物件背後，都是一次跨國尋找、溝通、運送與時間壓力的考驗考核。這些細節，觀眾未必會一一察覺。但對依瑾而言，真正困難的地方，往往就藏在這些看不見的細節裡。當每一個細節都能回到同一個主題，觀眾自然就會被故事所牽引。 　　留白，是替未來留下彈性 　　這樣的想法，也延伸到住宅設計。依瑾說，她在住宅裡最在意的，不是圖面看起來多華麗，而是居住者未來的生活痕跡。有些設計追求一次到位，把空間做滿、做漂亮；但她更在意的是，這個空間二十年後，是否仍然適合住在裡面的人。 　　剛結婚的夫妻，未來可能會有孩子；現在用不到的房間，幾年後可能變成嬰兒房；人的習慣、家庭的節奏，也會隨著時間改變。所以她常建議客戶，不要把空間一次做滿。設計做到六、七成就好，剩下的留白，讓未來生活自己去填補。這種留白，不只是空間上的留白，也是一種對時間的尊重。 　　AI越快，品牌越需要靈魂 　　近年AI生成圖像快速普及，也讓設計產業面對新的挑戰。依瑾觀察，越來越多客戶會拿著AI生成圖，希望設計師照著做。但她認為，AI可以是工具，卻不能取代品牌思考。 　　AI能生成漂亮畫面，卻不一定理解品牌的歷史、客群、地方情境與商業需求。如果所有人都照著AI圖片做，最後很容易變得同質化，也缺少品牌自己的靈魂。 　　因此，禾瑾設計未來更明確往品牌顧問方向發展。依瑾不只想做視覺，而是想協助客戶釐清品牌定位、整理品牌故事、建立差異化。未來設計師的價值，不只是會畫圖，而是能不能理解品牌、理解市場，也理解地方。 　　從設計公司，到地方品牌的靠山 　　談到未來，依瑾很清楚地說，不管禾瑾設計接下來的營業項目怎麼變，都不會離開最初的想法：做品牌背後最好的夥伴。短期內，她希望推動跨海家居生產，讓室內設計不只停在圖面，而能延伸到家具、材質與實際空間產品。中長期，她想投入更多社區輔導與產品開發，協助社區盤點資源、開發產品、建立品牌，讓地方文化不只是被保存，也能成為可持續的經濟力量。這也是禾瑾設計從平面、空間到品牌顧問一路發展的原因。她所理解的設計，不只是完成客戶交代的項目，而是協助品牌從現在走向下一個階段。 　　給土地一點時間，也給自己一點耐心 　　回望自己的返鄉創業歷程，依瑾知道這條路不容易。金門市場小，資源有限，案源需要累積，客戶信任也不是一兩年就能建立。她給返鄉創業者的建議是：至少給自己五年時間。因為定位需要時間，市場教育需要時間，品牌累積也需要時間。創業初期可能會燒錢，也會遇到質疑，但如果方向清楚，就不要太快放棄。「創業這條路，不必急著跑得快。相信自己，勿忘初衷。遇到困難不要放棄，給自己一點耐心，也給這片土地一點時間。」她說。 　　固執地做下去，也是一種地方實踐 　　問依瑾希望未來人們提到她時，會想到什麼，她笑著說，可能是一個很固執、會一直做下去的人。這份固執，正是禾瑾設計最重要的特質。固執地相信設計有價值，固執地替客戶思考更長遠的結果，也固執地在金門這座離島上，一步一步把品牌服務做深。禾瑾設計真正改變的，也許不只是某一家店的改變，而是讓金門在地品牌開始相信：自己的故事值得被整理，自己的價值值得被看見，自己的樣子，也可以被好好設計。

  在金門，高粱酒不只是酒。它是經濟命脈、是文化符號，也是許多家庭世代賴以為生的根基。每年金酒公司破百億的營業額，像一座巨大的燈塔，吸引無數人試圖從這條產業鏈中找到自己的位置。有人靠買賣老酒維生，有人經營菸酒零售，也有人選擇了一條更窄的路，把高粱酒瓶當成畫布，用噴砂雕刻工藝，在金門高粱酒玻璃瓶上，雕刻出屬於祝福的溫度與記憶。   羅沐高，土生土長的烈嶼人，就是這條窄路上的堅持者。他創立了「旺萊酒雕工坊」，店面藏在金城鎮莒光路四十三號的老街區裡。從二○一四年創立至今，他用十二年的時間證明：即使沒有大筆資金、沒有現成通路，一個人仍然可以在這座島上用自己的手藝站穩腳跟。他的創業起點，來自一道極其樸素的算術題：如何把一瓶三百多塊的高粱酒，翻倍變成六百塊？這個問題，他花了十年來回答。   從電機到土木，從工地到鄉志   羅沐高，原名羅文來。求學歷程幾乎貫穿金門教育體系，從烈嶼國中小、金門高職電機科，到金門技術學院營建管理科，之後再推甄至高雄應用科技大學土木系。他人生前二十一年幾乎都在金門度過，直到赴高雄讀書、返鄉至太武山服役，才讓他開始以更有距離的眼光重新觀看家鄉。退伍後，他並未立刻投入土木本行，而是先短暫從事房仲，後來參與烈嶼鄉志文獻編纂，負責宗祠與廟宇田野調查。那段拿著紙筆抄對聯、拍照片、整理資料的日子，讓他更深入理解金門的信仰、宗族與傳統圖騰，也成為日後創業時的重要養分。之後，他進入達盛工程顧問公司，從事近三年的設計監造與標案工作，畫圖、跑公所、處理招標文件與工地溝通。工作穩定，卻也讓他看見工程顧問產業的限制與現實。他開始思考，若眼前的職涯天花板並不是自己真正想要的生活，那是否該走出另一條路。這個疑問，成了他日後轉向創業的起點。   家庭變故之後，人生開始重新計時   真正讓羅沐高停下腳步的，不是工作的疲乏，而是家庭的變故。父親在他十七歲高職一年級時（二○○○年底）工地摔傷變成植物人，二十一歲（大學二年級）父親離世，享年六十一歲；到了二○一一年前後，母親又被診斷出大腸癌。那一年他約三十歲來到了而立之年。母親後來於二○一八年底過世，享年六十七歲，父母的意外及疾病，讓他更清楚地意識到人生無常，人生並不是可以無限拖延及按造計畫的進行，充滿的不確定因素。當死亡與病痛真實地靠近，他開始反覆問自己：如果我的人生跟父母一樣都是六十多歲離開人世間，那剩下三十多年，自己到底該怎麼活？ 　　這個問題，慢慢把他從穩定生活裡推了出來。工作七年後，他存下約七十萬元，成了重新開始的第一筆資金。既然要在金門創業，他自然把目光放向高粱酒。金酒公司是金門最具代表性的產業，高粱酒不只是商品，更是地方經濟與文化符號。他想得很單純：不需要吃到大塊肉，只要能在這個百億產業裡找到一個小位置，就有機會養活自己。 　　但現實很快讓他明白，進入酒產業並不容易。他曾嘗試買賣老酒，卻發現資本門檻極高；即使轉做新酒買賣，每月也需要數十萬元周轉。高粱酒市場不只是買進賣出，還要懂年份、行情、人脈與通路，價格變化快，沒有足夠資金與經驗，很難承受風險。他也試過貢糖、豬肉乾等金門特產，但食品有保存期限，賣不掉就會產生庫存壓力。相比之下，高粱酒不會過期，更符合金門地方產業邏輯。只是傳統老酒買賣靠的是時間換價格，他沒有那麼多資金，也沒有那麼多年可以等待。於是，他開始思考：如果不能靠資本與時間讓酒增值，是否還有另一種方法？ 　　從酒廠展示廳得到靈感 　　二○一○年前後，他曾在金門酒廠展示廳看見一批手工雕刻高粱酒。酒瓶仍是早年的塑膠蓋，瓶身刻著八達樓子、烈女廟等金門地標，線條簡單，卻有樸拙的手感。後來他在品酒網上看到，有人願意用三千元收藏這類酒品，讓他第一次意識到：一瓶數百元的高粱酒，只要經過工藝加工，就可能創造數倍價值。 　　他開始盤算，若要釀酒、製瓶、委託金酒罐裝，所需資本動輒百萬、千萬，並非自己能負擔。既然如此，不如避開最重的生產端，只專注做「加工增值」。買進金酒公司已灌裝好的高粱酒，再以玻璃雕刻取代普通印刷，將酒瓶變成可客製、可收藏的禮品。這個想法，後來成了「旺萊酒雕工坊」的商業雛形。 　　在確認酒瓶雕刻具有發展可能後，羅沐高開始進一步尋找可實際操作的技術方法。他上網搜尋「客製化酒瓶雕刻」，發現台灣已有業者投入相關製作生產並商業化，經過多方協商洽談之後，委由「歐柏拉公司」（Obora）幫其代工生產，金門放貨給沙美的民生商店、金湖的江南商店及金城的新合裕商店販售，成為他後來進入酒雕領域的重要契機。 　　玻璃雕刻的方法有很多種，手動電鑽筆最簡單，但無法量產。雷射光雕刻機酒瓶會發熱，且深度不夠，又不好噴漆上色，打太深又容易爆圖爆瓶失敗。剛好噴砂工藝有新工法，傳統卡點西德貼紙模都是人工挑除費時費力，新的網版感光噴砂，是先將設計圖稿透過感光製版方式轉印至玻璃瓶表面，取代傳統的卡點西德貼紙再以噴砂設備將金剛砂高速噴射於瓶身，使未被保護的玻璃表面形成霧化、凹刻的呈現出圖像效果。相較於傳統手工雕刻或貼紙轉印，這項技術在圖像精準度、製作效率與批量穩定性上都有明顯優勢，也更適合發展為客製化禮品與紀念酒的製作模式。 　　對當時的他而言，這不只是一套設備與技術，而是一個可以讓高粱酒價格快速倍增想法落地的可能。於是與歐柏拉公司負責人「黑哥」，透過電話與訊息往來，陸續討論設備、技術學習與後續營運方式。這段溝通前後持續近兩年，也讓他逐漸理解酒瓶雕刻並非單純把圖案刻上去，而是牽涉到圖稿處理、製版精度、噴砂控制、玻璃材質判斷與成品穩定度等多重環節，更重要是賣出去的通路及經營管理。 　　黑哥了解他當時資金有限，在設備與技術移轉費用上給予相當大的協助及分期付款，也曾嘗試替他安排更完整的學習管道前進大陸市場。雖然後續部分合作構想因現實因素未能成行，但這段經驗，對他而言仍是創業路上極為關鍵的支持。多年後回頭看，他始終感念這位貴人的提攜。若沒有當初那段長時間的請益、討論與技術引路，旺萊酒雕或許不會這麼快從一個想法，真正變成金門街區裡的一間工坊。 　　品牌誕生：旺萊酒雕工坊的命名與理念 　　二○一四年，羅沐高正式在金門創立自己的品牌。他為品牌取名為「旺萊酒雕工坊」。因為雕刻石頭叫石雕，雕刻木頭叫木雕，他是雕刻在有酒的瓶子，所以就叫酒雕，他常開玩笑說沒有酒的空瓶子是不雕的，而工坊則取自琉璃工坊，雖然是小小的生產工作坊，但他效法他們追求藝術精品的質量。至於旺萊這個名字則有三層涵義。第一層來自他的本名「文來」的諧音外號，金門話唸起來接近「旺來」。第二層是「旺來」的吉祥寓意，鳳梨在金門話中叫「旺來」，象徵好運及興旺，換上草字頭的萊，他希望酒雕能在金門扎根生長，向小草一樣有旺盛的生命力生存下去。第三層，他希望這個名字能像路易威登、皮爾卡登那樣，成為一種工藝的標誌，用師傅的名字當品牌，代表品質與責任。他說：「以前明朝的時大彬款的紫砂壺，子剛款的玉簪，人家認的是他的名字就是品質保證。我覺得做酒雕也應該有這樣的精神。」他期許金門未來有其他人一起來作酒雕，讓每個金門旅遊的人，都要刻上一瓶專屬的酒雕帶回去，有更多的酒雕工坊，所以用自己的外號旺萊作商標，希望將來有西瓜酒雕、葡萄酒雕一起來共襄盛舉把市場作大。 　　後浦十六藝文特區：孵化的起點 　　創業的第一個實體據點，選在金城鎮總兵署旁的「後浦十六藝文特區」。那裡是金城鎮公所推動的文創孵化基地，位於陳氏宗祠旁，租金相對友善，羅沐高在這裡開始他的酒雕事業。 　　二○一三至一四年，是他最艱難的草創期。機器設備就購置在烈嶼東坑是一座新修的閩南紅磚祖宅，這是他出洋落番到汶萊的外公老家，雖僅有一半產權，但汶萊舅舅與金門舅舅們合資重修，也所幸祖宅僅供祭祀平時無人居住，讓他有了安身之所得以磨練打磨雕刻工法。一四年時仍然廠店分離，需要大小金門兩邊跑，當時沒有大橋都要趕船班，他迎來第一位夥伴金祥瑞，外號阿力，成為他創業初期的得力助手，他是來金門當兵的職業軍人退伍後就留在酒雕工作。他們曾經騎機車載著五箱高粱酒送貨，不畏夏天烈日曝曬，冬天東北季風的強勁。沐高負責設計、接單、客服，阿力負責雕刻、包裝、物流。那段日子雖然辛苦，但他始終認為文創工作者需要一個低門檻的起步空間，而後浦十六藝文特區確實提供了這樣的機會，如果不是那樣的租金與場地，初期的他訂單也不穩定可能連第一步都跨不出去。 　　當時的石兆瑉鎮長曾對他說：「你是這裡的標竿，翅膀硬了就要飛。」這句話他一直記在心裡。在藝文特區經營數年後，他認為自己已經度過了最困難的起步階段，應該把空間留給下一個需要孵化的創業者。同時他也希望搬到獨立店面，擁有更大的空間及更多的自主性。於是，他決定搬離藝文特區。 　　從特區到莒光路，在老街裡慢慢站穩 　　離開了後浦十六藝文特區後，羅沐高把工坊搬到金城鎮莒光路四十三號，位置鄰近總兵署，也靠近金城老街區。相較於孵化空間，這裡的租金與營運壓力都更直接，店面必須真正面對市場，也必須靠作品、口碑與回頭客支撐下去。 　　莒光路的新店面空間，也慢慢迎來更多的舊雨新知。架上一瓶瓶完成的酒雕作品，承載著不同的人生場合：有人為軍旅生涯留下紀念，有人為婚禮刻下對新人的祝福，也有人把家族長輩的照片與祝福鐫刻在瓶身上。這些作品看似都是普通的高粱酒瓶，實際上卻各自對應著一段關係、一場告別或一個值得被記住的時刻。 　　在這裡經營七、八年，店裡逐漸建立起穩定客源，也讓旺萊酒雕從早期的創業嘗試，成為金城街區裡具有辨識度的工藝品牌。對他而言，搬到莒光路不只是換一個地址，而是從被扶植的創業者，轉為真正獨立面對市場的經營者。這樣的轉變，也讓羅沐高從一名技術執行者，慢慢走向更成熟的品牌經營者。他知道一間工坊要長久，不能只靠手上的訂單，也要持續思考自己在金門產業裡的位置：高粱酒是金門最具代表性的符號，而酒雕，正是讓這個符號被重新觀看、重新發光的一種方式。 　　從婚慶到紀念，每一瓶酒都有自己的場合 　　旺萊酒雕的訂單來源相當多元，最常見的是軍旅紀念、婚禮喜慶與企業送禮。金門長年有駐軍文化，榮陞、榮退禮品或部隊紀念酒，是穩定且講求精準的客製需求；婚禮喜慶則多刻上新人姓名、日期與祝福語，成為婚宴中更具紀念性的桌上禮或送客禮；而在地企業、商會與公協會，也常在節慶或活動場合訂製高粱酒，作為餽贈客戶、會員或貴賓的專屬禮品。 　　其中最特別的，是家族紀念。曾有客人拿著家中長輩留下的老高粱，請羅沐高將照片、生卒年月與祝福刻上瓶身，作為家族內部收藏紀念。羅沐高自己也曾為母親做過一瓶酒，將母親的身影留在瓶上。對他而言，酒雕不只是婚禮或送禮使用，也可以承載告別、思念與感謝。每一瓶酒背後，都對應著一個人生命中值得被記住的時刻。 　　從細節到信任，慢慢做出工坊的底氣 　　酒雕的製作流程看似單純，從圖稿設計、瓶身處理、感光製版到噴砂雕刻，每一步都需要經驗判斷。早期羅沐高曾堅持保留原廠標籤，擔心客人疑慮酒被調包；但標籤位置與瓶身模合線並不固定，常會影響圖案呈現。後來他決定，除非客人特別要求，否則一律去除標籤，摺疊放置在瓶底，讓雕刻畫面完整落在玻璃瓶身上，呈現更好的透光度。這個調整看似只是改變一個製作的小細節，背後其實是品牌信任的累積。當口碑逐漸建立，客人不再只靠標籤確認酒的真偽，而是相信旺萊酒雕對品質與誠信的把關。 　　面對技術是否需要保護，羅沐高的態度也相當開放。他不急著把酒雕視為需要嚴密防守的獨門生意，反而希望有更多人投入，讓金門的客製酒的市場慢慢被看見。對他來說，自己更像是「點火的人」，先把這件事做起來，讓大家知道高粱酒除了飲用與收藏，也能成為承載祝福與記憶的地方工藝。疫情期間，許多產業受到衝擊，但軍旅紀念、婚喪喜慶與在地送禮需求仍然支撐著工坊，也讓他更確定，金門市場雖然不大，卻有屬於自己的穩定性與韌性。 　　現狀與未來：刻劃金門的下一頁 　　現在的他，每天忙於處理訂單、設計圖稿、與客戶溝通。他說，以前會講究美感、文化寓意，現在客人只要求先準時交貨，因為訂單實在太多，老客戶都知道要追蹤圖稿，時間快了要電話催促。但他也知道，「青菜啦」的態度不會長久，所以他還是常常堅持設計圖稿要多一點變化。每隔一段時間，他就會想把產品再提升，在圖稿裡加入更多金門在地元素，比如把風獅爺、風雞、閩南建築特色，甚至是金門特有的戰地圖騰融入設計，讓酒雕不只是商品，更是一種文化載體。 　　他正在醞釀下一階段的調整。也許是更完善的體驗流程，讓客人自己動手雕刻，像陶藝教室那樣，三個小時做完、當天或隔天就能帶走，也許是開發更多標準化的金門主題圖稿，讓客人有更多選擇，務求準時交貨。甚至有一個展廳空間可以擺放更多的作品。不變的是，他依然每天在高粱酒瓶上，替別人記錄人生的重要時刻。從「三百變六百」的樸素算計，到承載婚喪喜慶的情感記憶，他已經走了十餘年。他說：「每一瓶酒雕都是一段美好的祝福與值得紀念的歲月，而他的工作就是幫大家把那段歲月與祝福刻進瓶子裡」。 　　在莒光路的店面裡，陽光透過玻璃門灑在架上那些酒瓶上，反射出細碎的光點。羅沐高偶爾會停下噴砂機，拿起一瓶剛刻好的酒，用手指摸一摸圖案的深度，確認沒有瑕疵，才放進包裝盒裡。這個動作他已經重複了成千上萬次，但每一次都還是很專注。 　　他說：「我是點火的人。」在金城鎮的老街區裡，這把火仍在穩穩地燒著。而那個從土木工程跨進酒瓶雕刻的金門囝仔，也用十年的時間證明了：在這座島上，即使沒有資源，只要找到自己的方法，也能站得起來闖出自己的一片天。

  ﹝撰稿人：徐品豐﹞   綠色帳篷下的新開始   金門，一座被戰地記憶與海風刻蝕的島嶼。這裡的土地貧脊，冬天東北季風強勁，夏天烈日曝曬，但總要有人願意彎下腰，在一片綠網之下，與在地食農，寫下一段從「不敢吃」到「放不下」的農人故事。她叫吳淑鴛，一個從托嬰中心走進田間，再從田間跨足食品加工業的金門女兒。她的農場取名「吾愛吾家精緻農場」，名字的由來是因為我愛我自己的家。「吾愛吾家」的「吾」是「吳」的諧音，但對她來說，不只是諧音而已。她要傳達的核心很簡單：只給大家最好的。「吾愛吾家」四個字讀起來像一句情話，也像一句誓言。   從托嬰中心到田間   吳淑鴛是金門土生土長的女兒。她的童年和那個年代大多數金門小孩一樣，家裡務農，種小麥、地瓜、花生。兄弟姊妹八個，大的跟著父母下田，半大不小的留在家裡顧更小的。那時候沒有所謂「農業理想」，農事只是生活的一部分，甚至是不太愉快的苦差事。她記得小時候最討厭拔花生，因為花生藤蔓纏在一起，拔得手痛，蹲在田裡一整天，腰酸得直不起來。   「那時候想，以後絕對不要種田。」她笑著說。長大後，她確實沒有選擇農業。她讀了幼保相關的科系，考取證照，於89年在金門開設了「私立托兒所」，並於在102年創辦托嬰中心，一路走來，除了專業督導的幫忙，也離不開團隊齊心合力，評鑑常年優等的她們，照顧過無數金門的孩子，幼教事業一做就是26年。那個時期的吳淑鴛，每天接觸的是奶粉、尿布、幼兒發展檢核表，手指碰的是嬰兒的體溫和玩具的邊角，田間的泥土離她很遠。   然而，托嬰中心有一個讓她始終掛心的事，那就是每日的食材。她要給孩子吃新鮮、無毒、安心的蔬菜，但金門在地的選擇非常有限。很多菜要從台灣本島運過來，經過船運、倉儲、配送，新鮮度打了折扣，有沒有農藥殘留也不知道。她試過跟幾家在地農民買菜，但量不穩定，品質也參差不齊。   「後來我想，不然我自己種好了。」她說，這個念頭一開始很小，只是在自己家旁邊的空地種幾樣簡單的菜，像是地瓜葉、空心菜、小白菜。她不用農藥，也不用化肥，菜長得不好看，蟲咬得亂七八糟，但吃起來就是有個「菜味」。托嬰中心的孩子們吃她種的菜，沒有一個挑食。   「那時候也沒想過要當什麼農夫，就是一種媽媽的心態，給自己孩子吃的，當然要最安心的。」她說。   一口火龍果的衝動   大約十二年前，也就是二○一四年前後，一位好友在餐會上不斷勸她試試火龍果。只是當時的她其實興趣缺缺，甚至還有些排斥。「上面的黑籽看起來很像螞蟻，光看就沒有好感。」她笑著回憶。原本並不想入口，卻因為朋友一再勸說，才勉強咬下一口。沒想到，就是這一口，改變了她往後的人生方向。那顆火龍果的味道，和她原先的想像完全不同。無論是甜度、口感，還是果肉的細緻程度，都讓她印象深刻，也讓她第一次真正感受到這項水果的魅力。「我吃了之後，就突然有一種很想種的衝動。」她說。從一開始的抗拒，到後來被味道打動，這場看似尋常的餐會，意外成了她走入農業世界的起點。朋友也很乾脆，說你想種的話，這個特別的品種讓你帶回金門種，但有一個條件：因為有品種權，只能你自己種，不能讓別人栽種。吳淑鴛答應了。就這樣，一個不敢吃火龍果的人，開始種起火龍果。   十二年的夜間戰場   她發現火龍果很適合金門生態。不需要太多水分，金門的降雨條件剛好能應付；果實長出來的大小，一顆有時候重達一千公克以上。她愈種愈有心得，從家裡的土地開始，後來又跟農友租了農地，總共種了七分地的規模。   但十二年下來，問題也浮現了。這個品種雖然果實大顆、品質好，卻有一個讓她體力透支的致命缺陷：它必須人工授粉，而且是在夜間。火龍果晚上開花，通常在八點左右綻放。吳淑鴛必須在八點開始採花粉，九點開始授粉，一路做到十一點、十二點才能收工。七分地的面積不小，一株一株做下來，常常做到半夜三點。而且這種授粉還需要兩種不同品種的花粉交錯使用，才能結出大果實。   種植的難題更是接踵而至，例如天氣，金門的氣候常常在花期碰上降雨，花粉一濕就報銷，整批花都得犧牲。為了應付下雨，她有時下午四五點就得先去授粉，先把花苞剝開、人工沾好花粉，再用塑膠袋套起來，防止晚上的雨水弄濕。「種植的眉角真的很多」她說。十幾年的堅持，讓她筋疲力盡。到了去年七月，她做了一個決定：全部剷除。   歸零，再重來   剷除十二年的植株，不是一個容易的決定。那些火龍果樹就像她一手帶大的孩子，每一株她都摸過、修過、授粉過。但品種已經老化，為了收成更好的果實不得不全部重來。她把舊植株全部移除之後，沒有急著種新的，先讓土地休息。過年前，她撒了美鈣肥養地，讓土壤恢復養分。直到今年四月，才種下新品種。   新品種跟舊的完全不一樣，最大的差別是：它不需要人工授粉。這對吳淑鴛來說是徹底的解放，從此不用再熬夜打手電筒下田，下雨天也不必再急著套袋。她說：「以前只要下雨天，幾乎這一期的果都要犧牲掉，花都要拔掉。現在不會了。」   不只品種換了，種植方式也一併調整。以前她種得比較疏，大概每隔一公尺種一株，一株長出十幾根枝條，每根枝條都掛果，全部靠同一株母株供應養分，果實雖然多，但營養分散。現在她改種密植，一公尺內種兩株，控制在每株只留兩根枝條、結兩顆果。枝條少了，養分集中，果實的品質更穩定。「以前是一株母株要養十幾個果，現在是一株只養兩個。」她說，「這樣營養比較集中，果實也會比較大、比較好吃。」   換品種、改密植，等於是把十二年的成果全部歸零，重新來過。但吳淑鴛不覺得可惜，她說累了就要換，硬撐沒有意義。田間工作不是光靠熱情就能撐下去的，體力跟不上，什麼都做不好。   己所不欲勿施於人   吳淑鴛的農場，一向不用農藥。這個堅持，她從一開始就沒有動搖過。原因很直接，直接到有點好笑。「我比較怕死。」她說，「我覺得我去噴藥的話，等一下我碰到自己吸到的話，可能也會死掉。」除此之外，她也不喜歡除草劑，田裡的草全部人工拔除，她曾經一個月拔斷八根拔草工具。   但不用藥，蟲害怎麼辦？金門蟲多、風大，一般農民不是增加用藥頻率，就是接受一定程度的折損。吳淑鴛的做法不太一樣，她自己想了一套物理隔絕的系統。火龍果的支架是三角形的，原本是用來支撐枝條的，她把建築工地用的綠色防蟲網整件拉過去，一邊一件，上面再綁起來，整個果園變成一個「類網室」的結構。蝴蝶飛不進來產卵，鳥類也無法啄食果實，菜類也能在網子下安心生長。   果園周邊，她也用黑色的網子圍起來，跟外面的農地隔開。她說，這不只是為了防蟲，也是為了某種程度的隔離，旁邊的地如果有人在用藥，至少自己的園區內不會被直接波及。這種做法，後來農試所來訪說「蠻有創意的」。但對吳淑鴛來說，這也不是什麼了不起的發明，就是自己想辦法解決問題。「我用我自己的方法，做安全農業。」她說。   這個堅持，讓她在今年獲得金門縣安全農業示範農戶第二名。她說，其實她本來可以申請有機認證，但程序繁瑣，她一個人實在忙不過來，就先用安全農業的生產履歷來做。「有機認證還要去驗土壤、驗這個那個，我就一個人，沒有人可以幫我弄，什麼都要我自己一個人做，太累了。」她說，「但我覺得，不管你是有機還是生產履歷，這個都是安心農業。我自己要安心，我安心你們才安心。」   從火龍果到冰淇淋的靈光   火龍果種到一定規模之後，產量開始超過在地消費的能力。「金門的消費市場沒有那麼大，我的產量大於這個消費。」吳淑鴛說。大顆的火龍果還能賣，小顆的就滯銷。家家戶戶買水果，誰都想挑大的、漂亮的，小顆的擺在那裡沒人要，但扔掉又太可惜。   一開始她想做火龍果乾，但她吃過別人做的，覺得「驚豔度不夠」的東西她不想做。後來靈機一動，想到做冰淇淋。問題是，火龍果本身沒有太強烈的香氣，不像百香果有百香果的香，檸檬有檸檬的香，火龍果的風味很清淡，做成冰淇淋要怎麼讓人覺得好吃？吳淑鴛想到一個對象：她的孫子。「我就想說，給自己孫子吃。」她說，「小孩喜歡養樂多嘛，我就加了養樂多下去調和。」這個直覺性的調配意外地成功，養樂多的酸甜和火龍果的清淡果味搭在一起，味道很不錯。火龍果冰淇淋就此成形，也成為她最早開發出來的加工產品。   高粱酒冰淇淋，走出去   後來，她又做出一項更具金門特色的產品-高粱酒冰淇淋。這個靈感，其實來自貴州的茅台冰淇淋。吳淑鴛先是在網路上看到相關報導，後來旅行時正好遇見茅台冰淇淋專賣店，當時一支售價六十元人民幣。她買來試吃，卻有些失望。「酒味太重，也不香。」但也正因如此，反而讓她萌生另一個念頭：如果換我們自己的金門高粱，能不能做出既吃得到酒香、又更順口的冰淇淋？   有了想法，她立刻開始行動。她找上畜試所提供協助，承辦人員雅婷給了很多研發方向到食品檢驗流程，包裝等意見，都給了很大的幫助。畜試所提供的鮮奶，她則帶回與高粱酒反覆調配、測試比例，希望做出一種「清香而不嗆」的口感。   為了把品質做到理想，她在原料選擇上也格外講究。冰淇淋粉使用義大利進口原料，糖則選用成本遠高於一般砂糖的進口左旋糖。她坦言，冰淇淋的甜度、口感與冰晶細緻度，都和原料息息相關，這筆成本她花得心甘情願。「材料都用很好的，我自己也安心。」她說。「連我孫子要吃，我放心的給他吃，因為整顆都是鮮奶做的，只有天然的最好。」為了迎合更多的客群選擇，目前除了高粱酒冰淇淋，農場也陸續研發出海鹽牛奶、桂圓、草莓奶酒等口味。   一個人搬出去的九百顆冰淇淋   產品做出來了，市場怎麼打開？農場的通路主要在金門觀光區供貨，她沒有自己的店面，因為金門農場的田間管理已經佔掉她大多數時間，加工也是她一個人做，供貨給觀光區的店家就是她能負擔的極限。   但她沒有停在金門市場。透過多年經營的人脈，她開始接觸到泉州的客戶，對方對她的高粱酒冰淇淋有興趣，下了一批訂單：九百顆。九百顆不算大單，但對於第一次做跨境貿易的小農來說，挑戰不小。第一個難關是海關規範，冰淇淋要出口，含鮮奶的產品不能過。「他說鮮奶不行，我就用保久乳。」吳淑鴛改用安佳保久乳來替代鮮奶，成本雖然更高，但是為了符合規定，咬牙做了。知道對方什麼不行，就做對方可以的事，這是她的務實邏輯。   不只種自己的一畝田   這些年，吳淑鴛做的事其實很單純：把東西做好，把路走穩。從種植到加工，從火龍果到冰淇淋，她在意的，不是速度有多快，也不是規模做得多大，而是手上的產品，能不能真正對得起自己，也對得起消費者。對她來說，不管是水果還是冰淇淋，回到最根本的標準始終只有過得去自己的那關。   也因為這樣，她願意花時間反覆調整比例，願意在原料上多花成本，願意在覺得不夠好的時候停下來重做。即使是已經走過的路，只要發現方向不對，她也願意重新開始。對她而言，農業從來不是搶快的行業，而是一件需要時間耕耘，慢慢累積的事。但她想守住的，也從來不只是自己的品牌。   在經營「吾愛吳家精緻農場」的同時，吳淑鴛也開始思考，如何把更多金門在地小農的產品一起帶出去。她協助整合不同農友的商品，嘗試以聯盟商家的方式，走進家樂福、全聯等通路，讓更多人有機會看見金門優質農產品的樣子。她知道，一個人走的快，但一群人走的遠。   她想做的，不只是把自己的東西賣出去，而是希望讓更多認真耕耘土地的人，也能被市場看見，被消費者認識，被公平地理解那份來自土地的用心。如今，她的果園重新種下了新的希望，產品也在持續在市場發酵。對未來，她沒有太多誇口的語言，只是照著自己的步調，砥礪前行。那份踏實，或許正是她最動人的地方。   做生意從來不只是把一門生意做好而已。更重要的，是把對的人串起來，讓這片土地上的用心，不只被看見，還能走得更遠。

  基隆的雨，與那個不小心闖入建築的孩子   劉華嶽的建築人生，並不是一開始就被清楚安排好的路。它更像基隆的天氣，帶著一點潮濕、一點灰濛也隱含著海風中不易察覺的方向感。成長於基隆的他，很早就熟悉雨水與城市共存的樣貌，雨落在屋簷、街道與港邊，空氣裡總瀰漫著一層水氣，海就在生活附近，卻不總是晴朗開闊。他喜歡看海，卻不喜歡在雨中看海。這句看似簡單的生活感受，其實也隱約形塑了他後來看待環境的方式｜空間不只是視覺中的景象，更是身體所真實感受到的溫度、濕度、光線與氣味。   年少時的他喜歡畫畫，國中參加寫生隊，高中就讀師大附中。在那個升學壓力很大的年代，多數學生像被潮水推著往前走，考試、填志願、進入科系，人生的方向往往不是經過充分討論，而是在有限選擇中逐步被決定。他形容那時候的教育像是「放牛吃草」，沒有太多輔導，也沒有太多資源，能摸索到什麼，就先抓住什麼。家境清寒，父親從事車床工作，家庭不可能像現在許多父母一樣，陪著孩子仔細討論興趣、科系與未來志向。於是，建築對他而言，並非自少年時便確立的志向，而是一段經過多次轉折後，逐漸靠近的選擇。   高中畢業後，他曾先進入物理相關科系就讀。那是一條看似理性的道路，但對繪畫、設計與空間的興趣始終未曾消失。最終，他轉向建築，進入中原大學建築系。這段「繞路」的經驗，反而成為他日後理解學生的重要基礎。他知道十八、十九歲的年輕人，不一定能立刻說清楚自己要什麼，也不一定每個選擇都來自堅定理想。很多時候，人生不是先有答案才出發，而是在嘗試與修正之中，才慢慢辨認出自己的方向。   大學畢業、並服完兵役後，他曾在台大相關單位擔任助理，也就是在那段時間，一位留德教授給了他關鍵的提醒，當時台灣多數學生出國深造，多半以美國為主要方向，美式教育幾乎是最常見的路徑，但老師問他，既然都要出國，為什麼不去歐洲看看？為什麼不去接觸另一套關於城市、建築與生活的思維？這句話讓他開始把目光轉向德國。自此，他的人生不再只是從基隆走向建築，而是邁入一個更嚴謹、更陌生，也更深刻改變他專業性格的世界。   德國十一年：在異鄉學會嚴謹與實在   今天談留學，很多事情只要打開電腦就能開始。查學校、看排名、準備作品集、下載申請表格，甚至連學長姐經驗都能在網路上找到。但在他前往歐洲的那個年代，出國不是一件被資訊包圍的事，而是一場真正的摸索，那時候，德國對多數台灣學生來說仍然陌生，沒有完整的留學資訊，也沒有方便的諮詢管道，很多事情只能靠自己查、自己問、自己試。他先到奧地利維也納學德文，再從當地開始申請德國學校。厚厚重的資料冊、陌生的學校名稱、看不懂的制度分類，都成為他出國後必須一一跨過的關卡，甚至連大學與專科學校之間的差異，都曾因語言與資訊不足而險些搞混。   真正關鍵的考驗，是語言門檻。入學前的德文考試，機會有限，二次機會如果沒有通過，就意味著你的留學之旅必須結束。第一次考試，他遇到的主題是「太空」，那些星球、宇宙與科學相關的專業有詞彙，對當時的他來說幾乎像另一種語言，即使文法表現很好，仍然沒有順利過關。第二次考試，題目剛好與他前一週讀過的營養學文章有關，才驚險通過。回憶這段經歷時，他說得輕鬆，甚至帶著一點笑意，但那種笑意背後，其實藏著異鄉求學最真實的壓力。語言、生活、尊嚴與未來，全都壓在一場考試上，那不是單純的考試，而是一道門。門打開了，才能繼續留下；門關上了，就得重新面對人生的方向。   後來，進入德國斯圖加特大學就讀，並在德國停留長達十一年。斯圖加特是德國重要的工業城市，也是賓士汽車總部所在地，城市乾淨、安靜、有秩序，公共空間與生活設施都有一種穩定而精確的節奏。他曾形容，乾淨到地上幾乎可以躺下來睡覺，被狗追時連想在地上找一顆石頭都不容易。對剛從台灣過去的他來說，那不只是環境差異，而是帶給他強烈的文化與空間衝擊。在德國的十一年，他不只在學校裡學建築，也在當地進入實務工作，甚至曾與德國人合開事務所，參與老人院與長照空間設計。這段經驗，讓他對建築有了更具體的理解，建築不是紙上的形式，也不是設計者單方面的表現，而必須回到使用者的生活之中，回應行動、照護與日常需求。   也因此，德國留給他最深的影響，不只是學歷，也不是某一套設計風格，而是一種工作態度。他說，德國是一個很「實在」的國家。這個實在，不只是嚴謹，而是所有事情都要能落實，理論要能回到現場，設計要能面對施工，空間要能被長期使用，專業不能只停留在表面的論述。這樣的訓練，也成為他日後教學的核心。他常提醒學生，建築不只是概念呈現，更關乎業主需求、施工條件、預算限制與法規現實，學生必須具備將想法完成的能力，而非僅止於圖面表達。   在德國撰寫博士論文的年代，也讓他經歷了另一種耐心的磨練。那時電腦與列印設備都不像現在便利，印表機輸出速度極慢，完成數百頁論文，不是按下列印後等幾分鐘，而是可能要連續運轉好幾天。文字一行一行慢慢吐出來，機器聲在租屋處裡重複響著。每一次修改，都意味著新的等待；每一個錯字，都可能換來大段重印。這些現在看來有些不可思議的技術限制，反而訓練出一種嚴謹的工作習慣。資料不能隨便錯，文字不能輕易放過，因為每一次粗心都要付出時間成本。這些在德國累積的經驗 ｜關於嚴謹、落實與耐心｜隨他回到台灣，並延續至金門的教學與實踐之中。   霧季初抵金門：從陌生離島到紅土扎根   回到台灣後，劉華嶽原於桃園私校任教，生活逐漸安定，並沒有想過有一天會把家搬到離島。直到江柏煒老師前來拜訪，邀請他到金門任教，這個原本陌生的地名，才真正進入他的人生選項。 　　對他而言，來金門不是一次單純的工作轉換，而是全家生活的重新安排。學校、住處、孩子的成長環境、太太是否適應，都是現實問題。他不是一個人來，而是帶著家庭一起做選擇。因此，這個決定曾讓他反覆思考。金門不只是地圖上的島嶼，而是一個必須真正住下來、生活下去的地方。 　　第一次來金門時，正好遇上霧季，飛機在空中盤旋了許久才落地。那場霧，像是這座島給他的第一個訊息：這裡有著不同於本島的氣候與節奏。然而走出機場後，金門又給了他另一種意外。街道乾淨，綠蔭整齊，沒有過多雜亂的招牌，也沒有壓迫性的水泥景觀。那種清爽而克制的秩序，讓從德國回來不久的他感到熟悉。他說，那一瞬間，自己甚至覺得像是回到德國。 　　這句話不是誇飾，而是一個建築人對環境品質的直覺反應。金門的整潔、尺度與安靜，讓他想起歐洲城市裡被妥善照顧的公共空間。走進傳統聚落，紅磚牆面、燕尾脊、馬背山牆、木雕與細緻的建築語彙，使他看見更深層的地方價值。曾在馬祖服役的他，相較於閩北建築石材帶來的灰黑與冷冽，金門閩南建築的溫潤質地與細節語彙，展現出截然不同的空間性格。紅磚牆面的溫度、屋脊線條的起伏、聚落巷弄的尺度、門樓與雕飾背後的故事，都讓他看見一個與本島城市截然不同的空間世界。金門不是被玻璃隔起來的建築博物館，它的珍貴在於，人還住在裡面，生活還在進行，歷史也還沒有完全退場。 　　後來他住在東沙，也常到歐厝海邊，那時候的海邊很安靜，退潮後可以撿到很大的蛤蠣，夏天傍晚，一家人帶著水桶到海邊玩，傍晚無人之際全家就地淋浴，是台灣人無法得到的樂趣。那些畫面不是壯麗風景，而是日常又樸素的生活片段；也正是這些片段，讓他感受到金門早期環境裡難得的純粹。留下來之後，他不僅投入國立金門大學的教學工作，也逐步參與地方公共事務，並擔任景觀總顧問，這個角色讓他有機會把建築與景觀專業帶進公共工程、道路設計、環境治理與地方建設的討論中。相較於本島大型城市，金門尺度較小，政策與工程的影響更容易被看見。，專業建議不再只是圖面或報告，而有機會變成道路、排水、景觀與公共空間的一部分。 　　然而，在實際參與治理後，他也很快明白，理想不會因為正確就自然發生，公共工程不是單純的技術問題，它牽涉行政流程、承辦習慣、顧問公司、地方意見，也牽涉人情社會。景觀總顧問聽起來像是提出方向的人，但政策推動往往需要更長的溝通，專業判斷即使合理，也不一定馬上被採納。其中最具代表性的例子，就是他長期推動的「入滲溝」工法。金門缺水，但許多道路工程仍習慣以水泥排水溝把雨水快速排走。從傳統工程角度看，排水順暢似乎就是好事；可是從金門的環境條件來看，雨水如果只是被迅速導向海裡，其實是一種浪費，對一座長期面對水資源限制的島嶼而言，水不該只是被排掉，而應該有機會回到土地裡。這樣的觀點，挑戰既有工程慣性，也凸顯他始終強調的核心｜建設應因地制宜，使資源得以在環境中被有效保留與運用。 　　從景觀治理到低碳住宅：把永續放進日常生活 　　對劉華嶽而言，景觀從來不是把環境變漂亮而已。真正的景觀，是關乎道路如何排水、土地如何呼吸、聚落如何保維持適切尺度、建築如何回應氣候，以及居民如何在其中自然生活。也因此，他非常在意金門不能直接套用台灣本島的工程模式。 　　在他看來，金門擁有獨特的氣候條件、水資源限制、地質特性與聚落紋理。若只是把本島常見做法搬過來，表面上可能方便，長期卻可能傷害地方本質。他認為，金門最不能失去的空間價值，就是閩南文化與冷戰軍事遺產的並存。閩南文化留下古厝、聚落、宗族生活與紅磚建築；冷戰記憶留下碉堡、坑道、軍事設施與戰地地景，這種歷史層疊的空間特質，正是金門不可取代之處。 　　談到低碳建築，老師不喜歡把低碳、淨零、永續說成抽象口號。對他而言，建築有自己的生命週期，從規劃設計、施工、使用運作、更新修繕，到最後拆除，每個階段都會產生能源消耗與碳排放。真正的低碳建築，不是裝幾片太陽能板，也不是拿到標章就結束，而是在設計階段就把環境條件納入思考，並在實際使用中接受經得起數據驗證。 　　他的自宅，就是這套理念最具體的實踐。那並非一棟為展示而生的建築，而是一場將專業落實於生活的實驗場域。從通風、採光、隔熱、材料、用電方式，到整體生活動線，都經過仔細規劃，房子蓋了兩年，住進去後，他又花了一整年記錄水電資料，確認實際運作狀況，對他來說，沒有數據就不能亂講，直到用電、用水與實際生活資料都整理出來，他才敢說，這棟房子達到他所理解的低碳到零碳目標。這樣的實踐方式，也呼應他一路從德國到金門的專業養成｜｜不將理念停留於論述，而是透過教學、公共建設參與與日常生活的反覆驗證，使「永續」真正落實於可被使用與感知的空間之中。 　　講堂上的務實與溫柔：留給金門的一種方法 　　這樣的理念，也延伸到他的課堂。在金門大學建築學系任教多年，劉華嶽對學生的要求並不算寬鬆。他要求學生帶資料、參與課程、動手操作，不希望學生只帶手機進教室。他不反對科技，也理解當代學習方式的改變，但反對學生以為搜尋資料就等於理解，以為滑手機就能學會建築。 　　在他看來，建築是一門需要「身體感」的學科。一塊磚的尺寸、一面牆的厚度、空間裡的風向、一扇窗的位置，乃至一條排水溝的做法，都不是只看螢幕就能真正明白。他會讓學生從具體問題開始理解：建築方位的配置、天井如何形成通風、如何影響地下水資源。這些問題看似很小，卻是真正理解永續最實際的入口。 　　若只看他在課堂與公共工程現場的樣子，容易以為他是一個很硬的人。可是談到學生，他其實有柔軟的一面。他長期關心經濟困難的學生，也將部分計畫經費結餘款轉為學生急難救助金，協助有需要的人。這份關懷與他在德國留學的經驗有關，離鄉在外的日子裡，他也曾面臨經濟上的困境。一路走來，他知道有些壓力不是每個學生都說得出口。 　　在金門長期教學並參與景觀總顧問與公共建設的過程中，他逐步累積的不僅是專業成果，更是一種方法：讓理論落實、讓設計回應土地、讓工程貼近生活。如今談及未來，他期望多年後再回到這片土地時，金門仍保有其純樸與獨特紋理。這不是反對發展，而是希望發展不要讓金門變成另一個沒有特色的城市。如果說劉華嶽在金門留下了什麼，也許不只是一棟房子、一套工法或一本書，更重要的是一種做事的方法：多一分務實，多一份謙卑，使人與土地之間，始終保有可被感知的連結。

  後浦巷弄裡，一間不是飯店的金城飯店   傍晚七點半，後浦老街的天色還沒有完全暗下來，巷子裡的腳步聲逐漸變少，白日的人潮退去後，老城區開始進入另一種節奏。金城飯店的門還沒有正式打開，店裡只亮著幾盞暖黃的燈，許昱偉站在吧檯後方，擦著杯子，動作安靜而熟練。這裡叫做「金城飯店」，卻不是飯店。沒有Check in櫃檯，也沒有房號。第一次來到金城飯店的人，往往會在門口停頓幾秒。它不像一般酒吧，也不像傳統店面，有人以為這裡是民宿，有人以為是選品空間，甚至也曾有旅人拖著行李箱前來詢問是否能夠入住。真正有趣的是，金城飯店的入口並不只是一扇門。推門而入後，還得穿過小小的玄關，找到藏在酒櫃後方的暗門；當那扇門被推開，才像是正式走進金城飯店的夜晚。這種反差，成了金城飯店最迷人的第一層記憶。它不是用明亮招牌招呼客人，而是用一扇門、一段尋找、一點好奇心，讓人進入一個與白天金門截然不同的場景。對許昱偉而言，這間店不只是賣酒的地方，更像是後浦老街夜裡被重新打開的一個入口，讓金門的夜晚不再只是安靜散場，而是多了一處可以停留、聊天、微醺，也能被記住的地方。   從荒廢老屋到夜間場域：一段被重新喚醒的後浦記憶   金城飯店的故事，並不是從酒開始，而是從一棟老屋開始。許昱偉說，這裡最早不是店，而是一處幾近廢墟的空間。屋頂塌了，地面積水，藤蔓從牆縫裡長出來，陽光從破洞照進室內。若只看當時的樣子，很難想像有一天它會成為一間結合威士忌、調酒、古董收藏與暗門設計的餐酒館。這棟老屋的屋主姓許，家族已傳到第九代，若以一代三十年計算，這個空間至少承載了兩百多年的時間。早期這一帶曾是後浦城區裡供人短暫休息的地方，一個床位、一個床位，公共衛浴，像是現代背包客棧的前身。旅人走累了，在這裡停一晚，隔天繼續上路。   後來，城市變了，房子也變了。原本較大的空間幾經分割，只剩下現在不到四分之一的格局，沒有人住，也就慢慢荒掉。直到一位投資人看到這裡，他收藏了大量瓷器、古物、威士忌與標本，過去許多藏品都放在倉庫裡，少有被看見的機會。他希望找一個地方，讓這些物件重新擁有位置。只是後來，雖然博物館沒有成形，私人招待所也沒有停留太久。但是也因為太多人好奇，讓這個原本封閉的空間才慢慢轉向對外營業。也因此，「金城飯店」這個名字並不是刻意製造的噱頭，而是從老屋過去作為休憩場所的記憶中延伸而來。只是到了今天，這裡不再讓旅人過夜，而是讓人把夜晚留在這裡。名字保留了舊時代的痕跡，內容卻被重新轉譯成今日金門的夜間風景。它既不是傳統飯店，也不只是酒吧，而是一個將老屋記憶、收藏美學與島嶼夜生活放在一起重新編排的場域。   許昱偉的返鄉路：從服務業經驗到主理人   許昱偉是金門人，從小在金城北門一帶長大，父母也都在金門。對他來說，金門是熟悉的家鄉，卻不是他一開始就設定好要留下來發展的地方。年輕時，他曾在台灣本島工作，做過無印良品，也做過飯店服務業、餐飲業與飲料店。這些工作看起來各自分散，但回頭看，每一段經驗都在他後來經營金城飯店時派上用場。零售讓他理解陳列與美感，飯店讓他熟悉服務的節奏，餐飲讓他知道現場反應的重要，飲料店則讓他接觸風味、效率與出品的一致性。   疫情期間，他開始更深入接觸調酒。那段時間，許多產業被迫停下腳步，對他而言，卻像是一個重新整理自己的空檔。調酒原本不是他一開始就設定好的人生方向，比較像是在某個階段出現的一條路，他走進去，慢慢發現裡面有足夠深的東西可以學。後來回到金門，剛好遇上這棟老屋的改造與營運，他從參與其中的人，慢慢成為站在吧檯後方的主理人。也正因為如此，他對金城飯店的理解不只是「開一間漂亮的酒吧」。酒吧不能只有氣氛，還要有穩定的服務、合理的動線、可被執行的制度，以及能讓客人一次又一次回來的理由。金城飯店的質感，不只來自裝潢，也來自這些服務業經驗長時間累積後形成的判斷。許昱偉站在吧檯後，不只是調酒，也在看客人的表情、聽客人的反應、觀察每一杯酒被喝完的程度。這些細節，是他從無數次的琢磨中得出的經營方法。   火燒磚、暗門與威士忌：一間老屋被調成空間敘事   金城飯店的空間之所以讓人印象深刻，是因為它懂得層次的堆疊。老屋改建的過程並不容易，金門材料選擇有限，工班與建材許多都必須從外地進來。店裡的地磚來自義大利，牆面使用西班牙麵包磚，酒款、食材、設備也多仰賴外部供應。「在金門，很多材料其實不好取得，很多東西都要從外面進來。」許昱偉說。可是這間店真正動人的地方，不在於用了多少昂貴材料，而在於它保留了老屋最有時間感的部分。   那面火燒磚牆，是空間裡最安靜也最有power的存在。每一塊磚大小不同、顏色不同，有些偏紅，有些偏褐，有些帶著燒製後的焦黑痕跡，像是老屋留給今天的紋理。原本曾想過在牆上鑿出格子擺放古董，但因為磚體狀態不適合破壞，最後決定完整保留。除了火燒磚，馬背牆也被留下，則剩餘結構因為損壞嚴重而重新整理。屋頂、隔音、動線、吧檯、廚房，都必須重新配置。尤其是隔音，對一間位在老街住宅周邊的夜間酒館來說，不是設計選項，而是基本條件。「如果不是從廢墟重新整理，這裡其實很難做成酒館，因為隔音會是很大的問題。」他說。   真正讓客人記住的，則是那扇藏在酒櫃後方的暗門。這個設計靈感來自禁酒令時期地下酒吧的概念，也與金門曾經的戒嚴記憶形成微妙呼應。客人不是直接走進一間酒吧，而是要先經過一段尋找，打開暗門，才進入真正的空間。這個動作讓「喝一杯酒」變成一場小小的儀式，也讓金城飯店從一般酒館變成一個有故事的場域。吧檯後方的威士忌、宋朝瓷器、動物標本、古董收藏，與老屋牆面一起構成一種介於博物館與酒館之間的氣質。許昱偉說，這些收藏原本多半放在倉庫裡，現在擺進空間裡，反而讓它們重新有了被觀看、被討論的生命。   從威士忌到高粱調酒：在杯子裡重新理解金門   金城飯店掛著威士忌博物館的概念，店裡能看見的酒款已經不少，但許昱偉說，「現場看到的其實只是全部藏酒的一小部分，更大量的威士忌放在酒庫裡，其中不乏高年份與稀有酒款」。可是實際經營後，他發現客人點得更多的並不是純飲威士忌，而是調酒。尤其是觀光客來到金門，想喝的不一定是世界上哪一支知名酒款，而是「跟金門有關」的風味。這讓他開始思考，高粱酒能不能被重新放進調酒系統裡。   金門本身就是一座酒的島嶼，高粱酒長期支撐地方產業與餐桌文化，但在年輕世代與外地旅客眼中，高粱常常太烈、太傳統、太像長輩世界裡的飲品。許昱偉想做的，不是把高粱包裝成遙遠的符號，而是讓它變成可以被親近、被理解、被慢慢品飲的風味。「觀光客來金門，他其實會想喝跟金門有關的東西。」他說。於是，高粱不只是被拿來乾杯，也開始有機會成為調酒裡的一種基底、一種香氣、一種關於地方的風味線索。在這個過程中，他學到一件很重要的事：不能用調酒師自己的標準要求客人。有些客人點了一杯酒，喝不到一半就放下，說酒太重。從專業角度看，那杯也許已經很輕，但客人覺得重，就是重。「你不能拿自己的標準去衡量客人。」許昱偉說。於是他開始從杯子裡看市場。客人離開後，他會觀察每一杯酒剩下多少，如果剩太多，就去了解原因。是酒感太強、酸度不習慣、甜度不足，還是香氣太陌生。這些細節慢慢變成新酒單的方向，也讓他開始發展微酒精與無酒精飲品。對他來說，不喝酒的人坐在吧檯前，也不該只是被安排一杯平平無奇的飲料，而應該有一杯看起來像酒、喝起來有層次、同樣具有儀式感的飲品。低溫萃取、奶洗、舒肥等技術，都在他的鬼斧神工中被放進無酒精與微酒精的研發裡。金城飯店的浪漫，遠也不只是打卡，而是讓不同酒量、不同習慣、不同背景的人，都能在這裡找到適合自己的夜晚。   吧檯之後：一間店與一群人慢慢長出來的日常 　　如果說金城飯店的外在，是一棟老屋與一扇暗門，那真正讓它成立的，其實是在吧檯後方那些不被看見的日常。對許昱偉來說，一間店不是開幕那天才開始，而是從每天的備料、出杯、清潔與反覆調整中長出來的。「大家看到的可能是空間、是氛圍，但我們每天其實都在做很瑣碎的事情。」他說。吧檯上的每一杯酒，背後都是重複過很多次的練習與修正。從糖漿比例、酸甜平衡，到冰塊大小、攪拌時間，甚至是客人拿到酒的那一刻，燈光是否剛好落在杯緣，這些細節看似微小，卻會決定一杯酒最後被記住的方式。   但這些事情，從來不是一個人可以完成的。金城飯店的運作，是一整個團隊分工與默契累積的結果。有人專注調酒，有人負責出餐與廚房節奏，有人管理庫存與進貨，有人處理現場服務與客人互動。在空間有限、人力不多的情況下，每一個人都必須同時兼顧多個角色，從備料到結帳，從接待到收拾，幾乎沒有明確的界線。「我們其實人不多，每個人都要做很多事情。」許昱偉說。也因為如此，團隊之間的節奏與信任變得特別重要，一個環節卡住，整個現場就會受到影響。   有時候，客人看到的是吧檯前的熱鬧，但在吧檯後方，卻是一種高度集中與默契配合的狀態。誰先出哪一杯酒、哪一桌的餐點要先上、什麼時候該補冰塊、什麼時候該清桌，這些判斷往往不是靠指令，而是長時間磨合出來的感覺。對許昱偉而言，團隊的存在，不只是分擔工作，而是讓整間店能夠穩定運作的關鍵。「一間店要做得好，不會只有一個人厲害，是整個團隊一起撐起來。」他說。   也因此，當夜晚結束、店裡安靜下來時，留下來的不是一個人的成果，而是一整群人累積的狀態。杯子洗乾淨、吧檯擦拭過、燈光重新調整回最初的亮度，那個時候，金城飯店才比較接近他心裡想像的樣子。「開店之後才發現，最難的不是把它做出來，而是每天都維持在那個狀態。」他說。尤其是在金門這樣的地方，人力有限，節奏不快，但也沒有太多試錯空間，每一個決定都會直接反映在營運上。也正因為如此，他對「成長」的理解，並不是快速擴張，而是穩定累積。「熱度可以很快，但制度很慢。」這句話他說過不只一次。對他而言，一間店能不能走得長久，不在於一開始有多多人，而在於三個月後、半年後、一年後，客人再回來時，還能不能感受到同樣的品質。這種穩定，來自日復一日的細節，也來自團隊之間的默契與投入。金城飯店的浪漫，不只是空間裡的燈光與音樂，也存在於這些看不見的日常裡-那些重複、那些調整，以及一群人一起把事情做好的過程。   島嶼夜晚的新想像：金城飯店不只是酒吧，而是一種停留方式   對許昱偉而言，金城飯店不是單純賣酒的地方，而是夜間觀光的一個載體。過去金門不缺白天的景點，戰地、聚落、洋樓、海岸線，都有成熟的旅遊記憶；但夜晚常常是空白的，觀光客白天走完行程，晚上回飯店，旅遊體驗也跟著提早結束。金城飯店的出現，補上的正是這一塊。它讓人晚上願意走進後浦巷弄，願意找一扇門，願意坐下來喝一杯，願意把這個夜晚拍照、分享、記住。   許昱偉也不害怕金門出現更多不同型態的夜間空間，因為他知道，一個城市如果只有一間酒吧，客人喝完就走；但如果有很多不同風格的夜晚場域，旅客就可能留下來，從一間走到另一間，形成真正的夜間經濟。這樣的想法，也來自他的對外交流經驗。近年，他與團隊曾帶著金門高粱前往蘇格蘭，走訪艾雷島、坎貝爾鎮、格拉斯哥與倫敦，與酒廠和酒吧交流。他看見世界級酒吧如何在冰塊、杯溫、燈光、音樂與服務細節裡建立專業，也重新意識到金門高粱其實可以被放進更細緻的品飲語境中。「我們把金門高粱帶去跟他們交流，他們會像品威士忌一樣去聞、去喝，甚至說出杏仁、梅子的味道。」他說。   未來，金城飯店也可能延伸出更多品酒會、跨域交流，甚至新的空間計畫，但許昱偉對擴張始終保持謹慎。對他來說，熱度可以很快，制度卻必須很慢；一間店被看見不難，難的是每天穩定地做出品質，讓不同時間走進來的客人，都能感受到同樣的用心。金城飯店從一棟荒廢老屋開始，從一扇暗門開始，最後成為金門夜晚裡一處新的停留方式。暗門之後，不只是酒吧，不只是威士忌，也不只是社群打卡點，而是金門的年輕人如何把服務業經驗、老屋記憶、酒文化與島嶼觀光慢慢調和之後，為金門留下的一場夜晚浪漫。

  在金門，如果你想在層層軍事管制與古厝聚落間拍一支電影，或者想在霧鎖金門的深夜尋找一桌「台北等級」的高品質火鍋或燒肉，你最終都會遇到同一個名字「阿聖」。他是金門影視圈最可靠的「製片人」，也是橫跨金城、金寧、金湖，旗下擁有「肉坊」、「鍋坊」等知名餐飲品牌的企業主。在阿聖的眼裡，影視製片與餐飲經營其實共用著同一個底層邏輯：「解決問題，然後把夢想變現。」   從夢想的特技人，到務實的調度大師   阿聖的起點，並非什麼商學院的精緻理論，而是一段帶著「武俠夢」的草根北漂史。   「我小時候的夢想其實很單純，我想當消防員，甚至想當成龍那樣的特技演員。」阿聖回憶起這段往事時，嘴角帶著一絲對青春的緬懷。在那個資訊尚不發達的年代，電影裡那種熱血、正義與高難度的肢體語言，對一個金門孩子來說，是關於未來最強烈的投射。   然而，現實總是冷峻的。阿聖並非學術型人才，他在高一那年選擇了休學。年僅22歲的他，帶著國中畢業的文憑，毅然決然離開家鄉金門，前往台北尋夢。對一個只有初中學歷的離島少年來說，影視圈是神祕、高級且充滿階級感的地方。他在台北的第一份工作是從劇組最底層的雜務做起。   那段日子的代價是驚人的。在劇組裡，阿聖擔任的是「製片」體系的職位。在影視圈的專業分工中，導演負責的是美學與敘事，而製片負責的是「生存」。這意味著，當導演想要在一個懸崖邊拍戲時，製片必須在預算有限的情況下，變出安全設施、搞定警察申請、張羅百人劇組的便當，還要確保所有人都能平安撤場。   「拍戲這行，20年前的環境其實很差。我們每天的工作時間長達16到18個小時。沒有什麼放假，每個月可能只有一兩天假。」阿聖說。那段日子，他每天流滿身大汗、做著比體力勞動者還要繁重的雜事。但他卻在這些看似重複且瑣碎的「處理事情」中，發現了自己的本命：他天生就是一個解決問題的高手。   「製片就是解決所有『不可能』的人。」阿聖在台北劇組裡逐漸小有名氣。他的優勢在於反應快、聽得懂人話、且具備極強的抗壓性。當無數的小雜事拼湊成一支完整的電影，那種看著夢想落地的成就感，成了他性格中最強大的驅動力。   影視沙漠中的在地守門人   在台北影視圈打拚了兩年後，阿聖回到了金門。回歸之初，他曾面臨極大的轉型焦慮。那時的金門在影視產業中被視為「沙漠」，除了少數的軍事題材，幾乎沒有穩定的拍攝機會。阿聖一度決定放棄影視夢，轉做一般行政工作，並慢慢觀察金門的餐飲市場。   然而，專業的靈魂是藏不住的。隨著台灣影視產業開始尋找更多元的拍攝場景，具備獨特戰地風情與閩南建築的金門，重新回到了導演們的視線中。那群曾在台北合作過的製片與導演們，想起了那個「好用的金門人」。   從《軍中樂園》到《林北小舞》，再到近期的《不如海邊吹吹風》，阿聖成為了所有外地劇組進駐金門時的「第一通電話」。   「聽懂家鄉話」的調度深度   外地劇組來到金門拍攝，面臨的最大障礙不是經費，而是「文化與溝通的斷層」。金門人天性低調，骨子裡帶著一絲島民的排外與保守，加上金門話與台灣台語在腔調與用字上有著顯著差異，常讓台北下來的劇組束手無策。   「金門腔跟台灣台語完全不同，我們說『抵加』（在這裡），語感跟尾音都有海口音的味道。」阿聖分析。當一個台灣導演對著金門老人家講台語，老人家往往聽得似懂非懂，甚至因為劇組的侵入感而產生排斥。這時，阿聖的「在地臉孔」與「純正金門話」就成了最強大的緩衝器。   他在片場既是製片，也是翻譯官，更是心理協調員。他能一邊用金門話跟老奶奶寒暄，借出那間百年古厝的客廳；另一邊回頭用製片的專業語言，告訴導演如何避開特定的民俗禁忌。這種「轉譯」的能力，讓他在劇組中具備了不可替代的地位。   從製片邏輯到餐飲佈局   當影視製作的「專案管理」思維，碰上金門的實體餐飲市場，阿聖展現出了與一般餐飲業者完全不同的戰略眼光。   在影視圈，每一個專案都是一場賭博。阿聖很早就意識到，影視工作的「不穩定性」是這行的宿命。但在這過程中，他鍛鍊出了一雙銳利的眼。他能看清市場的空隙，能忍受極高的壓力，最重要的是，他學會了「如何在有限的資源裡做出最完美的組合」。「製片就是要把每一分預算花在刀口上，還要讓效果最大化。」阿聖這樣說。   他回歸金門後的餐飲版圖布局，正是這種「製片邏輯」的產物。他沒有盲目地開一家精緻小店，而是直接挑戰高難度的「連鎖餐飲經營」。他看見了金門餐飲市場長期以來的痛點：選擇單一、品質不穩、服務思維傳統。   他決定，要用經營劇組那種「革命情感」與「精確調度」，在金門打造出一個屬於自己的餐飲帝國。而這個帝國的首戰，就選在了一個當時被許多人視為餐飲孤島的區域-金湖。   我們將深入探討阿聖如何將影視圈那套高壓、精確的製片邏輯，轉化為金門餐飲界的戰略藍圖。這不僅是關於火鍋與燒肉的生意，更是一場關於離島資源整合的實戰課。   如果說影視製片是在「虛擬的夢想」中調度資源，那麼經營餐飲就是進入了「實體的生存」戰爭。對阿聖而言，這兩者之間並沒有不可逾越的鴻溝，因為他所信奉的核心始終如一：看清市場的空隙，然後用最冷靜的邏輯去填補它。   在沒人敢開的地方丟下石頭   當阿聖決定在金湖開設「肉坊」燒肉吃到飽時，金門餐飲界許多人是帶著疑惑、甚至冷眼旁觀的。   在金門的地域邏輯中，西半島的「金城鎮」是絕對的政經中心，那裡人流密集、商業發達，是所有餐飲品牌的首選。相較之下，東半島的「金湖鎮」雖然有常住人口，卻長期被視為餐飲的「二線戰場」。當時的金湖，大型餐廳寥寥可數，許多在地人習慣「要吃好料就往金城跑」。   「金湖的人口其實並不少，只是他們不愛出門吃飯，或者說，沒有讓他們想出門的理由。」阿聖分析道。他觀察到金湖市場的「宅家習慣」並非天生，而是因為缺乏具備品牌拉力、環境舒適且停車方便的選擇。   阿聖決定利用自家的空間，引進他在台灣觀察已久、具備強大聚客力的「燒肉吃到飽」模式。這對他來說，是一場精密的市場測試。他像製片在選擇場景一樣，看中了金湖這片土地尚未被開發的潛能。   「我開在金湖，就是要丟一個小石頭看看能不能引起漣漪。」阿聖說。他成功將原本已經在金門深耕五年的「肉坊」IP帶入金湖。他很清楚，像「吃到飽」這種單價相對較高、屬於「目的性消費」的餐飲型態，只要品質夠好，距離並不是問題。   結果證明了他的戰略眼光。肉坊在金湖的成功，不僅打破了「金湖沒人吃大餐」的迷思，更成功吸引了原本只往西半島跑的客群。他利用「停車方便、家庭聚餐」的剛需，在一個看似冷清的地點，精準地挖掘出了沉睡的在地客源。這就是他的製片邏輯：不盲從人潮，而是創造人潮。   製片思維下的「價值回饋」轉化   在金門經營餐飲，最浪漫的是土地情懷，最殘酷的則是後勤的穩定性。金門與台灣之間隔著海峽，這意味著所有的頂級肉品、海味海鮮，都必須仰賴長途運輸。對於一般餐飲業者來說，物流波動是沉重的負擔；對於阿聖來說，這卻是一場考驗「預見性管理」的專案執行。   「金門最難的是大家看不見的後勤。」阿聖坦言。每逢霧季，飛機停飛、船班延誤，整個金門的供應鏈會隨時面臨斷裂。為了應對這種不可抗力，阿聖展現了他在影視圈學到的「備案思維」。   他憑藉著旗下多間門市（肉坊、鍋坊）所形成的「規模效應」，重新優化了採購與儲運的結構。他不依賴單一的外部供應商，而是透過精確的「大數據排程」與自身的「儲備機制」，建立了穩定的供貨體系。這種思維讓他即便在天氣多變的時刻，依然能確保店內的高等級肉品與海鮮始終維持在「首選狀態」。   更令人印象深刻的是他的「價值分享觀」。在離島餐飲市場中，高成本往往導致高售價，但阿聖卻選擇了另一條路：極致的性價比。   這聽起來不符合傳統商業直覺，但背後隱藏著深層的經營智慧。阿聖很清楚，金門人口飽和度高，要在有限的人口基數中生存，唯一的辦法就是「讓客人感受到超越價格的價值感」。   他將優化管理結構所省下的隱形成本，全部「還給」食材。他透過更高效的資源整合，將那些原本會被中轉環節吞噬的利潤，轉化為提供給客人的和牛與高品質海鮮。他的邏輯很簡單：如果你能讓客人在店內享受到超越市場預期的豐富度與鮮度，那你就贏得了這場信任戰爭。   「我看到大家撐著肚子滿意地走出去，這就是經營最大的成就感。」這句話聽起來豪爽，實則是阿聖最精明的品牌佈局：用高品質建立起難以模仿的市場門檻，讓客人的滿意度轉化為無形的競爭壁壘。   影視化管理團隊即是革命夥伴   走進阿聖經營的餐廳，你會感受到一種與傳統店家截然不同的氛圍。那裡的員工不僅動作俐落，更有一種「團隊作戰」的緊湊感。這與阿聖的管理哲學息息相關｜｜他把餐廳管理變成了「劇組管理」。   在影視劇組中，幾十人、上百人為了同一個目標，在幾個月內共同奮鬥，那種「革命情感」是極其強大的。阿聖將這種精神帶進了餐飲業。「我不希望員工來上班是不開心的。」阿聖說。他不僅提供具競爭力的薪資與福利，更在內部建立了極強的認同感。他深知餐飲業人員流動性高的痛點，因此他特別注重「環境氛圍」的處理。 　　對阿聖來說，每一間分店的店長，就像是影視現場的副導演或執行製片，必須具備獨立解決問題的能力。他已經將「肉坊」與「鍋坊」打造為一個成熟的品牌系統，現在他要做的，是維護那個「解決問題的制度」。這種放手，源於他多年來在影視圈看慣了大風大浪後的成熟與自信。 　　金門市場的真實生存法則 　　比起生意人的精明，此刻他更像是一位希望後輩少走彎路的實戰導師，話語中少了一些客套，多了一份對這塊土地的責任感。「金門市場規模有限，這意味著你的目標客戶高度重疊。」阿聖語重心長地指出，在金門，你不能只做一次性生意，而是要思考如何與同一群客戶建立長期的信任，「你必須精準鎖定你的市場位置。」 　　他特別提醒，金門是一個極度重視「口碑」與「第一印象」的地方。由於聚落緊密，任何一點經營上的疏漏，都會隨著名聲迅速擴散。「在金門，你可能沒有『邊做邊改』的容錯空間。」他坦言，一旦刻板印象形成，要翻身就得付出數倍的努力。 　　因此，阿聖給出的核心建議是：「寧可慢，不可錯。」 　　這份對細節的執著，也體現在他自己的經營中。在新店正式開幕前，他會預留極長的時間進行內部測試，甚至主動邀請親朋好友來提供「最難聽的實話」。 　　「只要有兩個人提出同一個問題，那它就是必須被解決的缺點。」 這種近乎苛求的自我檢視，正是他從影視製片轉身為成功實業家後，最重要的一套護城河。 　　陳明聖的下一場分鏡 　　阿聖的故事，是一個金門孩子從特技夢、消防夢，最後落腳於影視與餐飲實業的過程。他的人生就像一部不斷切換場景的電影，從台北的片場到金門的餐桌，他始終扮演著那個「解決問題的人」。 　　他最推薦的電影是《白日夢冒險王》，因為那部片講述了人必須勇敢踏出舒適圈，才能獲得真正的成長。「就算踏出那一步摔倒了，你還是獲得了經驗。」阿聖的人生觀，就藏在這句話裡。 　　現在的陳明聖，已經不需要每天在片場處理瑣碎雜事，但他依然保持著那份「製片式」的敏銳。他持續在金門觀察市場，尋找下一個未被滿足的「剛需」。 　　當夜幕降臨，金湖的街頭亮起肉坊的燈火，三兩成群的家庭客笑著走進餐廳。阿聖坐在一旁，或許正在構思下一個商業計畫，或許正與影視圈的好友洽談下一個金門拍攝案。 　　對阿聖來說，金門這塊土地不僅是家鄉，更是一個巨大的、充滿可能的製片現場。他的跨界劇本還沒寫完，而這一次，他不僅是製片，更是這場金門生活劇集裡，最精彩的主角。

  ﹝撰稿人：徐品豐﹞   在邊界，展開一場十二年的實踐   2026年的金門，晨霧未散。金湖料羅灣中，海風吹過陶瓷廠旁的漁村聚落，「浯島文旅」靜靜座落其中。這裡不只是一間旅宿，更像一座承載活動、交流與地方連結的場域載體｜｜人們在這裡停留、對話，也讓空間不斷生成新的可能。而在島的另一側，金寧鄉后沙聚落裡，縣定古蹟「小六路厝」紅磚牆上的燕尾脊在微亮天光中格外挺拔。這座曾一度沉寂的傳統閩南建築，如今不再只是供人憑弔的老屋，也不只是靜止的歷史標本；它轉化為一座古蹟民宿，重新被使用、被生活、被感受，讓人們得以走進時間的紋理之中。 　　讓這一切逐步成形的人，是簡瑞鴻 　　用「旅宿經營者」來稱呼他，太窄；用「策展人」來理解他，也不夠完整。準確地說，簡瑞鴻是一位擅長把空間、故事、社群、產業與人重新編織起來的營運規劃設計者。他總能在看似零散的地方條件中，看見一種尚未被命名的可能；也總能在資源不足、結構未明的現場，找到讓事情開始運轉的方法。他不僅是實踐者，也是開拓者。這篇文章，正是要回望這條從屏東通往金門、從藝術走向地方、從策展延伸到治理與陪伴的路。 　　跨代的線：從屏東到金門 　　誕生於屏東的簡瑞鴻，與金門有一條更早以前便悄然牽起的線，來自他曾在金門服役的阿公。這座島嶼原本只存在於家族記憶、老兵敘事與遙遠的地理想像之中，直到2014年，因「金門青年力」的策劃與投入，他真正走進金門，並帶著阿公重返舊地。對他而言，那不只是一次回訪，更是一次跨代的對話：從祖父的戰地記憶，到這一代人對地方未來的重新設計，金門不再只是歷史前線，而開始成為一個可以生活、可以工作、可以共同築夢的地方。如今，金門已成為他的另一個故鄉。 　　從美術班出身到十七歲獨力創業，從枋寮藝術村、屏東勝利眷村老屋活化，到高雄駁二鹽旅，再到金門的聚落經營、戰地轉譯與青年網絡建構，簡瑞鴻二十多年來的路徑，像一場持續進行中的「場域策展」。他不把空間看成等待開發的資產，也不把地方視為需要被消費的風景，對他而言，場域是人與人重新建立關係的媒介，是一種能夠承載記憶、連結產業、孵育未來的容器。他相信，好的藝術與設計不該只停留在殿堂與展櫃之中，而應該深入民間、進入聚落、回到人的生活裡，成為推動地方改變的支點。 　　看見場域的能力：從美術訓練到系統建構 　　簡瑞鴻的起點不只是藝術，而是一種能「看見場域」的能力。累積十年美術班訓練，他同時接觸水彩素描、陶藝、燒陶、版畫，在開放的多功能創作空間中學習讓不同媒材與形式彼此共存。這樣的訓練使他很早就理解：創作不是單一表現，而是整合；空間不只是建築結構，而是一個有情緒、有節奏、會說話的生命體。因此，當多數人面對閒置老屋、沒落聚落或廢棄戰地時看見的是問題與成本，他看到的卻是解構與重構的契機，唯有與這方土地對話，喚醒與轉換，活化才能承載歷史、邁向未來。 　　因家庭因素提早進入現實世界，他沒有等待準備好才出發，而是在實踐中補足能力：自學電腦研究開源碼系統、網路與數位工具，從視覺語言一路延伸到營運結構，逐步建立跨領域整合的能力。這使他與多數創作者截然不同｜｜他不只會設計，更能讓系統運作；不只理解文化，也能讓文化落地。這種「一邊感受場域，一邊運作系統」的能力，也讓他在協助屏東縣政府處理莫拉克風災重建時得以發揮：從志工調度到後續的療癒陪伴，他運用自身的網路平台與資料庫能力，快速整頓物資、串聯人力，讓混亂中的現場重新建立秩序，使重建不只是硬體修復，更能回到人的復原與地方的再生。 　　從枋寮到鹽旅：在資源匱乏中建立場域方法 　　真正讓簡瑞鴻從創作者走向場域經營者的關鍵歷練，始於枋寮藝術村。彼時的枋寮位於台灣鐵路末端，地理偏遠、資源有限，卻擁有大片閒置空間與海岸地景。對多數人而言，那是條件不足、難以經營的場域；但對他來說，正因為不完美，才更值得進場。 　　他將早年參與台北紅樓創意市集所累積的人脈導入地方，串接藝術家、創作者與城市文化資源，同時引入電影放映與多元展演，使原本邊緣的場域開始產生文化事件。他不等待資源到位，而是重新組織既有的人、內容與網絡，讓枋寮從末端轉為節點。更重要的是，他不只辦活動，而是建立制度，在藝術村內導入藝術家進駐機制，依長期、中期與短期進行規劃，使場域從一次性熱鬧轉化為可持續運作的平台。這段經驗讓他掌握一項關鍵能力：資源不足時，真正重要的不是條件，而是能否重新編排能量、建立結構，讓有限的資源創造最大可能。 　　這套方法延續到屏東的「HO覓藝文實驗研究所」。在地方創生尚未成為主流論述之前，他已開始將老屋轉化為創作、展示與社群交流的複合平台，驗證了空間一旦被正確策展，就會形成磁場，吸引人與關係持續聚集。從枋寮的資源整合到HO覓的空間實驗，他逐步建立起一套完整的場域啟動邏輯：如何在有限條件下點燃第一把火，如何透過串聯形成網絡，並讓文化、商業與人流形成可持續的循環，進而轉型成現在的「HO覓社會創新合作組合」。 　　然而他也逐漸意識到更深層的問題：場域若要長期承載文化與社群，不能只依賴活動帶來的短暫能量，而需要一種穩定的營運結構作為支撐。於是他將目光轉向旅宿，並在高雄駁二「鹽旅」完成關鍵轉折。 　　在鹽旅有五十個房間十三個樓層，他並未將其視為傳統旅館，而是持續以「場域策展」邏輯運作空間。他與政府合作、與國內外設計師交流，帶領設計團隊走讀高雄港，從產業歷史與生活紋理出發，讓設計真正回應地方，而非停留於表層風格的堆砌。這段經驗讓他確立一件事：空間不是被設計出來的，而是在人與地方的互動中生成的。「旅宿」因此成為一種方法，不只是住宿，而是地方敘事的入口、文化流動的節點，以及能支撐長期運作的經濟結構，鹽旅最後一夜還把『集市』帶入房間裡變成另類的巡禮。從枋寮的資源整合，到HO覓的空間實驗，再到鹽旅的營運轉化，他逐步建立起一套可被應用於地方治理與產業升級的實踐模型。 　　共生宅的啟示：從經營者到方法論建構者 　　面對高齡化與人口變遷，簡瑞鴻的視野進一步推向未來社會結構。他開始提出更根本的問題：場域是否能超越旅宿、住宅與社區的單一功能，成為支持不同年齡層共居、共享與互助的生活平台？在這樣的脈絡下，他與台中「共生宅」團隊合作，在董事長李柏憲的邀請下參與共生宅的實驗與營運思維建構。 　　這段歷程使他的角色從場域經營者轉向方法論的建構者。他開始系統性思考如何將建築設計、環境規劃、社會服務、銀髮長照產業與商業模式整合進同一架構，使空間同時具備美感、功能、社會連結與經濟可持續性。他關注的不只是空間形式，而是背後的運作邏輯：跨領域整合、混齡互動、資源共享與社會支持系統的並存。這也讓他逐漸形成一種顧問型能力，不只看見場域問題，更能整合多方資源，建立可執行的整體解決方案｜｜面對地方治理、政策規劃與區域發展時，能提供的不只是想法，而是一套兼具前瞻性與實踐性的場域藍圖。 　　2014，命運的轉門：從青年培力到島嶼網絡 　　2014年，金門縣政府主辦「在地青年培力營」，由簡瑞鴻帶領團隊策劃執行。原本設定僅是一場論壇，但他清楚知道創意不會在被動聆聽中誕生，必須從認識地方開始，透過走讀、討論與激發讓想法逐步成形。在與縣府團隊共同調整下，活動被重新設計為一場行動導向的黑客松，以「閩南聚落」「文創基地」「軍事史蹟」三大主題路線，引導青年走進場域、提出提案、進行團隊實作，讓地方想像從概念走向可能的實踐。 　　對多數參與者而言，這是一場培力活動；但對簡瑞鴻來說，卻是命運的轉門。那一年，他不只是在做活動，而是真正走進金門，帶著阿公重返舊地。個人生命史、家族記憶與地方未來在此交會。他看見金門不只是歷史現場，而是一座尚未被整理完成的可能之島，聚落可以成為生活場域，戰地可以被轉譯為體驗教育，文創可以形成產業與人才流動的網絡。 　　他選擇成為金門的關係人口，將金門視為另一個故鄉經營，最終帶著團隊成為新金門人。從2014到2026年，他推動的不再是單一場域，而是建構一套稱為「金門隊」的島嶼實踐網絡，串聯在地創業者、青年與文化工作者，從點出發、連成線、擴展為面，逐步形成具有循環能力的地方系統。這種從活動到結構、從提案到生態的轉化能力，正是地方治理最稀缺也最關鍵的規劃思維。 　　旅宿與戰地：不是做景點，而是做未來的地方模型 　　在金門的實踐中，簡瑞鴻從最貼近人流與生活的「旅宿」出發，逐步建立他的地方方法。第一個重要據點「浯島文旅」，從一開始便被設計為多功能運作的複合場域：一樓大廳不只是接待，而是可供交流、討論與藝文活動發生的公共空間；部分區域開放作為辦公與遊戲室，讓旅客與在地居民共享使用。因地形位於斜坡下方，地下室具備獨立出入口，被規劃為多功能複合場域，曾舉辦講座、會議、療癒課程、小型市集與兒童科學營，甚至成為節日的電影放映場，同時設有瑜伽教室與媒體攝影空間。 　　更關鍵的是他將「營運系統化」。透過網路串接與AI應用，他建立一套可複製的旅宿SOP，從訂房流程、房務管理、倉儲盤點到人力配置，都轉化為可視化、可追蹤的系統，使經營不再依賴個人經驗。即使管理者不在現場，團隊也能依流程順利運作。近年，他更將AI延伸至文化轉譯，開發「Myarts賣藝」藝文導覽，讓旅人透過數位工具重新理解金門歷史文化，實現了十年前的理想；同時運用AI解決旅宿業長期以來最繁瑣的庫存管理、成本控制與房間狀態控管等問題，使營運效率大幅提升，也開發了搭配wordpress系統AI優化產文的工具，持續與AI共同打造建構各種可能，更精彩的是他完全不會寫程式，他說，會運用知道需求，比會什麼來得重要，AI使用要以終為始。 　　在此基礎上，「浯島輕旅」進一步強化公共性與共享感。一樓設置兒童閱讀室與開放空間，使旅人與在地居民得以自然交流，並透過講座與活動讓旅宿轉化為知識與社群流動的場域。從文旅到輕旅，他逐步提升的是「人與人之間的關係密度」，讓空間不再只是提供服務，而開始生成社群，使旅宿真正成為地方生活的一部分。 　　當旅宿系統穩定後，他進一步進入金門最具代表性的場域『戰地遺構』「賈村戰技體驗場」原為盤山訓練場，承載冷戰時期的軍事記憶。面對這樣的空間，他透過體驗設計進行轉譯，與在地青年陳志昂合作，導入軍事技能體驗、生存遊戲水彈對戰，甚至未來規劃Arduino跨域導入場域活化，讓參與者在行動與壓力中感受前線氛圍。這不是娛樂化歷史，而是讓歷史被「經歷」。透過身體的參與和情境的沉浸，冷戰時期的緊張與前線生活的壓力，不再只是文字與照片中的遙遠敘事，而成為參與者可以感知、可以理解的當下經驗。 　　從浯島文旅、浯島輕旅到賈村戰技體驗場，三個場域形成清晰路徑，從生活場域、社群場域到歷史場域，分別體現他兩項核心能力：生活的編織與歷史的轉譯。簡瑞鴻的工作從來不是打造景點，而是在建立一種未來的地方模型，讓旅宿、科技、歷史、社群與產業彼此支撐，使地方不只是被保存，而能持續生長。 　　結語：地方創生，是一場長時間的陪伴 　　回望簡瑞鴻的路徑，會發現他始終在做同一件事：盤整、梳理、確認、實踐，最後搭橋，建立永續且可自主優化的機制制度。如果說有些人擅長提出願景，那麼簡瑞鴻更像一位能把願景落地的戰略家。他真正厲害的，不只是完成一個空間或一個計畫，而是能在他人尚未看清之際，先看見地方的未來輪廓，並一步步透過人、結構與方法將其實現。 　　他最珍貴的能力，在於同時理解地方的情感厚度與未來的結構需求。從屏東出發，經歷枋寮、鹽旅，到金門的多點布局；從2014年的青年行動，到2026年的島嶼系統，他證明了一件事：地方創生，不是口號，而是一場長時間的陪伴，一套複雜系統的整合，以及一種願意與土地共生的決心。 　　阿鬨部落格：https://hung.twhung.us/ 　　HO覓社會創新合作組合：https://homi.cc/

  後浦巷弄裡的百年回響   在金門金城鎮的後浦街區，時間彷彿被古老的磚牆溫柔地攔截了下來。當多數觀光客正擠在總兵署前拍照，或是在老街尋覓貢糖的香氣時，有一種安靜而強大的力量，正透過一座名為「甄洋樓」的歷史建築，試圖拉住歲月的衣角，讓流逝的光陰重新有了形狀。   這裡的主人是陳婉甄。當她推開那扇帶著淡淡木質香氣、沉甸甸的大門，陽光精準地灑落在玄關的「柿蒂紋地磚」上時，那巧妙拼接的幾何圖案，在光影中閃爍著民國初年的風華。對於婉甄而言，這不只是一場單純的全新商業模式，而是一個創業者用生命與歷史建築進行的深長對話。從最初的品牌「甄young」到現在的場域「甄洋樓」，這段路她走了六年，每一步都踏在金門僑鄉文化的節奏上，帶著一種不容妥協的優雅。   品牌起源從「甄young」到「甄洋樓」的承諾   在「甄洋樓」正式落腳這棟歷史建築之前，陳婉甄的品牌標籤是「甄young（甄漾）」。這個名字取得了巧妙，既包含了她的名字中的「甄」，也寓意著「青春、浪漫、真實」的品牌調性。在那個國旅爆發、人們轉向離島尋求文化慰藉的年代，「甄young」以一種輕盈且具備時尚感的姿態切入了市場。   「當時做的是服裝出租，核心就是旗袍與民初服飾，」婉甄回憶起創業初衷，語氣中帶著一種對美學的偏執。旗袍，那是民國初年的優雅縮影，也是金門洋樓興建最鼎盛時期的時尚印記。然而，早期的「甄young」雖然美，卻總讓她覺得少了點什麼？那是一種衣服與空間之間、那種「根植於土地」的生命感。她看著客人穿上旗袍後，在現代感十足的柏油路上行走，或是尋找與服裝氣質不符的背景拍照，那種跨時空的儀式感往往在移動中消散了。   直到2023年，金門縣政府釋出了多處歷史建築的標租活化案。當婉甄踏入這座位於金城核心地段、剛整修完畢的「王慶雲洋樓」時，她知道，那份對「真實」的承諾終於找到了棲身之處。「很多人問我，為什麼要把店名改成『甄洋樓』？因為這是一座『真正』的洋樓。」   「甄」代表真實，也代表她作為經營者的責任感。這不僅是店名的遷移，更是品牌靈魂的定錨。她不再只是提供一件衣服，而是提供一個「時代的切片」。她要讓每一位穿上旗袍的女子，都能在一個真正屬於那個時代的場域裡，完成一場靈魂的穿越。這種從「移動式服務」轉向「沉浸式場域」的跨越，是她創業路上的重要蛻變！   建築的低語解構「五腳基」下的僑鄉靈魂   要理解陳婉甄的堅持，必須先理解這棟洋樓。王慶雲洋樓並非尋常房舍，它是典型的「僑鄉文化」產物。婉甄在訪談中精準地提到了建築的形式在金門，洋樓有三種常見的面貌：中間凸出的「出龜行（初歸）」、門面內凹的「三凹壽」，以及這棟洋樓所屬的「五腳基（Five-foot way）」。   「我很幸運，進來的時候建築體已經非常完美。」婉甄指著那些未曾更動的梁柱與牆面。對金門傳統建築與文化長期接觸的她，深知這種限制其實是另一種形式的禮讚。不能在牆上釘任何一個釘子，意味著她必須思考家具的重心與陳列；不能隨意改變隔間，意味著她必須順應建築原本的動線。   「五腳基」的形式直接體現了南洋店屋建築對金門的影響。門面平整，前方留有一道長廊，這不僅是為了遮陽避雨，更是一種社交空間的留白。當陽光透過長廊的百葉窗篩成一條條金色的絲帶，投射在旗袍的絲綢表面，那種光影交錯的質感，就是歷史最美的天然濾鏡。   婉甄提到，那木頭散發出的新舊交織氣味，總讓她想起當年那些遠渡重洋的前人們，大家辛苦積攢，只為回鄉蓋起榮耀家族的建築。她說，經營洋樓，其實是在與「過去的人」對話，學習那種「下南洋、賺大錢、建故鄉」的韌性與遠見。   在寸釐之間，讀懂洋樓的呼吸與體溫   在陳婉甄的視角裡，經營「甄洋樓」不只是一場商業活化，更像是一場長達數年的「空間策展」。當多數經營者忙著填滿空間以獲取最大利潤時，婉甄卻在思考如何「留白」。這種思維，來自她對「旅人視角」與「文化傳承」的細膩編排。   「很多人進來洋樓，會急著把各種看起來復古的東西塞進來，結果反而掩蓋了建築本身的靈魂」婉甄在百年歷史的鐵鑄窗花旁，語氣細膩而堅定的說著。她對洋樓的佈置有一套近乎偏執的邏輯：「順應建築的骨架，填充歷史的血肉。」   除了地面的細節，婉甄對「光線」的掌控也充滿設計師的精準。由於洋樓是「五腳基」的形式，前方有一道走廊，這使得一樓室內的光線往往帶著一種幽暗的神秘感。為了不破壞這種氛圍，她拒絕了現代感過強的吸頂燈或刺眼的LED燈管，而是跑遍了各地，尋找具有民國初年風格的落地燈與銅製吊燈。   「燈光不只是為了照明，它是為了製造『陰影』，」她解釋道。在她的安排下，旗袍體驗區的光線是暖黃而柔和的，這能讓絲綢面料的紋理更立體，也讓試穿旗袍的女性在鏡中看見一種如同老電影般的朦朧美感。這種對「影」的執著，讓「甄洋樓」避開了那種廉價的片場感，而具備了一種真實的、沈穩的生活氣息。   更具挑戰性的，是她對「嗅覺」與「觸覺」的堅持。歷史建築由於年久失修後再整修，往往會有一種淡淡的灰塵味或是漆味。婉甄透過挑選合適的精油擴香與大量的實木家具，讓室內維持著一種淡淡的草本與檜木混合的香氣。這種味道，能讓躁動的旅人在踏入門檻的一瞬間，就不自覺地放慢腳步、降低音量。   沉浸式體驗用一件旗袍，喚醒百年記憶   陳婉甄的專業，在於「創造情境」。她認為，如果遊客只是走馬看花地看完一棟建築，那只是視覺的短暫紀錄；但如果他們能穿上衣服、喝杯咖啡、聽段故事，那便是記憶的深刻植入。   「旗袍從1920年代開始盛行，而我們這棟洋樓正好是1934年落成。衣服與空間的時代背景是完全吻合的。」這就是她強調的「沉浸式旅遊」，在她的店裡，旗袍不是工廠大量生產的成衣，而是經過她細心篩選、針對不同客群體型與膚色進行推薦的作品。她甚至會親自擔任攝影指導，教客人如何擺出最有韻味的姿態。   她分享了一個令人動容的故事：有一對年輕情侶來到店裡，女孩穿上了精挑細選的旗袍。在夕陽西下的時分，他們來到了著名的得月樓前，男孩在那裡下跪求婚。那女孩後來對婉甄說：「謝謝妳，讓我能在自己最美、最有味道的時候，被許下終身的諾言。」   這句話，讓婉甄覺得所有的辛苦都值得了。透過服飾，她打破了年輕一代對金門只有「戰地、老舊」的刻板印象。她將僑鄉文化中那份「賺了錢回鄉蓋大房子」的打拚精神，轉化為一種可觸碰、可體驗的生活美學。   經營的現實與挑戰在文化與商機間平衡   專欄若只寫浪漫，那便不夠真實。陳婉甄在訪談中誠實地揭露了經營歷史建築的巨大營運壓力。即便不談具體的金額，標租歷史建築的成本本身就包含了一份對古蹟維護的社會責任。   「在古蹟裡經營，你必須學會讓商業去適應建築，而非讓建築來遷就商業。」這是她的核心體悟。由於不能隨意改動空間，座位的配置與動線規劃都受到了極大的限制。這也意味著，在有限的翻桌率下，經營者必須創造出更高的附加價值。   「如果你單純只賣咖啡，那種翻桌率產出的價值，可能連基本的人事與電費維護都難以支撐。」因此，陳婉甄採取了多元經營的策略：以旗袍體驗帶動入店率，以咖啡與點心增加遊客駐足的時間，並透過高品質的品牌行銷，吸引對文化有深度興趣的族群。這種經營者的「軟實力」，才是「甄洋樓」能在眾多歷史建築經營者中脫穎而出的關鍵。   洋樓造型酒一份對原屋主的溫情致敬   在甄洋樓的展示櫃中，擺放著幾瓶色澤雅致的藍白色造型酒。這是婉甄與金門陶瓷廠聯名開發的「洋樓造型酒」，也是她最引以為傲的跨界合作成果。酒瓶的外型是以「王慶雲洋樓」為原型開模，方形的瓶身加上複雜的山頭裝飾與細膩的線條，在陶瓷燒製的收縮與變形控制上，技術難度極高。但婉甄堅持要做，因為這不只是一件商品。   「我送了一瓶給原屋主的後代，那位長輩看了以後非常感動，因為瓶身上清晰印著他父親的名字王慶雲。」   這段細節揭露了婉甄的人格特質：她不僅是在「消費」這個空間，她是在「致敬」空間的主人。她提到的藍白配色，靈感來自於屋主分享的一張家族舊照片，照片中原本的木窗、門柱漆面，就是那種清爽、帶著南洋色彩的藍。這種對細節的挖掘，讓「甄洋樓」與在地社群建立了一種超越商業契約的情感聯繫。她不只是外來的租客，她成了這個家族記憶的守護者與延續者。   淚水浸濕的記憶老兵與土地的情感修復   在訪談的深處，婉甄提到了一個令許多人動容的細節：老兵召集令。金門曾是兩岸對峙的前線，無數台灣士兵在這裡奉獻了青春。   「每年老兵召集令活動期間，都有許多老先生帶著妻子、兒女甚至孫子回來。我會自費做一些紀念鑰匙圈送給他們，」婉甄說。即便官方沒有額外補助，她也願意去做。她看過無數白髮蒼蒼的老兵，站在洋樓前對孫子說著當年的軍旅艱辛。有時，老兵的妻子也會換上旗袍，那一瞬間，老兵看著妻子的眼神，彷彿回到了四十年前。   這種情感的修復與喚醒，是「甄洋樓」存在的最高價值。活化不只是整修一棟房子，而是要讓房子周邊的人、事、物，以及那些曾經與這塊土地有過連結的人，都能因為這棟房子的「甦醒」而重新找到自己的故事。   展望未來五載願景與傳承的火種   對於想要返鄉投入古蹟活化的金門青年，陳婉甄給出了一句最誠實且具備力量的忠告：「如果你真的想要去做古蹟活化，請務必先思考如何維持基本的開支，並利用古蹟的優勢去尋求各種可能的資源導入。」   她提醒後進，古蹟活化不是只要有情懷就能成功。經營者必須具備跨領域的技能，從企劃書撰寫、媒體對接、異業聯名到顧客服務。她計畫未來開辦更多講座，分享如何與中央單位申請資源，幫助那些想租古厝卻不知如何下筆撰寫計畫書的年輕人。   「我今年三十六歲，這棟房子的租約我有長遠的規劃。雖然經營很辛苦，但未來的五年，我希望能持續為金門創造更多『有趣且有意義』的事。」   洋樓不老，因為靈魂在此駐足   陳婉甄在訪談結束前，展現了一種創業者的淡然與執著。經營六年，疲憊在所難免，但只要看到遊客在洋樓裡綻放笑容，或是與原屋主後代達成一次心靈的共鳴，那份偶爾產生的自我懷疑便會轉化為強大的續航力。   洋樓本身是靜態的石磚與木樑，是陳婉甄將旗袍的流動、咖啡的香氣、以及人與人之間的溫暖互動注入其中，才讓它真正成為一個「活著」的空間。在金門後浦的夕陽下，這座「甄洋樓」依然在發光。它像是一位穿著旗袍、跨越時空的靈魂，在陳婉甄的引路下，正優雅地向現代世界訴說著那段不曾遠去的、屬於金門人的驕傲與記憶。

  ﹝採訪撰稿：方耀渝﹞   在金門這座具有深厚歷史底蘊的邊境島嶼，創業往往意味著在傳統與變動之間，摸索一條屬於自己的路。然而，江庭瑋試圖打破這樣的慣性。從救生員、飯店大夜、駐唱歌手、洗車小弟，到如今成為餐飲加盟體系的經營者，他看似跳躍的職涯軌跡，其實是一場關於生存邏輯的持續迭代。到了 2026年，在數位化與通膨壓力同時逼近的時代裡，他不再倚賴小島人情社會，而是選擇以更精準的方式應對市場，用數據、策略與執行力，在競爭激烈的紅海之中，為「奕起新創」一步步闢出一條屬於自己的共創之路。   從一間店開始：庭瑋一年半展店四間的創業速度   江庭瑋的創業，從來沒有一開始就鋪好的路。他只是比別人更早意識到，在金門這個地方，如果想真正站穩腳跟，就不能只是等機會上門，而要主動把機會做出來。於是，第一間店開了。那不只是生意的起點，更像是一場試煉的開始。從空間、產品、服務到現場節奏，他幾乎把自己整個人投進去，一點一點把店撐起來，也在日復一日的營運裡，學著摸索市場真正的脈搏。   而真正讓人看見他速度的，不只是把第一間店做起來，而是在短短一年半內，從一間店走到四間店，陸續拓展出晨間廚房、初原麵場、早到晚到、軍茶四個品牌據點。那不是一條順水推舟的路，更像是在還來不及喘息的時間裡，不斷替自己推開下一扇門。每一次展店，都是一次判斷力的考驗；每多一家店，就多一分現金流、人力調度、管理密度與市場競爭的壓力。但他沒有停下來，反而在一次次開店、磨合與調整之中，讓自己從一個只顧眼前生意的人，慢慢長成一位開始思考布局、節奏與規模的創業者。   很多人看到的是展店的結果，看見的是一年半四間店的速度；但在那個數字背後，藏著的其實是另一個更真實的故事｜那是一個人在市場還沒完全相信他之前，先咬著牙相信自己；也是一個創業者在資源有限、時間緊迫的情況下，硬是把一間店的可能，推成四個品牌並進的雛形。從餐食、飲品到早午餐系統，他不是單純地把店一間間開出去，而是在不同消費節奏裡，試著找到屬於自己的立足點。 　　組織管理的進化：從感性羈絆到理性法遵 　　創業中期，江庭瑋信奉老派的江湖義氣，將員工視為同袍，在企業現金流尚未穩固時，便自掏腰包投入數十萬元資助員工赴台進修。他的初衷單純：以優渥的福利換取無堅不摧的向心力。 　　然而，當「奕起新創」規模突破60人後，依賴個人魅力的「人情管理」遭遇瓶頸。江庭瑋發現，在缺乏制度約束下，善意有時會成為惰性的溫床，甚至出現精研勞基法進行「法規套利」的職業員工。這段被他視為「管理者成人禮」的消沉時期，促使他意識到：一個精密運轉的企業，必須完成從「感性體感」向「理性數據」的質變。 　　數據革命：建立不可挑戰的「數據主權」 　　「稱兄道弟無法讓一台精密的機器運轉。」江庭瑋在陣痛後意識到，管理必須從「感性體感」轉向「理性數據」。他開始引進鐵血督導制度，為了在模糊的人性中建立一條清晰的紅線。他不再聽取關於盈虧的種種「感性藉口」，他只要看數據。 　　他要求將每一項支出量化。從食材的每日損耗率、員工的出勤轉換率，到每一度電、每一滴水的消耗曲線，通通輸入電腦分析。他不再是那個感性的駐唱歌手，他變成了一個看著數字決定獎懲的冷酷裁判。江庭瑋發現，當「數據主權」被建立後，管理反而變得簡單了。那些鑽營漏洞、依賴人情的員工在嚴密的報表面前自然被篩除，留下來的是真正認同專業價值、願意在數據指標下戰鬥的精英。 　　這場變革的本質，是將「權力」從個人的情緒中收回，交還給「事實」。江庭瑋常說，這就是「奕起新創」的底層代碼：用理性的光，照亮人性的幽暗。在金門這個傳統產業佔比極高的環境中，這種數位轉型的勇氣，正是他能從加盟商進化為餐飲集團的關鍵。 　　市場飽和下的生存命題 　　時間推移，金門的手搖飲市場已進入了一個極度飽和的「紅海」階段。走在山外或金城的街道上，連鎖品牌與在地自創店林立，密度之高，幾乎到了每隔幾十公尺就有一間店的程度。更嚴峻的是，受全球通膨影響，原物料成本與人力成本攀升至近十年的高點。在大多數經營者選擇調漲售價、保守觀望時，江庭瑋代理的「軍茶」卻採取了一套看似瘋狂、實則精密的「破壞式定價」戰略。 　　許多同業對「買一送一」這種長期的強效促銷感到不解，甚至認為這是在破壞市場行情。但對江庭瑋而言，這並非盲目的殺價競爭，而是在透徹分析市場供需與經營結構後，所做出的一場「降維打擊」。他深刻明白：在一個趨於窒息的存量市場中，新品牌若不採取具備強大衝擊力的滲透策略，根本沒有生存空間。 　　財務演算法：極致成本與周轉率的對決 　　江庭瑋經營邏輯的核心，不在於追求「單杯利潤」的最大化，而在於追求「規模獲利」與「坪效」的極致。這背後支撐他底氣的，是透過大規模採購所掌握的議價權（Economics of Scale），以及對成本結構的精確拆解。 　　在2026年的高物價環境下，若成本居高不下，這個將會導致經營崩潰。然而，江庭瑋利用「奕起新創」的品牌矩陣與供應鏈整合能力，將單杯成本壓低至同業難以想像的水平。雖然單杯利潤被極度壓縮，但其帶來的超高「周轉率」卻抵銷了低毛利的風險。 　　對於傳統茶飲店而言，每小時賣出30杯是常態，但對「軍茶」而言，其追求的是每小時突破百杯的爆發力。在高周轉率下，門市的固定成本（如租金、基本水電）被攤提到每一杯飲品中，其單位固定成本反而低於對手。這就是江庭瑋最擅長的財務槓桿：利用低毛利換取高市佔，再利用高市佔帶來的規模化效應，進一步回頭壓低採購成本，形成一個競爭對手難以跨越的商業護城河。 　　視覺與心理：將品牌轉化為「社交貨幣」 　　除了財務上的精算，江庭瑋在心理戰與視覺傳達上也展現了過人的敏銳度。他深知金門這塊土地與「軍事文化」有著深厚的情感連結，因此「軍茶」那一抹鮮明的墨綠色視覺標誌，不僅僅是美學上的選擇，更是一種深層的心理制約。 　　他將這種視覺風格與「超高CP值」進行深度捆綁，成功地在金門人的社交圈中創造了一種「不買就是虧」的心理暗示。他在社群平台「小紅書」與「短影音」上投入重金進行口碑營銷，但他的切入點非常獨特：他請人來拍攝的不只是產品，而是「生活方式」。他將旗下的品牌提升為一種「社交貨幣」。 　　當消費者在社群媒體上看見同儕都在排隊購買、分享那種「極致優惠」的喜悅時，會產生一種群體認同感與損失規避（Loss Aversion）的心理。江庭瑋利用這套戰術，讓品牌迅速滲透進金門人的日常生活，甚至成為一種跨世代的集體記憶。 　　競爭者的兩難：叢林法則的應用 　　這種破壞式的策略，讓競爭對手陷入了一種「策略性僵局」。江庭瑋在無形中創造了一個讓對手感到窒息的環境：如果你跟進「買一送一」，在沒有供應鏈規模優勢的前提下，你將面臨長期的毛利虧損甚至倒閉；如果你不跟進，你將在極短的時間內失去大量的核心客群與品牌話語權。 　　這種戰略布局，正是典型的「叢林法則」。江庭瑋在接受訪談時曾提到，他參與商會、研究市場，並非為了打敗某個人，而是為了確保在資源有限的邊境島嶼上，能建立一套更高效、更專業的商業秩序。   他在「軍茶」戰術上的成功，證明了在數位化與透明化的2026年，創業者必須具備更深層的財務洞察力。他不再是當年那個只會開快炒爐、對營運一知半解的年輕廚師，他已經進化成一個能透過數據、預測心理、操縱槓桿的戰略家。這場視覺與心理的雙重佔領，不僅為「奕起新創」帶來了龐大的現金流，更為他接下來要推動的「品牌孵化器」奠定了厚實的基礎。 　　越過單打獨鬥的時代：建立島嶼的商業盟約   在資源相對集中的島嶼上，傳統的經營思維往往傾向於「守成」或「家族化經營」。然而，江庭瑋在經歷了從負債到翻身的洗禮後，深刻意識到一個殘酷的現實：在數位化程度極高的2026年，單打獨鬥的時代已經徹底結束。如果金門的在地品牌想要對抗外來大型連鎖體系的入侵，甚至走向國際，就必須建立一套具備規模效應與數據共享能力的「生態系」。 　　這正是「奕起新創」成立的初衷。江庭瑋不再滿足於自己擁有多少間成功的門市，他要將自己這十幾年來，從開快炒爐到解析複雜財報、到新媒體創業的所有「實戰學費」，轉化為一套標準化的品牌孵化系統。他要做的，是金門的「品牌教父」，協助在地職人與年輕創業者繞過那些他曾經跌過的坑。 　　文化槓桿：讓老品牌成為商業爆發力的載體 　　江庭瑋的視野，已不再只停留於單一門市的營運與展店節奏，而是開始看見金門那些真正具備競爭力的老品牌。對他而言，這些品牌的價值，不只是過去累積下來的名聲與信任，更是一種可以被重新轉譯、重新放大的歷史養分。真正重要的，從來不是複製懷舊，而是如何把地方記憶、品牌底蘊與當代市場語言接合起來，讓老品牌不只是被保存，而是成為推動新商業模式的力量。 這種對「文化槓桿」的運用，也讓人看見江庭瑋與金門土地之間更深的連結。對他而言，金門真正珍貴的，不只是品牌本身，而是人與人之間長年累積的信任、情感與連結。那些看似分散的老店底蘊、地方人脈與新創能量，其實都蘊藏著被重新整合的可能。 　　他開始嘗試透過商會與在地網絡串連資源，讓老品牌的厚度，與新品牌的速度彼此接軌。這不只是商業合作，更像是一種地方能量的重新編排｜｜讓老店的生命力不只停留在過去，也讓新創的衝勁不只是短暫燃燒，而是彼此支撐、彼此放大，進一步形成更強的市場共振。 　　走到這一步，江庭瑋也早已不只是那個曾在舞台上駐唱的年輕人。如今的他，更像是一位開始懂得用制度、策略與市場語言，替地方經驗重新打造價值的人。他想做的，不只是企業規模的擴張，而是在立足家鄉的基礎上，找到一條能夠回應地方、也能回饋地方的路。對他來說，真正的目標，不只是把生意做大，而是讓金門的創業生態在這座島嶼上，慢慢長出一種可以持續循環的共好力量。 　　身體與意志的對位：救生員崗位上的商業啟示 　　如果說數據是「奕起新創」的骨架，那麼江庭瑋個人的意志就是支撐這具骨架的強韌肌理。在商業對談中，江庭瑋常展現出一種超乎常人的冷靜與專注，這與他早年擔任救生員的經歷息息相關。在救生員的崗位上，他學會了在極端壓力下保持呼吸的節律，學會了在海浪的變幻中預判風險。那種對環境的敏銳感知與對身體極限的挑戰，後來被他完美地移植到了創業賽道上。 　　創業十餘載，江庭瑋經歷過無數次足以令人放棄的至暗時刻。從23歲那場因經驗不足而慘淡收場的燒烤夢，到負債百萬、行走在創業邊緣的落魄時期，他從未想過撤退。對他而言，創業本就是一場長距離的馬拉松，最後五公里的衝刺考驗的不再是體力，而是靈魂的抗壓性。 　　為了保持這種抗壓性，江庭瑋在自我投資上展現了驚人的決心。在2025年至2026年間，他在員工訓練、專業課程與各類商務協會的參與上，投入了高達六、七十萬元的資金。在旁人眼中，這或許是一筆難以在短期內回收的巨額開銷，但他卻將其視為創業者必須支付的「學費」。他深信，一個不進化的創業者，就是企業最大的風險。這種「不斷打碎自己、再重新組裝」的過程，正是他能在逆境中反彈的核心動能。 　　戰友與錨點：與妻子共同完成的生命迭代 　　在「奕起新創」的成長故事中，還有一個不可或缺的角色｜｜江庭瑋的妻子。她是江庭瑋在商場衝鋒時最穩固的後盾，也是他在迷茫時的理性錨點。在最艱難的那幾年，兩人在侷促的空間裡，對著厚重的專業書籍，死命背誦那些艱澀的英文酒類知識與經營理論。那是從基層爬升的共同記憶，也是兩人在生命頻率上的深度共振。 　　這對戰友共同經歷了從技術層面到管理層面的徹底進化。江庭瑋從一個只會站在快炒爐前揮汗如雨的廚師，進化成能坐在電腦前解析複雜營運財報、制定跨年度戰略的CEO；而他的妻子也從支援角色，成長為能夠獨立支撐餐飲體系運作的核心主管。 　　這種「雙人迭代」的模式，為企業注入了一種特殊的韌性。它不僅是家庭情感的連結，更是一種專業價值的互補。在江庭瑋的眼中，創業不是一個人的獨白，而是一群人的合奏，而他的妻子，正是那個在最關鍵處落下的重音。 　　在時代的舵盤上握緊雙手 　　江庭瑋的故事，是每一個平凡人在逆境中反擊的縮影。他證明了在資源有限的邊境島嶼上，只要邏輯夠硬、專業夠深、意志夠敢賭，平凡的靈魂也能綻放出不平凡的光芒。 　　他用那雙曾送過報紙、曾握過麥克風、也曾洗過無數輛車的手，緊緊握住了時代的舵。江庭瑋正立足於金門這塊土地，向著未知的商業大海，全速前進。對他而言，終點從不存在，因為修行本身，就是最美的風景。

  寂靜的權力與千萬人口的餘震   金門的夜晚，來得比任何大城市都快、都徹底。當台北或上海的街頭才剛點起霓虹燈、人人正陷於繁忙的社交與紛擾時，這座小島早已安安靜靜地熄了燈，讓自己沒入亞熱帶的潮濕與夜色中。這裡的安靜不只是沒聲音，而是一種很有份量的「純粹」。對於習慣了大城市喧囂的我們來說，這種靜，靜得讓人心跳加速，卻也像走進了一座無聲的修道院，讓靈魂不得不跟著慢了下來。   金貴羅牧師就在這種寂靜中找到了他的節奏。對於一個曾在人口超過一千萬的首爾生活、隨後又在兩千五百萬人口的上海市中心蟄伏了十年的靈魂來說，這種寂靜並非缺失，而是一種豐盈。他在上海的那十年，並非僅僅是時間的流逝，而是一場關於「密度」的長跑。在那座巨大的、呼吸交織的都市腹中，他試圖在所謂的「三自」原則自傳、自養、自理，那狹窄、生硬且充滿政治審查的縫隙中，為信仰挖掘出一片私密的、地下的緩衝區。上海的十年，是關於「擠壓」的記憶：地鐵站裡無數肩膀的碰撞、被高樓切碎的天空，以及在不友善的目光中維持一種秘密的、謙卑的傳道生活。   「金門這邊沒什麼特別要快的，」他告訴我時，語氣中帶著一種經過洗練後的平靜。這句話具備了一種近乎本體論的意義。在大城市，速度是生存的唯一證明，停下即是消亡；但在金門，慢下來並非懶散，而是一種為了聽見那些在喧囂中被掩蓋的、關於生命崩裂與重組聲響的必要前提。   他的日常極其精簡，精簡到近乎一種神聖的儀式。清晨六點半，當金門的霧氣還籠罩著那些閩南式的紅磚古厝與戰後留下的反登陸樁時，他便開啟了一天。早餐是夫婦倆簡單打理的蘋果與雞蛋，配上從韓國故土帶來的蔬果汁。這種蔬果汁不僅是營養的補充，更像是一種跨越國境的氣味連接，一種在異鄉維持「健康」無論是身體上還是神學上的象徵。隨後是長達十數個小時的勞作、教學與聆聽，直到晚上九點半，他才會將自己從公共角色中抽離。   廢墟的神學：當垃圾轉化為聖所   談論起他現在所在的宣教中心。這座建築的起源故事，幾乎可以作為一篇關於「從混亂中創造秩序」的哲學特寫。在金貴羅牧師於2020年2月8日踏入這裡之前，這個空間是一個字面意義上的廢墟，是一個文明碎屑的集散地。   那是一棟因管線設計失誤而無法運作的民宿。房東在施工時的缺席，導致了管線的斷裂與缺失｜｜這在建築學上的癱瘓，但在神學隱喻中，這象徵著「溝通」的喪失。隨後，這個空間淪為臨時工人的落腳點、隨手丟棄垃圾的黑洞，甚至是一個隱密的、充斥著菸味的非法賭場。當金貴羅牧師第一次透過 Facebook 的訊息找到這裡時，他面對的是滿地的殘渣、牆壁上厚重且具侵略性的霉菌，以及一種被廢棄、被詛咒的空間感。   對於金貴羅牧師而言，這片廢墟並非障礙，而是材料。他在上海的十年，已經習慣了在法租界或老舊里弄的狹小房產中，將普通的住宅轉化為秘密的「教會」。他懂得如何刷牆、如何配置線路、如何將一個被世俗定義為「廢物」的空間，賦予它新的、具備彼岸色彩的秩序。 　　「我看到了外面的垃圾，裡面發霉的環境，對我來說這個清潔就好了。」這句話背後藏著一種極具張力的韌性。這不是單純的清潔工作，而是一場關於「聖化」（Sanctification）的行為藝術。他與房東（一個原本已對這棟建築絕望的人）一起，動用怪手，將那些代表著墮落、廢棄與過往頹廢生活的物理殘骸一一清除。當怪手推開垃圾堆的那一刻，不僅是土地的裸露，更是一個韓國宣教士試圖在這座前線島嶼扎根的意志展現。 　　現在，這裡飄蕩著韓文單詞那充滿彈性的發音。金貴羅牧師在金門大學教韓文，他的身分在「牧師」與「老師」之間優雅地流轉。在大學課堂上，他是傳遞異國語言的窗口；在宣教中心，他是修補靈魂漏洞的匠人。這種空間的轉化，證明了一種深刻的神學真理：神聖並不依附於宏偉的哥德式尖頂，而是在於如何將一個裝滿垃圾的賭場，變換成一個年輕人願意進來學習語言、討論人生意義的溫暖中心。 　　肝臟上的刮痕：身體作為苦難與奇蹟的檔案館 　　在訪談中，最令我震撼的細節，是關於他身體的「地圖」。金貴羅牧師提到了他的一次超音波檢查，醫生驚異於他肝臟表面上那清晰可見的、巨大的「刮痕」。 　　那道刮痕，是金貴羅牧師二十二歲那年，在韓國義務役軍隊中那場幾乎奪走他生命的肝病所留下的生物學印記。那不僅僅是病毒侵襲的後果，它與他早年家庭的崩壞、母親的中風、以及家族破產後的孤絕感緊密相連。 　　那是他在首爾街頭感到最為叛逆與絕望的歲月。當時的他，是一個在繁華都市邊緣掙扎的大學三年級生，家中沒有溫暖的飯菜，只有臥床不起的母親與疲於奔命的兄弟姊妹。信仰的介入，最初並非來自某種宏大的啟示，而是來自禮拜天教堂傳來的鐘聲，那種在寂靜中震動的、具有召喚意義的物理波長。 　　他在醫院度過的那個春節，當所有的現代醫療體系因節日而撤退、當醫生告知他「不保證能康復」時，他進入了一種極致的迫切狀態。這並非一種廉價的靈恩式宣稱，而是一種關於「崩潰後如何重組」的生命實踐。兩週後的檢查結果顯示，他的肝臟功能出現了醫學無法完全解釋的轉變。 　　然而，奇蹟並未抹除傷痕。那道「刮痕」留在了肝臟表面，成為了一種永久的紀念碑。這就像他在2018年被驅逐出中國的經歷：他離開了那個待了十年的、已視為第二故鄉的上海，帶著某種身分上的「刮痕」來到了金門。他在金門的生活，實際上是帶著傷痕的繼續前行。他在這裡教導年輕人，試圖在他們那看似「單純」卻實則「空虛」的靈魂中，識別出類似的、隱形的傷痕。 　　虛無的拓樸學：小島青春的隱形風暴 　　當金貴羅牧師談論金門的年輕人時，他的目光中閃爍著一種近乎人類學家的審慎。他稱讚他們的「純正」與「天真」這是在首爾那種被K-Pop工業與升學地獄拋光過的臉孔上難以見到的特質，也是在上海那些被全球化競爭擠壓得過於早熟的心靈中早已失落的碎片。然而，在這種牧歌式的純真背後，往往隱藏著一種更為深沉、更具吞噬性的東西：虛無。 　　「金門的孩子不一定只看成績，」金貴羅牧師坐在宣教中心那經過修繕的長椅上說，窗外是金門特有的、帶著鹽分的微風，「但到了晚上八點，這裡什麼都沒有。」 　　這不僅僅是關於物質匱乏的陳述，這是一個關於「空間性孤獨」的診斷。在台北或首爾，城市的噪音提供了一種假象的陪伴，讓人在焦慮中不至於直視內心的空洞；但在金門，夜晚的沉寂迫使每個人與自己的靈魂對坐。金貴羅牧師在那裡看見了隱形的風暴：吸毒、自殺念頭、憂鬱症，以及那些在安靜街道上遊蕩的、無處安放的失眠。 　　對於一個曾在兩千萬人中感受過異化的人來說，他深知「單純」與「空虛」僅有一線之隔。他對這些青少年的關懷，並非試圖將他們強行拉入某種教條式的宗教體制，而是提供一種「文化的填充」。他教韓文，這不僅是語言的傳遞，更是一種將小島與更廣闊世界連接的電波。當學生們在模仿韓語那充滿張力的尾音時，他們實際上是在練習如何發出屬於自己的、關於未來的聲音。 　　他明白，在一個連管線都曾失落的廢墟島嶼上，修補靈魂的第一步不是講道，而是聆聽。他的神學實踐演變成了一種「同理的在場」。當一個孩子想結束生命，或是一個成年人因為失眠而痛苦萬分時，金貴羅牧師選擇的是一種極其昂貴的沉默｜｜坐在他們身邊，甚至陪著他們哭。這種「共哭」的行為，在神學上與基督的受難產生了某種共鳴：它承認痛苦的真實性，而非試圖用廉價的希望將其抹除。 　　森林中的禮拜：當聖樂穿透戰地的靜默 　　在金門這座曾被戰爭定義的島嶼上，空間的轉化往往帶著某種政治性的諷刺。金貴羅牧師提到今年在5月30日的「森林音樂節」，就是這種轉化的極致表現。原本在后湖海邊舉行的盛會，因為地景的整修而遷移到了中山林｜｜那是一個滿是松林、停放著退役戰機的「森林公園」。 　　金貴羅牧師推動這場音樂節，其核心概念是「良善文化」的輸入。他觀察到，金門缺乏一種能讓靈魂安定下來的集體儀式，因此他將音樂轉化為一種大眾化的「世俗禮拜」。 　　「我們不是勉強要讓他們信什麼，而是在自然的環境中認識一下。」這種策略展現了一種智慧：在後現代的荒原中，信仰必須先以「美學」的形式出現。 　　音樂節的籌備過程本身就是一場神學性的協作。從台中的隆重禮拜堂那群由五十多位醫師組成的遠方贊助和金門在地的九大教會聯合，這形成了一種跨越台灣海峽的「支持網」。這些醫生們，在台灣那繁忙的醫療體系中診治著生理的疾病，卻透過金貴羅牧師的手，在金門這座偏僻的小島上，資助著一場關於心理與精神的「集體治療」。 　　價值的指南針：從上海簽證到金門的餘生 　　訪談進入尾聲時，我們談到了他生命中那段關於「簽證」與「語言」的博弈。他在上海的十年，表面上是為了拿博士、碩士學位的學生簽證，實則是在為一種「非法的慈愛」尋找合法的立足點。那是一種極度疲憊的生活：在學術考場與地下聚會所之間切換，在簡體中文的語法與上帝的隱秘話語之間尋找翻譯。 　　然而，這段經歷賦予了他一種對於「邊境」的特殊嗅覺。當2018年那場宗教清理風暴席捲全中國，將他與無數外籍宣教士趕出國境時，他並未感到絕望，而是將其視為一次「航道的修正」。他選擇金門，是因為這裡既是華語世界的邊緣，也是與他那段「上海記憶」最接近的觀察哨。 　　現在的金貴羅牧師，在那裡開設聖經地理課，將那些幾千年前發生在巴勒斯坦荒漠的故事，對應到金門這片同樣經歷過乾旱與戰火的土地上。他甚至夢想著帶這群島嶼的孩子去以色列，去親眼見證那些關於「荒原開花」的神學地理。 　　「你為什麼要賺錢？你為什麼要結婚？你為什麼要住金門？」這三個問題，是他對這座島嶼提出的最後拷問。他認為，人生的價值觀就像是一支指南針。如果沒有這個核心，畢業、工作、結婚、老去，都只不過是在一個更安靜的廢墟裡重複無謂的勞作。 　　人，作為最後的禮物 　　當我離開宣教中心時，金門的夜霧已經徹底封鎖了視線。我想起金貴羅牧師最後說的那句話：「唯一留下的是人。」 　　這是一個在首爾經歷過家庭崩潰、在上海經歷過政治驅逐、在金門經歷過廢墟清理的人，所得出的最純粹的結論。所有的建築（無論是宏偉的大教堂還是發霉的賭場）、所有的體制（無論是嚴苛的宗教法規還是自由的文化活動），最終都必須服務於「個體生命的正向偏移」。 　　金貴羅牧師在金門的生活，實際上是一場漫長的、安靜的、不領薪水的勞動。他靠著韓國母會的支持，在這座小島上扮演著一個「靈魂管家」的角色。他不再追求數千萬人口的規模感，而是在意那三十個、五十個願意在禮拜天晚上五點聚集在一起的年輕人。 　　在那個被戰機殘骸與松林包圍的夜晚，我彷彿看見了金貴羅牧師肝臟上的那道刮痕，在金門的月光下隱隱發亮。那是苦難留下的證詞，也是生命得以繼續滋長的裂縫。正如雷納德·柯恩所唱的：「萬物皆有裂縫，那是光照進來的地方。」 　　對金貴羅牧師而言，金門就是那道裂縫。在這裡，他不再是那個在大城市中東躲西藏的宣教士，而是一個在寂靜中守望的、帶著傷痕的、自由的人。

  有些味道讓人記得，從來不只是因為好吃。真正留得住人的，往往是創造者走過的路，是她對生活的理解與情感，也是那些沒有說出口，卻始終不肯放手的執著。   張珈瑛的金拌麵，看起來簡單，說到底，卻從來不只是一碗麵。裡面有她離開金門之後，才慢慢明白的想念，也有她回到家鄉之後，試著把熟悉的氣味重新說給世界聽的心意。   若把金拌麵看作一個品牌，它當然是一門生意；可若從珈瑛的人生來看，它更像是一個人與一座島嶼之間，經年累月慢慢長出來的答案。在金門，很多事情都需要時間去等待。她的創業故事，不像一場急著分出勝負的衝刺，反而更像是在土地裡慢慢種下的一棵樹｜｜先扎根，經過風雨，才長出自己的樣子。等到枝葉漸漸舒展的那一刻，你才會明白，原來一碗看似簡單的麵，背後裝著的，不只是味道，而是她一路走來的人生，也是她想說給金門、說給更多人聽的故事。 　　離開之後，才知道那些平凡的日常，才最難放下 　　張珈瑛從小跟著家人搬來金門生活。時間久了，金門對她而言，早已不是一個「曾經住過」的地方，而像是一種安靜的歸屬，慢慢落進生命裡。很多時候，人對一個地方的感情，並不是身在其中時就能說得分明，而是在離開之後，才一點一點懂得，原來最讓人放不下的，是那些看似尋常、卻早已滲進日常裡的片刻。 　　她的童年，多半是在這座島上度過的。那些記憶，是一些細細碎碎、再平凡不過的日常：一條走過很多次的小路，一陣帶著海味的風，午後陽光落在村裡那種安靜而明亮的時刻，還有那些不必刻意招呼、卻總讓人覺得親近的溫度。這些事情在當時都太自然了，自然得像呼吸一樣，不覺得有什麼特別；只是多年後回頭看，才發現原來那些看似尋常的片段，早已悄悄留在心裡。 　　後來，她到本島念書，也在台北工作了將近十年。城市有它的明亮與效率，也有它讓人不得不加快腳步的節奏。生活被工作、通勤、時程與壓力切得很滿，人們總是在往前走，卻很少有時間停下來審視自己。她不是不能適應，只是待得越久，越發現自己懷念的，是在金門生活時那種安靜、踏實，卻帶著溫度的日子。也是在一次次離開與想念之中，她才慢慢明白，自己真正想回去的，是那個曾在這片土地上，才能比較靠近自己的自己。 　　海風吹過的地方，也是她想把日子安頓下來的地方 　　可回來，從來不是故事的結尾，很多時候，反而是真正選擇的開始。對張珈瑛而言，回到金門，不只是回到熟悉的地方生活，也不只是單純回家而已。真正開始浮現的，是另一個更現實的問題：如果決定留在這裡，那麼她要用什麼方式留下來？又能在這塊土地上，做出什麼真正屬於自己的事情？ 　　也正因為曾經離開過，她再回頭看金門時，眼光和年少時已經不一樣了。那些過去熟悉到幾乎不覺得特別的東西，反而在重新靠近之後，顯得格外清楚。她慢慢發現，金門有很好的味道，也有很深的文化底蘊，還有一種屬於島嶼自己的生活節奏。那些地方記憶，不一定總是熱鬧鮮明，更多時候反而安靜地藏在日常裡，藏在飲食裡，也藏在一代代人習以為常的生活方式裡。也正因為太日常，反而更少有人去整理、去轉化，讓它長成一種可以被理解、被分享，甚至被帶往更遠地方的樣子。 　　她開始想，如果金門有這麼多好的味道、這麼多屬於地方的記憶，那麼有沒有可能，從自己最能靠近、也最有感覺的地方開始，把這些東西慢慢做出來？而這個答案，後來慢慢落在一碗麵裡。 　　熟悉的好味道｜把麵食記憶重新轉譯 　　金拌麵，就是這樣開始的。那時台灣的拌麵市場正熱，許多品牌都做出了自己的特色。對很多人來說，那也許是一個商機；可對張珈瑛來說，那更像是一個提問：為什麼金門沒有自己的拌麵？明明我們就有麵線文化，有地方的飲食記憶，卻少有人把這樣的味道，好好整理成一種能夠被帶走、被記住、也被重新打開的形式。 　　這個念頭看似簡單，真正做起來，卻一點也不輕鬆。因為她要做的，從來不只是一項產品，而是想把一種屬於金門的味道，找到更好的方式留下來。讓人來到金門時，可以在這裡吃到；離開金門之後，也能在某個飯點時刻，煮起一碗麵時，忽然想起這座島。 　　她一直很清楚，做食品這件事，最終還是得回到味道本身。故事可以讓人記住你，包裝可以讓人多看你一眼，但真正讓人願意再回來的，還是好不好吃。也因此，金拌麵開始時花最多力氣的，不是怎麼宣傳，而是怎麼把這碗麵真正做好。她最在意麵體，因為麵是一切的根。她希望保留金門麵線那種細緻、順口的質地，卻又不讓它失去作為拌麵應有的彈性與口感。醬料也是如此，因為拌麵看起來簡單，真正的難處卻往往藏在那一小包醬裡。油蔥要香，但不能太衝；鹹度要夠，卻不能掩蓋麵的本味；辣度與油香都得有層次，卻不能讓人覺得膩。每一點差異，都會影響最後入口的感受。 　　她不想做只是一款有著「金門」名字的商品；她更希望的是，當人們把麵吃進嘴裡的時候，真的能從那個味道裡，品嚐到一點屬於這座島的氣息。那不是多麼明確的指認，而是一種很細微的感受-像記憶裡熟悉的風味，被重新放進一個碗裡，讓人吃的時候，不只是覺得好吃，也隱隱閃過屬於金門的生活痕跡。 　　為了那個「剛剛好」，她花了很多比別人想像中更多的時間去試。一天吃上好幾碗麵。因為她知道，味道這件事，往往只差一點點，整體感受就會完全不同。她也去了解別人的拌麵，看市場做到哪裡，風味怎麼被設計，麵體和醬料又是怎麼彼此配合。她選擇手工日曬風乾，也是同樣的原因。這樣的方式慢，要看天氣，也很難把產量抓得那麼漂亮，既不討喜，也不省事。但她心裡很清楚，自然日曬過的麵體，口感會更緊實，吃起來更有彈性，麥香也更乾淨。她沒有選擇走捷徑，而是選擇了一條讓口碑更有保障的路。因為對她來說，那才是她心中的金門味。 　　把低下去的日子，變成站穩腳跟的地方 　　創業從來不只是做一碗麵的事。產品做出來之後，接下來還有通路、合作、成本、現金流，還有無數個你原本以為只要努力就能解決，後來才發現不只是努力那麼簡單的問題。談起創業初期最痛的一課，張珈瑛最先提到的是通路。 　　「那時候其實覺得，好像真的有在往前走。」她回想，當時合作看起來很順，量做起來了，產品也進得去，品牌像是一下子被推著往前跨了一大步。可等到真正開始結算，她才慢慢發現，事情沒有表面上那麼單純。「很多成本其實一開始沒有講得那麼清楚，像是通路費、行銷費，後來一層一層加上去，壓力就變得很大。」最後把原本看似漂亮的成績，慢慢壓成一種喘不過氣的現實｜演變成賣得越多，壓力越大，甚至量越大，反而越虧損的狀態。 　　對創業者來說，最難熬的，從來不只是辛苦，而是你明明已經很努力，事情看起來也在向前，最後卻發現方向出了問題。那不是一句「失敗」就能概括的感受，而像是走了很長一段路，才發現腳下踩的並不是自己以為的那條路。 　　後來，她選擇慢慢停掉那樣的合作。那是一個很痛的決定，因為它意味著很多東西都要重來。但也是從那時候開始，她更清楚，一個品牌若想走得久，不能只看表面上的熱鬧，而是得看骨架穩不穩，每一步站得實不實。那段時間裡，她也曾因為壓力，短暫離開品牌兩年，把公司交給家人管理。在那段最低潮的時候，她沒有真的孤身一人。張珈瑛提到，最低潮的時候是媽媽好朋友的股東們支持。一次被迫的停下來，可也正因為停下來，她才第一次有機會，從遠一點的地方回頭看自己。她看見那個急於求成的自己，也看見一個品牌真正的需要，並不只是向前衝的勇氣，而是運營，是耐心，是那個拿得起放得下的張珈瑛。她常說自己是個不服輸的人。很多事情只要開始做了，就會想把它做好，從不願輕易放棄。一路走到現在，她身上留下的，不只有那股不服輸的勁，而是那專屬於金門人不屈不撓，砥礪前行的精神。 　　把麵館開成一個溫暖的角落 　　如今，位在金湖鎮瓊徑路的金拌麵，對珈瑛來說，從來不只是吃一碗麵的地方。小徑是她從小長大的地方，她想把品牌留在這裡，不是因為這裡最熱鬧，恰恰相反，它離市區有些距離，經營更容易受到外在條件影響。但她還是選擇在這裡紮下據點。因為對她而言，這家店更像一扇家門，讓旅人走進金拌麵，也走進她心裡那份屬於金門的生活感。 　　她希望，走進金拌麵的人，不是匆匆買了就走，而是願意坐下來，真正吃一碗麵。因為在她心裡，吃麵本來就是一件很日常的事。日常的東西，不需要太多距離，也不需要刻意被包裝得多麼華麗。她更在意的是一種真實的感受：味道要對，空間要讓人放鬆，品牌要讓人願意靠近。她想留住的，不是一時的新鮮感，而是一種會讓人記得、甚至想念的味道。 　　品牌真正打動人的，從來不是名字，而是你是否曾經在這裡停留過，是否曾在某個時刻，被一碗麵、一個空間、一種氣氛輕輕接住。也因此，金拌麵慢慢成了金門一種可以被帶走的記憶。 　　理想之外，她也一步步面對現實 　　品牌慢慢長大之後，要顧的早已不只是產品本身。餐廳營運、通路拓展、品牌行銷、展會曝光，每一塊都需要人，也都需要時間。在金門這樣的地方，要找到合適又穩定的人才，並不容易。很多事情到最後，還是得老闆親力親為。她不避諱談這件事，因為她知道，這是離島品牌往前走時最真實的一道門檻。 　　如果今天能多一個資源，她最希望補上的，還是充裕的資金。不是因為只想把規模做大，而是因為她心裡其實還有很多想做的事。那些關於產品、品牌、及味道如何被更多人看見的想法，都還在，還需要一步步的去實現。可即便如此，她沒有停。 　　她仍然在自己的步調裡，用心鑽研，把品牌做得更深，也把自己與這片土地之間那份原本就有的感情，培養得更厚。而她做的麵，也是如此。看起來簡單，背後卻裝著一路走來的艱辛。那些別人看不見的試煉、卡關、停下來、再出發，最後都化成了一種很安靜、卻很真實的味道。把簡單做到極致，本來就不是一件簡單的事。而珈瑛正是用自己的方式，把對金門的情感，慢慢做成能被記住的味道。 　　從一碗麵開始，把金門端上更大的餐桌 　　對一個地方品牌來說，真正重要的，從來不只是把產品賣出去而已，而是讓更多沒有來過這裡的人，也能因為一個味道，對這塊土地產生感情。每當她去外地參展時，在意的從來不只是當天賣了多少，而是有多少人第一次吃到、第一次記住，也第一次發現，原來金門不只是戰地，不只是印象裡的島嶼風景，它也是可以被端上桌，被吃進的日常，對她而言，這才是一個地方品牌真正迷人的地方｜不是把地方變成標籤，而是透過色香味，慢慢從地方走出去。 　　她曾說，希望三年後大家提到張珈瑛時，想到的不只是麵，而是一個「把金門味道帶出去的人」。這藏著她對自己最深的期待。因為她想做的，從來不只是一項產品，而是希望透過品牌、透過創新，把更多屬於金門的味道、文化與故事，用更好的方式說出去。讓人記住的，不只是一碗麵，而是這背後專屬於金門的記憶。

  如果說金門是一座靠海維持呼吸的島，那港口就是它的脈搏。脈搏不只在船鳴與靠泊的一瞬間，更在每一次通關、每一次調度、每一次天候突變後的重新排列。港務處處長許嘉興談及港務，語氣一向務實的他不急著把金門港說成願景，而是先把它還原成一套「每天都要運作」的系統：人流、物流、工程、人力、預算、政策、監督，全部同時在線，少一環就會卡住。 　　「港務處管的是一港三港區。」他開宗明義，把金門港的範圍攤開：包含料羅、水頭與九宮三港區的管理與運作。核心任務涵蓋小三通的人與貨。料羅是貨運港，承擔離島民生物資運補、台灣本島、福建廈門等口岸兩岸三地貨物轉運功能；水頭是客運港，連接廈門及泉州港，廈門航程短到像「坐一段捷運」｜三十分鐘，足以改寫島嶼與世界的距離。也因此，小三通在金門不只是交通運輸系統，而是一個把島嶼推向交流的「制度性引擎」。 　　港務處｜全天候的「指揮中心」 　　許嘉興習慣先講結構，再談感受。港務處雖是縣府機關，實則是「一港三港區」的總控台，內部四個主要課室分工明確：工務課主掌港口每五年期規劃發展計畫與重大工程建設案；港航課負責航運管理、小三通業務，以及CIQS體系的協調與運作；行政課負責場站的日常營運，包括停車場、駐站廠商、例行事務管理，以及對外接洽；棧埠課負責碼頭修繕、貨運裝卸管理，以及維持碼頭設施、設備妥善率，讓港口「能用、好用、一直能用」。他談人力時不避諱壓力：港務處正式編制二十四人，加上拖船人員、24小時調度臺輪班與現場作業需求，總人力約七十人左右。「外界會以為港務就是管船、管碼頭，但其實我們管的是一個『國門系統』。」他說。CIQS體系牽涉移民、海關、檢疫、安檢與各類駐站單位，少一個環節，就可能讓整個通關鏈條停擺。在金門這個口岸，從來不是單打獨鬥，而是多單位協作的精密拼圖。 　　而讓港口得以日夜不停的，從來不是僥倖，而是制度與資源的長期投入。港務處經費主要由交通部航港局挹注，年度歲入歲出預算規模約近二十億元。中央以建港小組機制每季督導，航港局視察頻率高，中央更是將金門港務視為指標性及示範性的重點項目。因為金門、馬祖具戰地政務歷史背景，港口長期由地方政府營運管理，與其他由臺灣港務公司或委託管理的港口不同，中央與地方的協作密度更高、監督力度也更強。對港務處而言，這意味著工程推進要對中央交代，現場運作要對旅客交代，地方督導也必須納入考量；在多方期待並行的情境下，港務不只是港務，更是一套管理運營與協調的整合。 　　小三通把金門推到第一線：人流回來了，瓶頸也浮現了 　　談及小三通，處長用的是一組「會說話」的數字：水頭港自民國90年推動小三通後，客運量從最初一年約一萬多人次成長，疫情前最高達196萬人次；復航後恢復速度快，114年已回到184萬人次。這種恢復速度，反映的不只是旅客回流，更是金門地理位置在兩岸往來中的「剛性需求」｜距離短、轉乘快、對台商與旅客而言成本可控。以目前的增速，他說：「只要航班回到疫情前的水準，破兩百萬不是問題。」現在的瓶頸不是需求，而是航班量能與理解政策的敏感度。疫情前每日航班可達36班，如今約24班，少了三分之一，但旅客總量只差十多萬，等於在有限航班下，載客率更高、週末與連假更容易出現「班班客滿」的壓力。 　　而「敏感」不只是交通量能，更是兩岸政策的溫度差。金門作為第一線口岸，任何事件都可能影響航班與旅客權益；週末與連假旅客滯留，往往不是港口不努力，而是整體航班受限、可操之在我空間不足。自由行旅客還有「來回船位都訂到才敢來」的現實考量｜只訂到去程、不確定回程，就會放棄行程，這也會抑制旅客量進一步成長。許嘉興不把這些困難講成抱怨，他更像在描述港口的宿命：人流回來，系統就必須升級；政策有變，現場就得立刻調整。 　　此外，離島天候也是不可忽視的硬條件。霧季、颱風、東北季風，年年都會帶來十幾天以上的停航風險；若與機場聯動不順，就容易造成旅客滯留。對旅客而言是一段焦躁等待的不確定性，對港務處而言是一套危機處置：資訊要清楚、動線要控制、協調要到位，否則「國門」很快就會從服務現場變成風險現場。 　　建港五年計畫：把港口「做大」之前，先把它做得「穩」 　　港務處最重的工作，其實是建港。許嘉興提到，目前111至115年建港五年計畫進入最後一年，原核定總預算因旅運中心大樓追加後提高至58億元。下一期五年計畫(116-120年)規模預估約35至40億元-大樓完工後投入會相對下降，但港口長期維護、優化與配套仍需要穩定資源。 　　離島最難的不是規劃藍圖，而是把藍圖變成現場：現缺工嚴重、材料與機械運輸受限、成本高、廠商風險高。工地上施工人力往往以外籍移工為主力，本地工班斷層明顯；材料多需在臺灣加工再運來，設備不到位，後續就無法安裝，工序環環相扣，一延宕就耽誤工程進度期程。這些困難疊加後，回到工程管理上就是兩件事：期程壓力與協調成本倍增。例如馬祖就更艱難，量能更小、天候更嚴峻，工程更容易卡住。這樣的比較不是競賽，而是提醒｜離島公共工程的管理，本來就是一門把風險算進日常的專業。港口不能只求量體，還要能運作、能維護、能負荷人流與天候。若考量門面「蓋得大」，卻缺乏使用效益的評估，最後只會成為長期閒置成本。這一點，他也從對岸港口發展看得更清楚：規模可以很大，但若營運模型撐不起來，虧損與閒置就是代價。 　　新旅運中心：是動線、效率與安全的總和 　　旅運中心是近期最受矚目的焦點。許嘉興提到，航港局把金門港旅運中心定位為指標性工程，投入金額近40億元，是航港局近年重點示範工程案，監督力道非常強。「TAIWAN Hi-海運客運品牌」的標準被要求完整落實：字體大小、顏色、導引系統、標示一致性，這些看似細節，實際上是國門品質的標準-要讓旅客一走進來，就知道這裡是「可被信任的場站」。 　　旅運中心同步也導入智慧化、節能減碳與綠建築思維，並融入閩南文化元素，讓它不只是通關的盒子，而是「抵達金門的第一個文化場景」。 　　但他的心中，一切都以安全為第一優先，其次才是服務品質與便利性。新場站2月3日試營運，初期至2月28日止免收停車費，就是為了讓旅客有適應期。場站變大、動線更完整，但任何新系統都需要時間讓人熟悉。舊場站由二期三期擴建而成，動線容易彎折；新場站一次建制到位，採直線型通關動線，以年旅次350萬人為規模設計，目的就是因應人流持續增長，並把通關效率拉回合理水準。 　　更具體的治理，落在「手推車」這個看似小、卻最常被抱怨的地方。長期以來，手推車被推出場站、被重壓、被丟置室外，損壞率高，真正需要使用的旅客反而拿不到。新場站因配合電動坡道設計，規劃「手推車不出場站」，搭配委外維護並要求92%妥善率，每月檢查、損壞立即更換，再由保全嚴格控管。這套制度不是為難旅客，而是把公共設施從少數人的消耗品，回歸為本應該是多數人的服務工具。 　　同樣的治理思路也用在臨停區與交通秩序。旅客量一大，違停與臨停亂象就會被放大危安風險；他規劃導入科技執法，改善「停在路中間下客、後車被迫併排」等危險場景，讓「抵達」從混亂改成可預期流程。對許嘉興而言，服務不是口號，是把每一個可能造成風險的細節提前處理掉。 　　治理課題：不是對立，而是建立秩序 　　談到口岸管理，許嘉興並不迴避「跑單幫」這個長期存在的現象。小三通的便利性帶來人流與商機，也自然吸引部分旅客在往返之餘順帶採帶貨物，甚至形成更高頻率的往返模式。這樣的行為並非金門獨有，幾乎在所有邊境口岸，在制度開放與成本落差的情境下，都會出現類似的交易樣態｜它夾在旅遊與物流之間，既帶動某種經濟活動，也容易在尖峰時段放大場站壓力。 　　在他看來，關鍵不在於「要不要存在」，而在於「如何不影響大多數旅客的權益」。當少數旅客攜帶大量行李、佔用手推車與通關動線，或在候船、裝卸、接送區造成塞車與秩序混亂，受影響的往往是一般家庭旅客、返鄉鄉親與正常自由行｜他們本只想順利通關、準時搭船，卻被迫承擔額外等待與安全風險。這也是港務處最在意的部分：口岸是公共空間，服務品質與安全必須以「大多數」為優先。因此，他更傾向以「可管理」為原則來回應：透過行李管控、場站規範與現場監督，把影響控制在合理範圍內，而非以激烈的方式一刀切。以他估計，邊境貿易相關旅客占比約在5%左右，治理的目標並不是把少數人排除，而是避免少數人的行為擠壓九成以上旅客的動線與使用權。口岸可以便利，但便利需要規則支撐，才能長久。 　　人力與壓力：在歷史節點上，做一個必須果斷的決策者 　　許嘉興在訪談中多次提到「複雜」。複雜不只來自工程，還來自人員管理與監督密度：中央單位視察頻繁、CIQS單位多、議會監督緊、會議的密集。復航後每個時間點都有新問題冒出來：人回來後航班不夠；航班不夠後班班客滿；班班客滿後行李與動線的問題；停車與臨停秩序也跟著放大。環環相扣，沒有哪一個問題可以「等等再說」。 　　他說得很直白：事情不能一直拖；你不做決策，事情只會累積，最後壓力爆表。這也是他管理風格的核心：授權同仁先做、事後檢討。因為若所有事情都集中在主管身上，像港務處這種24小時運作的單位根本推不動。人力不足也帶來另一個現實：工作量大、壓力大，優秀的人容易流失；留不住人，就更難補人，惡性循環會讓整個組織疲態更明顯。因此他常用「歷史節點」鼓勵同仁有幸能在金門的公務生涯中親身參與：旅運中心興建、料羅東碼頭擴建、圍堤造地等重大工程，是很少能遇到的量體規模與挑戰｜能在此階段推動、主導、協調、整合，是難得的磨練與光榮。這不僅是經驗的累積，而且也是對於自己的挑戰。在金門港口系統裡，每一次大型建設啟用都不是理所當然，而是無數次會議、協調、採購、現場修正堆出來的結果。撐過這一段，往後很多事情「才會看得懂、推得動」。 　　把門面做成秩序，把樞紐做成信任 　　對許嘉興而言，旅運中心的意義不只是「硬體更新」，而是一座口岸從量能到品質的重新校準。當人流回到接近疫情前的規模，真正考驗的已不是能不能承載，而是能不能「承載得好」：動線是否清楚、停車是否有序、手推車是否堪用、臨停與接送區是否安全、尖峰時段是否能把等待與混亂壓到最低。這些細節看似瑣碎，卻是旅客對金門的第一印象，也是口岸長期能否維持可被信任的關鍵。 　　港口的本質是連結，而連結需要一套可長可久的秩序來支撐：天候變動時的韌性、政策敏感下的穩定、以及跨機關協作的默契。當旅運中心啟用、場站治理滾動式檢整，金門港不只是「抵達與離開」的通道，更像是一個認識金門的入口-讓每一次往返可預期、每一次通關可安心，也讓島嶼在海風裡的脈搏，跳得更穩、更久。